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说要约见周恩来——离那血肉横飞的皖南事变不过两个月！
这一回，毛泽东骂蒋介石为“大流氓”了！毛泽东在3月12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
毛泽东可以说是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张冲称蒋介石是“吃软不吃硬”，其实蒋介石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如毛泽东所言，蒋介石是“欺软怕硬”。毛泽东采取那么强硬的态度，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结果蒋介石反而软了，反而要约见周恩来！
这一回，周恩来去了。为了缓和气氛，宋美龄也出面陪同。
那是在3月14日，蒋介石一见周恩来，打哈哈，说道：“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
由于翌日周恩来有一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所以如今可以从那份电报中查到蒋介石的原话。
周恩来写道：“蒋谈话目的在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
蒋介石说：“现在开完会，可以谈谈。”
蒋介石问起了毛泽东，向周恩来打听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写道：“（蒋）问延安有否电来，我答没有。他要我电延，问最近意见。我告他，问题总要解决才有办法。”
然而，当周恩来一提起“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蒋介石便“置不答”。
于是，周恩来只能就一些小问题跟蒋介石谈谈，诸如发军饷、《新华日报》的发行等等。
周恩来问起了叶挺。他说：“闻叶希夷已到，我要见他。”
蒋介石即答：“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
话不投机，双方敷衍着，冷冷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倒是宋美龄出面，说是下星期请周恩来吃饭。
这样，蒋介石总算跟周恩来见了面。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如此估价蒋介石的这一次会见：“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
在接到周恩来电报的当天，毛泽东便从延安复电。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形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看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比周恩来更正确些。
十一天后——3月25日，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由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谈判”，气氛自然轻松得多。一边频频劝酒，一边“讨价还价”。论酒量，蒋介石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论谈判，蒋介石也略输周恩来一筹。
周恩来刚刚离开宴席，便给毛泽东发电报：“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回宴请，表明国共关系从大破裂的危险境地挽回了，从冰点开始回升了，从雨雪交加转为阴天，从怒目圆睁到略带微笑。
从此，皖南事变掀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得以渐渐平复。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党内指示文件《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总结了蒋介石的手法，日“一打一拉”。毛泽东这样刻画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
毛泽东指出，中共要用这样的方针对付蒋介石的“一打一拉”：“我党的方针，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
毛泽东强调：“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既然要“以拉对拉”，蒋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泽东也就来了个“拉”蒋。
1941年6月12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明确指出：“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
毛泽东在7月8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则这样概括蒋介石的方针和中共的对策：“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成天跟蒋介石打交道，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剖析，可以说入木三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