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国共关系近于冰点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还保持着克制：蒋介石没有借皖南事变继续大打，毛泽东没有借皖南事变大闹。
国共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外敌——日本。蒋介石要顾忌各方的批评，毛泽东要考虑大敌当前。国共大打，“渔翁”日本得利。这样，国共双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决心。
毛泽东的反击，只是在政治上，在舆论上，大造声势，如毛泽东所言，“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
蒋介石呢？也只局限于新四军，只局限于说新四军“违抗军令”，这把火没有烧到八路军，没有烧到整个中共。
毛泽东在1月25日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便作出这样“有节”的策略规定：“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
1月28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给蒋介石留点“面子”。毛泽东写道：“唯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蒋介石的名字……”
正是由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互相指责中保持了克制，使国共关系濒于大破裂的局面，终于得以挽回。
最使蒋介石尴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发布之后，日军居然便在24日把蒋介石的汤恩伯部队十五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这表明，蒋介石一旦与毛泽东大决裂，日本便会大举进攻！
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30日发表讲话，声称：“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
日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和中共重新和好。
不过，国共关系从冰点渐渐升温，要有一个过程。最初，双方都别别扭扭，冷冷淡淡，圆睁怒眼，板着面孔。
周恩来在这阴晦寒冷的时刻，机警地指出：蒋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寻找台阶……
毛泽东也很清楚时局的转变。他在2月14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判断：“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是僵局（如陈布雷所说），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
真是尴尬人偏遇尴尬事。蒋介石正在找台阶下台之际，碰上了棘手的难题：早在皖南事变前十来天，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公布了。其中，中共参政员依然是毛泽东等七人。同时还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将在1941年3月1日开幕。眼下，3月1日逐渐临近，而中共却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接受“十二条”，他们就不出席会议。蒋介石本来是以国民参政会来装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会议，理所当然使蒋介石尴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条”，早在1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就明明白白地开列了：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十二、逮捕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显而易见，毛泽东所开列的这十二条，是蒋介石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明白，蒋介石是不可能接受这十二条的。毛泽东在2月24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了一些颇为微妙的话：“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十二条”，乃是一种“政治攻势”。
毛泽东索性把这“政治攻势”闹大：让周恩来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把这十二条干脆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要求国民参政会加以讨论！周恩来还说明，在这十二条未得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会议！
在这一“政治攻势”面前，蒋介石显得被动。虽说蒋介石想约周恩来一谈，但圣诞节的那次谈话犹在耳边……
于是，蒋介石只好请国共谈判的元老张冲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