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本应是愉快的团聚生活的开始，然而现实搅碎了这个好梦。我们一贫如洗了。阿尔奇给古德斯坦先生做事已成往事，他的职位已被另一个年轻人取代了。当然，我手头还有可从祖父的遗产中提取的进款，我们可以靠这一百镑年金过活。可是阿尔奇不愿动用积蓄。他得找个工作，而且愈快愈好，赶在付房租、保姆的佣金以及每周的食品账单之前。找工作并非易事一一事实上甚至比战争刚结束时更难。幸运的是，如今我对那段艰难的日子的记忆已淡漠了。我只记得日子过得不舒心，因为阿尔奇整日愁眉苦脸，他不是那种能含辛茹苦的人。他自己也深知如此。我记得他在我们才结婚时曾警告我说：“记住，我不是个完人，假如景况不佳，我会手足无措的，我不喜欢性情乖戾的人，容不得人们郁郁寡欢，萎靡不振。”
我们明知冒险，可满足于试试机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承认现实：享受的日子过去了，该是怀着焦虑、沮丧的心情付钱的时候了。我觉得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不能给阿尔奇一点帮助。我告诫自己要一起共度难关。我一开始就承受着他每天的脾气暴躁或缄默和忧郁。我要想高兴高兴，他就说我对严重的处境无动于衷；我要脸色不好，他就说我“拉长脸也没用。你知道后果如何？”似乎我做什么都不对。
最后，阿尔奇不容商量地说：“喂，我想你惟一能起点作用的就是赶快离开这儿。”
“赶快离开这儿？去哪儿？”
“不知道。去宠基家——她会欢迎你和罗莎琳德去。或者回家找你母亲去。”
“可是，阿尔奇，我想和你呆在一起；我想分担些因难——难道不行吗？我们不能一起分担困难吗？我不能干点什么吗？”现在也许我会说：“我去找个工作。”可是，在一九二三年连想说说找工作都不可能。一次大战中有妇女辅助空军队，或者去军工厂和医院找份工作。但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政府部门不招募女工作人员。商店职工过剩。但我仍坚持己见，不同意离开。我至少能洗衣做饭。我们辞掉了佣人。
我很少言语，不去打搅阿尔奇，这似乎是我对他有所帮助的惟一态度。
他来往于金融机构，去见每一个或许了解哪儿需要雇员的人。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尽管不太满意。
我努力静下心来写点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多少能嫌点钱。我还没想以写作为生。在《随笔》中发表的短篇小说鼓舞了我；那种钱来得实实在在。那些短篇小说被人买去了版权，付了钞票，钱已花掉了。我坐下来着手写另一部书。
周游世界之前，我们去贝尔彻家吃饭。他曾鼓励我写部以他的家米尔庄园为背景的侦探小说，“《米尔庄园的秘密》，这个题目相当不错。你觉得如何？”我表示同意，并说《米尔庄园的秘密》或《米尔庄园谋杀案》做题目都不错，我会考虑他的建议的。周游世界时，他时常谈起这件事。
“告诉你，你如果写《米尔庄园的秘密》，得把我写进去。”他说。
“我想没法把你写进去。我对真人真事无能为力，书中人物只能靠想象产生。”我回答他。
“胡扯，我不在乎是不是像我，可我只想在侦探小说中充当一个角色。”
他不时地问道：
“你那本书动手了吗？是不是有我？”
有一次，我们说恼了，我说：“有你。你是个冤死鬼。”
“什么？你说我是被谋杀的家伙？”
“对。”我说，心里直好笑。
“我可不想做冤死鬼，”贝尔彻说，“我不会是冤死鬼——我要当谋杀犯。”
“你怎么要当谋杀犯？”
“因为谋杀犯在书中总是最有意思的人物。你得把我写成谋杀犯。阿加莎——明白吗？”“我明白你想做一个谋杀犯。”我一字一顿地说。最后，我一时妥协，答应把他写成谋杀犯。
在南非时，我就构思了情节。我打定主意再次把书写得更像部惊险小说，而不是侦探小说，书中包括大量有关南非景色的描绘。我们到南非时，那儿正面临着革命的危机，我写下了一些有用的细节。我把我的女主人公描绘成一个欢快、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姑娘，她是个孤儿，离家外出冒险。
我试着写了——两章后，发现如果围绕贝尔彻展开故事要讲得动人真是难上加难。写到他总带有主观看法，把他写成一个十足的笨蛋。突然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这本书用第一人称写，分别由女主角安娜和反面人物贝尔彻轮流讲述故事。
“我相信他不愿当个反面人物。”我怀疑地问阿尔奇。
“给他加上个什么头衔，”阿尔奇建议道，“我想他会喜欢的。”
于是他被命名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而一旦我让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述他的故事，人物就变得栩栩如生了。他当然并非贝尔彻，但他言谈中夹杂着贝尔彻的口头禅。讲述着贝尔彻的某些经历，他也善于吹胡子瞪眼，书中活现了一个狂妄而有趣的人物。很快，我忘掉了贝尔彻，好像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己在写小说。这大概是我惟一一次把我熟悉的人写进书中，我觉得并不成功。贝尔彻没有活起来，可是被称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人却被赋予了生命。我突然发现这部书的写作充满了乐趣。
写这本书的主要障碍来自罗莎琳德的保姆布谷。布谷和当时其他保姆的做法一样，理所当然地不干家务、不管做饭和洗衣服。她只是孩子的保姆；清扫幼儿室、洗小家伙的衣服，仅仅如此。当然我也没抱多大希望，自己妥善地安排日常生活。阿尔奇晚上才回家，罗莎琳德和布谷的午饭简单好做。这位我上、下午都有时间安排两三个小时的写作。布谷和罗莎琳德去了公园或外出买东西。然而遇上阴雨天，他们呆在家里，尽管告诉她我在工作，布谷可不大听话。她常站在我写作室的房门口，不断自言自语，显然在对罗莎琳德说什么。
我和布谷在对待罗莎琳德的童年问题上意见一直不统一。我们买的是二手货。那是辆尚好的童车，坐上很舒服；只是难以称其为漂亮。我听说童车也式样翻新，每一两年，厂家就推出一种外型不同的新式样，很像今天的小汽车。
我后来才知道布谷常去肯星顿公园，和其他一些带着自己的小主人的保姆聚会，她们在那儿坐在一起，相互比较着各自的优裕之处以及各自小主人的俊俏和聪明。
孩子要穿得漂亮，穿当时流行的童装，否则保姆就会难为情。这个没问题。罗莎琳德的衣服很合要求。我在加拿大给她做的外套和上衣是童装的最新式样。可是一说到童车，可怜的布谷推的那辆就大为逊色，她总是不忘告诉我说推着一辆新童车，“哪个当保姆的都为有辆那样的童车骄傲！”然而我并不为之动心。我们手头拮据，不能为了满足布谷虚荣心而花一大笔钱买辆新式样的童车。
“我甚至觉得那车坐着有危险，”布谷做了最后的努力，“总是往下掉螺丝。”
“它经常地在人行道上上下下，你外出前又没拧紧。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买辆新童车的。”说完我走进屋把门“砰”地关上。
“亲爱的，亲爱的，妈妈好像生气了，对吗？那么好吧，可怜的小宝贝，看起来我们不会有辆新车了，是不是？”布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