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征寻乡间住处时，从非洲传来了我哥哥蒙蒂的坏消息。自从战前他打算在维多利亚湖上经营货船运输业后，他就没在我们生活中占多少位置。我姐姐相信蒙蒂会干出个样子的。他擅于摆弄船。于是她给了他回英国的路费。
他们计划在埃塞克斯造条小船。那时这门行当方兴未艾。然而这个计划的不足之处是蒙蒂当船长，谁都对船能否如期下水或航行是否安全没把握。
蒙蒂对由他命名的“巴坦加”号很有感情。他希望装磺得漂亮一些。他订购了乌木和象牙家具，给自己的船长室镶了松木墙壁，特意订做了印有巴坦加字样的褐色耐火瓷器。
这一切都延宕了起程日期。
后来，战争爆发了。巴坦加号无去非洲的货物可运，反而被政府低价征购。蒙蒂再次从戎——编入皇家的非洲兵队。
一位医生写来一封信说蒙蒂在战斗中手臂负伤。住院治疗期间，伤口感染——是战地包扎的粗枝大叶所致。感染久治不愈，甚至退役后还一再复发。他以打猎维持生活，可是他到底在生命垂危时被人送进了一家法国修女医院。
最初他没打算告诉亲属，可他几乎是在等死——最长能活六个月——深切希望能叶落归根。英国的气候也有可能延续他的生命。
他从蒙巴萨岛经海路回国的安排很快办妥，我母亲在阿什菲尔德着手准备。她想象着亲密的母子关系，而我则深信这毫不现实。母亲和蒙蒂历来时有龃龉。他们在很多方面太相像了。俩人个性都极强。而蒙蒂又是一个很难与之相处的人。
“现在情形不同了，”母亲说，“别忘了这可怜的孩子病得多重。”
母亲费了点周折说服了两位老女佣同意蒙蒂的两个非洲仆人住下来。
“我不同意，夫人——我实在不同意我们的住所来个黑人。我们姐妹俩不习惯。”
母亲闻声而动。她不是个轻易服输的女人。她劝她们留下来。她使出的最后一招是她们有可能让这两个非洲人放弃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教。他俩都是虔诚的教徒。
“我俩给他们吟读《圣经》。”他俩目光熠熠地说。
母亲同时腾出三间设备齐全的房子和一间新浴室。
阿尔奇体贴地表示船到蒂尔伯里港时，他去接蒙蒂。他在贝斯渥特也租了套房子以便蒙蒂和佣人有个落脚之地。
阿尔奇去蒂尔伯里港时，我叮嘱他说：“别理他去里茨饭店的主意。”
“你说什么？”
“我说别理睬他去里茨饭店的主意——我负责安顿好房子，让女主人做好准备，把用的东西备足。”
一晃过了一天。六点半时，阿尔奇才回家，看来他累得精疲力荆“很顺利，把他安排奸了。下船时费了点事。他还没动手收拾行李——嘴里叨唠着时间充裕得很，着什么急？其他旅客都下船了，他还不慌不忙，好像无所谓的样子。那个叫舍巴尼的还满机灵，帮了大忙。最后亏了他才把事办成。”
他停了停，咳嗽一声说：
“事实上我没带他去波威尔广场，看来他打定主意住杰明大街的旅馆。他说这样可以少添麻烦。”
蒙蒂经人推荐去看了一位热带病专家。这位专家详细地嘱咐了我母亲怎么办。部分康复的机会来了：宜人的气候，连续不断的热水浴，静谧的生活。令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过去认为他活不了几天，给他连续服用了大量的镇痛药，以至于他这时已成瘾了。
在伦敦的治疗结束以后，蒙蒂和舍巴尼搬到阿什菲尔德——母亲想方设法让儿子最后过段安宁的日子。
一年后，蒙蒂的身体有所好转，结果他更不服管了。他烦躁不安，拿支左轮枪朝窗外射击来解闷。来探望母亲的人和生意人都抱怨不已。蒙蒂则顽冥不改。“有些无聊的老处女扭着屁股在路上晃来晃去，难以容忍——朝她们左右打一两枪，她们就‘哎呀’一声，忙不迭地逃了。”
有人告了状，警察找了我们。蒙蒂给他们看了他的持枪执照、讲了他曾在肯尼亚当猎手，现在仍想保持准确的枪法。有的笨女人以为他在朝她射击，实际情况是他瞧见一只兔子。不愧是蒙蒂，他没受什么追究。誓察认为他的解释合乎情理。
我给蒙蒂在达特木尔租了问石头平房。我们没料到会找到一位照顾他的合适的女管家。她六十五了——一见面觉得很不合适。她那染过的黄发显得油亮、卷曲，抹了重重的脂粉，身着黑丝外套。她是个寡妇，做医生的丈夫生前有吗啡瘾。她在法国住了大半生，养了十三个孩子。
母亲恢复了元气。麦琪不那么愁眉苦脸了。蒙蒂乐于家里人来看他，举止总是很得体，为泰勒太太做的饭菜得意。
我和麦琪为达特木尔的平房而花的八百英镑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