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一下子把国共关系推到了冰点。
皖南的硝烟尚未消散，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又做了个大动作，史称“一·一七命令”。
这天，蒋介石正式给皖南事变下结论，公开发表了两个文告：
其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以命令式的口气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
其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育人谈话》，实际上是对《通电》进行说明，列举了一大堆事例，以求证实《通电》的断语的正确。
不论是《通电》也罢，《谈话》也罢，其实都是蒋介石的意思。
蒋介石的“一·一七命令”刚一发出，毛泽东立即作出反应。毛泽东针锋相对，也来了两个文告：
其一是《中同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针锋相对；
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针锋相对。
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四个文告，仿佛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皖南事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书面争论。
以下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谈”，他们的话均引自那四个文告：
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
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
蒋：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
毛：军长叶挺领导抗敢，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
蒋：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子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毛：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选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蒋：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毛：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
蒋：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官长分别交军法处审判严缉治罪。
毛：重庆军委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呵，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1月17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蒋：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戳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能用于数日之中，平定叛乱，此未始非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毛：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话”，一个刻板，一个活泼；一个一本正经，一个尖酸幽默。
蒋介石的核心论点是说新四军“违反军纪”。那时，就军队而言，蒋介石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上级，所以他摆出了一副上司的架势。但是，就国共两党而言，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无拘无束、毫无顾忌地批驳蒋介石。
细细品味，可以发觉，虽然国共双方都称皖南事变，对于“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蒋介石看来，这“变”是叛变、变乱；在毛泽东看来，这“变”则是突然事变、反共事变。
西安事变是联共的开始，皖南事变则是反共的高潮。就国共关系而言，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从合作走向了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