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權兵衛Yamamoto Gonbee 1852.11.26—1933.12.8)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16届(1913.2.20—1914.4.16)
第22届(1923.9.2—1924.1.7)
山本权兵卫(1852—1933)于1913年第一次护宪运动高潮中和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危难时局下两次组阁，在稳定政局、维持灾时秩序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山本出生于萨摩藩武士家庭，16岁时从军，参加过鸟羽、伏见决战和北越出羽镇压幕府残余武装的战斗。1870年进入海军省兵学寮学习，毕业后致力于日本近代海军建设。甲午战争时，任海军省次官、大本营参谋。1895年任军务局长。1898年起，连任三届内阁海军相，1904年佩大将衔。到他第一次组阁前，已成为萨摩系海军最有实力的人物。
在长期的军人生涯中，山本养成了独特的性格，其子回顾说，山本为人豪爽，处事谨慎，“三思而后行”，但认定该做的事，也会执拗地干到底。在生活起居的小事上，他的习惯是自己事自己做，房间从不让别人打扫，甚至修补衣服鞋袜之类的琐事也不让别人插手。
在那个“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时代，军界中一直保留着萨长争霸的传统。山本作为萨摩海军最高首领，与山县等长州系军阀间存在着“隔阂”。也许正因如此，第三次桂太郎内阁被第一次护宪运动轰下台后，政友会总裁西园寺便竭力推荐以往“同情政友会”的山本组阁，以收到比政友会亲自掌权更佳的效果。而山本也希望借助护宪运动的巨大声势和政友会的支持，乘机打击长州系军阀的气焰，扩大海军势力。共同的利益使山本和政友会走到了一起。
山本上任后，按照政友会的要求，同意除陆海军相外，内阁的其他职位由政友会出任，并以政友会提出的政纲为施政基础，进行了法律、行政改革。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山县为保证军政独立，埋在内阁制中的一根毒楔。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垮台，就是军部首次使用这一武器的直接结果。舆论和各政党早就要求对这一制度进行修改。山本也认为该制度对实行宪政“难保没有障碍”，并不顾参谋本部强烈抗议，将陆海军相现役制，扩大为退役的大、中将也可以任此要职。接着，又不等山县谅解，任命非山县系的楠濑幸彦中将为缺任的陆军相。
文官任用制度在山县执政时做过重大修改，规定非高等文官考试合格者，不得录为政府官吏，这实际上为政党势力进入国家政权设置了障碍。山本接受政友会等党派建议，对文官任用令做了重要修改，放宽了对没有官员资历的政党人士的特别任命限制，允许其担任除陆海军省以外的各省次官、局长及参事官一级的职务，从制度上扩大了政党参加国家机构管理的权限。
枢密院作为天皇的“最高顾问府，”一直拥有很大权限，无人敢来太岁头上动土。山本通过敕令修改了枢密院制，将枢密院顾问官由38人减少到24人，调整了枢密院人事。
在各省机构整顿方面，山本内阁取消了大藏省关税局和国债局，将其业务并入主税局和理财局，将农商务省工务局和商务局合并为商工局。经过这次行政机构整顿，共裁减军政官员6878人，加上被裁掉的雇员，总计超过万人。由此节省行政开支达7037万日元。
山本进行的行政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改革，虽然对军阀、官僚的利益有所触及，但从根本上维护了天皇制统治，但是对与普通民众利益紧密相关的税制改革却不甚关心，他执政时废除的非常特别税法实际并未起到大量减税效果，不过是为应付舆论所作的姿态。
山本对军备扩张态度积极，但重点是增加海军装备。执政期间制订了六年内建造各种舰26只艘、拨款1.6亿日元的扩充海军计划，前述的行政节约经费大部分用于扩充海军。
在对华关系上，山本内阁继承前内阁的“二元外交”方针，先是伙同英、德、俄、法等国向袁世凯政府提供2500万英镑的“善后贷款”。当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兴兵“讨袁”时，又在“不偏不党”口号下，通过公开的外交途径或默许陆军、民间机构暗自活动，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军同时保持接触，暂时采取隔岸观火、静候时局发展的策略，以求“万无一失”。
山本是在第一次护宪运动的高潮中上台的，一年苦心经营，总算使激荡的政局稳定下来，然而新的危机正在到来。
1924年1月23日，《时事新报》披露了英国某通讯社传来的消息：柏林地方法院宣判西门子秀克尔德公司驻东京分公司一职员有罪，理由是该职员窃出总公司向日本海军官员行贿的文件并以此恫吓总公司。消息传开，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正在召开的第31次议会立即向山本首相提出质询，要求搞清事实真相。海军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不仅千叶县船桥海军无线电信所确实接受了西门子公司的贿赂，而且海军在订购金刚号巡洋舰时也有受贿行为。吴镇守府司令长官松本和中将因此锒铛入狱。事后证实，受贿丑行与海军相、山本的得意部下斋藤实有染。
“西门子事件”既成事实，公认为海军后台的山本首相便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山本上任后受压的山县派官僚势力乘机发动反攻。山本腹背受敌。接着，立宪同志会、国民党、中正会等在野党派向议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虽然未能通过，但却完全打乱了山本内阁的阵脚。在众、贵两院因削减海军军费争执不下时，精疲力尽的山本选择了休会和内阁辞职道路。
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京滨地区损失严重。大地震使10万人丧生，10万余人受伤，4万余人失踪，民房被毁24万户，烧毁44万户，海水冲毁近千户，34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56亿日元。
就在地震前一天，因加藤友三郎首相病故，组阁大命降到1914年下野后“潜伏了10年”的山本权兵卫头上。地震后第二天，山本匆匆组成“震灾内阁”。
有史以来罕见的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迫使政府全力投入救灾。继地震当日发出戒严令后，山本内阁设立了由首相负责的临时救灾救护局，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接连颁布各种法令130余件。其中最重要的法令是9月6日颁布的《关于维持治安的惩罚条例》，又称治安维持令或流言蜚语取缔令。该法令规定，不论以何种形式，凡煽动暴乱或骚动、危害人身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散布流言蜚语者，一律处以300日元以下罚款至10年以下徒刑。
山本内阁实施这一法令时，动用大批警察和数万军队，并在地方建立以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和消防团为骨干的自卫团，在维护社会治安名义下，实行白色恐怖。地震后的第三天，纯工人工会会长平泽计七和南葛劳动会川合义虎等8人被龟户警察署逮捕，次日移交给近卫师团后被杀害。著名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大杉荣夫妇，也在9月16日被东京宪兵队杀害。当局查封了有关事件的新闻报道。
地震后残暴迫害在日朝鲜人的事件更是骇人听闻。震后第三天，内务省警保局长向地方官发出电示，称在日朝鲜人利用震灾混乱在东京地区放火、投放炸弹、图谋暴动云云。地方军警和自卫团据此大肆杀害朝鲜人。据事后调查资料，被杀的在日朝鲜人约2600至6000人。
山本组阁时，曾设想拉政友会总裁高桥是清、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革新俱乐部领袖犬养毅入阁。但除犬养以实现普选为先决条件入阁外，高桥、加藤拒绝入阁。山本内阁自始便因政友、宪政两党不予合作而缺乏议会支持的基础。紧急救灾时期过后，为使议会通过政府的灾后复兴计划，山本主动接近议会中的大党政友会，私下与该党达成协议，放弃上台时表示的“赞成普选”主张，以换取政友会的好感和支持。
尽管山本竭力迎合政友会，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第47次临时议会否决了政府的支付保险金提案，迫使农商务相田健治郎辞职。宏大的帝都复兴计划，也是被议会大幅度修改后才勉强通过的。在议会的攻势下，山本节节败退，一筹莫展。对此，连推荐他出任首相的元老西园寺也“对首相的无能感到吃惊”。
1923年12月27日，摄政(后来继承皇位的裕仁)乘坐汽车出席第48次议会，途径虎门时遭到难波大助袭击险遭不测。事件发生后，早已疲惫不堪的山本立即引咎辞职。这届“震灾内阁”前后仅维持了四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