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魏忠贤正是踌躇满志。
——放眼看去，只见天低吴楚、众生匍匐，真是几千年未有的好日子。
好虽是好，但他也知道，高处是绝壁。要维持住当前这地位不坠，对上要死死控制住皇帝，对下要让老百姓服服帖帖。对上倒好办，宠着那半傻的皇帝玩就是了。麻烦的是对下，靠感化、靠恩德是不行了——老百姓能相信有杀人如麻的菩萨吗？
只有使用恐怖手段！
魏忠贤专权，一方面滥施淫威，以镇压之权防人之口，谁也不许说不好；另一方面，又贪功冒赏，要把世间的好处一个人捞完。
按他这种人的习惯思维，功劳不是靠才干、靠勤勉奋斗出来的，而是靠狗仗人势、巧取而来的。
特别是自天启五年（1625）坐稳了位置后，无论朝中还是边境，凡诸臣有功，他必居首功；有赏，他必得其上赏。
天启六年（1626）正月，袁崇焕获“宁远大捷”，努尔哈赤被明军大炮击伤，不久郁闷而死。魏忠贤在此事上寸功未立，却加恩三等。荫其弟侄一人世袭都指挥使；其侄魏良卿为肃宁伯。心腹党羽毛也各有赏赐，惟大功臣袁崇焕赏赐却甚薄。后在舆论压力下，才升袁为兵部右侍郎。
兵部右侍郎不过是兵部三把手，不知全明朝还有几个用兵能超出袁崇焕的！
越是能干的，就越往后排，这也是庸官用人的特色之一。但是打仗是关系到明朝国运的事，魏阉之流荣华富贵全赖国运，他们这样用人、这样办事、这样考虑问题，真是蠢到了家，好像就怕明朝不早亡似的——正人君子其实不该忧愤，只管看热闹就是。
时隔不久，魏忠贤又进封宁国公，魏良卿加太子太保，4岁侄孙魏翼鹏封平安伯，3岁侄儿魏良栋封东安侯。
真个是：赌徒出身，文盲学历，一门公候！
你能怎样？
——生于浊世，要是太认真了，不等人家把你整死，气也要气死了。
袁大人被压制，完全是功臣之悲。真是卖命的不如玩狗的。
那一仗，打得不容易。魏忠贤提拔起来的兵部尚书高第，在天启六年（1626）正月得知努尔哈赤大兵出动，闻风丧胆，下令全线撤回山海关，连十多万石军粮都扔掉不管了。只有袁崇焕拒不从命，决心独守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
正月下旬，努尔哈赤率6万余八旗健儿逼近宁远城，号称20万大军，而袁崇焕麾下守城的明军仅有2万。袁崇焕写血书誓与城池共存亡，将城外居民动员进城，房屋粮食烧毁，坚壁清野。
宁远城上，还置有11门西洋“红夷大炮”，严阵以待。这红夷大炮，是购自澳门、由葡萄牙制造的新式大炮。
二十四日，后金大兵摆开攻城架势，袁大人纹丝不乱，只与一名来“天朝”办事的朝鲜国翻译韩瑗在城头阁中，谈古论今，大有诸葛孔明之风。
“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
宁远，仿佛一座深不可测的空城。
总攻开始后，后金军人马有重铠，前锋有战车。一时箭飞如蝗，宁远城上，箭簇密如刺猬。
待敌逼近，明军的西洋大炮开始发言了，每炮一响，烟雾飞腾，后金军里必是一片死伤。
但后金军拼死的劲头也真是了得！有少数战车冲到了城下的炮火死角，突击队员开始猛凿城墙。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处地方被凿通，情势危矣！
袁大人稳如泰山：你有拼死精神，我有经济规律。他命人把官库中仅有的一万两银子搬上城，凡击倒一敌，当场即赏银一锭。士卒精神大振，无不用命，有面中流矢亦奋勇不退者。
袁崇焕还亲自挑土堵塞缺口，一不小心中箭受伤，就撕下战袍一角裹上再干。主将如此，士卒哪里还肯退后！
明军还将一些被褥里包上火药，从城头扔下。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估计后金的后勤保障也不大好，一见有免费的好货就纷纷上去抢夺。待城头一放火箭，下面的被褥立刻腾起一片火海，后金战车尽被烧毁，人也烧死不少。凿城运动完全失败。
这一天一直打到夜里二更，“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努尔哈赤见城下战士死尸枕藉，心为之沮，只得收兵。
第二天，再来一遍。努尔哈赤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焕登上城楼了望台，监视后金军动向，等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才命炮手瞄准敌人最密集处发炮。“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
这一天，后金阵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中炮（具体是谁不明），有关史料均有提到：炮击“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张岱《石匮书后集》）
据推测，正在督战的努尔哈赤大概也是在这一天负了伤。
无敌八旗，此时已被明军吓得魂飞胆丧，任凭军官如何挥刀督战，一到城下掉头就跑。这一天，激战最为惨烈。到晚上，后金军基本上是不行了。
第三天，正月二十六日，后金军虽然还围困着宁远，但都离得远远的。一靠近，西洋大炮就是一顿猛轰。
努尔哈赤完全没了主意。后来偶然发现附近的觉华岛上有人烟，就派偏师一支（蒙古军）去攻打。
岛上有七千明军，是负责看守岛上粮草的。由于装备不足，且是水军，战斗力不强，最后全部阵亡。其余七千商民也全部被屠杀。
努尔哈赤心里才算是稍微平衡了一点儿。
大战三天之后，努尔哈赤知道斗不过袁崇焕，只得撤军。到二月上旬，大军全部撤过辽河以东。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守城战术大获全胜！
当初“宁远被围，举国汹汹”。如今宁远捷报一到，京师士庶，空巷相庆。天启也下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天启七年（1627）初，后金皇太极发兵攻朝鲜，约6万大军跨过鸭绿江，把朝鲜一举打服。
这一时期，袁崇焕一面与后金议和，一面争取时间抓紧修建锦州，中左所和大凌河三城，把防线向前推进170里。天启也完全赞同这种暗渡陈仓的办法。
皇太极发现了明军的这一动向，觉得三城若是建完，无异是钉在自己脑门上的三颗钉。于是就趁在朝鲜大胜之机，发6万大军，从沈阳出发，渡过辽河，于五月十一日包围锦州。
明军守卫锦州的是赵率教、守卫宁远的是满桂等人，袁崇焕在宁远指挥全局。袁崇焕一贯主张“守为正着”，以坚城利炮，对付后金铁骑攻城，是以强项对弱项。因此各城只须守住，不须救援，不给敌人野战的机会。
天启也很赞同这一战略，并且他还看好宁远才是山海关的屏障，责令袁崇焕本人不得离开宁远一步。这样即便锦州失守，宁远也决丢不了，从而动摇不了根本。
在宁锦一线，天罗地网就这么摆下，等鱼上钩。
皇太极这人，比他老子努尔哈赤的功夫差得远，在24天之内，与明军大战3次，小战25次，一点儿便宜没捞着。其间在锦州和宁远来回跑了一圈儿，两围锦州，攻而不克，中间又偷空去了一趟宁远，就更不能得手了。
比较惨的是六月四日第二次打锦州。明军用西洋大炮、火炮、火弹和箭、石组成火网，后金军连城墙边都靠不上。
后金突击队员冒死以车梯强渡护城壕，被火炮轰死无数，城下尸积如山，一仗就死了3000人。士卒回营后，抱头大哭，如丧考妣。
皇太极知道再打也是白死——继承了皇位不一定能继承天赋，何况老爹都打不赢袁崇焕。当天夜里，就撤军了。
此为“宁锦大捷”。
在两次大捷中，天启皇帝头脑相当清醒，用人不疑，指挥若定。后勤、兵员保障都很及时。要是给他记个功，那还差不多。但此次魏忠贤又贪天之功为己有，还指使其党羽攻击袁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污蔑袁崇焕与后金议和导致朝鲜被攻。甚至连撤消宁锦防线的议论都出来了。袁崇焕不服，上疏乞休。
天启这时候也翻了脸，不承认自己曾同意议和。袁崇焕只能凄凉返乡，回到东莞水南，
到七八月间论功，举朝又是盛赞魏公公英明，吏部尚书周应秋称：“厂臣壮志吞胡，赤心报国……将洗三朝未雪之恨，褫十年匪茹之凶。伟哉，浴日补天！允矣，安内攘外！”其余的，也大都是这个调子。
顺理成章，魏氏一门又是一番厚赏。魏良卿甚至封成了太师，这叫什么事！就连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几天才得到这份荣誉。
蚂螂之子，仅为太师！
天下沐猴而冠者何其多也，不过像这样低劣的猴，像这样吓人的冠，大概三千年中绝无仅有。
那时，首投魏忠贤的阉党分子霍维华，已经当到了兵部代理尚书。他从其爱妾的弟弟那里听说，天启已病入膏肓，活不长了，就起了背离阉党之心，想悄悄为自己谋个退路。于是上疏，请将给自己的恩荫，转给袁崇焕。气得魏忠贤矫诏骂他：“好生不谙事体！”
老魏哪里知道，霍维华要的就是这一效果！
魏忠贤不仅要抢军功，其他的功劳——缉奸功、殿功、陵功等，一样也不放过。
天启六年三月，辽东人武长春在逛妓院时，一时高兴放了些狂话，讲到了辽东边境明军与后金军作战的情况。他哪知道，就是在窑子里也有东厂眼线，结果被东厂逮入诏狱。
只要落在了许显纯的手里，老母鸡也得变成鸭。一顿严刑拷打之后，武大嘴承认了自己是后金奸细。恰在此时，明军在辽东前线有小胜，捷报驰入京师。许显纯趁机为魏公公邀功，上疏说：“长春敌间，不获且为乱，赖厂臣忠智立奇勋。”说这个间谍要是不抓住，那得惹出大祸来，全赖魏公公大智大忠立下奇功！
这功立得也确实够奇的。天启一高兴，封魏良卿为肃宁伯，赐宅第、庄田，颁铁券。吏部尚书王绍徽还嫌这不够，赶紧献媚，说应该追封魏公公的祖先。天启就一口气追封魏忠贤的四世祖先为肃宁伯，这才叫“祖坟冒青烟”了。
可怜这武嫖客，一张臭嘴惹来身受磔刑，连骨骸也回不了家乡了，只便宜了魏忠贤一门老小。
就连天启皇帝完婚，魏公公也有荫封，不知他这“空前绝后”的老家伙对这有什么功？
此外，凡是重大工程完工，魏公公都少不了有封赏。天启五年（1625）正月，泰昌帝的庆陵修好，魏忠贤荫都督同知。天启六年（1626）九月，皇极殿落成，魏忠贤晋升“上公”，加恩三等，赐田二千顷。就连王恭厂大爆炸，都有人上疏请论魏忠贤“救火功”，结果还真的就有封赏。
这样的冒功无计其数。真个是“今日荫金吾，明日拜崇侯”，“一门之内，锦衣三十余人，公侯七人”，猪鸡猎狗，一齐升天！
整个魏氏家族，只要能沾点儿亲的，叔侄孙甥，无一不封。魏良卿原来不过是一市井佣夫，也就是街边找零活儿干的雇工，后来又卖过菜。到今日，封伯封侯，加太师、赐铁券（免死牌）、乘大轿，又代皇帝去祭天、祭祖宗。以致天下人都疑心：魏公公这不是想要篡位了么？
这个魏良卿的发迹史，史上独一无二，可列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草民。
对于魏忠贤的历史作用，在明末就已有定评，阉党残余在南明小朝廷时期，虽也曾一度翻案，却只能越描越黑。
但是近些年来，国人思维日渐活跃，有些年轻人喜欢做翻案文章。不管是现代思维也好、是逆反心理也好，总想说魏忠贤没有那么坏，且有治国能力；说东林党无能且小肚鸡肠，甚至说天启时代的东林党人私德也很糟糕，与阉党半斤八两。
这些新鲜之论，不过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想要彻底翻掉这个案，一是要有证据，二是要合逻辑。
东林党固然有偏激和策略失误的问题，但作为政府官僚，绝大多数是正人，能够做到清廉、爱民、不谄附恶势力。在任何时代里，能做到这三点，就是好官，无须其他技巧技能或者风度。他们虽然迂腐、固执、对人品要求太苛刻，但这些，都不是罪恶！
东林的六君子也好，七君子也好，若有一人像阉党那样半斤八两，何至于被追比成那样也交不够钱？他们不过是退休官员，无权无势，又怎么能赢得百姓舍命保护？
设身处地地想，我们自己大多都愿意“父母官”是个好官，恐怕没有什么人喜欢官员越坏越好。如果有人喜欢，其身份大抵是投机钻营者，那也无须来关心这段历史了。
所以我说，有一种东西叫公论，这东西就是历史的慧眼。是非善恶，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
我们再来看看魏忠贤的作为。他在政治舞台上窜红有七年时间，真正当国有两年半多一点儿。这个人，究竟有哪些经天纬地之才，我看不到，也推论不出来。
前面我已讲过，他所干的，无非是杀忠臣、驱良将、骗昏君、霸朝堂。对忠良的戗害，起的是离散人心的作用。对大明来说，罪莫大焉！朝中乌烟瘴气，朝廷的公信力也就贬值到一文不值，社会逐渐呈现解体之势。要知道：民心散易，复聚难矣。
一个代表公平正义的朝廷，却以无上权威干了那么多坏事，那不是皇帝下个罪己诏或者新君即位就能洗白了的。
人心是白纸，对你的点点滴滴恶迹，都记得一清二楚。民众对朝廷的认同感一旦完全消失，政权也就如沙上筑塔，眼看着就是——“倒了！倒了！”
我极力想在历史的边角里，找到关于魏忠贤对明朝做的好事实事。但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一个人若是好，不是某史家的一枝笔就能埋没掉的。况且，古代人的“史笔”，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
我在这里把史料上记载的魏忠贤做的“好事”，尽可能地凑一凑，看他是否功大于过，或者可以两相抵销。
一、魏忠贤救火。天启六年（1626），御马草场——天师庵草场失火，火势凶猛。魏忠贤亲自督率内外官员救火，三日方把火扑灭。据说他还亲自端盆浇了水。但是，当今也有史家认为，他大可不必亲自动手，其目的还是出风头、想捞取封赏。
二、魏忠贤节约。他曾经下令取消后宫长街的路灯，以此节约灯油。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他和他的爪牙晚上在宫里干坏事。
三、魏忠贤搞旧城改造。由于万历怠政，紫禁城内多处建筑颓败荒凉，内金水河也完全淤塞，成了互不连接的小水洼。魏忠贤亲自抓改造，将破败建筑修理一新，金水河也得以全部疏通。
四、魏忠贤为前线筹集马匹。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但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魏忠贤为国分忧，想了个好办法。依明朝旧例，大臣有特殊贡献者可赐给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作为条件，骑马者逢年过节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就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旨进马，逼得这些太监直骂娘。
当然，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你要马，我就花少少的钱买一匹老马病马来应付。马匹交到宫中后，又没有人好好喂，等分配到前线的时候，那是随到随死，哪里做得成什么战马？倒是可以常见军士们改善生活，大嚼马肉。
五、魏忠贤对待公文非常“认真”。魏忠贤的官职是秉笔太监，但他同时又是个文盲，这一对矛盾集中在他身上，却也没难倒他。《酌中志》说“魏逆不识字，从来不批文书”。他看文件，掌握朝中大事，是靠听人家朗读。由于他“颇有记性”，又“担当能断”，所以他比天启还是要“勤政”得多。
可是，一个不称职的人骤居高位，抛开党争的偏见不说，就他那点儿能力，在政务上也常出笑话。天启六年初，兵部请示，要把蓟镇镇虏关的提调（武官名称）董节，升为都司佥书衔，兼管一个军事单位的“游击将军”事务。可是，报告到了魏忠贤这儿，发现了有问题。他了解到，提调这一级别与游击将军之间，中间隔了一级。此人为什么会跳级擢升？他认为必有隐情（行贿了），于是降旨责问。
兵部很快就有了解释，说都司佥书一职历来很少有“实缺”，就是说这仅是一个官级，往往没有可以实际负责的事务，所以提调一级的武官任满升职，都以都司佥书一职兼管游击将军的事务，这是惯例，并非跳级。
但魏忠贤是不肯认错的——上级领导怎么能有错儿？他矫诏把兵部主管武官人事的职方郎中余大成削籍为民，把人家的干部资格都给剥夺了。兵部尚书王永光急了，再次说明情况，为余大成讲情。但魏忠贤还是不听，训斥兵部，今后提拔武官要“循级序升，不得越次兼管”（《明熹宗实录》）。
此谓典型的“以不知为知之”。
在这前后，还有一件类似的事，倒霉的是阉党的一个小喽啰——礼科给事中李茂恒。李茂恒写了一份奏疏，里面有一句话是“曹尔桢整兵山东”。魏忠贤一听：不对！这个曹尔桢刚给我送过一个大红包，我给了他山西巡抚的位置，他原是民事行政官，只有到山西当巡抚（军民都管）才可能整兵，怎么在山东就整兵了？哼，读书人，连山东山西都分不清。在“领导班子”朱批的时候，他就吩咐要批评一下。
偏偏这个小小阉党李茂恒，非要坚持原则：我他娘的就是没错！上疏辩解说，曹尔桢原为山东布政使（民事省长），虽然已经升职山西，但还未到任，不可能在山西干什么事。而年初辽东有警（皇太极要挑衅），兵部曾经令曹尔桢督促地方部队戒备，所以说“整兵山东”没什么错儿。
这一说，还得了！这不等于说我魏某人是白痴么？于是魏忠贤矫诏，斥责李茂恒“不恭”，也给削了籍。对李茂恒来说，是九十九个头都叩了，就差这一个不肯叩，好不容易混成个阉党，却把前程给毁了。
以上所列，就是魏忠贤屈指可数的“政绩”。要说他有才能，也就这一点儿。须知，干部选用，必由正道，是千年可循的规律。天启把这样一个文盲加流氓的人硬给提到国家中枢位置，能干成什么样，那是可想而知的。
大明这辆疯狂马车，在他的驱赶下，不朝悬崖狂奔才是怪了。
魏忠贤，究竟好在哪里？
国家的事，天启皇帝愿意交给他去折腾，也就罢了。那么魏忠贤的私德如何？
他是个太监，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大，关键是在当今国人比较敏感的贪污受贿问题上。
魏忠贤位居一人之下，操控用人大权；加之旧时官员任命权力又集中在中央，因此要想当官的，必须奔走其门。索贿受贿这一条，魏忠贤他跑不了。逢年过节或者过生日，就更是公开收受。阉党阁臣魏广微有一年冬至忘了给魏忠贤送礼，惹得老爷子大怒，埋下了日后失宠的伏笔。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受过大苦的农民，出于对官僚腐败的痛恨，他制定的俸禄标准出奇地低，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这就必然引发官员大面积的灰色收入。比方，正统年间御史陈泰说：“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甚远，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首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谴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钱不够用，就只好贪污，这也是人性化的表现，不必掩盖这一点。
明嘉靖以前，由于士风较正（明朝士风之正与邪，都属历代罕见），对贪污受贿尚有所遏制。
到嘉靖这个昏庸皇帝上台，重用奸相严嵩，满朝贿赂公行，官场风气一溃千里。史称嘉靖时期“贪官暴吏，布满中外”；嘉隆以后，更是“惟贿是举，而人皆以贪墨以奉上司”。官场“礼义沦亡，盗贼竞作”。张居正整顿之后稍好，到魏忠贤起，贪风又大盛。买官卖官猖獗不可收拾。
大概情况如何呢？崇祯元年（1628）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曾上《劝廉惩贪》奏疏，从中可见一斑。他说，想当都抚此等地方大员，没有五六千金就不要想；道府美缺（省市级别的好位置），非得两三千金不可；一直到州县各官，都有定价。
官职有定价，这已和严嵩时代一样了。特别是大批谋到了官的人，“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这道理，今人不用点拨就会明白：既然花钱卖了官，就要加倍赢回来。怎么赢？古今都是同样的办法——“侵渔百姓”！
韩一良是个本份人，他如实报告：即使像他这样“绝无交际之人”，曾有两个月内，就退还了别人贿金五百两。他是个多大的官儿？从七品，就因为能够参与官员的考核，便有人送钱。两个月五百两！所以他在奏疏慨叹：“他可知矣！”其他人怎么样，可想而知。
这样的老实人，大概只有明代才有。“绝无交际之人”——想想看，诸位是否可曾遇到过？
再回想阉党给魏大中栽的赃，不过三千三百两；给黄尊素栽的不过二千八百两。诸君子过去要是有心捞的话，这点钱，最多两年时间就捞足。从这上，也可看出东林诸君子实在是太本份了！
魏忠贤总共收了多少？因为他死后定的是“逆案”，崇祯皇帝算的是政治帐，似乎没有太在乎财产统计，其家产在乱中也散失、转移了许多。但他失势后仓皇出京，随行携带的金银珠宝有40辆车。事急的时候，为贿赂崇祯身边太监徐应元，一次就送给人家私宅30余所，连带里面的财产与佣人。
——对比一下，他和东林党君子的经济情况，何来“半斤八两”？
而且阉党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人人都贪，少有例外。这一伙蝗虫总不是造钱的吧，无非是上啃国家、下吃百姓。
魏忠贤的第一文官走狗崔呈秀，原本就是因贪污被劾，才跟东林党闹翻的。投阉党后，“负忠贤宠，嗜利弥甚”，收受的稀世珍宝无计其数。
那个把“好粥”听成了“好竹”的周应秋，是因为向吏部尚书赵南星求官被拒绝，而和东林党闹翻的。杨涟、左光斗被害死后，他兴奋异常，深夜才回家，把睡在自家的一位客人叫醒，大叫：“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了！”就这么个臭名昭著的“煨蹄总宪”，在当上吏部尚书后，天天与下属文选郎李夔龙商量，怎么卖官，怎么索贿，怎么敲诈百官。还定了指标——“每日勒足万金”！北京城里都叫他“周日万”（《三朝野记》）。
这个贪污集团，不仅仅是他们本人，还包括他们的三亲六故，也都为人奔走，放手受贿。社会资财，就这么源源不断流向一个特定的集团。
贪官们要贪，必然会排斥正人进入这个集团，以免妨碍他们作恶，这就导致吏治败坏。吏治一败坏，国家受害，百姓受穷，中央权威失去公信力，社会矛盾尖锐化，也就是所谓的“国将不国”。这就是阉党给明朝带来的最大祸患。
魏忠贤，何“治国才能”有之？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了：东林人近乎苛刻的用人标准，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官员队伍，一定要是清流，国家才能正常运行。这条河要是浑了，臭了，腐了，国家的气数也就快到头了。
魏忠贤不仅受贿，还有强抢人家财产的恶行。行贿受贿毕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看见民有财富，就出手抢，这基本就是官式的土匪了。
这里要说的，就是天启六年（1626）年轰动一时的徽商吴养春“黄山大狱”冤案。
吴养春是南直隶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早在万历年间他家就是雄踞两淮的大富豪。其产业覆盖范围，北到京津、南至两浙，各大商埠均有商号，经营范围涉及盐业、典当、钱庄、珠宝、绸缎、木材等。可谓家资钜万，富可敌国。
他祖孙三代又是书香门第，家筑藏书阁，一边经商一边苦读。日本入侵朝鲜时，明朝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捐银三十万两助饷，万历皇帝一高兴，特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赐其父吴时佐“文华殿中书舍人”；吴养春本人和其他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荫官中书。这在当时是一件盛事，史书上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安徽的黄山，那时候是他家的私产，方圆三百六十里，三十六峰囊括其中，占地二千四百亩。这一片山上树多，每年采伐卖的钱据说起码有十二万两。
这吴养春财大，本身又有官衔，明代是不禁止官员直接经商的，所以他有权有势，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倒霉是自内斗起。他与从弟吴养泽因黄山的产权起了纠纷。两人之间的诉讼经年不息。
黄山这片山场，是吴养春的父亲吴时佐留下的。哥儿俩争讼时，地方官府曾有“一半入官”之议，但奏报上去后留中未发，也就是不知为何皇帝压下了没批。最后因为吴养春财大势大，赢了官司。吴养泽因为败诉给气病了，不久死去。
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在“衙门口朝南开”的皇权时代，就是今天也不难理解。他吴养春错就错在不懂“退一步海阔天空”，况且是自己的亲属。他非要赢者通吃。
弟弟吴养泽是“人为财死”了，他有个忠实家奴吴荣为主子不平，继续告状。
吴养春不怕这碟小菜，一顺手就以“奴仆告主人罪”，把这楞小子送进了大牢。偏巧吴荣瞅个空子从监狱里跑了，发下毒誓，要为主子报仇雪恨。
这个无产者跑到北京，到处找门路告状，一找就找到了翰林院编修吴礼嘉。
吴礼嘉跟吴养春是徽州老乡，但与吴养春有仇，一听说有这事，便思报复，领着吴荣到东厂告了状。
估计状子也是这位翰林先生写的，头头是道。一是告吴养春“家资巨万，为富不仁，一向结交缙绅，霸占黄山，砍伐树木货卖年久，获利何止数十万两……近因大工肇兴，采取黄山木植应用，养春胆敢遣家丁文节到京打点，停寝采木旨意”。这一条，是告吴养春心疼皇家造宫殿从他那里白拿木头，因此活动有关部门别再征用。不过，这么大的事，如何一个家丁就能单独去办？
二是告“养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创崇文书院，招朋聚党”。这可是犯了大忌。一个盐商，怎么会和党争扯到了一起？其实这也是告的刁状。
明末的盐商是个很有势力的群体，有如今日的房地产大鳄，多出自安徽、山西和陕西，他们发达之后，都愿意举家迁到杭州去住（要住就住到人间天堂）。但是明朝政府有规定，没有户籍的子弟，不能进入当地府学读书，更没有资格参加乡试。这些外地来的盐商子弟，家中虽有钱财，却因户籍问题登不了仕途。
这个严重损害富人利益的体制弊病，后来被一个包青天式的人物给解决了。
万历三十年（1603）前后，明朝出了个巡盐御史，叫叶永盛。他很为这些盐商子弟们惋惜，就向朝廷奏议，请求给盐商另置商籍，等同落户。皇帝觉得有理，就批准了，自此，盐商的子弟的身份和浙籍学子们就一般无二了，不再是等外移民，可以在当地参加考试了。
这个爱惜人才的叶永盛，字子沐，是徽州府泾县人。关于他，史料上记载不多，甚至连生卒年份都不详，只知道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时候还在世。他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先后当过两浙巡盐御史、江西按察使。在御史任上共9年，上疏数十道，声震天下。后来升至太仆寺卿。
叶永盛为徽州老乡们义务办教育劲头很大，索性在杭州借了一套别墅为盐商子弟办起了讲堂，地址就在烟水矶。在杭盐商感激涕零，纷纷送孩子来就读。因为有的人家路远，子弟要坐小船来读书。叶永盛见了，灵机一动，干脆租了条小船作流动课堂，自己有空就到处去授课。这种奇异的授课形式，在他身后，成了杭州四十二景中的一景，也就是“崇文舫课”，一直到清朝还有。
叶永盛任满离开杭州后，盐商们集资买下了这幢别墅，改称“紫阳崇文书院”，又在书院后面为叶永盛立了生祠，早晚供奉。不搜刮的好官就已是“父母官”，像这样体察民情的好官，当然就等同于祖宗了。
所谓“崇文书院”案，就是这样一个来龙去脉。其宗旨固然是为富人服务，但也不失为好事一桩。可是在这敏感时期，只要是告你“聚党”，那就百口莫辩。总之，这一状的要害，是说吴养春私占黄山，得利千千万，富比石崇，将谋不轨，另外还贪赃六十万两。
魏忠贤虽不以贪著称，但有这般大富豪进了他的笼子，怎能不摩拳擦掌？——来人啊，马上矫诏，榨钱！
天启六年（1626）八月，北镇抚司果然接到圣旨：“吴养春赃银六十余万两，著行抚按照数追解。其山场木植银三十余万两，工部即差官会同抚按估价解进，以助大工。山场地二千四百余亩，并隐匿山地、拖荒地土未收册者查出升科，尽归朝廷，不得仍前隐瞒。”这是说，责成地方官追赃，除了追赃六十万两外，还要把黄山现有木材作价三十万两，由官府变卖，以助“大工敗”修宫殿正等着要钱呢。
这个案子，还牵连到当地富户程梦庚和吴君实，也被追赃十三万六千两。这几笔加起来，共一百多万两。这样多的银子，老魏不可能一口吃下，他是准备公私兼顾。
不光是钱，政治上的好处也有。为这一案件，老魏又因“发奸剔弊”，捞了一个荫锦衣卫指挥的封赏。
吴养春知道了这消息，原以为自己不曾犯法，朝廷无非是榨他的银子，于是便放手使银子去打点。其下狱之初，妻汪氏为了救他，四处托人说情，不惜钱财，要一千给一千，要一万给一万，等到抚按追解时，家私已去大半。
官府要是打定主意要你的钱，那窟窿你还能填满吗？钱如流水似地花出去，吴养春和他儿子们最后还是被逮到京师，进了诏狱。锦衣卫堂官田尔耕亲自主审，在狱中三下两下就把吴养春等一干人给拷打死了(入狱者连亲族共8人，仅有3人生还)。
人死了，钱却还没缴够。魏忠贤心想：你家里总有家产吧？就在当年的十二月派了他的一个爪牙、工部主事吕下问，到徽州府去追查犯人家产，并负责变卖黄山木材。
这是好肥的一个差！吕下问不由心花怒放，带了小妾、仆人共30余人，浩浩荡荡来到徽州，准备大捞一把了。旧时办案，不光是主审官要敲诈，他的随从也可以敲诈。红脸白脸的唱一气，不愁没人送钱。所以贪官也特别喜欢办案子，越大越好！
却不料，这一帮人到了徽州，一了解情况，傻眼了——吴家经这么一折腾，早就破产了！家里人也死了个一干二净。
妻子汪氏感到没有活路，投缳自尽了；两个女儿也相继自缢而死；老母亲气绝身亡。黄山之主，家败人亡！看来，富人不保护也真是不行。
——怎么办？吕大人是奉旨前来的，追查不够数，自己还要吃罪呢！
不急，他自有办法。
这次吕下问能捞到主持勘卖黄山木材的美差，事先就送了魏忠贤一万两。此外刘志选（就是认定自己能死在魏忠贤前头，冒险攻击张皇后那个老家伙）做的中间人，办完差还得送人家一万两。除了这二万两银子必须得榨出来外，吕下问自己也得捞得差不多，不然不是白跑一趟？所以他肯定要生事、肯定要诈财。
吴家没油水可榨了，吕下问就“不耻下问”，查清了徽州富户的情况，开出名单，强迫富户们买木材，议价纳银，任意虐取。在原指标三十万两之外，又多加了二万余两（用来支付成本费）。此议一出，当地大姓立刻炸开了锅！
这次办案，吴养春的族人吴献吉也被牵连进去。吴献吉一看要被诈财，“三十六计走为上”，跑了。吴养春就让当地衙门的公差去向吴献吉的亲戚潘漠要人。恰巧这期间潘漠外出不在，公差们张冠李戴找错了门，跑到了邻居潘家彦的家去砸大门。
说来也巧，这家的主人潘家彦也不在家，家中只有一妇人。两个公差如狼似虎，破门而入，妇人被惊着了，不要命地喊：“公差强奸啦！”众乡邻对衙门敲诈富户早就愤愤不平，一听喊叫，都赶来搭救。
俩公差吓得扭头就跑，一不留神，踩着门口的一块青石滑倒了。众人一哄而上，盛怒之下将两名公差活活打死，而后又焚尸灭迹。大伙揍死了俩狗日的，仍余怒未消，又大书“杀部安民”的标语到处张贴（这个部，是指工部来人）。
歙县的知县倪元珙（祁门人，天启二年进士）见乱子要闹大，就赶忙去见吕下问，告之以其情可悯，众怒难犯，应以疏导为佳。吕下问是打着“魏”字旗号来的，有恃无恐，哪肯听一个小县官的？只是不允。
结果，报应当即就来。是夜初更时分，当地大姓煽动群众万人，包围了吕下问暂住的察院公署，呐喊攻击，声言要杀吕下问。还放了一把火，把察院大门给烧了！
吕下问这才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慌了，从后墙头爬出，狼狈逃窜。幸而身边还带有银子，就买通了隔壁做竹丝器具的人家，躲在人家的屋里。
他是没被百姓逮着，只是苦了他带去的一个宠妾陈氏。陈妹妹年方十八九岁，美貌绝伦，仓皇之间吕下问也顾不上她了，被众人从公署内揪出。一起被抓住的，还有三个同来的吕氏家人的女眷。暴民们为泄愤，就把这几位女流上下衣裳尽行剥去，令其当街裸走。几个女子顿时羞赧无地。
羞辱了女眷还不解气，众人还想寻着吕下问，也照样羞辱一番。一直寻到日落时分，仍没找到，百姓也就渐渐散了。知县倪元珙见众人散去，连忙派人寻着了吕下问，安慰一番，劝他连夜带了家眷走。老吕这回是不敢不听了，倪知县当下就差人护送出境。
小老婆被迫做了天体运动，老吕又慌又羞，只想跑得远远的。他怕在路上被民众查出，把随身带来的圣旨都给烧了，一天之间狂逃200里。
一直跑到绩溪县，还是心有余悸，自己爬到官署空房子的梁上躲了一整天，见确实没人追来，才战战兢兢地下来。
事情就这样闹大了，肯定要由地方官来处理。徽州知府石万程不愿替魏党的王八蛋们收拾这个残局，就告病挂冠而去，剃头当了和尚。
这就是著名的“徽州民变”，是一次很给徽州人添光彩的民众暴动。但是其名声在现代教科书中却远没有“苏州民变”响亮，而且不少当代历史著作在提到这件事时，都说是“险些激起民众暴动”，而不承认是一场成功实施的暴动。
民变之后，当地抚按上了一本，讲清了原委。魏忠贤见事情办成这样，也是没法儿。不久便有旨下来，说：“吕下问激变地方，不称任使，着回籍听勘。着巡按查明起事原由，量惩首恶。”这废物吕下问不仅丢了官，还白白丢了一万两银，只便宜了魏忠贤白得了这一万两。
徽州人为此甚是鼓舞。都说是苏州人打校尉给他们壮的胆。魏忠贤有了上回苏州的教训，也只顾在朝里弄权，不敢再派缇骑南下去抓什么首恶了——就是派了也没人敢去。
但木头还是要卖，魏忠贤又打发太仆寺丞许志吉，去歙县继续办理。
这个许志吉，是变卖木头方案的提议人。让他去，有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思。一开始，老百姓对他还抱有幻想，因为他也是歙县人，本乡本土的，下手总要留点儿情吧？
哪知道，许志吉一心想巴结，比吕下问还要狠，把原出售木材的指标又翻了一倍！
撵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反贪官看来正未有穷期。当地老百姓又闹开了，群情汹汹！亏得知县倪元珙从中调停，百姓才安定下来。
事后，徽州巡按御史杨春茂紧急召见倪元珙。倪如实陈述了情况，杨巡按对歙县百姓深表同情，及时向上汇报，宁国府推官邓启龙同时也从中周旋，震惊徽州的“黄山山场大案”才得以平息（见《明史纪事本末》《三朝野记》）。
牵连到这个案子里来的徽州富翁程梦庚，就更冤了。他为人恃富骄傲，发达后住在嘉兴府城。过去曾偶尔在南京得罪了贵州的一位田副使（可能是提学副使），那田副使后来升官到嘉兴。程梦庚怕他寻事刁难自己，就带了万金前往京师活动，要把这个官撵走。正值吴养春事发，他一头撞在了魏忠贤的网里！
程梦庚坐赃十三万六千两，被逮进京后，没过半个月也死在狱里了，家私全部抄没入官。
清人陆应旸在《樵史演义》里提到吴养春等人的遭遇，叹道：“反不如那肩耕步担人，不致杀身的祸。那程梦庚走到京师，自家送上门的，还也有说。吴养春好端端坐在家里，正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这件事，只是魏忠贤作恶多端中的九牛一毛。其品性如此贪婪、手段如此狠辣，他又好在哪里？
好和坏，是与非，固然有公论，但在每个个体的心目中，又很不相同。卑鄙的下属，看卑鄙的领导往往就很亲切；委琐的下级，对委琐的上司都本能地愿意趋奉。
所有的人，在口头上都会说得很堂皇，但具体行事，总有一部分人是根据利益而定。这就是“有奶便是娘”原则。在他们看来，没奶，还能叫娘么？什么正义，崇高、清白，那能当奶喝么？
阉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百都是“喝奶派”。在天启末年，魏公公的奶，就是现世最甜美的奶。
于是，关于魏公公“好得很”的舆论就甚嚣尘上，渐渐地演化成个人崇拜。
自天启六年（1626）中，明朝大地上，陡然兴起一个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理解“运动”的涵义了，也就是——如火如荼，争先恐后。
那么，什么叫“生祠”呢？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风俗，最早起自汉代，就是为活着的人修建祠堂，以便歌功颂德和礼拜。
一般的宗族祠堂，是为了拜祭死去的祖先而设的。拜祖先，在中国伦理中属天经地义，而给活人建祠则要严格得多，必须是公认的忠臣义士或青天大老爷，方有资格受用，而且是由群众自发兴建。
魏忠贤是缺德的典范，他有何德何能享受这个待遇？这是因为，卑鄙者掌握了明朝的全部话语权。
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没有不说自己好的。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的人，往往就要开始造神。
明朝的造神运动，始于阉党中的封疆大吏。据大多数史料记载，首倡者为浙江巡抚潘汝桢，首次提出动议是在天启六年的闰六月。当然，也有文献表明，早在天启四年，这个苗头就有，不过轰轰烈烈地成为一场运动，还是在天启六年以后。
潘汝桢在动议奏疏上说：“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他举的例子是，当年两浙受灾，魏忠贤主张，免除为皇家输送物品的专营户向内库交纳的孝敬费用。征用物品入库，须交纳小费，以便验收合格，这是明朝管库太监创制的恶例。如果废除这个恶例确有其事，那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潘汝桢说，举百年积弊一旦革除，有关专营户如逢再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群众感恩戴德，因此一致请求给魏公公建生祠。
民意不可违，很快就有批复下来，“宜从众请”，准了！
这个口子一开，大小阉党马上看好了行情：既然皇帝也同意，魏公公也坦然接受，那就比比看谁拍的马屁最响亮吧。
在一年多时间里，建造魏氏生祠的运动，迅速在各地展开，有如封疆督抚们的政治表态。据统计，所建生祠遍布九省，共有70余处。
到后来更是建到京城来了，内城、宣武门、卢沟桥都有，以至“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明史》）。在朱元璋的孝陵和凤阳的皇陵，也有建造。
这个生祠是个什么样子呢？
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座小庙，而是“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茂勋，普惠报功。两翼其坊，则曰：三朝捧日，一柱擎天”（《玉镜新谭》）。
建一座这样的生祠，多则几十万两银，少的也要几万两。各地官员借此又狠狠搂了老百姓一笔。
平地起楼，必然要占用民地，拆迁民房，砍伐树木，甚至刨人家祖坟。河南一地建祠，就拆毁民房一万七千余间。其中开封府建的祠，仿照帝王规制，拆毁民房两千多间。老百姓有泪只能往肚里咽，那年头，谁敢做钉子户啊！
天启皇帝还应众臣之请，给这些生祠题写匾额，诸如“普德”“广恩”之类。生祠柱上的对联则大书“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之类的颂扬词（《先拨始志》）。每一祠，都有一名文武官员专职看守。
在这个怪胎生祠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怪胎，那就是魏忠贤的神圣塑像。这是供人们顶礼膜拜的，正式名称叫做“喜容”。
这“喜容”又是何等模样呢？一般都是“垂旒执笏”，也就是戴着帝王的那种带穗儿的小帽，手执笏板。具体形状是“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腹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对着这脑袋上插花的偶像，众官要五拜三叩，口诵魏公公于何年何月对自己的提拔之恩。
在天启末年，围绕这个生祠的问题，黑白忠奸，泾渭分明。我们后人读这段史，真真如看一场大戏。
遵化兵备副使耿如杞对生祠塑像有帝王之象而颇不满，仅半揖而去，被人告发，立刻逮入诏狱，栽赃三千六百两，后又论为死罪。
工部郎中叶宪祖对京城主干道遍布生祠不满，私下讥讽道：“此天子临幸国子监之驰道也，驾出，土偶能起立乎？”意谓，假如皇上从路上经过，魏公公的土制偶像能站起来迎送么？魏忠贤知道后，恼恨异常，将他削了籍。
顺天府尹某人建生祠于宣武门外，诸属官不肯揖拜，这个府尹就独自行八拜之礼，之后觉得不是滋味儿，下令：“不揖者死，后至者罪！”
那个曾经跟七君子之一周起元有过冲突的朱童蒙，后来被魏忠贤提拔为延绥巡抚。他虽然整军打仗有一套，但依附阉党也是死心踏地。为了感恩戴德，超规制建造生祠，用了皇家建筑才能使用的琉璃瓦。
巡抚杨邦宪在南昌建祠，为占用地皮，竟捣毁了祭祀周敦颐、程颐、朱熹的“三贤祠”——古之贤人，虚名而已；当今权贵，才是有奶的妈！
据说曾有个地方的“喜容”因设计不周，帽子小、脑袋大，戴不进去。工匠顺手就把“喜容”的脑袋削下去一圈儿。旁边监工的小宦官见了，抱着魏公公的土偶大哭。这不知轻重的工匠，当然也少不了挨一顿大棍。
人间何世啊，出来这些群魔乱舞？
有个国子监生员陆万龄，还嫌崇拜的不够，竟然上疏提议：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生祠！
无耻之尤，无过于此！乡人所说“墨水都喝到狗肚子里去了”，当指此辈。
可怜的孔老，生前奔波四方惶惶如丧家之犬，死后谁都可以拿他来耍耍把戏！
天启末年，崇拜魏忠贤的浊浪一浪高过一浪。对他的称呼，也步步升级。从一开始还比较客观的“厂臣”，到后来的“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祖爷爷”“千岁”“九千岁”，最后，竟然发展到“九千九百岁”。历史上的皇族，称“九千岁”的曾经有过，但一个阉宦，对其称呼竟达到了“九千九百岁”的高度，简直骇人听闻。
他离皇帝的宝座，只有几步之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