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出了个刘关张结义共同打江山的故事，后来历代土匪或者军事小团体，
汤玉麟
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只要有点野心，都会很自然地跟着学习一下。这也难怪，在政党政治还没有兴起之前，人们确实很难找到比结拜更能体现利益一体化的方式。
当然，兄弟结拜光有利益一体化那还是不够的，也还得要有一点感情基础才行，否则今天结拜，明天翻脸。
在这方面蒋介石是典范，他先后跟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甚至与跟比他小那么多的张学良都结拜了，利益确实是够大的，每一个人都是响当当的跺一跺脚民国史都要抖上几抖的人物。可惜这些义兄义弟无一不是算计他的，大多数还跟他打得昏天黑地，瞅着机会背后还给他捅上一刀子。这种结拜实在太没劲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这个结拜只有利益没有感情。而有些结拜就不一样了，有些结拜是感情和利益的结合体，甚至在早期阶段就只讲感情不讲利益。比如最初跟张作霖共患难的那帮难兄难弟，他们的结拜就属于只讲感情不讲利益的，因为那时实在没啥利益可讲，他们构成了张作霖起家的老班底，主要是汤玉麟、张作相和张景惠三人。到了1910年，张作霖任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的时候，张作霖又搞了一次八人结拜。那时他的事业刚刚处在起步阶段，急需兄弟互相帮衬，因此这次结拜是既有感情也讲利益的，信任程度没有患难兄弟那么强，他们是老大马龙谭、字溪腾，1861年生，当时的职务是奉天巡防营右路统领。老二吴俊升，字兴权，1863年出生，当时的职务是奉天巡防营后路统领。老三冯德麟，字阁臣，1866年出生，当时的职务是奉天巡防营左路统领。老四汤玉麟，字阁忱，1871年出生，当时的职务是奉天巡防前路马二营帮带。老五张景惠，字叙五，1871年出生，当时职务是奉天巡防前路马三营管带。老六孙烈臣，字赞尧，1872年出生，当时的职务是奉天巡防前路马四营管带。老七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当时的职务是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老八，张作相，字辅忱，1881年出生，当时的职务是奉天巡防前路马一营管带。
张作霖入主北京后，为稳定局势，团结内部，于1927年6月14日又搞了一次大结拜，参加人员共十二人，除第一次结拜中的吴俊升等五人外，又增加了七人，其中官职最小的是军长。从中可以看出，这次结拜带有很大的利益共同体的色彩，是典型的以利聚合的，利在人在，利亡则人消，并不是那么牢靠。这次结拜仍按年龄大小顺序:老大吴俊升，时任黑龙江省督军，第6方面军军团长。老二汤玉麟，时任热河都统，第12军军长，第6方面军副军团长。老三张景惠，北京政府国务院陆军部总长。老四张作霖，时任安国军总司令。老五高维岳，察哈尔都统，第9军军长，第5方面军副军团长。老六张作相，吉林省督军，第5方面军军团长。老七潘复，时任北京政府国务院财政部总长，拟任国务院总理。老八张宗昌，山东省督军，第2方面军军团长兼海军司令。老九孙传芳，浙江督军，第1方面军军团长。老十杨宇霆，安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东三省兵工厂督办。老十一韩麟春，第4方面军军团长。老十二褚玉璞，第7方面军军团长。
从上面可以看出，原来结拜的8人中，有3人没有参加这次结拜，分别是马龙谭、冯德麟和孙烈臣。他们三人去哪儿了？首先说一下马龙谭。马龙谭这人不讨喜，对清朝又比较忠诚，有点儿类似于清朝的遗老遗少那种，1920年年初即被张作霖派去做奉天省洮昌道的道尹，因此虽然是第一次8人结拜中的老大，但到第二次官职太小，起不了啥作用，所以第二次就轮不上他了；冯德麟这人前文已经讲过，由于支持张勋复辟导致阴沟里翻船，已于1926年8月死在三陵守护大臣任上；至于孙烈臣，倒是实实在在的张作霖的爱将，可惜已于1924年病死于吉林省督军任上，如果还活着，铁定有资格参加这次结拜。
由于上述原因，两次结拜重合的兄弟共有五人，分别是张作霖、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和张作相。张作霖自己不算的话，再把已经去世的孙烈臣补进来，那么这就构成了张作霖的五虎上将班底，这五虎上将也是奉系军阀的老班底，而且各有各的特点，即粗野吴俊升、圆滑张景惠、勇猛汤玉麟、稳健张作相和智勇孙烈臣。我们按照张作霖与他们结识的先后顺序加以介绍。
第一，勇猛汤玉麟。
汤玉麟是张作霖认识的第一个老兄弟，也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忠实于他也反对过他。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他的性格的话，那就是一个“猛”字。任何一个团体，这种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猛将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创业阶段。当然，张作霖死后，汤玉麟的这个猛字就不够格了，变得很惜命，比如日本人打进热河他还带头逃跑，大约他的猛只是为了张作霖一个人罢。
汤玉麟绰号汤二虎，辽宁义县人，比张作霖大四岁，因此张作霖喊他二哥。他出身贫寒，没读过什么书，自幼靠打工为生，养得一身蛮力气。后来落草为寇，成为锦西红罗山的山大王，由于他好勇斗狠，力量过人，在土匪火拼中玩起命来不要命，很快在绿林中崛起。1894年甲午战争后，一些溃散的清军携带武器加入了他的队伍，使其成为辽河流域的一个大杆子(结伙抢劫的土匪)。日俄战争之际，辽西一片混乱，为了自卫，汤玉麟成立了保险队，他的保险队天不怕地不怕，比他规模大得多的土匪如果招惹了他照样被他咬一口，因此一般人也不愿意去沾惹他。
土匪不敢惹汤玉麟，却老是惹那时实力不咋样的张作霖。汤玉麟奋不顾身地救过张作霖两次：第一次是在赵家庙的时候。土匪金寿山偷袭，汤玉麟当时正好和张作霖在一起，他把张作霖年幼的女儿张首芳背在背上，带着张作霖突出重围，冲出来时只剩下八个人了；另一次是1902年年初，金寿山再次纠集匪徒袭击了驻扎在八角台的张作霖，危难之际，汤玉麟出兵相助，再次救了张作霖。从此以后，汤玉麟与张作霖合兵一处，紧跟着张作霖不离不弃了。
张作霖取得奉天省军政大权后，提拔亲信汤玉麟为第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兼省城密探队司令，率部驻扎省城。此时汤玉麟与张作霖产生了很大裂痕，原因是张作霖开始启用新人。在张作霖看来，一帮老兄弟只能帮他打江山，要治理江山那还得靠读过书的有识之士。为此，他重用王永江，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会警察厅长，改革警务，整顿秩序，以安民心。王永江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还仿效日本的警察制度，在省城各地设立了派出所。但在省城滋事的往往是官兵，这些官兵有不少都是汤玉麟的嫡系部队。他们自恃劳苦功高，根本不把小小的警察和派出所放在眼里。于是，他们设赌开局，抢劫财物，打砸商店，欺压良民，无恶不作。王永江严格依法办事，处罚或拘禁了不少汤玉麟的人，还下令查封了汤玉麟及其军队开设的赌场，触怒了汤玉麟。
汤玉麟希望张作霖撤掉王永江，但张作霖不肯。矛盾积累越来越深，事情也就越闹越大。以前有老嫂子的时候，汤玉麟与张作霖也有过争议，但是老嫂子赵春桂能够做通双方工作。现在老嫂子已死去多年了，况且汤玉麟认为老嫂子的死与张作霖也有关系，很为她抱不平，埋怨张作霖发达后冷落了原配夫人和兄弟们。
1917年春节期间，汤玉麟等诸将宴请省内长官，故意不请王永江。张作霖见王永江没到，大为不满，质问为什么没请王永江？说我张作霖看上的人，你们总是反对。我这次用定这个姓王的啦，谁反对谁就辞职。汤玉麟不信邪，说辞职就辞职。双方发生口角，不欢而散。
应该说，看在老兄弟的面子上，张作霖对汤玉麟那是能容忍尽量容忍了。此时的张作霖位高权重，一般人谁敢当面和他吵架？也只有汤二虎了。可惜的是汤二虎不知进退，又去纠集了一些人，拟好呈文去见张作霖，要求罢免王永江，否则全部辞职。性格倔强的张作霖岂是别人能威胁得了的？他看都没看就将呈文撕了个粉碎，并破口大骂汤玉麟。汤玉麟和他对骂起来。回到旅部后，他又扬言要武力拘捕王永江。此时正是冯德麟与张作霖较量的紧要关口，一心想取张作霖而代之的冯德麟公开声明支持汤玉麟。这下子触犯了张作霖的底线了，对张作霖来说，兄弟吵吵架骂骂娘都可以容忍，但是与外人勾结性质就不一样了。用不了三五下，张作霖就分化瓦解了汤玉麟的部队。汤玉麟只好离开奉天回到新民，如同老嫂子一样，回到了当初他们的起点。
与对待结发之妻赵春桂的态度不一样，张作霖对汤玉麟实在称得上是仁至义尽。中国的古书总是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看来是有道理的。毕竟妻子没了可以再娶，而兄弟没了就很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了。冷静下来的张作霖也有些后悔，他向汤玉麟修书一封，言辞恳切，读来很让人感动。信中说道：“人生最宝贵者，莫过于生命。昔当患难之时，誓同生死，偶以言语之差，视同陌路。我兄向重义气，今乃不念前情，不思旧雨，决心离去，此弟深为不解，亦最为痛心者。”
然而汤玉麟还是不肯回去，宁愿上山做大王。此后又投到张勋手下做了一个营务长的小官。张勋复辟失败，汤玉麟跟着成了被通缉的要犯，好不容易从北京逃出，回到义县老家，已是穷途末路，一蹶不振。关键时候还是张作霖帮了他一把。张作霖不计前嫌，亲笔给汤玉麟写了一封信，让其回来继续效力。汤玉麟立即赶赴奉天，老哥俩见面抱头痛哭。经此一事，汤玉麟明白了世上还是张作霖对他好，离开了张他啥都不是，因此对张更忠心了。此后汤先后出任第十一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第十二军军长，直至最后晋升为热河省都统。
第二，稳健张作相。
张作霖的第二个结拜兄弟就是张作相。用一个字来概括他的最大特点那就是“稳”，虽然在八人结拜中他的年龄排在最后，但他却是八人中最稳的，老成持重，谋定而后动，因此最让张作霖放心。张作霖后期的军政大事，在孙烈臣死后基本上都委托于他，成为须臾不可缺少的得力干将。
张作相，字辅忱，辽宁省锦州人，1881年(光绪七年)生，比张作霖小6岁，是八人结拜中的老小。此人于1901年率20余人到新民府八角台投奔张作霖，与张作霖的人马合在一起，拉起了一支拥有200多人的保险队。张作相和张作霖并非一家，更不是亲兄弟，只是名字偶然巧合，这让张作霖很高兴，于是结拜为兄弟。1902年清廷收编，张作霖被任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张作相为哨官。1912年9月张作霖部改编为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张作相任该师炮兵团长。1917年代任奉天陆军第二十七师步兵第五十四旅旅长，后代理奉天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19年年初，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谋长兼卫队旅旅长、奉天警备总司令，仍代理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同年秋，实任二十七师师长，晋升陆军中将。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相兼任镇威军东路第一梯队司令，进驻永清。奉军战败，退驻榆关，北洋军阀政府趁机对张作霖撤职查办。张作霖心情沮丧，怀有下野之念，急召张作相密商后策。张作相劝张作霖不要下野，并集合各军，在榆关背城一战，使奉军转危为安。1925年，张作相代任吉林军务督办兼吉林省长，晋升陆军上将。同年冬，郭松龄倒戈反奉，兵败被擒时，张作霖拟将跟随郭松龄倒戈的将领一律处死，参与决议的奉军将领大多赞成，只有张作相一人力排众议，分析时局，晓以利害，提出建议，最后张作霖听取了他的意见，避免了奉军内部的大残杀。1926年张作霖下令东三省种植鸦片，以筹军饷。张作相以种植鸦片流毒太深，向张作霖陈明利害另筹饷源，才使鸦片种植没有在东北大规模铺展开来。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在时局混乱、人心不稳、日本人又窥伺在旁的情况下，张作相力排众议，坚持让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自己甘居副职辅佐，从而安定了局势，顺利完成了张作霖的权力交接。
可以说，张作相作为张作霖的结拜兄弟，是最忠心耿耿又没有私心的一位，在一众结拜兄弟当中，他起初并不引人注意，但在张作霖的后期，他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特别是当张作霖和吴俊升被炸身亡后，如果没有张作相这位老臣在关键时候力撑危局，东北可能早就乱成一团从而给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机，东北也许早就落入日本人之手了，所以张作相可以说是功在千秋。
张作相之所以能在张作霖后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缘于张作霖后期时局动荡。张作霖前后两次入关到最后都是铩羽而归，及至被炸身亡，每次都关系着东北的生死存亡，因此以“稳”字为特征的张作相此时最能发挥他的作用，体现出其安定人心稳定局面的高超能力。这与汤玉麟的猛恰恰形成对比。汤之猛用于创业则可，用于守成则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张作霖前期颇多倚重汤玉麟，而后期则相应减少了许多，这才引起了汤的不满。根本原因，其实都是性格所致。
第三，圆滑张景惠。
张作霖的第三个结拜兄弟是张景惠。张景惠，字叙五，辽宁台安人，是张作霖落难经过八角台时认识的。前文已经讲过，张景惠当时任八角台大团负责人，地位尚在张作霖之上，张作霖到来后他甘愿让位给他而自己身居副职。终其一生，这大约是他最主要的闪光点，也因此而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跟着张作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张景惠这人笔者不太喜欢，原因是他应了一个字，那就是“滑”。滑其实就是一种小聪明，往好的方面说是善观风向，趋利避害，往坏的方面说那就是见风使舵，见利忘义了。这种小聪明与后面我们还要说的孙烈臣的智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就是小聪明看到的是眼前而不是长远，出发点更多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团体利益。他与汤二虎的猛也不同，汤二虎的猛是没有心机的，而他偏偏非常有心机，而且是躲在暗处的心机，所以非常危险，也只有张作霖这样的枭雄才能驾驭得住。
先简单介绍一下张景惠的经历。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接受清廷招安后，张作霖为管带(相当于营长)，张景惠为帮办。1912年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团长，1917年升任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旅长。1918年2月劫直系军火后增编7个旅，被任命为暂编奉军第一师师长，同年升为奉军副总司令，作为奉军代表常驻北京。1920年任察哈尔都统兼陆军十六师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任奉军西路总司令，失利后寓居北京，后任全国国道局督办。1925年冬复归张作霖，为奉天督军署参议，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先后任陆军总长、实业总长。1928年6月，随张作霖返奉，在皇姑屯事件中身受重伤。东北易帜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返回满洲，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伪满洲国参议府议长、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等职。
从以上经历中可以看出，张景惠是结拜八兄弟中唯一一位投降日本人并在日本人策划支持下的伪满洲国任职的人，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当了汉奸。当时日本人也三番五次地策划张作相甚至汤玉麟做汉奸，尽管他们生活相当困难，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意。这也可以看出张景惠由小聪明而带来的“滑”是没有底线的，对于他来说，政治是用来投机的，只要他觉得有利可图他就会做下去。就是被张作霖一直记在心里的八角台让贤之举，后人分析其中也带有很大的投机成分，原因是当时张作霖的名气比他大，为人处事也比他更上路，再加上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很看重张作霖，即便他不让贤，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早早晚晚还是得让的。与其到时弄得不开心，倒不如立马卖个人情。应该说张景惠这次仍旧是动了小聪明的，不过这个小聪明算是动对了，让贤之举让他后来跟着张作霖受益无穷。
张作霖对张景惠的使用也很耐人寻味，跟其他武将带兵不同的是，张景惠初期是带兵的，后来就转行搞政治了，比如出任实业总长等职。看来张作霖对他圆滑适合搞政治这一点认识还是蛮透的。张作霖死后，张景惠出任伪满洲国一系列的官职，节节高升，估计那更是如鱼得水，性格特点充分发挥了出来。
第四，智勇孙烈臣。
孙烈臣这个人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智”字，即“智勇双全、可堪大任”的意思。如果我们说张作相的“稳”字可以让张作相坐镇后方并在关键时候帮张作霖拿主意，那么孙烈臣的智字就则足以让其胜任前方任何统帅。在孙烈臣病逝之前，张作霖对他的器重超过了任何一个兄弟，每有战事，总让他在前方运筹帷幄，不予任何掣肘。人们都说东北军的小诸葛是杨宇霆，事实上，杨宇霆只是接孙烈臣班的，如果孙烈臣没有死，杨宇霆充其量也就是他的一个副手。当然，两人比起来的话，毕竟杨宇霆留学日本，喝过洋墨水，而孙烈臣土生土长且没读过几年书，杨宇霆的学识可能要远胜于他。但才智这东西不仅仅包括学识，还包括后天的努力，包括机变，包括实战，在这方面杨宇霆那就大大不如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简单地来介绍一下孙烈臣吧。
孙烈臣，原名孙九功，字占鳌，后改赞尧。1872年6月23日生于辽宁黑山芳山镇老河深屯的一个染匠世家。5岁丧父，家境贫穷，打过短工，贩过马，擅骑射，当过护院炮手。庚子年间，孙烈臣因护送盛京总督增祺而立功，留用于督军部堂任戈什。不久拨擢为中营帮带。张作霖任统领后，孙烈臣的队伍改为前路巡防营，任四营营长。随张作霖征剿蒙匪，献计献策，战功卓著，升前路巡防营帮统。1912年，时年38岁的孙烈臣，任东北军五十四旅旅长(注意，此时位已在张景惠之上)，后来任师长、湘东总司令、东北军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督军兼行省省长。孙烈臣47岁时，被授予陆军上将，相继出任吉林督军兼行省省长、吉林保安总司令。晚年时期孙烈臣身兼数职，疾病缠身，长期滞留奉天省城，不能脱身料理吉林军政两务，他唯恐贻误戎机，遂向张作霖提出辞呈，并保张作相为吉林督军，王树翰为省长。但张作霖未予允准，只允归故里静养。1924年4月25日，孙烈臣病逝，终年52岁，一生无子女。张作霖闻讯亲往吊唁，抱住孙烈臣之尸体痛哭有半小时之久，其情其景真实感人。
我们说孙烈臣的“智”体现了其智勇双全、才堪大任的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孙烈臣时任镇威军副司令。奉军战败，直系军阀吴佩孚挥师北上，张作霖处境千钧一发之时，孙烈臣率领一支孤军出锦州，独挡榆关之要冲，扼守九门口数十昼夜，临阵督战，抵住直军进攻，稳定了东北三省之局势，才赢得了后来直奉两系讲和的条件。讲和时，孙烈臣代表奉系，与直系代表王承斌会谈于天津英国军舰上，侃侃而谈，有勇有谋，不落下风，达成了为奉系赢得喘息之机的停火协议。从这以后，张作霖闭关自治，整军经武，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任命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统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开始全面整训部队，举办军校，培养军事骨干，并筹划建立空军，建立东三省第一座兵工厂。奉军力量于是开始增强，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第五，狂野吴俊升。
五虎上将里面，吴俊升是最后一个认识张作霖的，也是唯一一位与张作霖做到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结拜兄弟。吴俊升，字兴权，辽宁省昌图县人，祖籍山东历城，1863年10月进入辽源捕盗营，当上骑兵。1912年，满族王公勾结日人，策动“满蒙独立”，吴俊升率领所部给其以沉重打击。1921年吴俊升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俊升任第5军军长。1925年郭松龄反奉，吴俊升任讨逆军总司令，兼左路军团司令，击败郭松龄部队。1928年北伐战争张作霖失败后，吴俊升前往山海关迎接张作霖返奉，于当年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与张作霖同时被日本人炸死，卒年65岁。
吴俊升是五虎上将中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的，凡事张作霖都得敬让三分。此人行事风格简单粗暴，所以笔者用一个野字来概括他。其人之野到了十分率性随意的程度，甚至杀人也取决于他的好恶程度。他的督军署内设有土匪刑讯室。每逢抓到所谓“土匪”便亲自审讯，将其打得皮开肉绽后再问话，严刑拷打下诬良为盗，很多无辜者被折磨致死。但也有一些硬骨头咬紧牙关不肯认罪，吴俊升反而大为佩服，不管有罪无罪统统宣布无罪释放。
吴俊升对土匪十分憎恶。1923年8月3日，他以会议为名，将前来归降的大小土匪头目52人全数屠杀，然后又率领卫队团、骑兵团、炮团将降匪所驻营地团团包围，用机枪扫射，将降匪800余名尽数击毙，惨不忍睹。
吴俊升性格里面具有多样性，一方面他对整顿吏治毫不容情。比如1923年6月，吴俊升出巡查实系列贪腐案件，将克山县城警察所长金某撤押，将海伦陈旅长免职，在拜泉县将某营长枪毙。有某营军士强取民间马鞭一个，被其枭首示众；有某营号兵讹诈四百吊钱被枪毙。照这样看来吴俊升应该是好官了，军纪严明而且不扰民，但其实又不是这么回事，郭松龄兵败被杀，吴俊升纵兵在沙岭堡强奸、抢劫、杀人，该堡女人不够，则轮流交替强奸，其罪行令人发指。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吴俊升确实是个很粗野的人，杀与不杀，扰民还是护民全凭其一己之念，十分随意。因此其治黑龙江八年，百姓多苦之，传言其用人取决于两个要素，即：武将唯亲，文官唯钱。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维护统治和搜刮钱财上。
但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不太喜欢的粗野之人，自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摒弃一切想法跟定了张作霖，再无二心。1924年郭松龄滦州兵变，逼得张作霖准备下野之时，吴俊升千里救急，从黑龙江率领骑兵包抄了郭松龄的后路，这才转败为胜，扭转了战场形势。所以尽管吴俊升有种种不是，张作霖却对他信任有加。张作霖二次入关之时，把留守大后方的重任就交给了吴俊升，可见张对吴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