休学在家，并不意味着教育的终止。
少了循规蹈矩的课程，也不用接触严厉羞辱自己的老师，却也并不意味着开心。
一边是三毛展现给我们的欢快外相。姐姐因为受不了数学的苦难，又生性喜欢音乐，终于说服了父母去读台北师范学校音乐科。从此姐姐离家住校，三毛便独占一间卧室。她买来竹子做的书架，摆上自己钟爱的书。黄昏时候，父亲便与三毛一起读书，有时候是《古文观止》，父亲来讲解，三毛领悟很快，背诵起来也轻巧。有时候是《浮华世界》《小妇人》，父亲念里面的英文给三毛听。母亲也变得积极起来，每次上街都会买一些英文漫画给三毛带回家，像《李伯大梦》《瞌睡乡的故事》《爱丽丝漫游仙境》《灰姑娘》等等。
好多中文书早就看过了，慢慢又接触了英文版本，竟然也就无师自通，对英语也越发熟悉起来。
三毛也果真是爱读书，休学在家的日子鲜少外出。那时候十几岁的孩子们，有的混太保太妹，有的好打扮，有的攒钱买零食。三毛却不，她的钱都用来买书了。
读书多了、久了，气质与审美也就显得与众不同，在三毛眼里“因为天天跟书接近，它们不但在内容方面教育我，在外形方面也吸引了我。一个房间，书多了就会好看起来，这是很主观的看法，我认定书是非常优雅美丽的东西，用它来装饰房间，再合适不过”。
也因为天天与书接近，同龄孩子尚且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时候，三毛已经是十足的小大人。懂得欢愉，也懂得孤独与愁苦。
另一边，就是辍学在家独处所带来的愁苦，即便三毛总是强调喜欢独处，内心深爱孤静而不太合群；但事实上，自从姐姐离家住校后，她失去了一个念闲书的好伴侣。因为没有同学，唯一可以拥有的活动，就只有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地溜旱冰。
是真的不愿与人接触的。即便是心之所向，也早已经懂得辍学在家并不是好的事情，逃避了学校的压力与眼光，也仍旧要注意身边的其他人。自尊心是一刻都不曾少的，也只有在读书的日子里，三毛才能切切实实做一个为自己骄傲的人。
那把自己严严实实封闭起来的日子，看起来是轻松的，其实并不好过。
后来三毛被父母送去一家美国学校，学插花、钢琴与国画。跟名家黄君璧习山水，跟邵幼轩习花鸟。平日里还有数不尽的中英文书籍。
日子塞得那么满，也没有能打开三毛内心的枷锁。
出门让三毛害怕，街上的人是她最怕的东西，父母用尽了一切爱与忍耐，仍旧不能让她走出自己的困局。
后来，她又迷失在一种幻觉里面。
那个歌声又传了过来，“我来自何方，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地流……”三毛拼命把自己蜷缩在床角，那个声音还是咄咄逼人地靠近她，轻灵的、势不可挡的，就这样围绕在她的周围。
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叫作珍妮的女孩子，于是一遍遍喊着“妈妈！告诉我，告诉我，我不是珍妮，我不是珍妮……”
这是三毛文字里记叙的，第一次关于灵异的事件。
一年前堂哥打电话给三毛，说是听到《珍妮的画像》要重演的消息。这部片子三毛小时候是看过的，知道是一个凄艳的故事，不过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了。只是，当堂哥哼出片中珍妮常唱的小歌的时候，三毛疯了一样喊出来：“这曲调，这曲调……我认识它……不是因为电影的缘故，好像在很久以前，我有一段被封闭了的记忆。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些风啊！海啊！那些缥缈、阴郁的歌声……”。
那一晚三毛病得很重发着高烧，珍妮的歌声像潮水一样涌进她的全身。
病后医生再三嘱咐三毛的家人说需要静养，不能再受刺激，也不能有时间思考。有一天三毛心血来潮，不顾母亲的反对，提着画箱疯一样地跑出家门。坐在田埂上，那些歌声又传过来，三毛在田野里狂奔起来，却奔进了那个被封闭了的世界里。四周一片黑暗，除了珍妮阴郁、伤感、不带人气的声音之外，什么都没有。黑暗里，三毛一直在奔跑着，还在找寻……
那晚三毛被一个农人送回家，母亲看到三毛的样子心疼地大哭起来。三毛回到家，又迷迷糊糊地病了一个星期，父母跟三毛约法三章，不许生气、不许想太多、不许任性……
后来父母又带三毛看了多次医生，看身体的，还有一些心理医生。而只有三毛明白，这不是病，珍妮与她的关系是说不清的。
后来珍妮来得越来越频繁，在三毛的意识里，这个幻想中的人已经要占据她自己，甚至是要把她取而代之了。三毛的身体越来越糟糕，打针、吃药、心理治疗、镇静剂甚至父母的疼爱都没有用，珍妮仍旧是紧紧霸占着三毛的身体，不肯挪动分毫。
孤寂与恐慌像汹涌袭来的怪物，把三毛整个吞噬了进去。
那种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感觉，以及自己正被一点一点取代的感觉，是如此令人恐慌。
直到有一天，三毛割了腕。
最初将三毛从泥沼里拯救出来的，是顾福生。
顾福生，“五月画会”画家之一；一九三五年出生于上海，后就读于台；一九六一年后旅居法、美，以油画、版画、彩墨画见长；父亲为将军顾祝同，可谓家门显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的经济与信息发展仍旧缓慢，艺术领域出现了两个最重要的画会——“东方画会”和“五月画会”。年轻的艺术家才情相惜成立画会，又通过文艺运动，将现代艺术的观念推展开来。“五月画会”的画家大多来自当时最好的艺术学校：师范大学。而那时的“五月画会”对于稍稍懂得艺术的人而言，都不算陌生，只是都显得疏远，可望而不可即罢了。
说来一切皆是缘分，在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三毛已在家关了三年多，不轻易出门，也不与人接触。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在那幢日式的房子里，全部的活动就是读书或在小院的水泥地里溜冰，接触的人也仅仅是父母和姊弟。
而出奇的是，三毛竟然第一次有了想主动接触外人的想法。
那一年三毛十六岁，顾福生二十五岁。
三毛的姐姐陈田心的朋友到家里来玩，其中有一对姐弟，叫陈缤与陈骕。大家都在吃东西，只有三毛一个人缩在角落里。这时候陈骕突然宣告说，他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一场骑兵队与印第安人的惨烈战役。
陈骕画得生动，整幅画都活了起来。显然，这与三毛往常学到的是有大不同了，也从角落里挪出来，细心打量这幅画。
战马倒地，白人中箭，红人号叫，篷车在战火中燃烧起来……等到大家都走远了，三毛才靠近来端量，这再也不是过去那些没有生命的临摹画了。每一个人物都有了生命，燃烧起来的火熊熊滚滚，将三毛整个裹了进去。
她也要学习这样的画。三毛在心里暗暗与自己说。
陈骕的老师便是顾福生。
让三毛下定决心出门是非常艰难的，太久的封闭让她不太熟悉外面的环境。一个人待久了也不太会与别人相处。
电话中约好去见顾福生老师的日子尚早，三毛却早已是寝食难安了。
事隔多年后，三毛曾经在文章《我的三位老师》中这样评价过她的恩师——
许多年过去了，半生流逝之后，才敢讲出。初见恩师的第一次，那份“惊心”，是手里提着的一大堆东西都会哗啦啦掉下地的“动魄”。如果，如果人生有什么叫作一见钟情，那一霎间，的确经历过。
而在好友白先勇的口中，顾福生也依旧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人才：“他创造了一系列半抽象人体画。在那作画的小天地里，陈列满了一幅幅青苍色调、各种变形的人体，那么多人，总合起来，却是一个孤独”。
顾福生这时期的作品，有一点像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拉长变形的人体造型、巴菲特(Bernard Buffet)笔直利落的人物线条，以及他所采用的寒冷色调。然而这个“青涩”的艺术家，却有一张青春俊秀的脸孔，是台北文艺圈知名的美男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诚恳、从容与安静，他作画专心利落，待人又和善可亲。
如今查询顾福生的作品和影像已经很难寻到了，这个当时蜚声画坛的人，低调得不曾让后人了解他的更多才情。
“孤独”之于顾福生，正如当时的“孤独”之于三毛。不求被赞同与支援，心如远山，只管在自己的天地里驰骋。
如此说来，是同样的气息带三毛来到这里——泰安街，二巷二号，顾福生老师的深宅。
三毛被带着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一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前被有礼貌地请进去，屋内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油画。提到见到顾福生老师之前的心情，三毛写到：“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后来再动笔写顾老师，三毛情到深处竟然不能自禁，“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
是的，顾福生在三毛心中的分量，太重太重了。那是三毛救命的人，是将她引领到写作这条路上的人，也是改变她一生的人。
那么，这个让自闭和自卑的三毛甘愿打开自己的心扉，每日跑来学习的老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顾福生站在面前，清清静静，二十多岁的容颜，文雅又细致，表情却是随和的，丝毫没有生疏感。
三毛的脸红了，她读的那些小说在脑中起了反应，少女的心在这一刻打开了。
三毛喊了一声“老师”，又难为情地低下头。顾福生问她一些普通的问题，“为什么想学画”“喜欢美术吗”等等。当他知道三毛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自然，也没有做追问和建议。
三毛感到自己的心和顾福生老师更近了，他不是像常人一般的盘问，屡屡给出大人的经验与姿态，也不是学校老师一般的严肃与不通情理。顾福生给予的尊重与理解，是当下的三毛迫切需求的稻草。
这一刻，三毛收起了自己的自卑心理，抬起头看了看眼前的顾福生，他明明亮亮的，带着明媚的光束一寸寸钻进三毛的眼睛里。
三毛想拼命抓紧这根稻草。
当日课程结束时，顾老师嘱咐三毛买一个新鲜的馒头，以备擦炭笔素描。
回到家的三毛便和母亲闹了起来，非让母亲去买馒头，她怕三天以后上课时候买不到馒头——尽管它是一只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三毛也清楚，存了几日的馒头等到上课时候是再也不能用的了。可是那份焦灼与期待是怎样也按捺不住了，她整个人都跟着紧张起来。这份期待让三毛坐立不安，她自己也不能明白，这样的固执与渴求已经不受自己支配，她只觉得心变得湿湿润润的，生活也变得宽敞起来。
这样的孤独与清冷，这样的温柔与宽慰。
在一个十六岁女孩子的眼中，顾福生已经站成了一种恒远，所以当顾福生说“你自己先画”的时候，三毛的自卑心突然就涌了出来。
是因为太在乎，是因为太想把自己好的一面和盘托出，是因为太怕留下失败的、无能的形象，所以三毛才在顾福生老师走后，一根线条都画不出，所以才在那么努力仍旧画不好的时候，无力地与老师说：“没有造就了，我不能再拖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当遇到生命里重要的、而自己却不能操控的事情时，三毛每次给出的都是同一个反应——逃避。敏感如她，脆弱也如她，即便行动上是果决的、坚强的、毫不示弱的，心里也是软绵绵地溃成一片。三毛曾经描写那时候的心情：“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哪里有过无能，哪里有过危险，都不过是自尊心作祟罢了，越是想抓紧的时候自卑心就会越重。
顾福生是温暖的，在三毛想要临阵脱逃的时候，他又拉了她一把，“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这一次，顾福生没有让三毛逃开。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之后在文坛小试牛刀的三毛。
三毛曾经这么说过那段时间顾福生对她百般付出与忍耐的关爱：“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烦，甚至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温和又聪慧如顾福生，他怎么会没有看出来三毛的心不在绘画上。
“有没有试过写文章？”顾福生温柔地问三毛。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三毛低声说，因为没有自信心而显得底气不足。
“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是温和的、商量的，不是施加，也不是命令，他像是一位亲密的朋友，是一个温柔且可能了解你的人。
顾福生老师递给三毛的，是一本《笔汇》的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三毛是读过一些书的，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波特莱尔来了，里尔克和横光利也来了，卡缪也出现了。什么是自然主义流派？什么是意识流？再后来，爱伦坡、芥川龙之介、惠特曼、康明斯……他们排山倒海地朝三毛压过来，整个将她吞噬进去——三毛爱极了这些似曾相识的灵魂！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三毛已不再是那个羞涩的、吞吞吐吐不爱说话的小姑娘，她变得活跃了，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交谈是不愿意停止了，整个人都像脱缰的野马，止不住兴趣涌上来时难以压抑的喜悦。
这一次，换做三毛不愿意逃开了，她完全换了一个人。在钟爱与熟悉的领域里，她的自信终于来了：“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地上，背景是五彩的。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个多才多艺的三毛，那个爽朗的、勇敢的、纯粹的三毛终于向我们走来了。
如果说与父母和姊弟关系和善算是明显的征象，那么三毛还有一些是带有隐藏性的改变却也显而易见，譬如一些跃跃欲试的想法和对文学竖起的信心，所以当三毛终于按捺不住，问顾福生老师“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的时候，她对新事物的探索已经初见端倪，这样的主动和不畏惧与原本那个自卑的、怯懦的三毛是成鲜明对比的，却因为三毛对文学的多年熟知以及对于眼前这位孤傲老师想有的表现欲，而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于是，顾福生老师说：“再好不过了。”
三毛与顾老师学画六个月，再来画室时，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交稿之后便是等待，这份茫然的无助感才最焦灼。那几日顾老师并没有谈起那份稿子，三毛也不去问，画完画只是倦倦地一笑便低头走出门。
既不是明确的回复，也不是赞许与认可，有的只是无声的寂静，三毛能做的，除了再次逼出自己那份不合时宜的自卑，再无其他。
所以下一周的上课日，三毛没有请假，也没有再去顾福生老师的家。
可人终究还是好奇的。
三毛再去画室的时候，只说是生病了，便去调自己的画架。但顾福生老师的话，让三毛整个人都抖擞起来，那一刻她甚至因为过于兴奋而没有听清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自己的心，眼泪挤在眼眶周围，差一点就淌下来。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愿意吗？”顾福生淡淡地说。
“没有骗我？”三毛跳起来，不敢相信老师的话，她怀疑是自己哪一句听错了或者是老师捉弄她的玩笑话。
直到顾福生老师又说：“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三毛终于确定这是真的了，她想喊出来叫出来，却被顾老师的镇静稳住了自己原本不可控制的情绪，那个一直被视为“坏学生”的三毛，那个被否定被侮辱的中学生，终于得到了肯定。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肯定出自自己欣赏与敬重的老师，况且他还是那么有才华与地位的一个人！
这是三毛全力以赴，并且真正意义上第一次主动将自己的文学才华抛出去，不能想象如果这次尝试失败或者以没有结果告终，还能否有今日的三毛。
庆幸的是，这一次机会三毛牢牢抓住了，在恩师顾福生的推荐与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当三毛的文章终于变成了铅字被印在书上的时候，她再也忍不住狂喊了起来，还没有进家门就把父母吓得走了过来——这绝非是平日的三毛，她的羞赧与自卑都不见了，有的只是兴高采烈和不可掩饰的自信心，这样的自信点缀着三毛，让她显得那么与众不同，那么耀眼，闪得身旁的人几乎睁不开眼。
所以当三毛几乎是用喊的声音讲出来“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时，陈嗣庆与缪进兰都还没有完全缓过神来，他们惊愕地捧着那本杂志，翻了又翻，眼泪就要被笑挤出来。
那时候白先勇与三毛家做邻居，三毛自然是知道白先勇的，也知道文章是顾福生老师交与白先勇，又刊登在了《现代文学》上。后来那段日子，三毛每每在外面遇到白先勇就要远远地躲起来，带着少女的一股难为情，从来也没有主动上去打过招呼。
如果说顾福生老师对三毛的影响是建设性的，那么一方面就在于他真的打开了三毛的天赋，三毛用聪颖与热爱建立起来的读书兴趣，被顾福生探寻到，并且落到了实处，这一点对于后来无数的三毛迷而言，无疑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顾福生引导了三毛的人生态度，包括鼓励她交友、培养她对美的认知、树立自信心，以及让三毛懂得人生的聚散无常。
这些当初在一个十几岁女孩子眼中惊天动地的事情，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她的人生价值观，至于日后的自由观与漂泊，也都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
甚至三毛打开心扉，朦胧的感情情愫第一个指向的人，也是顾福生老师。带着尊重与依赖，这种感情因为第一次出现于三毛的生命中，而带着十足的分量。尽管日后三毛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婚姻、友谊，但都不能代替这一份经历和这一个人。
那时候三毛还是不钟情于打扮自己的，每天都穿着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直到有一次去顾老师家里遇到他的姊妹，才被她们光鲜的穿着惊动。后来她向母亲要打扮，也是羞怯的，选了一双淡玫瑰红色的软皮鞋。新鞋子是磨脚的，尽管如此，三毛也要忍着疼痛每日穿着它。
还有一次，三毛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是送给赵姊姊的一件衣服，劳烦缪进兰转交。缪进兰当日忙碌，便没有立刻送过去。
三毛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色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如今的我们还能听到当时那个少女殷切的心声：“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
其实哪里仅仅是马蒂斯最爱的配色，是联想到顾福生老师和他的姊妹们罢了。
第二天下午，三毛偷穿了别人的衣服，又换上枚红色的新鞋子，心满意足地去了画室。
然而，再也没有遇到顾老师那些漂亮的姊妹，在三毛觉得自己最漂亮的时刻，在她格外精心地打扮自己，讲究配色，甚至是偷穿了别人衣服的这一刻，留给她的只有空荡荡的画室，还有画室里那个孤单单的自己。
衣服的前襟上还是被弄上一块油彩，回家后眼见母亲要过去送这件衣服，三毛却怎么也擦不掉衣服上的那块明黄。最后她拿起剪刀，像剪草坪似的把那一圈沾色的长毛减掉了。
日后回忆起这件事，三毛说：“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这朵玫瑰开始关心自己是否美丽，开始对穿衣、色彩、搭配有了自己独到的感受，多年后我们看到三毛那一身波西米亚的装扮，依旧会为她的明艳动心，为她的不同寻常惊讶，细细追究起来，这便是三毛之美的根源吧。
敏感如三毛，即便是刊出了第一篇文章，也仍旧对自己的文学天分怀有质疑，毕竟是通过顾福生老师递过去的，多少带着顾老师和白先勇帮忙的成分。于是三毛又想了一个爱情故事，悄悄试投《中央日报》，没过多久也刊登了出来。
后来白先勇描述过当初的情形，对于自己大胆启用一个少女作者的第一篇小说，因此为华文世界发掘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也颇感欢欣。他说陈平的《惑》是凭实力站在了以台大外文系大学生为创作主力、观念最新颖的文学杂志上，她并不侥幸。
为三毛带来了自信和荣誉的同时，顾福生也为她带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好友——陈秀美。
陈秀美笔名是陈若曦，最开始三毛读了陈若曦的小说，非常喜欢她。顾福生老师便鼓励三毛去结交朋友，并给了她陈若曦永康街54号的住址。
与三毛的沉静与羞赧不同，陈秀美是热烈且果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且改变了三毛。陈秀美认为，三毛虽然有一些多愁善感，但更多时间看起来是健康活泼的。她知道了三毛有一个怕考试的毛病，也知道三毛父母通情达理，给予了三毛无尽的包容和忍耐。三毛的经历也给了陈秀美创作的灵感，《乔琪》便是以三毛为人物蓝本创作而成的小说。
多年后，陈秀美与三毛再次联络上，她多次追问三毛，是否曾在当年的“乔琪”上看到她自己的影子？
至于后来陈秀美推荐三毛去找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也是后话了。倘若没有顾福生老师，也许三毛走上文学这条路还要更迟一些，打开自己的心扉也会更晚一些，而第一次恋爱与被迫出国想来都是不可能的了。
这个影响了三毛一生的人——三毛的恩师，在当年曾让三毛深深地迷恋且崇拜着，也让三毛在当初为自己取下了英文名字——ECHO。
那日在顾福生的画室里，三毛面对着那些肢解了的修长人体发呆，她决定模仿老师的画。多年后对于这幅画，她仍旧记得那些细节——赤裸着的、瘦削的白色人体背影，一块贴上身的绷带散落在脚下，暗蓝色的背景，翻滚着静谧与孤独。
顾福生看了这幅画，知道是抄袭自己的，也不说什么，只说：“可以，再画。”
顾福生走后，三毛在画的右下角，签下今生给自己取的第一个名字：ECHO——意为“回声”，是希腊神话里山泽女神的名字，恋着水仙又不能告知。
多情的女孩子当年虽不能说出口，却也学会了勇敢这回事，才能在日后的生活里变得无拘无束，不再克制自己的感情。
终于，顾福生引导三毛走出人生困局，又引领她走向文学这条路，让她逐渐打开自己，获得了自信。然后，顾福生功成身退，他办了一次画展后又恢复了上课。有一日，别的同学都已经散了，三毛正在收拾画具的时候，顾福生走过来，突然说：“再过十天我有远行，以后不能教你了！”
时间就是在那一刻凝结的。三毛只觉得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至于后来顾福生说什么去巴黎的话，三毛也都混混沌沌，是真的受了大悲怆的。这与当初辍学又不同，一个是从未得到，一个是尚未握紧就又失去。
哪里能轻易就放手呢？可又能怎样，幼时还在南京的假山上玩耍，转眼也就要坐船来台湾了；入了中学，也没有人问过她是不是喜欢上学，是不是愿意做鸡兔同笼。不受掌控的事情太多了，这一点三毛从来都是知道的。只是这一次，她才刚打算打开自己的心扉，才刚放松了自卑与自闭的警惕，那个带她走出来的人，竟然又要远去了。
人生就是这么聚散无常吧。
那日顾福生破例陪三毛走到巷口，要给她找车。三毛推辞，说不想回家，要一个人走走。
那么长的路，三毛一个人走了下来。
她没有回头，只是把一种叫作“失落”与“寂寞”的东西踩在脚下，一步一步踩成回声。
那艘叫作“越南号”的船把三毛的恩师带走了。去巴黎，是那个年代的画家最想圆的梦，去世界的中心看看最著名最优秀的画，即便要为此漂洋过海远离家乡，即便要为此忍受穷苦与孤独，也都是值得的，那个被称为“梦想”的东西，凌驾于一切的物质之上。即便顾福生有着显赫的家世，也甘愿为了梦想远走他乡，甘愿为了心中所爱忍受平淡，长年用心去创作。
顾福生用自己的态度给了三毛最好的人生诠释：淡漠且精致。
三毛跟随顾福生老师学画十个月，此去一别竟是十年。
十年后的芝加哥，密歇根湖畔冬风凛冽。三毛手中握着顾福生老师的地址与电话，在密歇根大道上来来回回地走。
她是从两百里外赶来的，想见一面的心情持续了十年。只是十年后，再面对顾福生老师，她只觉得自己两手空空，没有任何成绩可以交付，对于那个她最看重的人，心底的自卑心又悄悄燃起来。
约定的时间，在三毛踱来踱去的步子里，一点点被踩碎。
十年前的分别，顾福生破例送三毛到巷口。
十年后的今日，三毛裹着一身旧布长裙，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路上，一个人慢慢走了下去。
是怀念、感伤、欣喜、清冷，更是寂寥。
时光荏苒，话都哽在喉头了，眼前的这一幕她想了无数次，念了无数次，却依然会因为过度激动而显得语无伦次。世上偏偏就有这样的人，让回忆成了柔软的东西，每每提起，都是一片湿润。就让我们用三毛《蓦然回首》文章里的话，来纪念顾福生：
客厅里空无一人，有人送茶来，我轻轻道谢了，没有敢坐下去，只是背着门，看着壁上的书画。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在我都是惊惶。但愿有人告诉我，顾福生出去了，忘了这一次的会晤，那么我便可以释然离去了。
门开了，我急速地转过身去。我的老师，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正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
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我也失去了语言。
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时归来的姊弟，而这些人，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我，街上没有可走的路。
顾福生离开台湾前，将三毛交付给自己的好友——韩湘宁老师。
多年后三毛这样描述这位老师：“一个不用长围巾的小王子。夏日炎热的烈阳下，雪白的一身打扮，怎么也不能再将他泼上任何颜色。”
韩湘宁与顾福生的安静不同，他活泼又明朗，爱穿白衬衫，对人对物充满着探讨的活力，玩心也是重，经常带学生一起去看别人的画展，带学生出去写生、看舞台剧或电影。
然而在韩湘宁老师面前，三毛仍旧是个画不好画的笨学生。甚至有一次韩湘宁老师看到三毛那一塌糊涂的素描，拿起石膏像就摔在了地上。只是吓了一跳的三毛，心里也没有真的害怕，她知道韩湘宁老师向来活泼，这一次生气也是假凶的。
后来韩湘宁介绍了很多诗人作品给三毛看，三毛的生活因此开阔了很多。韩湘宁带领三毛在性格上走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那颗压抑的、隐忍的心愈加外放，活跃与主动成了她人生的新课题。这个课题里也包含着做人的洁净与诚挚，这些韩湘宁身上的特点，被日后的三毛一丝不差地沿袭了下去。
三毛曾这样说过韩湘宁：“韩湘宁老师把人向外引，推动着我去接触一个广泛的艺术层面，也带给了人活泼又生动的日子。他明朗又偶尔情绪化的反应，使人觉得活着是那么的快乐又单纯。拿天气来说，是一种微风五月的早晨，透着明快的凉意。湘宁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他使我看见快乐，使我将心中的欢乐能够因此传染给其他的人。”
三毛生命中出现的第二位对她影响深远的恩师，更多是体现在对她性格与视野的塑造上，无疑，韩湘宁老师是那个推波助澜的人。如果说顾福生老师留给三毛的是深刻、尖锐与刺痛，那份刺痛在当年激起了三毛生命中最处理不来的迷茫，那么韩湘宁便是把这些谜团简易化了。他让三毛暂且搁置掉思考的人生问题，而是用轻松的、乐观向上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
于三毛而言，这是为人生减压的最好的一堂课。
而后，韩湘宁去了纽约。
接替韩湘宁继续引导三毛的，是彭万墀老师。
与顾福生和韩湘宁不同，与彭万墀的相处，让三毛觉得老师对学生有一股仍旧不属于他年岁范畴的父爱。
三毛记得，初次与彭万墀老师见面时，彭老师穿了一件粗糙的暗蓝色圆口毛衣。不同于顾福生的红色，也不同于韩湘宁的洁白，彭万墀的穿着与他的为人一般，都是朴素且厚重的。
第一次上课，彭老师面对着三个学生，把自己一摆，一动不动地做起学生的模特来。有时候，也画静物，比如老师把手掌平平张开，正对着学生，看见的就是五个指端，而彭老师就要求画这个。
彭万墀老师的刻苦、简朴对三毛影响极深，同时他又是那么扎扎实实的一个人，对待学问一丝不苟，非常认真。所以三毛这段时间的学习，就是基本功的落实，画室是安静的、严谨的，不敢在里面发呆做梦，也不敢嬉笑、吃东西、讲闲话。
三毛曾在一个大家可以自由参加评审的画展里得过一次“铜牌奖”。那唯一的油画奖，让父亲陈嗣庆欣喜若狂，他左看右看不够，居然跑到签名的地方去问可不可以买下那张铜牌奖的油画。那天回家后家里的氛围格外轻松，父亲比常日变得更加慈爱，三毛这才知道长长七年的休学给了父母多大的压力与忍耐，而如今这样的小小奖牌给父母带来的信心，更是超乎她的想象之外的。后来父亲把画展的一张单子细心别起来，在三毛的名字上打了钩，用红笔注明“铜牌奖”，然而又将这张纸很仔细地放到一个资料袋中。日后但凡家里来客人，父亲就会忍不住指着那个摆在钢琴上的铜牌奖，夸赞二女儿的成就。
而这一些成就的得来，就在于彭老师的耐心指导。
有时候彭老师也带学生去看画展，不仅看，他也在一旁加以分析；他也常带学生听一些交响曲的音乐或者去看书。
关于彭老师，还有两件事是格外要交代的。
一件便是他很会演说，他的知识才能在传递出来时，总是格外的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即便有时只是对着数量很少的学生，他也能讲得激昂，用三毛的话说是：“旧俄文学的光辉和华格纳的音乐都形容不出其万一。因为他就是他。”
这种“语重心长”似的演说会让三毛逐渐成为一个踏实的人。彭老师与前两个老师不同，如果说顾福生老师与韩湘宁老师是有天分的、艺术家一样的人，那么，彭老师更像是通晓多门知识的大教育家一样的人。他把“稳重”这个词灌输到学生的心里，因此三毛的色彩变了，当三毛接触了斑斓与绚丽后，是彭老师用他的稳重，让三毛认识到厚重的美与力量，认识到抛开虚荣与浮夸，踏踏实实是一件如此有魅力的事情。
第二件，便是彭老师与“小段”姑娘的爱情。这样的爱情都带着明显的固有的作风——专一又不苟。彭老师曾说日后必定娶小段，终生不移。后来就真的组成了亲密家庭，有了两个孩子。
那些彭老师说过的理想，从事业到感情，都被一一兑现。这对三毛是极为正能量的，也让她对“爱情”有了美好的憧憬与幻想。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情愫，从此成了三毛心中的爱情定论。
只是不久这个苦行僧型的老师也到巴黎去了，此后一直在巴黎发展。
三毛与彭老师，一别便是长达二十二年。终有一次，彭老师回台出差，繁忙中挤出时间与三毛相见。繁忙总是在催促着彭老师。他才刚坐下来说了些话，就又要离去。
三毛心想，今生是见不到彭老师了。
而人生，又有几个二十二年呢？
从顾福生老师，到韩湘宁老师，再到彭万墀老师，似一个传递，完成了三毛从打开心扉，到接触新事物拓宽眼界，再到踏实认真的性格转变。在这个过程里，三毛逐渐找回了自己的位置，也找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心。细想来，她生命中第一次文章发表是来自老师，第一次东奔西跑听演讲看画展与诗人交朋友是因为老师，第一次拿奖，还是因为老师。
三位老师给三毛带来了知识与性格层次无尽的财富，却都功成身退，旅居海外。如今再怀念三毛，很少有人能记起这段她学画的时光了，在被贴上“作家”“旅行者”“爱国者”等标签后的三毛，却始终铭记着那段拜师的日子，如她自己所说：“一生的师生之情，使我忘不了天地君亲师里那最后的师承之恩。”
而在日后，无论是三毛去探访顾福生老师，还是与彭万墀老师再次见面，都饱含了浓浓的感恩之情。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成长起来的三毛，也看到那个有情有义真诚的三毛。三毛曾在《我的三位老师》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来怀念她的三位恩师：
顾福生老师站在旧金山深夜的迷雾里静悄悄的，我站在远远的街角，泪眼对着那一件永恒的红毛衣，不敢上去叫他。韩湘宁老师站在遥远的星球上，全家四个人手拉手向我微笑又点头，孩子的笑声如同铃铛一般洒下来。彭万墀老师明明是音乐家华格纳般的一个人，而我怎么会看见一座如山的塑像，浸在贝多芬《欢乐颂》的大合唱里？有光，有安静的太阳温暖慈爱地将一种能，涌涌不绝地灌输到我的灵魂里来。
写到这儿，我要放下这支笔，扑到床上高高兴兴地去大哭一场。今天，能够好好活下去，是艺术家给我的力量，他们是画家，也都是教育家，在适当的时机，救了一个快要迷失到死亡里去的人。
等到彭万墀老师也出了国，三毛又恢复到之前的孤零零状态。这时，顾福生老师介绍给三毛的好友陈秀美开始频繁出现了。那时候陈秀美常在家教课后，到三毛家来看她。陈秀美一头短发刘海，在那个年代显得尤为飒爽迷人。
正是这种热情与果敢，将在困局边缘的三毛又推了一把。陈秀美劝三毛：“你不要一直关下去嘛！这条路这样走下去不是个办法。你总得走出来。”
是陈秀美带三毛重新走上了上学这条路，她听说台北的中国文化学院已经开办一年了，便要三毛去找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与正规的大学生一样去注册、缴费、考试、拿成绩单，只是没有教育部的正式学籍。
三毛应允了陈秀美的建议。
没多久，三毛便亲自写了一封信，寄给张其昀先生。她写出了自己少年失学的经历，也写出了如今祈求上学的志愿，这封信的最后一句，多年后三毛回忆起来仍然记忆深刻：“区区向学之志，请求成全。”
信是上午寄出的，晚上便收到张其昀先生的亲笔回函，里面只写了几个字，却让三毛一瞬间欣喜起来“陈平同学：即刻来校报道注册。”
如果往前追溯一下，是三毛那副获得铜牌奖的油画，以及父亲说的“你将来最好走上美术这条路，你的天分努力都还够，就是没有下决心，如果你肯下决心，能够一辈子做个画家，做父母的心里不知有多欣慰……”只是这样的认可，三毛并不以为然。也许摘掉了作家的头衔，她仍旧可以成为出色的画家、音乐家，她能把肖邦夜曲弹得行云流水，却也不以为傲。后来三毛的姐姐接受访谈时也说过“她学画的天分非常高，随手画花、兔子都很生动。如果她一直从事学画，应该是不错的画家”。
这些摆在眼前切实的名誉，以及家人都称赞的技艺并不能让三毛回心转意。于是在三毛申请了文化学院去学校见师长的那天，父母都陪同她一同前往了。三毛带去了几张油画和两篇发表的文章，算做成绩去交代。教务主任和另外几位老师看过之后异口同声：“那当然进美术系了，不然国文系。”
三毛回头看着父母，竟然也都是哀求的眼神。周遭所有的声音都在喊着“他们要我做画家、他们要我做画家、他们要我做画家……”，那三个空格是大家期望中硕大的“美术系”三个字。
这是父母的期望，是师长的期望。然而这样的期望过强过重，成了压在三毛心口的重担，如三毛所说的“父母的眼睛，是一匹巨兽，压在我的背上，天天苦盼孩子学个一技之长”。
于是三毛拿出钢笔，在父母与老师面前，端端正正地填进了——哲学系。
不是美术系，也不是国文系，不是那些她可以信手拈来的东西，也不是父母渴求的东西。然而就是这样，在三毛又一次的选择中，让这份学习的经历成了出人意料的结局。
张其昀先生看到三毛填的哲学系后，十分意外，问她：“念哲学，你不后悔吗？”
三毛很坚定：“绝对不会。”
年岁与磨砺让三毛成为愈加有姿态的女子，带着自己明确的态度，不愿也不屑走寻常的路。
只是难为了父母，陈嗣庆从学校出来后，不停地擦着汗，说：“哲学很玄呀！妹妹你念得来吗？念出来了又做什么呢？”父亲虽有担忧，但念及女儿总归是不至于闲散在家了，前程这样的事情也是慢慢靠近了一点，所以最后父亲仍旧是欣慰，“好了！好了！妹妹终于上大学了。”
于是那个刚刚得过油画铜牌奖，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三毛，名正言顺地进了文化学院的哲学系。
三毛离开学校漫长的七年时光，终于画下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