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两大贡献。
第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制定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国共产党得以迅速发展。
虽然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刚一提出，便受到了极其激烈的反对，他毕竟还是征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意和支持，带着“衬衫文件”回中国召开西湖会议，说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
此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至终参加。就连陈独秀本人，也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所作的报告中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1]
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贯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
后来，在1935年8月19日，当马林跟美国伊罗生教授谈话时，曾回忆了他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的由来[2]：
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
他提出的国共合作，人称“斯内夫利特战略”，亦即“马林战略”。
他一次次跟陈独秀交谈，一次次跟孙中山交谈，终于促使陈独秀与孙中山会谈，终于促使孙中山在1923年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
共产国际在海参崴建立了远东局，在1923年1月12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柯拉洛夫签署第282号文件，任命马林为远东局第三号人物。
此后，马林的工作又有变动，如他所说：
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引者注：即塔斯社前身）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我就离开了。[3]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被降为“驻广州领事”以至“俄罗斯通讯社记者”，是由于他的意见与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加拉罕、鲍罗廷、罗易产生了分歧。
1923年10月，马林被调离中国。
1924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鉴于意见不合，1924年4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
1925年，罗章龙赴德国汉堡出席国际运输会议，与马林相遇，彼此异常欣喜。会议结束后，罗章龙应马林之邀，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他的家里。他家很不错，花园洋房。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教授。妻子也是荷兰人。马林以主人身份热情款待罗章龙，留罗章龙在他家住了一星期，情同手足。
马林虽已远离中国，仍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
马林对罗章龙说道[4]：
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
一年之后，马林的情况剧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样，他无法再在荷兰共产党内立足，于1927年宣布退出。
1928年，当罗章龙到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大”，正巧马林也在莫斯科。马林前往鸥林别墅看望老朋友。谈及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后的艰难处境时，马林对罗章龙说了一番颇为感慨的话：“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迈进。”
在1929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身份参加荷兰国会。
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1942年3月6日，马林终于落进了德国法西斯手中。
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开庭审讯他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
他自知难逃厄运，在4月11日给女儿菩菩、女婿桑顿写下了诀别的遗书[5]：
永别了，我的女儿，我的宝宝——永别了，我亲爱的人！
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
马林夫妇马林最后写道：
直至弥留之际，我都希望如马来亚格言所云：见义勇为。你们要互敬互爱。最后一次热烈地吻你们。
这位久经考验、意志如钢的共产党人，在德国法西斯面前不屈不挠。他写罢壮烈的遗嘱，便壮烈地走上刑场。
一位幸存的名叫普雷特尔的难友，后来在1945年11月6日写文章给荷兰《火炬》周刊，翔实地记述了他目击马林就义的悲壮一幕：
4月12日，星期天，我在睡梦中突然被噪杂声震醒。当时大约是晚上9点钟。七扇牢门被踢开，牢门前设了双岗（引者注：这七间牢房原本空着）。我听到大声叫嚷：“非常危险的人来了！”德国人下达了指示，过了一会，我听到每个牢房都关进了一位难友。牢房与牢房之间，只要大声说话，隔壁的人都可以听到。我立刻听到其中一个被囚禁的人说：“战争之前，荷兰政府就在搜捕我。5月15日以后，德国人一直在追查我。如果我不是出了事故，如果不是被送进医院，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当时斯内夫利特安慰着说：“我们大家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是荷兰第一批为国际事业而被法院判刊的人。我们必须为国际事业而牺牲。”
监狱防卫很严，每十五分钟牢房的灯便被打开，目的是通过监视孔看看是否有人自杀或企图逃跑。同时还有两名宪兵在窗外走来走去，手里还拿着手电筒晃来晃去。……
大约早晨6点钟时，有人通知他们说，赦免请求被拒绝了，而且将立刻执行。斯内夫利特当时间，他们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这个要求也遭到了拒绝。“你们要把手放在背后受刑。”斯内夫利特又问，枪毙时他们是否可不戴遮眼布，这个要求被允许了。斯内夫利特又问，他年纪最大，是否可以最后枪杀他。我还听到他说：“同志们，作为你们的长者，这份权利应当让给我，我不是当过你们的领导人吗？”
所有人都可以抽一根雪茄烟。有人说：“好，我们抽吧！荷兰国家付烟钱。”然后，斯内夫利特接过话头说：“今晚我到了奥莱佛山（引者注：《圣经》中说耶稣曾关押于那里）。当我青年时代参加运动的时候，我的神父对我说：如果你坚持你的信仰，小伙子，你就大着胆子向前走吧！我确实进行了斗争，而且一直坚持我的信仰，恪守我的信念，相信国际的事业。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斗争，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接着便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让我们举起手来”，在临死前一个钟头，七个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国际歌》。多么豪壮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词啊！我曾出席过多次音乐会，可从来没听过这样感人肺腑的合唱。……
然后，他们被装进了一辆汽车。9时20分，第一枪子弹响了。……
我非常钦佩这些英雄临危不惧的气概，我有必要将其写出来。他们无私无畏，无限忠诚于他们的事业。我毫无保留地为贵刊写下了这些细节，因为我是唯一和这些英雄度过最后几小时的见证人。[6]
就这样，马林在142年4月14日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五十三岁。
马林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功勋。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玉贞、杨云若等不远万里前往荷兰，仔细查阅马林档案，这才查清了马林之死的真相。特别是马林的女婿桑顿，把珍藏多年的马林绝命书取出，复印赠给中国朋友，使中国读者得知马林就义前的遗言，更加敬佩这位“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的异国英雄。
[1]《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26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4]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1110—1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马林：《致女儿女婿的信》（1942年4月11—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34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6]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