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了新闻中心。
5月9日，从北京大学爆出一条轰传一时的新闻：校长蔡元培留下一纸辞职启事，不知去向！
蔡元培突然出走，事出有因：“北京学生一万五千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于蔡校长之一身。”
盛传，北洋政府“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
为了蔡元培的安全，众友人力劝他火速离京，暂避风头。于是，5月9日拂晓，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车，悄然前往浙江，隐居于杭州。
一个多月后——6月11日，又从北大爆出一条新闻，掀起一番新的波澜。
暮霭降临北京城。闹市之中，前门外珠市口西，门口悬着“浣花春”字号的川菜馆里，一张八仙桌，五位客人正在聚餐。没有高声猜拳，只是低声悄语。操一口皖腔、穿一身西服的是陈独秀。不知什么原因，那件西服显得鼓鼓囊囊。另四位分别是《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北京大学理科教授王星拱、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会事邓初，他们或者衣襟鼓起，或者带着一只手提包。
饭足，天色已一片浓黛。王星拱、程演生朝另三位点点头，先走了。他俩前往城南游艺园。
事先约定，李大钊在那儿等他们。
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一起出门，朝“新世界”走去。“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由一位广东商人出资建造的游艺场，主楼四层，坐落在离“浣花春”不远的香厂路和万明路交叉口。“新世界”是个热闹的所在，唱小曲的，说相声的，演京戏的，放电影的，卖瓜子的，吃包子的，喝茶的，人声嘈杂，熙熙攘攘。
陈独秀怎么忽然有闲情逛“新世界”？只见他们三人进了大门，几条黑影也随着闪了进去。
进门之后，陈独秀、高一涵跟邓初散了开来。邓初钻进茶室，又走进戏园。陈独秀和高一涵各处看了看，见灯光明亮如昼，摇了摇头，朝楼上走去。
陈独秀这书生，头戴一顶白色草帽。他原本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顶白帽子给那几条黑影带来莫大方便。即使在人群簇拥之中，也很容易找到这顶白帽！
“走，到屋顶花园去瞧瞧！”高一涵熟悉那里，便带着陈独秀走上四楼楼顶。
楼顶那屋顶花园，是盛暑纳凉用的。这时还未到纳凉时节，空荡荡的，一片漆黑。他俩从屋顶花园边缘伸出头来一瞧，第四层的露台上黑压压一片人群，正在观看露天电影。
“这儿太好了！”陈独秀显得非常兴奋。他从怀里掏出那鼓鼓囊囊的东西，朝下一撒，顿时，像天女散花一般。
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慕的人们骚乱起来，仰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你争我夺，秩序大乱。
陈独秀趁这机会，又甩了一大把纸片。
就在这时候，黑暗中蹿出一个人，朝陈独秀说道：“给我一张。”
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
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题：《北京市民宣言》。
猛地，那人尖嗓高喊：“是这个！就是这个！”
一下子，从暗处扑出几条黑影，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扭住了。
原来，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
高一涵一见情况不妙，蹿上天桥想逃。密探大喊：“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
高一涵在紧急之中，把怀里的传单一股脑儿从天桥撒下，“噔噔噔”跑过天桥，扔掉长衫、草帽，下了楼，钻进混乱的人群。这下子，把尾随抓捕的密探甩掉了。
高一涵跑到楼下一看，邓初正在台球场里发传单呢。
高一涵连忙过去告诉邓初：“独秀被捕了！”
“别开玩笑！”邓初还不相信。
就在这时，陈独秀被一群密探簇拥着，押下楼来。陈独秀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叫：“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陈独秀这般大嚷，为的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避……
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九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
“谁呀？”屋里传出女人的惊讶的问话。
“开门！”门外一声粗鲁的命令式的答话，表明事态严重。
那女人意识到发生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十八岁时与年长他三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君默结识了陈独秀。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在箭杆胡同同住。
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屋里、屋外足有百人之众！
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陈独秀的信件，都落到了警察手中！
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李大钊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1989年9月15日，笔者在北京访问了九十三岁高龄的罗章龙，请他回忆此事）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
隔了一天——6月13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于北京《晨报》。全国各大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也都披载。激起众怒，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飞向北洋政府。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
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1]
作者在北京拜访罗章龙。时值盛暑，他正住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他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记忆清晰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
京师警察厅慑于重重舆论压力，在陈独秀被关押了九十八天之后，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由安徽同乡作保，释放了他。
“北李”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命笔，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
19l8年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的《每周评论》觉悟社在1920年1月出版的《觉悟》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时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的“只眼”[2]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3]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杂志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9月16日，天津的十余位男青年和十余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名叫周恩来。《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9月21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1]《民国日报》，1916年6月24日。[2]“只眼”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所用的笔名，取意于南宋杨万里的诗：“近来别具一只眼，欲蹈唐人最上关。”[3]指《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1918年12月22日创刊。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1919年8月30日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