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曽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 1918.5.27— )
连任第71—73届(1982.11.27—1987.11.6)内阁首相
中曾根康弘(1918— )是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教父，作为一位“总统型首相”，连续三届担任日本首相，20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是日本战后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之一，继佐藤荣作、吉田茂和小泉纯一郎之后名列第四。
这位自称“乱世英雄”的人物，宦海生涯五十余载，以其鲜明的个性和颇具战略眼光的行动，获得过“大勋位菊花大勋章”、“政治学名誉博士”的荣誉头衔，也赢得了诸如 “青年将校”、“鹰派宰相”、“日本的撒切尔”、“风向标”、“远眺的富士山”、“平成妖怪”等诸多褒贬不一的绰号，在国内外留下了一个毁誉参半的评价。总之，无论其在职时期的政绩，还是退位后的影响，在当代日本政坛上，鲜有出其右者。一个电视节目中的笑话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老人看到首相官邸后问道：这里就是中曾根首相住的地方吧。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中曾根康弘1918年5月27日出生于群马县高崎市末广町一个富裕的木材商家庭。193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这期间，英语 、法语的学习，为中曾根出任首相后外交的开展增色不少，而他尤其是喜欢历史、哲学，醉心于大类伸、黑格尔、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等人的著作，也爱看小说、做俳句。与日本其他首相相比，中曾根的政治决策更具历史感和战略性，这大概与他的这些读书经历不无关系。日后他陆续撰写的《青年的理想》、《新保守理论》、《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等近50部著作便是一个例证，可以说中曾根也是日本首相中著述最多、最有才学的一个。
1941年4月大学毕业后，他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进入内务省，很快应征成为海军财会学校学员，任海军会计中尉；并且随军参加了太平洋战争，出征侵略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等地。另外，他的弟弟中曾根良介也是一名海军航空兵，1945年2月，在军事行动中遭遇暴风雪坠机而亡。
他战后复员回到内务省，后调任香川县警务科长、东京警视厅监察官。出于对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及其亚流思潮等左翼思想在日本传播的警惕，中曾根不顾父亲的反对，辞官返回故乡群马县，创办“青云塾”，决心“开展自主的民主运动”，以“防止共产党和左翼思想赤化家乡”。在最后寄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作为一名复员军人慰藉战死者英灵的最佳选择，就是为日本的重建而站到日本政治的第一线，走上这条前途未卜的艰难道路。”他利用退职金买了一辆自行车，特意把他漆成纯白色，挂上“把赤化瘟疫从日本驱逐出去”的标语牌，而且系着黑领带，举着太阳旗，四处游说演说，拉选票，以示“为国戴孝”，表达对美军占领的不满和战败的“耻辱”。1947年4月，在战后首次举行的大选中，中曾根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以选区最高票、全国第五的得票数当选众议院议员，时年28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议员。
从政后的中曾根被称为“青年将校”，是有名的论客和行动派。他严厉批判吉田茂内阁“唯美国司令部之马首是瞻”的政策，主张修改宪法，重建军队。1951年1月23日，他向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递交了一封长达28页的英文建议书，言称如若“占领长期化，必将使占领和被占领双方都陷入堕落的境地。”于是，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临时国会上，他对媾和条约投了赞成票，但对日美安全条约存有异议，故没有出席表决。1956年，他还撰写了一首所谓的“修宪之歌”，在东京宝塚剧场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会。同时，主张“首相公选论”，发起在全国范围内遍插电线杆般的“实现首相由国民投票选举”的宣传旗帜，四处巡回发表“首相和恋人由我自己选择”的演讲。少壮派的中曾根，无疑是一个爱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式的战斗型人物，曾被日本政界元老松村谦三称为“身披红色盔甲的青年武士”。
中曾根踏入政界后，先是参加了芦田均的民主党，后又加入了三木武夫的国民民主党，其后来演变为改进党、日本民主党，到1955年与自由党合并为自民党，他一直是反吉田茂、也就是反自由党的“急先锋”。因此，在自民党中自由党系列的保守主流执掌政权的年代，中曾根所属的河野一郎派以及其后1965年自立门户的中曾根派，始终都是保守旁流，一般情况下，连入阁做重要成员的机会也很难得到。
但是，中曾根发挥了“风向标”的能力，在自民党激烈的派系抗争中纵横捭阖，瞄着首相的位置，不断调整着目标。1959年6月，他在大野伴睦的支持下，首次入阁，出任岸信介内阁的科技厅长官。1967年11月，一直批判佐藤荣作的中曾根，为了维持派阀生存，积极向主流派靠拢，出任了佐藤内阁的运输相。当有人批判他转向太快时，他若无其事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远处叫的狗无法改变政治，不走近到够得着的距离就打不到对手。”此后，他又相继担任了防卫厅长官、通产相、自民党干事长、总务会长、行政管理厅长官，成为自民党内公认的实力派人物之一。
1982年10月12日，面对国内经济政策受挫和有关官员受贿案件曝光的困局，本已确定可以连选连任的铃木善幸突然宣布不竞选下届自民党总裁。在田中、铃木两派的支持下，11月24日，中曾根在总裁预选中就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河本敏夫、安倍晋太郎和中川一郎，未经正式选举就赢得了自民党的头把交椅。11月27日，中曾根内阁成立。二十名阁僚中竟然任用了六名田中派的议员，而中曾根派的仅有两位，再加上亲田中的秦野章法务大臣，新内阁大有被田中军团占据之势。特别是内阁官房长官作为首相的大管家，历届政权都由本派红人来担任，可中曾根居然也打破惯例，任用了田中的心腹后藤田正晴。而且，作为党运营支柱的干事长也由田中的亲信二阶堂进担任。这种前所未有、非比寻常的人士安排，被舆论界称为“田中傀儡内阁”、“田中曾根内阁”、“角影·直角内阁”，而中曾根认为是任人唯才、工作本位，是“实干家内阁”、“工作内阁”。关于内阁人事问题，后藤田在回忆录中推测中曾根和田中进行过密切的磋商。田中角荣之所以压制派内异议，支持与自己“水火不容”的中曾根这个“没人抬的破轿子”(金丸信语)，除了回报十年前“第一次角福战争”时中曾根放弃参选并支持田中打败对手福田赳夫的人情外，更重要的是随着洛克希德案件审判时间的临近，作为该案的刑事被告人的田中以攻为守，旨在壮大派阀势力，为案件审判和重归政界做准备。而中曾根作为自民党中的小派阀，党内基础薄弱，除了看重后藤田在危机管理和行政改革领域的能力之外，无疑他很清楚，要想获得政权，以及维持政权的稳定运营，需要最大派阀田中派的支持。据说，中曾根本人也认为“与田中维持良好的关系很重要，有人才就要用，但是不会让国民看到我是处于田中影响之下的。”
矢志追求、如愿以偿的中曾根，一改战后长期以来大多数“协调性首相”的拘谨风格，凭借着高大俊朗的外在形象和卓尔不群的内在气质，继续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断然打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提出了“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展开了所谓“没有禁忌”的内政与外交。中曾根执政阶段，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重大转折时期。
上台不久后的1982年12月21日，中曾根在自民党选举对策本部讲话时，首先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1983年1月24日，中曾根在第98届通常国会发表了首次施政方针演说，进一步了阐释了其“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哲学。他说：“我深深地感到，日本正处在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因此，“面对这种时代剧变，应该毫无禁忌地以新的眼光认真地重新认识过去的制度和结构”。进而，在同年7月30日，在对他的家乡群马县选民发表讲话时，第一次提出日本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即“今后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后来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在野党和亚洲各国，事隔28天后的8月27日，将“政治大国”改为“国际国家”的提法。总之，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外建设国际国家，对内建设有活力的福利社会，手段是“改革”，总目标是当政治大国。
行政改革就是搭建“繁荣昌盛的文化福利国家”的国内目标与国际贡献的对外目标的桥梁。中曾根强调：“我的想法是，日本为了更加积极地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进行对外援助和交流，需要通过行政改革来获得必要的预算”，“我们在1970年代曾大幅度增加了社会保障和文教方面的预算……但是日本经济怎么也难以维持发展；无论如何要推行行政改革，轻装上阵，与此同时，若不一举改变以往增加国家开支的想法，别无他途。”具体到行政改革的国内动因，相对于学者们主要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内因，中曾根本人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他认为，战后以来为了追赶欧美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行政政治制度，如中央集权、纵式领导、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公社”、“公团”等正在阻碍日本国家的继续发展，因此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实际用意，显然是试图通过改革，建立起一套与政治大国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执政五年期间，中曾根的国内改革包括行政、财政和教育三大改革。这次改革，与美国里根总统的改革、英国撒切尔首相的改革并称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前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改革，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教育改革没有完成，税制改革转移到了下届竹下登内阁的手中，只有行政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
行政改革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提上政治日程，而真正的改革是中曾根内阁时期展开的。中曾根政治的特色之一就是“审议会政治”。由于政府部门的强烈反对，省厅的裁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是，1983年7月，中曾根内阁通过国会批准修改了国家行政组织法，把原来依据法律设置审议会和省厅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来决定，先后设置了各种名目繁多的审议会，其中中曾根个人的审议会有“和平问题审议会”、“文化教育恳谈会”等。并且，增设了总务厅等机构，在内阁建立了安全保障室、外政审议室、内政审议室等五室体制，强化了内阁的决策功能，加强了首相的权力和影响。
在财政改革方面，最初提出“实现不增税而重建财政的彻底的行政改革”路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由控制公共事业费、削减补助金、年金、医疗费的合理化、国铁分割等财政合理化方案转变为以自立自主的形式实现经济社会的结构转型。在1982年7月第三次答询和1983年3月的最终答询中，临时调查会提出，当前最大的课题是实现“国民的自助、自立，企业的自主努力，企业间的自由竞争，地方自治体的自立，创造出新的社会经济关系。”1983年取代临时调查会之后成立的“行政改革审议会”，提出了“民间活力论”和“规制缓和论”，在此基础上，中曾根成功地进行了日本国铁、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和日本专卖公社三家国营公司的民营化。
关于教育改革，中曾根积极倡导进行日本历史上的第三次教育改革。1983年6月，中曾根设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构“教育与文化恳谈会”。1984年3月22日，恳谈会公布了报告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五原则》，即国际化原则、自由化原则、多样化原则、信息化原则和尊重人格的原则。同年8月21日直属内阁的教育审议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正式成立，三年期间共向首相提出四次报告，确立了“个性化原则”、“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适应变化(国际化、信息化)”三项教育改革基本原则，并就教育领域的改革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
中曾根政治留给世人的“光环”，应该是他最擅长的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在其执政的五年间，在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下，他一个接一个地向战后日本政治的禁区“挑战”，推行了带有强烈的新国家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为日本开辟了一条通往政治大国的初具轮廓的道路。
中曾根上台后首先抓的是外交问题。他一组阁就立刻跟韩国的全斗焕总统、美国的里根总统、东盟各国首脑通了电话。这在历代首相中尚属首次。旋即派遣他的智囊之一、伊藤忠商事顾问、原大本营参谋濑岛龙三两次密访韩国，解决了日元贷款问题。出任首相不到两月的中曾根，于1983年1月12—13日，作为日本首相战后首次对韩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宣布向韩国提供40亿美元的贷款，一举解决了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的问题，实现了日韩关系的正常化。在首尔的正式晚宴的致辞中，整个讲稿的三分之一，他是用集中学习的韩语进行演说的，令韩国要员们大吃一惊，不少人热泪盈眶。晚宴后的二次宴会上，中曾根又与全斗焕总统肩并肩，他用韩语演唱了“黄衬衫”，全总统则用日语演唱了“知床旅情”。中曾根称其为“手工打造的外交”。像这样，在中曾根外交中，总是很重视发挥其高超的“演技”。
在中曾根看来，纵观国内外形势，日美关系对日本整个国家以及他本人的执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日本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其设计的政治大国之路的前途如何，都离不开良好的日美关系这个基础，也需要美国的理解和支持；发挥自己的外交特长，修复日美关系，赢得内外支持，也必将巩固其在国内、党内的执政地位，有利于顺利推进内政改革。
于是，中曾根在访美前3天，不顾大多数民众(民意测验80%以上)的反对，以后藤田官房长官谈话的形式，承认可以向美国出口军事技术，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则”，解决了最为棘手的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的问题。闪电式访韩的三天后，1983年1月17日，中曾根带着上述礼物造访美国，与里根总统的会谈中，重新确认了“同盟关系”，明确强调“两国是命运共同体”，全面修正了两年前铃木善幸“否定军事同盟”的发言。针对里根总统希望日本在防卫问题上做出更大努力的要求，中曾根表示，“将根据日本国情和他本人的判断，负担更大的责任”。1月18日，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兼执行官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的采访时声称：“整个日本列岛或日本本土将像不沉的航空母舰一样，成为对抗(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的堡垒。……我们希望，随着海上交通安全网的确立，使关岛至东京、台湾海峡至大阪的海上交通畅通无阻。”“不沉的航空母舰”论一经公布，国内外舆论哗然。中曾根的“刺激疗法”，“将华盛顿一段时间以来所郁积的、对日本在防卫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而产生的不信任感一扫而光”，由此也建立了中曾根康弘与罗纳德·里根之间的“罗康关系”。
进而，同年5月28—30日在美国威廉斯堡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中曾根不顾在“不沉的航空母舰论”发表后内阁支持率急降5.1%的状况，依然保持了在安全方面积极的态度。他改变了以往日本首相对美苏削减中程核导弹谈判问题的消极被动的姿态，主张从全球的立场上考虑西方国家的安全。在关键时刻，他打破会议僵局，成功说服了态度谨慎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意见转为消极的德国首相科尔，支持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号导弹以对抗苏联，可谓助了议长里根总统的一臂之力。这种在国际政治多边外交的舞台上扮演了炫目的主角，同样开创了日本外交史上的先例。而首脑会议后中曾根面带微笑、仪态潇洒地站在里根和撒切尔两巨头中间的那张纪念“剧照”，更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深深地映入日本国民的脑海之中。中曾根有意识的出色表演，实践着所谓的“看得见的政治”。
利用美国的“外压”，中曾根在军事安全和对外政策方面，向着政治大国的目标做着积极调整。1983年8月5日，中曾根在“和平问题研究会”的首次会议上，就综合安全战略表明自己的观点：“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为了确保我国的和平与安全，为了在属于西方阵营的我国与西方各国共同协调的基础上确保世界和平，为了做出与我国国力、国情相适应的贡献，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以防卫为首，包括经济、外交等广泛内容的综合安全保障。”这样，综合安全战略，作为一个政策方案，成为20世纪80年代日本历届政府制订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为了兑现中曾根承诺的“确保海上交通线”，适应1000海里的远洋防卫战略，日本着重扩充海空力量，进一步密切和完善了日美两国的军事合作体制。1987年，日本年度军费支出达250亿美元，占同年GNP的1.004%，突破了1976年三木内阁规定的军费不得超过“GNP1%”的限额，为日本进一步扩军扫除了政治阻碍。
中曾根在强化“西方一员”的同时，积极参与世界和亚洲事务，由过去的“低姿态”转为“高姿态”，努力调整过去的经济外交，力求以东南亚为突破口，积极寻求发挥政治作用，拓展“自主外交”的空间。1983年4月至5月，中曾根首相访问东盟五国和文莱，提倡要改变以往只是经济方面的接触，应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日本与东盟的关系，扩大科学技术合作和青年交流等，旨在建立长期稳定的日本与东盟关系。5月8日，中曾根首相在吉隆坡发表演说，高度评价了马哈蒂尔的“东方政策”，指出“这种亚洲价值的再认识近年在日本国民中间也显著高涨”。他说：“维持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友好紧密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我的信念是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
在对苏关系上，中曾根加大“联美抗苏”的力度的同时，也在寻求同苏联联系的渠道，以提高对美外交的自主性，有利于树立“政治大国”的形象。1985年3月，中曾根借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机会访苏，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首脑会谈。这是1973年田中角荣访苏后时隔12年的日苏首脑会谈。1986年后，两国先后签署了贸易支付协定和租税条约，回复了中断7年之久的日苏科技合作会议，签署了长期搁置的日苏文化协定。虽然中曾根说：“对苏关系不仅仅是领土问题”，但是“北方领土问题”始终是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中曾根较早就对中国表现出关心，早在1954年7月，中曾根与社会党的松前重义、劳农党的黑田寿男组成超党派的考察团，访问了苏联和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访问中国的是1952年来华的帆足计等人，中曾根也算是最早访华的国会议员之一。自此以后，原本有着强烈的“反共民族主义”情绪的中曾根不断有“反苏”的言行，却始终坚持“应该与中国友好”的主张。他在回忆时提到：“来到中国后，无论是路人的表情还是热闹的街景，抑或是商店里的水果、蔬菜，都使我们不由地感到：‘我们又回到人类社会了！’尤其是水果摊上西瓜那鲜艳的绿色和瓜瓤那夺目的红色，至今仍深深印在眼底。”相比之下“当时的苏联，被称为收容所列岛，阴森恐怖。到处闪烁着秘密警察的目光，置身其间，就仿佛到了一个拘留所。”“在北京，我们拜会了郭沫若先生和李德全女士。郭先生……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他那种非常严厉的对日态度确实值得我们注意。但是，宾馆服务员的服务精神和翻译人员的热情接待使我们深受感动。”
中曾根自称，他在田中政权诞生时曾表示支持田中，其条件是必须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冠冕堂皇的背后，人们不免怀疑是田中的巨额资金发挥了真正的作用。但1973年1月，中曾根作为田中内阁的通产相再次访问中国，成为中日复交后第一个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的日本阁僚。访问虽仅有两天，可是周总理和他会谈了三次，共七个小时，几乎没有谈贸易，主要谈的是中日之间的安全问题，因为此前中曾根出任的是防卫厅长官。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是在午夜一点。中曾根要回宾馆时，周总理特意把他送到人民大会堂台阶下面，并给他披上了大衣。中曾根为此甚为感动。1980年，中曾根第三次访华，会见了邓小平，并且结识了胡耀邦和赵紫阳。
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总书记访日。中曾根分别举办了正式的和个人的宴会热情招待了胡书记，并且建议在中方提出的中日友好三原则中加上“相互信赖”，于是成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四原则。
1984年3月23—26日，中曾根作为日本首相正式访华，就建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两国经济合作以及其他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宣布日本政府决定于1984—1990年的七年间向中国提供总数约为4700亿日元的第二批长期低息贷款。他表示：“‘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事不成’——今后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培养发扬相互信赖的精神，并以相互信赖的深厚情谊来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则可深信，21世纪对我们而言，必定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美好世纪。”此后他还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面向21世纪》的演讲，并赴武汉进行访问，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9月10日，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随后日本3000名青年应邀访华，并参加了中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
然而，1985年8月15日，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纪念日，中曾根率领全体内阁成员大张旗鼓地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举动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且，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新编日本史》，该书又多处严重歪曲了侵略历史，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中曾根和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的态度，以及对华友好的诚意。因为中曾根上台后不久的1982年12月8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当年出现的“教科书问题”表示：“关于战前我国的行为，国际上都说是侵略，严厉地进行了批判，这是事实。鉴于这种情况，今后一定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在翌年2月18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中曾根针对“日本对华战争是否是侵略战争”的质询，同样承认了侵略的事实。这是二战后历届日本首相中第一次公开承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
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象背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曾根的另一面。他曾说：“我是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部下和弟弟都战死了，我应该这样去做。”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一贯坚持改宪扩军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倡导“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国家主义者，他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日子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本身就是突破战后禁忌的一个契机、一个象征；同时，这也是“经济大国”日本转变战后的低姿态，从而堂皇地走向“政治大国”的肇始。参拜两周前的7月27日，中曾根在轻井泽举行的自民党研究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战前有皇国史观。战败了，就出现了太平洋战争史观，也就是东京审判史观。那是按照盟国的法律，将日本定为被告，并用文明、和平、人道的名义进行的审判。关于这一点。历史会作出最终的判决。当时，日本到处笼罩着日本皆恶的自虐思想，至今还阴魂不散。时兴潮流是，写出日本坏的方面，写下战前坏的方面，就认为大功告成了。对此，我表示反对。胜也好，败也罢，都是国家。荣耀和耻辱都由国民来承受。舍弃耻辱，追求荣耀是国家，也是国民应有的姿态。必须站在这个立场上评判日本过去的业绩，确立日本的自主性。”
由此可见，中曾根的真实想法，不是去彻底反省历史，来面对现实，而是要通过“抛弃历史”,掩耳盗铃式地去实现所谓的“国际国家”，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由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中曾根鉴于国内外形势，此后没再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但并不意味其内心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实际上这也是其政治大国战略实施中的一时权宜之计。
在中曾根执政期间，“光华寮事件”的发生，同样反映了中曾根及日本政府在对待中日关系，特别是大陆和台湾关系上两面派的、无原则的做法，实际上也是日方未能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规定和精神，以司法审判的形式公开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治问题。
在选举中承诺“不会引进大型间接税”的中曾根，在选举大胜后却自食其言，“首相撒谎”的印象不胫而走。1987年中曾根欲通过营业税法案的企图落空，内阁的支持率跌至20%，中曾根政治也走到了尽头。1987年10月30日，中曾根总裁的任期届满。十天前的10月20日，他在三位新一代领导人中指名竹下登为接班人，11月6日卸任，完成了执政1806天的使命。
离开首相宝座的中曾根，1989年一度因涉嫌利库路特案件而脱离自民党，1990年将派阀首领让与渡边美智雄，1991年复归自民党后，1996年被定为比例代表区自民党的终身第一位候选人，一直是自民党内有着重要影响的举足轻重的元老级人物。2003年10月，小泉纯一郎借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之机，劝退85岁的中曾根等几位元老级的议员。中曾根心不甘情不愿地告别了驰骋56年之久的政坛后，依然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活跃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他仍担任着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会长、新宪法制订议员同盟会长等职务，执着地推销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宣传着“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