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步曲：红色的起点》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向东伸入留日学生，向西则伸入留法学生。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不亚于留日。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便有一千五百多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

其中，撒向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种子”的是张申府。他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不是去法国勤工俭学。那时，他已是北京大学讲师。他跟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同船去法国，被吴稚晖聘为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讲授逻辑学。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为夫妇。张申府又和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从1921年2月算起的[1]。

张申府在回首往事时，曾这样十分概括地谈及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员情形：

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后来（1923年以后）小组的事，就由周恩来他们管了，我在1923年冬回国。李维汉当时是少年共产团（CY），他是1921年底回北京入党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产团（CY），后来在北京入党的。陈延年、陈乔年没有加入我们小组。延年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他们的父亲，后来他们慢慢进步，回国后才走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上，后来加入了少年共产团和共产党。

周恩来是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号”去法国的。

这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学生中的一个。比起同龄的年轻人来说，他显得成熟，因为他已在社会的大熔炉里受到炙烤——曾经东渡扶桑，也曾身陷囹圄，还曾与李大钊有过交往……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连他自己也曾这么说过：“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2]

不过，他出生在苏北淮安。取名恩来，原意是“恩惠到来”。字翔宇，后来他常用的笔名“飞飞”也就取义于“翔宇”。至于他另一个常用笔名“伍豪”，则是他参加觉悟社时抽签抽到五号，取了谐音为“伍豪”，而邓颖超抽到一号，取了“逸豪”为笔名。

十二岁那年，周恩来离开淮安老家，随伯父周贻赓到东北沈阳去。十五岁的时候，又由于伯父调到天津工作，他也到天津求学。环境的不断变换，使他眼界大开，而且养成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

十九岁那年，他从南开学校毕业，头一回出国——到日本留学。上船时，朋友送了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他在途中细看了这本杂志，思想产生共鸣。从此，他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3]

日本使周恩来失望，因为当时的日本正在跟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周恩来卷入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留日两年，二十一岁的周恩来终于下决心归国。他在1919年4月回来，恰逢震撼中国的五四运动。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领袖。他请来李大钊到天津觉悟社讲话，跟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交往。

他终于被天津警察厅逮捕。从1920年1月29日至7月17日，将近半年的铁窗生涯，使周恩来的思想迅速走向成熟，看透了旧中国的黑暗，决心点起一把革命的火，照亮这黑沉沉的国度。

出狱之后，他又去北京见李大钊。

为了寻求真理，寻求拯救中国之路，他踏上了西去的轮船，到欧洲去……

他原本是打算去英国的。从法国到了英国，住了五星期，还是回到了法国——法国的生活费用要省得多。

在法国，周恩来终于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

周恩来在1922年3月致天津觉悟社湛小岑、李毅韬的信中，十分坦率地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

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以下简做C.ism）也就够了……

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安妥了我的目标。……[4]

周恩来信中所说的“Communism”，亦即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