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末,总有一句“叔衡、惇元、殷柏、启民、章甫,均此”。列在第一名的“叔衡”,亦即何叔衡。他留着八字胡,人称“何胡子”。
“何胡子”年长毛泽东十七岁,在新民学会之中岁数最大。他,1876年5月27日(清光绪二年五月初五)生于湖南宁乡。家境虽然贫寒,据说因为他的生辰中有两个“五”,在堂兄弟之中又排行第五,湖南流传“男子要五不得五(午)”,仿佛命中注定这个孩子前途无量,于是家中挤出一点钱,无论如何要供他上学。
何叔衡在二十六岁那年,考中秀才。不过,他不愿在衙门中做事,便在家乡当私塾教师。
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思想解放的秀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11月4日,他还专程回到家里。动员父亲、兄弟和邻居剪掉辫子。1913年他到长沙后,又曾连续三次写信回家,要全家女人放脚。这一年暑假,他回到家里,看到都未放脚,便风趣地说:看来只动嘴动笔不行,还得要动手动刀才能解决问题。接着,他搜拢一石灰篓子的裹脚布和尖脚鞋,拿了菜刀,搬出木凳,在地坪里当场砍烂,终于迫使全家裹脚的女人都放了脚”。[1]
何叔衡又是一位上进心极强的秀才。自知四书五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已经三十七岁的他,居然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跟那些十几岁、二十来岁青年坐在一条板凳上,当学生,听新学。不久,他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在那里与毛泽东相识。友谊超越了年龄。共同的思想,使“何胡子”跟毛泽东相知日深。
本来,照年龄,何叔衡比毛泽东大了一辈(他甚至比陈独秀还大三岁),而做起事情来,何叔衡往往是毛泽东的助手。何叔衡称道毛泽东“后生可畏”。
何叔衡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
1917年暑假,“何胡子”回到宁乡县杓子冲家中度假。毛泽东和萧瑜扮作“乞丐”,从长沙出发,徒步旅行,曾到“何胡子”家做不速之客。萧瑜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中,详细描述此事:
那天,毛泽东和他从宁乡县城步行了一百四十里,走到“何胡子”家已是半夜了。他们兴奋地敲打大门,高喊;“何胡子!何胡子!赶快起来,让我们进去!”这一喊,惊动了“何胡子”全家。他的父亲、夫人、弟弟、弟媳、侄子,全都起床了。
知道毛泽东和萧瑜化装成“乞丐”漫游湖南,何叔衡道:“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虽然毛、萧已吃过晚饭,何叔衡仍以酒招待。虽经了这半夜惊扰,翌日何家仍破晓早起,如同往常一般。
毛、萧参观了何家的猪厩,见到三百多斤重的浑身雪白的肥猪,大为惊讶。
“开阔的大莱园里长满了鲜美的蔬菜;园中整齐清洁,一根杂草也没有,这尤其使我们惊叹。当我向何老先生提到这点时,他很是高兴,并用书呆子口吻摇头晃脑地说:‘杂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铲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危害也,大矣乎,君子乎,圣人乎’!”
“何胡子由衷地笑起来了;‘你们看我父亲的古文怎么样?不错吧?有其父必有其子!’”
何叔衡之家,是“耕读之家”。他的父亲、兄弟、妻子务农,他在省城当教书匠。
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彼此相互影响着。当毛泽东、蔡和森转向马克思主义时,何叔衡亦转向马克思主义。
1920年底,毛泽东收到萧瑜转来的蔡和森在法国所写的长信。1921年初,1月2日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聚会。尽管大雪弥漫,会员们十多人仍到席。主席为何叔衡,由毛泽东宣读蔡和森的长信。
当时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十分逼真地勾画出毛、蔡、何与新民学会的关系[2]: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引者注:毛泽东字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柯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由以上记录可见毛、蔡、何见解的统一。在他们三人影响下,新民学会十二人“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未决定者”及赞成其他主义的六人。
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曾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织成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六人,后来发展到十人。内中骨干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此外,据回忆,还有贺民荡、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3]中如此回忆道:
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的入党时间一栏内,写上“1920年”。这清楚表明,毛泽东把加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认定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
何叔衡确实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领导事务委托何叔衡主持。
毛泽东对何叔衡作过如下评语:“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4]
据何叔衡自己说,则有一句如此之言:“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5]
另外,毛泽东还说过:“叔翁办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6]
毛泽东以上三句评语,大体上描画出了何叔衡的特色。
[1]《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一大”前后》第1册,39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4]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5]谢觉哉:《忆叔衡同志》,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6]《不屈的共产党人》,第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