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1625）的五六月间，六君子陆续被逮到京。周朝瑞和袁化中最早被逮，五月初即入狱。顾大章于五月二十六日被押到，魏大中六月十三日押到。杨涟与左光斗最后到，至六月二十七日才送进诏狱。
昔日同侪诸公，再见面时已在魍魉世界。六人相见，不胜感慨。
这六人，除了魏大中之外，其余五人均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同年进士。昔日及第时，都是抱负不凡，自许终生要做个报效国家、治平天下的直臣。转眼却是乌纱除去，性命堪忧，生死就握在一个无赖手里，真是福祸难料！
他们也知道，自泰昌年间“红丸案”以来，他们同气相求，以正抗邪，得罪人了一批小人，这才被权奸所疾恨。这样想来，也是所为光明磊落，无甚可悔。
六月二十七日，杨涟和左光斗押到后，六人全体在狱中聚了一天，平安度过了审讯前的最后一日。
到二十八日，魏阉的得力爪牙、锦衣卫指挥崔应元有令，对六君子开始严刑拷问。
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奉命主持用刑。六君子的袁化中因平素多病，入京后受了湿气，一直僵卧不起。除他而外，其余五人同日开始了恶梦般的遭遇。
魔头许显纯是个武官，性极残酷，却又粗通文墨。为了向主子有个交代，他无所不用其极。
这次，他早已把事先写好的假口供揣在怀里，招与不招，都是一样的。抓六君子入狱，圣旨上的罪名是“受贿”，许显纯按照魏忠贤的意思，已经安排好给各人“受贿数目”：杨涟为二万两、左光斗二万两、周朝瑞一万两，袁化中六千两、顾大章四万两、魏大中三千两。
按明朝“惩贪”的惯例，只要是承认了较为可信的贪污数目，并由家人凑齐了相当于赃款数的银两交上，就可以放人。这个追赃过程，叫做“追比”或者“比较”。
若六君子都是贪官，这一点儿钱，家里随便一搂也就齐了。可他们人人是两袖清风，如何有法子“退赃”！
六君子据理申辩，许显纯根本不听，只说这数目是汪文言所供。众人提出要与汪文言对质，许显纯冷笑道：“文言已论罪处死，诸位于地下再与他对质吧！”
死无对证，你们能怎么样？
汪文言是条汉子，他绝对不可能诬陷六人。这些“赃款”的数字，都是许显纯编好后，写成供状，趁汪文言被酷刑折磨得人事不省，抓着汪文言的手指画了押，以此锻成“铁案”。然后把汪杀死。
那么，按照许显纯的说法，汪文言供出了六君子受贿，这几笔数额巨大的银子，又是谁向他们行的贿呢？
是熊廷弼。
这个名字，在本书的前面，已经出现过几次了。要讲清楚东林的故事，这个人是无法绕开的。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来世代为农。他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常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万历二十五年(1597)，熊廷弼29岁，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当了官以后，清正廉明，热心赈济灾民，从万历末年开始，两度任辽东经略。
可他现在却是个罪臣。因天启二年（1622）初广宁失陷，他有责任，被问成死罪。眼下正关在监狱里，等候问斩。
统帅失地，被砍脑袋，似乎也是罪有应得。但是熊廷弼这一案，本是个天大的冤案。熊大人和孙承宗一样，出身文臣却知兵，对辽东做过周密的战略部署，其功劳和能力都不在孙承宗之下。之所以兵败，之所以被问罪，是因为他没有孙承宗那么幸运，他“上面没有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皇帝做靠山。
万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奉命巡按辽东，这是他第一次与辽东结下不解之缘。其时，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弃守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白送给了建州女真。还强逼边民6万户徙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为名，向朝廷邀赏。这么大个事，想瞒住所有的人当然不可能，有人很快就提出怀疑。
于是，万历授予熊廷弼巡按御史职（监察部特派员），派他去辽东察一察。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就是杀头也难抵其罪（万历对李成梁的信任，绝非一般，因此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
有了调查，就有了发言权，他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制定了“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就是屯田，搞生产建设兵团。“以夷攻夷”就是发动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诸部，来钳制努尔哈赤。
万历见他说得好，就干脆授权让他来主持屯田。
熊廷弼不仅有谋略，在实干上也很有一手。三年之内，积谷30万石。通过整顿军务，使边军实力大盛。
他的“合纵连横”也搞得很好，与女真叶赫部及蒙古各部关系都不错，使得努尔哈赤感到压力甚大，不得不退缩，以求和好。
努尔哈赤刚兴起的时候，明朝人大多都看不起他，甚至有人认为他还不抵江南一富家有实力。但熊廷弼一眼就看出：辽东将来的大敌，就是这个努尔哈赤。当时有人评说道，熊廷弼制定的遏制战略，后来如能全部实现，则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可惜，他后来与辽东巡抚杨镐意见不和，不久被召回，调往南直隶任督学。他一走，“辽东方略”就再也无人理睬了。明朝之败亡，这是不为人所注意的一大关节。
由于他身上有武人作风，所以当了督学也是一副武夫作派。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弹劾，丢了官，回乡一待就是7年。
万历四十六年(1618)怒尔哈赤起兵，攻占了抚顺等地。次年三月，辽东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其中三路大败，损兵折将。朝廷这才又想起熊廷弼，赶紧起用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命他宣慰辽东。熊廷弼受命后，兼程来京，但朝廷却又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他只能在京城干等着。
到了六月，努尔哈赤攻陷了开原。熊廷弼忧心如焚，上疏请急赴辽东，并要求大权独揽，以避免多方牵制。万历这时候大概是急了，马上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并赐以上方宝剑——你愿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七月，熊廷弼离京，在赴辽东途中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后，更是差点儿没把他气晕：辽阳已半是空城，官绅大都逃离，留下的也都人心惶惶。
熊廷弼此行应变的身手果然不凡，一路上他不断命令逃民返回原地；一进辽阳，就逮捕了有退缩之意的知州李尚皓；又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奠开原、铁岭死节将士。三下两下，便初步稳住了军队和民心。
此时他得到情报，说是努尔哈赤要乘胜攻占辽阳。如果如此，明军现有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抗，熊廷弼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日夜督促士兵造战车、制火器，加强防务。还斩了贪将陈伦，撤换了纨绔子弟、懦弱无能的总兵李如桢，以振奋军心。
就这样也还是不行，熊大人索性玩起了孙子兵法，他把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调到辽阳，大飨军士，摆开阵势，佯装要进兵。
努尔哈赤虽然经常品《三国》，但此刻还是中了熊大人的空城计，在疑虑重重之中，没有立刻进攻辽阳。
你不来，我就要忙了！熊廷弼趁机加固了辽阳城防。另外还有更绝的：他不满足一般的吓唬，还亲自出马，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冰冒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前。熊大人坐在马上，虚张声势，以鞭指点地形曰：“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故意让后金的哨探听到。
努尔哈赤闻报大为恐慌，以为熊廷弼真的要冲关了，连忙砍树堵山口，运石头整修关隘，累得满头冒汗。熊廷弼却以此赢得了时间，继续大修辽阳城。三个月后，一座城垣壮固的辽阳城赫然雄峙于辽东，防卫形势为之一变。
努尔哈赤这才回过味儿来，跌足不已。
熊廷弼用兵如神，决不是虚名。他不仅把努尔哈赤玩于股掌中，还提出了能够彻底剿灭后金的“坐困转蹙”战略设想。大致的方略是：将辽东的明军分为四路，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这几个点上，每路三万人，相当于能攻能守的独立战区，各路相互策应。
这样，既能组织快速反应部队，消灭后金零星扰边的小部队，又能在农忙季节对后金境内进行频繁袭扰，使之不得耕种，日见困乏。然后四路兵马可相机同时进征，一举灭掉这个辽东大患！
万历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少有的一位懂军事的皇帝，他很欣赏老熊的这一套，就不断给老熊拨兵、拨军器。
至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经集结了兵力13万，重200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重80斤的大炮3000余门，“百子炮”数以千计，战车4200余辆，铁箭、火箭42万余支。
老熊的战略计划是这样的：打算一到冬季，就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先震慑一下后金，让它士气低落。然后等到第二年春，再统率大军驻抚顺，步步进逼。要是后金傻呼呼地出来迎战，则不与其交战，把它的主力压制在那里就行。主要的战斗，是从叆阳、清河、宽甸这几个点上不断以小部队出击，反复袭扰后金的后方，使之疲惫不堪。同时再采取招抚的办法，分化瓦解其内部，等时机一成熟，就给它一锅端掉！
那个时候的熊大人，大概也没把努尔哈赤看得怎么特别了不起。后金，眼看着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他绝想不到，这个被他死死压住了的部落，后来居然能占了他身后大明的万里江山。
自万历十九年（1591）威镇辽东的总兵官李成梁第一次解职以来，辽东形势从未有现在这样好过，敌不敢再犯，且失土略有收复。朝廷上也屡有人夸赞熊廷弼的“全辽”之功。
但木秀于林，必有风摧之。熊大人的功业，到此也就走到顶点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这年，总体形势很好，但在八月里，后金胜了一仗，攻陷了我方蒲河，明军寡不敌众，损兵七百。
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有人却不能宽容。朝中嫉妒熊大人“全辽”业绩的，也大有人在，对他的攻击从来就没断过。在万历朝，熊廷弼地位一直比较稳固，原因是万历对他给了无条件的支持。
万历直到临死前，仍对熊廷弼的意见很重视，别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批。
万历一死，熊廷弼立时失去保护屏障。
言官们被压制了十多年，终于可以出头了，他们纷纷上疏，要求改革万历时期的弊政。万历时期的内政，确实一塌糊涂，但是他的“攘外”还是做得不错的，言官们却不管那个，一勺烩！
给事中姚宗文首先在朝中散布流言，纠合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紧接着，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兵科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
就这样，在泰昌元年十月，正是所谓“众正盈朝”时，熊廷弼被免职，以右佥都御史袁应泰取而代之！
这简直是乱点鸳鸯谱了！袁应泰固然是个非常称职的文官，清正爱民，品德无私，但对于用兵作战却一无所长，就像今人所说，“和熊廷弼差了两三个档次不止”。他到任后，一切以宽大为怀，把熊大人那一套严密的边防设施给改了个七七八八。到了第二年三月，清兵猛攻沈阳，袁应泰守不住，城陷，他也只能自刎殉国了。
辽东形势从此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这时候，大家才想起：咱们还有个“全辽”的功臣在家闲待着呢！于是，急召熊大人重新出山，再任辽东经略。同时以诸城人王化贞为广宁巡抚。
这次复出，是让老熊驻在山海关，也是赐了尚方宝剑的，负责节制诸路人马。这好像跟万历年间很相似，起码权力是一样的。
但实质却大不同！
今天有人为他此次出山而甚感惋惜，说他“不知是保国卫疆、求功心切，还是意气用事，全不知其中关节”。
什么关节？
可以说，这次的情况相当凶险，辽河以东，城寨尽失，军民逃亡一空，比不得当年了。这还不算，最成问题的是自己人，他老人家遇到了连皇帝也很头疼的“经抚不合”难题。
熊廷弼复职后，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即在广宁部署重兵，牵制后金全部兵力，此为一方；在天津和山东的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这是另外两方。实施这个“三方并进策”，还要联络朝鲜。派大臣到朝鲜，收归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合为一处，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不断积蓄力量，伺机并进。
恰好努尔哈赤这时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一个是占领辽、沈后的内部矛盾激化，需要解决；另一个是占的地盘大了，兵力分散，要想大规模进攻辽河以西，还要有大量准备工作要做。
下一步的较量势所不免，但还不至于马上动手，双方都在憋着劲儿做准备。
可是熊大人这次的情况却不大妙。
从天启元年(1621)六月起，熊廷弼就开始为实施“三方并进策”做准备。他遇到的问题是：向兵部请调的兵迟迟不到，广宁巡抚王化贞也不配合。
王化贞这个人，既不知兵又轻敌，而且是个“上面有人”的人，兵部尚书张鹤鸣是他的后台，首辅叶向高是他的“座师”。朝廷方面当然支持他的出击策略。可他的能力实在也是不行，五次率兵出击，均无功而返，并且还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的意图。
熊廷弼有长远的谋划，当然反对王化贞这样胡闹，双方就此出现不和。王化贞仗着朝中有人，不受熊廷弼的节制。
朝廷方面几乎一面倒地支持王化贞。调往辽东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就自行分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也不答理。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完全被架空了。他上疏请朝廷节制王化贞，结果上面让他不要管王化贞的事。
王化贞甚至还上疏，放出狂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辽东！
看来，下一场大战，在准备阶段，可以说明朝方面就已经输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发五万大军，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陷。罗一贵殉国。
就在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镇武堡守将刘渠急速增援。王化贞则轻率地采纳了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去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带着这部分兵马与刘渠汇合，一同前去增援。
努尔哈赤闻讯，分兵一部迎击明援军于平阳桥。这个孙得功，早已暗中投降后金。刚一交战，他就在阵后大呼：“兵败了！”喊罢，率先策马逃跑。明军阵后顿时大乱，三万余人最终全军覆没，刘渠战死。
孙得功逃回广宁后，立即封了府库及火药库，声言要捉住王化贞，作为投降后金的见面礼。幸亏有部将掩护，王化贞才仓皇逃出广宁。在大凌河，王化贞遇见熊廷弼，不禁失声痛哭。
熊廷弼则冷笑道：“六万大军，一举荡平，何至如此？”
一句话，说得王化贞惭不能言。
经广宁之败的挫折，王化贞已知用兵不是儿戏，没有熊廷弼的参与，他绝不敢再战了。
于是熊廷弼将自己从山海关带来的五千兵交给王化贞，让王化贞殿后，掩护难民队伍撤退。他本人则带领副使高出、胡嘉栋等，尽焚关外军资，然后退入山海关。
熊大人的这个建议和行为，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唯一的一个错误决策。
经抚不合、窝里斗，固然可恨；熊大人立了大功反而遭打击，固然可悯；但是在军国大事上，决不能意气用事。当今有史家评论说，他无意出兵收复广宁，并不是被后金的攻势吓住了，而是心灰意冷，还在生王化贞的气。
事实看来也是这样。在平阳桥大败后，就有人建议熊廷弼赶快驰援广宁，这在当时还是可以一搏的事，可惜未能成行。
王化贞逃离广宁两天之后，努尔哈赤的前军才抵达广宁。在这两天时间里，明军回兵广宁，从叛将孙得功手里夺下城池固守，是极有可能的。
在广宁，王化贞的逃离，不过是叛将作乱，并不是直接败于后金大军。因此，广宁失守严格来说并不是一次败仗。返身再把它夺回来，明军在心理上、士气上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障碍。
至于夺回以后守不守得住，有一多半的因素就要看熊、王二人的智慧和意志了。
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后，纵军大掠、焚城，而后撤回辽阳，仍是将辽阳作为前进基地。辽河以西的军事主动权尽归后金，明朝若再想恢复辽东，不说是“无望”，也是前景非常渺茫了。
熊廷弼的错误，就在于此。
广宁失陷的败报传回京师，满朝大哗，人人震恐！
原先袒护王化贞的人怕累及自己，就纷纷起而追究王、熊二人的失土之责。结果，王化贞、熊廷弼一起被逮入京，论死，被关在狱中等候处决。兵部尚书张鹤鸣因为事发后表现恶劣，不久也被罢免。
一代豪雄熊廷弼，落得个如此下场，后人多有为他感到不平的，认为他是代人受过，吃了王化贞瞎指挥的“瓜落儿”。
辽西的总崩溃，缘于平阳桥之败，这明明白白是王化贞惹的祸，与手中只有五千兵的熊大帅有什么关系？
这两人逮进大牢后，辽东统帅出缺，东林的杨涟、左光斗就推举了孙承宗出来。天启也接受了教训：打仗解决不了“经抚不合”还打个屁！于是，让孙承宗既任兵部尚书，又兼东阁大学士，再去经略蓟辽。这么高的位置、这么大的权，明朝开国以来还没有过——这下子，没有人能掣孙大人的肘了。
先前，要是早给熊大人这样的权，何至于辽东全部丢光！
熊廷弼被逮，这是天启二年（1622）的案子，他和王化贞就这么一直关着等待砍头。实际上，这是一种缓期执行，一旦形势或者舆论有变化，没准儿也还能活下来。
没想到，熊廷弼这只死老虎，在天启五年（1625）被魏忠贤大大利用了一回，用来打击东林党人。
若论熊廷弼与东林党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不大好。老熊是看不大惯东林党喜欢挑人毛病的那个劲儿，东林的大佬叶向高对熊廷弼也不大感冒。但是，并不等于所有的东林人士都跟老熊过不去。
比如，老熊第二次出山，就是东林重臣刘一璟极力推荐并运动成功的。刘一璟认为，临危受命，非熊大爷莫属。
还有，在熊廷弼被逮后，对他怎么处置，朝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他和王化贞都应该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王化贞是死定了，但熊廷弼应从轻。东林方面的叶向高、黄尊素、顾大章等，就是持从轻意见的。
一开始审理这案子，援引了“议能”“议劳”的条例，也就是考虑罪臣以往的能力与功劳予以减轻，初审议定王化贞死、熊廷弼判流刑。可是朝中反对意见非常大，坚决反对的人当中也有东林的要员，比如魏大中。
所以，东林党人对熊廷弼的评价和态度，并不是以党派来划线的，他们各有各的观点，都有一定原则。
总体来讲，说东林党专以打压熊廷弼为能事，这不符合事实。但双方关系总体上不睦，则大致可信。
但魏忠贤是以熊廷弼向东林党人行贿的名目，抓了“六君子”的，这个案件在当时就叫“辽案”。这就有点儿不可思议了。
“熊廷弼——东林党”，这两者之间虽不是水火不相容，起码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怎么能搭得上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