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之际，毛泽东于1月8日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
国共关系不好不坏，不冷不热，相对稳定。蒋介石跃为国际领袖，毛泽东则在延安一边“沉机观变”，一边“巩固自己”。
毛泽东正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系列报告，开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风：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2月1日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8日作《反对党八股》；1942年5月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报告，强调要整顿中共的党风、学风、文风，亦即整顿“兰风”。
中共自1921年7月创建，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左”摇右晃。自从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名义上的中共总负责为张闻天）之后，忙于东征西战，坐不下来。直至此时，毛泽东抓住了国共关系相对稳定之机，“巩固自己”，开展延安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军队、整顿文艺。对于中共而言，延安整风，使中共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毛泽东呢？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思想”。
就在国共关系平平稳稳的日子里，忽然从蒋介石嘴里传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请毛泽东去西安，在那里跟他见面！
屈指算来，这是蒋介石第四回邀请毛泽东了：头一回，邀毛泽东到南京见面；第二回，请毛泽东来武汉；第三回，约毛泽东赴西安；这一回，又是要约见毛泽东于西安。
蒋介石发出这一信号，是在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
蒋介石说起一个星期以后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晤。请你速电延安。”
蒋介石说毕，又赶紧说道：“当然，如不便则不必，如不便则不必。”
蒋介石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为的是他知道毛泽东轻易不会离开延安的——前三回毛泽东不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当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以为，“在态度上看不出有何恶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测”。
蒋介石为什么又邀毛泽东会面呢？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曾对抗战以来的国共关系，作了总的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关系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时期，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决心。
毛泽东提及的“滇缅路”，即云南至缅甸的滇缅公路。当时，这是蒋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蒋介石偏居于西南一隅，英、美的军用物资沿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运往重庆。4月29日，日占领了缅甸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卡住了蒋介石的咽喉。虽说英美从此改为空运，但一则空运运量有限，二则飞机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十分困难。因此，蒋介石不得不倚重经苏联而来的陆路运输。
亲苏必亲共，蒋介石也就希冀改善与中共的关系。
这么一来，国共关系要从不冷不热转热，从不好不坏转好，蒋介石也就向毛泽东递上了橄榄枝。
蒋介石先是在7月21日约见周恩来，提出重开国共谈判。毛泽东在7月31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这样谈及国共关系的新趋势：
最近恩来见蒋谈得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
这样，正是在国共关系好转之际，蒋介石提出了与毛泽东晤面。
毕竟张学良的遭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不可能去西安见蒋介石的，于是，向中共中央提出两种方案：
第一方案，毛泽东称病，派林彪为代表到西安去见蒋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去西安，周恩来再由西安飞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来西安见蒋，这一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来看来，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蒋介石也许会同意。
毛泽东采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毛泽东要“称病”，称什么病呢？这一时期，毛泽东身体不错，不大生病。上一回，毛泽东没有去武汉，称的是牙病；这一回，毛泽东则称感冒——虽说时值盛暑，似乎不大会感冒。
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毛现患感冒，不能起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据云，这份电报是康生所拟，经毛泽东同意后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即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的意思告诉蒋介石侍从室，让其转告蒋介石。
不过，毛泽东斟酌再三，以为蒋介石已经“三请”，此次还是以一见为好。何况当时蒋介石“看不出有何恶意”。于是，毛泽东在8月19日致电周恩来，改变了主意；“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
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是否见蒋，中共中央还在研究之中，未作最后决定。
周恩来仍以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会面的时机尚未成熟——再说“张学良第二”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因为不久前的皖南事变记忆犹新。在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于当天致电毛泽东：“最好林或朱先打开局面，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毛泽东阅周恩来电报，还是以为以见蒋为好，“有益无害”。
毛泽东8月29日、9月3日两度致电周恩来，与他切磋此事：“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10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日期。”
周恩来反复考虑之后，于9月5日复一长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详陈己见。周恩来仍然以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
周恩来陈述了如下理由：
（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
（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
（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
（一）蒋对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的电报，是打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由康生收下。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这一电报，以为有理，遂打消了与蒋介石会晤的念头。这样，毛泽东第四次婉拒了蒋介石的会晤之邀。
不过，毛泽东在8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仍表示：林彪见蒋时，可表明“我极愿见蒋”。毛泽东以为，“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