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要“讨逆”，保安要审蒋，双方剑拔弩张。
南京嗓门最高的是何应钦，他称张、杨乃“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必须“马上讨伐”。
保安除了在13日举行要求公审蒋介石的群众大会之外，当天出版的《红色中华》也发出公审蒋介石的呼声。
严重的对立，出现在15日和16日。
15日，毛泽东等十五名红军将领发出《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明确地提出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讨伐张学良叛逆》，作出三项决定：“决议关于处置张学良叛变：（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清叛逆。（二）由国府即下令讨伐。（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
何应钦走马上任“讨逆”总司令，随即宣布以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并命令前方各军立即发动进攻。
东北军、十七路军则和红军决定联合作战，摆开阵势，迎战“讨逆军”。
一场大规模内战，已是箭在弦上了。
导火索在嗤嗤燃烧，一寸一寸逼近火药桶……
为了掐断这导火索，两架专机先后降落在西安，分别载着国共特使。
来自南京的专机，早在13日午后便起飞，未敢直接降落在西安，生怕被张、杨部队的炮火击落——因为在起飞前，宋美龄以及机上那位特使，都曾从南京致电西安张学良，却未收到复电。实在等不及了，专机起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降落在离西安不太远的洛阳——蒋介石“避寿”之地。
宋美龄派出的特使很特殊，此人高鼻碧睛，乃洋人也，名唤威廉·亨利·端纳，年已六旬，英籍澳大利亚人。
端纳前往西安斡旋，可谓“最佳人选”——此人既和张学良有着深谊，又是蒋介石所信得过的，况且凭借着那高鼻子，超脱于中国各党各派之上。
端纳出生在澳大利亚，祖先是苏格兰人。1903年他去香港出任《中国邮报》副主笔，从此与中国结缘，以至成了一位“中国通”。不久，他成为《伦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驻北京记者。他成名于1915年，那时他从袁世凯的顾问英国人莫理逊那儿看到袁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在报端捅了出去，顿时舆论大哗，端纳也从此与中国国民党人建立了友谊。
端纳跟查理宋（宋耀如）结识于1911年，由此跟宋美龄有了久远的友情。
他又结识了孙中山，为民国政府起草了第一个对外宣言。
端纳后来又成为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张大帅被炸身亡，他便成了张少帅的顾问兼老师。1934年，端纳陪着张学良周游欧洲六国，朝夕相处使他跟张学良友情甚笃。
欧游回来后，端纳陪张学良在上海会晤蒋介石夫妇，深得蒋介石赏识。人们常称端纳为蒋介石的顾问，其实并无此职。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说得很明白：“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
12月12日晚，宋美龄刚一得知蒋介石被扣西安，马上从上海寓所给在国际饭店的宋子文和端纳打电话，要他俩赶赴孔祥熙那里，同商对策。
端纳见到神魂不定的宋美龄。宋美龄焦急地用英语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被绑架，听说已被杀死！”
端纳当即摇头：“我不相信！第一，我不相信少帅会叛变委员长。第二，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
端纳的话，安定了宋美龄的情绪。当夜，宋美龄、端纳、宋子文、孔祥熙一起从上海赶往南京。
当端纳乘机从南京起飞时，宋美龄委派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作为翻译同行。宋美龄还写了亲笔信给蒋介石，托端纳带去。
13日日落时分，端纳专机降落在洛阳机场。入夜，宋美龄接张学良电报，说是欢迎端纳入西安。
翌日，洛阳天气颇为恶劣，至中午，仍不见有好转趋势。端纳不顾气候，要专机起飞，冒险飞行一个半小时，到达西安上空。端纳掷下一降落伞，内有一信，告知如允许着陆，在机场上烧三堆火。果真，机场上烧起三堆火。专机降落于西安。
下午5时，由张学良陪同，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大喜，连声说：“我知道你会来的！”
端纳廓清了纷传于南京的五花八门的猜测，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并无杀害蒋介石之意，只不过实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晚，端纳发电报给宋美龄，宋美龄顿时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15日晨，端纳又见蒋介石，然后在下午飞返洛阳。他之所以飞去洛阳，为的是能与宋美龄通长途电话，报告详情。端纳告诉宋美龄，蒋介石平安无恙，而且张学良请孔祥熙即飞西安商谈……
宋美龄极度兴奋，觉得解决事变有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