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直奉大战以直系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秀才书生吴佩孚短短五年时间，由直系的一名小团长而师长，由师长而两湖巡阅使，先后平定两湖，打败皖系，击溃奉系，实现了直系独掌北京政府的局面。赫赫武功让吴佩孚声名鹊起，成为1922年至1924年中国的最强者。是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当时中外势力争相与其交好，普遍认为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志得意满的吴佩孚也确实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走上了另一个秀才——当年的皖系徐树铮武力统一中国的老路。只是徐树铮当年没能实现的愿望，在吴佩孚手上能够实现吗？
环顾宇内，当时的中国有两股势力影响着他的统一。第一个就是刚刚被他打败的张作霖，虽然战败，但仍保有东三省相当的实力。第二个是南方的孙中山革命政权，也以武力统一为己任，不过刚刚战败，其所据有的两广地区在1922年还处于各种势力重新洗牌和组合的阶段。其他还有一些皖系残余及云南、四川等地方势力，均构不成大的威胁。
相比以上势力而言，此时的直系正处于巅峰阶段，其直接管辖的省份包括直、豫、鄂、苏、皖、赣、闽七省，间接管控的省份包括鲁、晋、陕、甘、湘、热、察、绥八省，合计15省在直系势力控制之内。
如此势力，再加上吴佩孚的才干，直系要想一统中国倒完全有可能。可惜的是，吴佩孚声名越高，对其直接上司曹锟的影响也就越大。曹锟这人无甚大才，但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容人，吴佩孚这种锋芒毕露、刚正耿直的个性如果遇到的不是他，早就给人踩下去了，哪里还会有后来的表现机会？但是再大的容量也有一个尺度的，再加上吴曹两人的部下各有私心，从中挑拨，因此逐渐形成了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直系内争，铸成了以后失败的命运。
曹锟、吴佩孚之间的貌合神离，一方面是吴佩孚功高震主，一方面是曹锟左右都不成材。北洋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人人都可以称“帅”，做到督军以上的就称为“大帅”。直奉战争以前，可以称为大帅的，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声望渐高，便也称起大帅来。水涨船高。吴佩孚做了大帅，曹锟遂改称为老帅以示比大帅高一等。
吴大帅在保定发号施令时，曹老帅却被冷落一旁，凡是到保定来的人，都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因为大帅答应的话就算数，这当然让曹锟有点不舒服。比如吴佩孚着眼于全国统一大局，高举法统重光大旗，执意要迎接黎元洪复位总统。而曹锟因为自己想当总统，所以不太赞成。黎元洪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吴佩孚密谈，也根本没去理睬曹锟。类似事件很多，曹、吴之间自然就有了裂痕。
总统问题增加两人的鸿沟，当时曹锟身边的亲信有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王毓芝(秘书长)等人。曹锐因为吴佩孚看不起他而不能继续做直隶省长，其他人也各有私利，因此他们挑拨曹锟说吴佩孚之所以不愿老帅做总统，是他自己想做总统，黎元洪只不过是个挡箭牌，过渡过渡而已。也难怪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当时吴佩孚的呼声很高，远远盖过了曹锟。
黎元洪于1922年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任命吴佩孚的秘书孙丹林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孙丹林不太会做人，经常拿吴大帅来唬人。言下之意是只听吴大帅的，至于理不理曹老帅没什么关系。还有交通总长高恩洪，财政总长董康两人都属于洛阳派，且是吴大帅左右的红人，他们遇事也只请示吴，可是绝不理会曹。所以曹锟及保定派上下对这三人都极不满意。6月17日，财政总长董康和交通总长高恩洪到保定来见吴佩孚，正好这时吴和曹在“光园””聊天，光园是曹的地方，董、高两人竟请曹锟先退席，要跟吴单独谈话，曹气冲冲地走了。董、高二人密报的是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经手的2000万元没有底账，有贪污之嫌，曹是在报纸捅出来后才知道的。
以上一些事例说明了两点：第一，吴佩孚虽然光明磊落，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但由于书生个性，沟通不畅，行事做人又不太注意方式方法，尤其是在老帅声威日降之时未能体会老帅处境，从而导致老帅日益不满。第二，各自属下为私利而争。其实，所谓保定派原本是直系王承斌等实力派人物组合的，老帅起初也并不赞成，只是吴佩孚的手下太过张扬，逐渐让老帅及曹锐等人倒向了保定派。
保洛之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驱黎倒阁运动和曹锟贿选上台。1923年6月8日至14日，在王承斌等人的策划下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并交出总统大印。10月10日曹锟依靠贿选当上总统。表面上看直系的老帅当了总统，好像直系势力更强更大。事实上这两件事做得都很不得人心，特别是曹锟贿选上台更是遭到了全国反对，南方日益强大的国民党革命政权(此时孙中山已改组国民党)和东北张作霖集团因此找到了对抗或讨伐中央的口实。而民心尽失也导致了直系内部思想混乱、军心不稳和派系倾轧的情况，后来原属直系的冯玉祥能够成功发动北京政变，导致吴佩孚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全面失败，追究起根源来都在于此。
当然，驱黎倒阁运动和曹锟贿选上台，就吴佩孚来说内心都是不支持的，因为他很明白这两件事都会使直系成为全国围攻的靶子，但是他又不能表现出太多的反对。前文已经讲过，保洛之争的症结就在于吴佩孚风头盖过了曹锟，如果他明确反对，岂非更加让人以为他吴佩孚自己想当总统？岂非更加让曹锟与他之间的裂痕增大？那时不用别人来打，直系内部自己就先打了起来。深明个中道理的吴佩孚毫无办法，只能潜心练兵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作为杰出的统帅，吴佩孚深知这场战争迟早要来。
直系内斗的同时，东北的张作霖则在卧薪尝胆，整军经武，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以实现奉军复仇和进军关内一统江山的梦想。可以说此时的直系和奉系，一个在走下坡路，一个在走上坡路；一个不断内斗消耗实力，一个厉兵秣马日益强盛。因此，即将发生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其结果已经不言而喻了。下面说一说张作霖的整军经武。
在整军经武之前，张作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思想，安定军心。1922年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后，张作霖统领东北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导致东北一时之间群龙无首，思想比较混乱，军心也不稳。为解决这一问题，张作霖打出了当时西南军阀所流行的“联省自治”招牌。5月20日，东三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表明了对张作霖自任奉军总司令的支持。5月26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通电：“自五月一日起，东三省和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6月上旬，奉天省议会与吉黑两省的代表会议，正式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总司令，并正式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从此张作霖即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继续统领东北，解决了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
1922年7月，张作霖的整军经武计划开始实施，张作霖将奉军最高指挥机关改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部下设陆军整理处，孙烈臣兼整理处总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这个陆军整理处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一应人事调整和升迁均由此处决定。从陆军整理处构成上看，新旧两派都有，但实际上负责具体执行的是姜登选、韩麟春以及参谋长张学良，此三人都是新式正规军官学校毕业的新派人物，由于新派掌握了改革的实权，这就为奉军迅速推进军队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新派能够顺利推进军队改革的近代化，主要源自于张作霖和孙烈臣的坚定支持。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张景惠等为代表的旧派军队在长辛店作战，人数众多而结果惨败；而以张学良、郭松龄等为代表的新派三、八旅军队虽败而未溃，是插入敌军腹地最深又能成建制安全撤回的部队。特别是在山海关阻击战中，直军满以为可以乘胜而一举攻破山海关，占领东三省，但却遭到了三、八旅的顽强抵抗。三、八旅王升文团在山海关石门寨一线以劣势兵力对抗直军优势兵力，团长阵亡而且全团官兵伤亡过半，但无一人退后半步，阻止住了直军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这一切被在前线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孙烈臣看在眼里，因此张作霖、孙烈臣都有意让整军经武的大事放手由新派操作，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新的整军指导方针，即：依靠新派力量，裁汰军纪不严、为非作歹且不知悔改的胡匪或行伍出身的官佐。因此此次整军，对曾经跟随张作霖一起打江山的旧派弟兄们影响很大。好在裁汰及惩处是以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进行问责为理由的，这帮老弟兄们也无话可说。
整军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杀人立威。规定在战争中凡临阵退缩、贻误战机和焚烧掳掠者一律枪决，据此将第六混成旅旅长鲍德山、第二十七师第一○六团团长阎玉成、第十混成旅第一团团长许益三判处枪决，立即执行。一个旅长和两个团长的当场枪毙，对军队震动非常大，此后整军谁也不敢像当年汤玉麟那样凭老资格闹事了。
第二项工作就是裁撤淘汰。首先就是撤掉一批指挥不力、能力不佳者，这批人中有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混成旅旅长郑殿升、第九混成旅旅长牛永福、骑兵独立第一团团长朱益清以及吉林省军队中的第二混成旅旅长张九卿、第三混成旅旅长成明、第五混成旅旅长李庆禄等人，这些受到处分的军官遍布东三省，计有一个师长，13个旅长和3个团长。当然，对受到撤职处分以后表现好的，如原吉林省第七混成旅旅长李桂林、原黑龙江省第三混成旅旅长巴英额等根据表现重新任命为旅长，原炮兵独立团团长吉兴还升为旅长。在整顿将领的同时，还对士兵进行了整顿，本着“兵在精而不在多”的精神，大量裁减老、弱、病、残、劣的士兵，总计裁减6.9万人。
第三项工作就是选贤任能。在裁汰惩处一批将领的同时，又大量引进新式军事人才，不仅在东三省招揽，还派人到京津沪宁汉等地，广招各类新式军事人才，比如航空、航海、炮术、军医、兵工等方面，均给予高待遇；另外就是大量引进军事学校优秀人才，相当重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等军校毕业生。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最多。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都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副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当时北洋军阀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独有奉军与此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部队整体军事素养得到了迅速提升。
经过整编后的奉军，由原来的5个师压缩为3个师，即第一师、第二十七师、第二十九师，李景林、张作相、吴俊升分任师长。另有27个混成旅和5个骑兵旅，大体上每旅3个团，每团3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150人。整编后的奉军有17万人，人数减少了，但军队的素质却有了很大提高，整个军队朝气蓬勃，焕然一新。
在对陆军进行整编的同时，张作霖还建立了空军和海军。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就是因为直系空军在长辛店上空投掷重磅炸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张景惠吓得率先退却，加上邹芬16师倒戈，这才导致了奉军的溃败，张作霖对此印象深刻，所以全力加强空军建设。至1925年，东北空军已拥有50多架飞机，60多名飞行员。至于海军，也是因为第一次直奉战争败退山海关时，遭到依附直系的海筹、海容等军舰从秦皇岛海面的大炮轰击，以至于部队白天都不敢行军，夜车也不敢开灯，张作霖平安返奉后下决心要建立自己的海军，首先建立了东三省航警学校，又先后购买改造了两艘2500吨级的废商船，分别命名为镇海和威海军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通过东北海军创始人沈鸿烈的巧妙周旋，终于将直系所拥有的渤海舰队接收了过来，到1928年，张作霖已拥有两支舰队。第一舰队辖有海圻、海琛、镇海、威海、同安等军舰，以海军少将凌霄为舰队长，驻防青岛；第二舰队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军舰，以袁方乔为舰队长，驻泊长山岛。就这样，东北海军成为全国最强的两只舰队之一。
此外，张作霖还积极加强兵工厂建设，由杨宇霆一手操办，设立了兵工学校，筹建了枪弹厂、枪厂、炮弹厂、火具厂、铸造厂等等，特别是枪弹厂，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已经能够日产步枪弹15万发，年产大炮150门，炮弹20余万发，步枪6万余支，轻重机枪1000余挺。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张作霖的整军经武，无论是军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部队战斗力的提升，还是空军海军建设、枪弹等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从而为张作霖进军关内，入主中原提供了雄厚的军事及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