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27日至8月2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云集南京同防部，“戡乱军事检讨会”在那里举行。蒋介石主持会议。
会议的气氛是悲凉的。谁都意识到，与中共主力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然而，取胜的希望却是那么渺茫。
与此相应的，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滹沱河北岸一个长满古柏的柏树坡上，有座七八十户人家的名叫西柏坡的小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那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会议的气氛是欢乐的。谁都意识到，与国民党主力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与会者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决战前夕，这两个会议在唱对台戏。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原本是白崇禧。自从李宗仁当上副总统，蒋介石便令国防部长换马。他把白崇禧调任华中“剿总”司令，让何应钦继任国防部长。蒋介石此举，当然是为了削弱桂系的势力。
会议开幕的那一天，蒋介石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报告。蒋介石的报告调子是低沉的。他说：“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
蒋介石严厉批评了他的部属：“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接收。”
蒋介石向他的高级将领们发出了严重警告：“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毛泽东呢？他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
毛泽东告诉与会者，中共党员已从1945年中共“七大”时的一百二十万猛增至三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则从1946年的一百二十万猛增至二百八十万！毛泽东在说及这两个数字时，脸上挂着笑容。
毛泽东正在考虑着“夺取全国政权”，他提出“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
蒋介石和毛泽东报告的调子截然相反，正是反映了蒋败毛胜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南京，新任国防部长何应钦报告了两年来国民党军队的损耗数字：“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三百多万人，损失步枪一百万支，机枪七万挺，山野重炮一千多门……”
西柏坡，朱德也在报告两年来的战绩，其统计数字竟与何应钦十分相近，只是比何应钦更为精确：“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虏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九十万支，重轻机枪六万四千余挺，小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余门。”
会议的第四天，眼看着将领们个个垂头丧气，大有“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之态，蒋介石又发表演说加以打气：“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相互埋怨，互相倾轧。
毛泽东依据“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个旅（师）”的歼敌速度，提出了这样的战略计划：今后每年歼敌一百个旅（师），则再花三年时间，歼敌三百个旅，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又同时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发展到五百万人。
毛泽东这一计划，人称“三五计划”，即以五年时间（包括前两年），消灭国民党五百个旅（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扩大到五百万。
蒋介石呢？他面对败局，仍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作这样的战略估计：“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
与毛泽东的“三五计划”相对应，蒋介石制订了“苦撑三北，确保二华”的计划。“三北”，即东北、西北、华北；“二华”，即华中、华南。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看重这大决战前的会议。
蒋介石称南京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今后“剿匪成功之关键”；
毛泽东称西柏坡9月会议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
在大决战前夕，南京和西柏坡各自运筹，蒋介石和毛泽东摩拳擦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