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隈重信kuma Shigenobu 1838.3.11—1922.1.10)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8届(1898.6.30—1898.11.8)
第17届(1914.4.16—1916.10.9)
大隈重信(1838—1922)是日本近代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两次出任首相，还在于他一生涉足的领域广阔，是著名政治家、外交家、财政家、教育家，尤其是他政治上变幻不定的“官僚政治家”、“政党政治家”、“平民政治家”脸谱，更给人留下了一种神秘感。对中国人来说，提到大隈，自然会想到他执政时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
大隈幼名八太郎，生于佐贺藩武士世家。大隈的孩提时代，憨厚老成，无甚惊人之处。其母恨其不肖，烧香祷告，乞求神明助子成龙。13岁丧父后，大隈开始发愤读书，以致满腹经纶，成为志向高远的少年。
大隈步入青年时期，适逢日本开国，政治风云告急。佐贺靠近开放地长崎，同样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礼。在佐贺藩兰学寮中，大隈在大口吸吮着近代文明知识的同时，接受了国内盛行的“尊王论”思想，成长为坚定的尊王倒幕派志士。他曾秘密会见木户孝允，共谋长、佐两藩联合倒幕，并与土佐藩志士后藤象二郎策划大政奉还。当幕府在鸟羽、伏见决战中溃败，长崎奉行外逃后，大隈作为佐贺藩代表，进入明治政府设在长崎的临时权力机构会议事务所主持政务，在处理对外事务上崭露头角。
明治初年，大隈重信历任政府参与、外国事务局判事、会计官副知事、大藏少辅、大藏大辅兼民部大辅等职，以实干家的姿态，为草创期的明治新政权奔走效力。他直接策划并领导修建了东京至横滨的日本第一条铁路，架设电线，修建灯塔，改革递信制度。与副岛种臣一起，劝诱肥后藩主锅岛直正奉还版籍，为打破诸藩割据，实现近代国家统一做出贡献。
为制订新政府的大政方针，全面推进资产阶级改革，废藩置县后，大隈和木户孝允一起，向朝廷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重要建议，根据这一建议，1871年底岩仓使节团启程，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回国后确立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战略。
大隈未能实现出访愿望，被安排“留守”主持国内的各项改革。藩债、藩币处理与政府财政的整顿，地税、兵制、教育、历法等制度的改革，件件都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大事，件件都是不易处理的难事，而大隈作为留守政府的核心人物，承担了明治初期各项改革的重任。
1873年10月岩仓使节团回国后，日本朝廷发生一场空前激烈的“征韩论战”，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一方，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为另一方，“征韩派”与“内治优先派”势均力敌。身居政府参议要职的大隈重信的政治向背成为焦点。大隈赞成“内治优先”，给岩仓、大久保投了关键性一票。征韩的主张被否决，西乡、板垣愤而辞职。此后，大隈作为大久保利通的得力助手，连任八年大藏卿，主管国家财政，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主持了地税改革。在日本侵略台湾、镇压西南武士叛乱等重大事件中，大隈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南战役后，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维新三杰”相继离世，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三雄”鼎立局面形成。佐贺出身的大隈重信雄居首席参议位置，引起了朝廷中萨、长派官僚的忌恨。经伊藤博文等人密谋策划，大隈终于在“明治14年政变”中，做了萨、长派专权的牺牲品。
大隈下野后并未沉寂，于1882年建立立宪改进党，从此以政党政治家的身份，组织领导了自由民权运动。由于政府采用离间、软化政策，改进党与自由党相互攻击。其后改进党又发生分裂，大隈一度退党而转入幕后指挥。
1887年，黑田清隆组阁，启用大隈为外务相，主持对外修改条约谈判并取得一定进展，媒体泄露修约谈判的消息后，大隈成了反对派的首要暗杀对象，结果被来岛恒喜炸伤了一只脚后辞职。
甲午战争后，大隈出任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外务相，协助松方进行改革。后因与松方政见不合辞职，导致了内阁垮台。
此后，大隈率领立宪改进党(后为进步党)为争取参政而奔走，并在反对增税斗争中，逐步实现与自由党联合，最后两党合并为议会第一大党宪政党。1898年6月底，大隈重信得到板垣退助支持，首次组阁，史称“隈板内阁”。
第一次大隈内阁是日本宪政史上最早的“政党内阁”，其成立本身标志着内阁制以来萨、长官僚轮流执政的模式已被打破。
但是，这次内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在构成此届政府基础的宪政党内部，还存在各种意见分歧，蕴育着难以平复的危机。更重要的还是，大隈组阁前曾接受了如下条件，凡陆海相人选及军内事务，首相及内阁不得干预，这等于承认内阁中存在独立势力。因此，有人戏称这是一次“准政党内阁”或“半身不遂内阁”。
这样的政府是难有作为的。大隈上台后摆出一幅大干一场的姿态，提出了庞大的行政改革计划，内容包括废除文部、司法两省及警视厅，修改文官任用令，削减裁判所等。但是这一改革遭到官僚势力的顽强抵制，结果除裁减4522名公职人员外，大的改革几乎都不了了之。就是在减员方面，也根本未能触动陆、海军省一根毫毛。
历届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大多为增加财政收入而提高税率，国民盼望大隈内阁不再实行增税政策。然而大隈没有顺从民意，而是继续推行扩张性财政，新的年度预算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4000万日元。不过，在增收的手法上大隈变了花样，没有增加国民最敏感的地方税，而是通过增收烟酒税、糖税、登记税等间接税来补充财政收支不足。
大隈政府的垮台是因执政党的内讧决定的。继官僚势力抓住文部相尾崎行雄的“共和演说”而迫其辞职后，宪政党内部为文相一职展开争吵，大隈任命本派的犬养毅继任使矛盾激化。接着，在地方议员选举时，宪政党内的原进步党和自由党两派明争暗斗，积怨日深，导致原自由党系统的党员在星亨率领下退出宪政党，另立宪政党，随后板垣等原自由党系的内阁大臣纷纷辞职，第一次大隈内阁只维持了四个月便短命夭折。
大隈辞掉首相，接着脱离了政党，此后以社会贤达身份致力于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他创立了早稻田大学，担任首任校长，并参加文明协会、和平协会、军人后援会、日印协会等团体活动。但他并未远离政治，而是以国民政治家的身份，经常在他主持的《新日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品评时政、外交。他著书立说，竭力主张富于欺骗性的“东西方文明调和论”。频繁的社会活动，使他在民众中保持着巨大影响。
1914年4月，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因西门子事件引咎辞职，民众对官僚政府更加不满。为缓和民众情绪，统治阶级认为有必要起用“早稻田的水龙头”来扑灭“民众的大火”，于是大隈重信被再次推上政治舞台。
当时大隈重信已77岁，重登阔别已久的首相宝座，踌躇满志，一上台便声称割除官僚、政党政治弊病，实行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善政”。
大隈的“善政”运用于对外关系时却绝对是“不善”的。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天佑”良机，大隈政府加紧推行了全面侵华政策。
1914年6月，以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为导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迅速燃遍欧洲。英国对德国宣战后，希望日本派遣海军搜索并击沉正在北中国海域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伪装巡洋舰。大隈内阁并没有被英国的限制性请求束缚手脚，而是在“为了日英同盟”的幌子下，宣布对德开战，随后派遣数万日军和强大舰队，一举占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及其德属太平洋三群岛。
大隈的野心远非如此，日本在获得上述权益后，变本加厉地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甚至以最后通牒的恫吓手段，迫使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中国国耻日)接受了除第五项外的全部条款，其主要内容有：
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获得胶济铁路铺设权；
日本在旅顺、大连以及满铁、安奉线租借期延至99年，并获得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自由居住往来权、业务往来权及矿山采掘权；
变汉冶萍煤铁矿公司为中日合办；
中国不得将沿海港湾、岛屿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
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后，大隈内阁仍不肯善罢干休，一面背着国际舆论界，与沙俄进行分割中国的肮脏交易，秘密签署日俄第四次协约，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划为南北两部分，分别作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一面乘中国内战、政局混乱之机，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并在山东、上海等地蓄意制造事端。
在内政方面，大隈根本未实行他所说的“善政”，而是尽量满足官僚、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解散了第35次议会，接着在第12次议员大选中，首开向地方推荐候选议员、提供竞选经费的恶例。他要求内阁成员分赴各地鼓动宣传，役使早稻田大学组成“大隈后援会”为其歌功颂德。他本人则发明了“车窗演说”，挖空心思地要选出一个唯政府马首是瞻的议会。
大隈的“选举战术”收到了效果，第36次议会上通过了政府的追加海军造舰费1750万日元和拨款1190万日元增设两个师团的提案，军部梦寐以求的扩军计划，最终经大隈之手实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日本经济，养肥了垄断资产阶级。然而与之俱来的物价上涨、工人劳动强度增加，实际工资下降等，却使普通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大隈没有兑现休养民力、减轻租税的诺言，对战时恐慌也未能拿出妥善应对措施，这就使他再次失掉了民心。
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政友会利用了这一形势，猛烈抨击大隈内阁“树敌于世界”的失败外交，揭露其干涉选举、贿赂议员的丑行，接连对政府提出弹劾，而操纵日本政治的政府元老们，也认为大隈的利用价值不再，于是釜底抽薪，不再给予大隈支持。
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使大隈无心恋栈，1916年10月告别政坛后，继续着他的东西方文明“调和”事业。1922年去世，终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