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位叫梅的美国朋友定期到伦敦来。她是我的教母莎利文太太的侄女。梅酷爱绘画、音乐等各类艺术，她是一个饱尝苦恼的好人——一长期患甲状腺肿大。在她年轻的时候，甲状腺肿大还是不治之症：手术被认为是很危险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差不多四十岁了。有一年，梅来伦敦时告诉我母亲，说她将去瑞士的一个诊所作手术。
后来，梅从瑞土来信，说手术成功了．她已经离开诊所，正在意大利、住在佛罗伦萨附近费埃索勒的公寓里‘她要在那儿疗养个把月，然后再回瑞士复查。信中问母亲能否让我去她那儿住．游览佛罗伦萨，参观那里的艺术和建筑。母亲欣然同意，安排了我的行程。
母亲找到了与我乘同一趟火车旅行的母女俩人，将我托付给她们。我们一同上路了。
梅的女佣斯坦葛尔赶到佛罗伦萨车站接我。二人一起乘电车到达费埃索勒。那儿的景致出奇地美丽，时值杏花和桃花蓓蕾初绽，片片白云和粉霞挂满了枝头。梅的别墅就掩映在这万花丛中。她容光焕发地迎了出来。我从未见过如此热情的女人。奇怪的是她的额下并没有显露出松弛下来的囊袋状皮肤。
梅万分高兴，她想方设法让我在意大利过得舒适愉快。
我每日都去佛罗伦萨参观游览。有时是斯坦葛尔跟我同去，但更多的时候是由梅约好的一位意大利姑娘到费埃索勒来，陪我游览。在意大利，青年女子外出比在法国更需有人小心地陪伴，在电车上，我确也受尽了热情奔放的小伙子们在我身上拧捏之苦——相当痛。我光顾了许许多多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我还是像从前那样贪嘴，每日所期待的只是乘电车回费埃索勒之前，在茶点铺中的一顿美餐。
梅在后来的几天里，也曾几度亲自陪我朝觐那些艺术之宫。我还清楚记得，就在我临回英国的那一天，梅执意拉我去观赏一幅刚清理出来的圣·凯瑟琳的佳作。我想不起来它被存放在哪个美术馆了。梅和我心急火燎地挨个大厅寻找着。我对圣·凯瑟琳全然没有兴趣。那一个个圣人，一幅幅象征图案，还有令人不快的死法让我打心眼里厌倦。我也看腻了自鸣得意的蒙娜丽莎，尤其是拉斐尔的作品。如今说出来，我确为自己对绘画艺术的鄙薄和无知而感到羞耻。
不过我还是喜欢有些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东跑西窜地寻找着圣·凯瑟琳的那幅画，我心里直担心，生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茶点铺最后一次享用那绝美的巧克力奶油蛋糕。我不住地说：“看不到没有关系，梅，真的，没关系。别再费心了，我已经观赏过不少圣·凯瑟琳的作品了。”
“可是这一幅，亲爱的阿加莎，这一幅可是精品，你一会儿看到它就会意识到要错过这个机会该是多么的遗憾。”
我知道自己是不会感到惋惜的，但却耻于对梅这样讲。
不过，还算我运气好，有人告诉我们这幅杰作还要再等几个星期才能挂出展览。我们刚好还有时间在赶火车之前去饱餐一顿巧克力奶油蛋糕——梅滔滔不绝地称道着这里的珍贵名画，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蛋糕和冰镇咖啡。此时，我一定完全换了一副模样，看上去像一只眯眼鼓腮的猪，一反平日里温文尔雅，眉清目秀的仪容。不过，我也为听不进梅的艺术评价而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