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难言之隐”，说穿了，无非是想避免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借西安事变抨击“莫斯科魔手”罢了。苏联对张、杨的批评，实际上是苏联外交政策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中共中央便在12日晚12时、13日凌晨4时、13日下午4时三次电告共产国际。
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急切地等待着共产国际的答复。虽说毛泽东在决策时并不完全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办，但共产国际毕竟是中共的上级，尤其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能不听听来自莫斯科的声音。
13日夜，共产国际的复电终于到达。复电颇长，分三大段：
第一，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在张学良左右一定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苏联不会给这种日本朋友以任何支援。
第二，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建立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不是分裂与内战。
第三，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这三条意见，第一点完全与事实不符，第三点中关于蒋介石的处理与毛泽东当时所主张的相左。
紧接着，斯大林又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而打倒蒋介石，必须进行内战，但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斯大林看来，作为中国的抗日领袖，张学良不够格，毛泽东的力量还太小，只有蒋介石才有号召力，能够成为统率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抗日的领袖。
斯大林反对“倒蒋”，这一见解倒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除了给保安发电报之外，也给上海的潘汉年发电报。
西安事变一发生，不仅陈立夫派杜桐荪找潘汉年，而且宋美龄也打电话给姐姐宋庆龄，请宋庆龄找潘汉年。宋庆龄约见了潘汉年。
潘汉年去南京时，在宋子文家中，会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二宋要求潘汉年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映：不要杀蒋介石。只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有保障，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
潘汉年如实地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映了二宋的意见。
16日，共产国际复电潘汉年：“所见甚为正确，已致中共中央，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也就在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亲自起草并签署了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最明确的指示。电报原文如下：
（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干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
（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甲，通过吸收反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合作；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不过，季米特洛夫这一电报发到保安时，却因密电码搞错了，以致译不出来。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8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检查重发”。20日，中共中央才收到“检查重发”后的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
来自莫斯科的对于张学良的种种批评，使张学良十分不安。尤其是《真理报》的社论，使张学良感受到压力。
17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不得不向他就“远方政府”（即苏联政府）的态度，作了解释：“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但是，毛泽东又接着说，若“远方”知此事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
“远方”对于张、杨的态度，直至1937年1月下旬才终于转变，承认张、杨是“为了正义而起义”，这才不再抨击张、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