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最为宜人，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节，游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座古城——自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在1918年宣告成立，这儿成了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湛蓝的多瑙河从市区缓缓穿过。古色古香的皇宫、议会厅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顶，在金色的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华的轮街街头的广场上，矗立着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宫花园里，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轩昂。这座音乐之都，与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顿、施特劳斯以及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紧紧相连。在游人最盛的日子里，音乐节在这儿举行，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更增添了欢乐悦耳的气氛。
1921年，在音乐节前夕，一列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驶入维也纳车站。在一大群优哉游哉的下车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显得与众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看上去一派军人气质或者工人模样。可是，那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风度。
他双手拎着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走出车站，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一家中等旅馆里，他订房间时用德语说道：“给我顶层的单人房间。”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语答道，满足了他的要求。德语是这里通行的语言。
他在房间里放好箱子，锁上房门，外出办事。奇怪，此人竟没有回来过夜。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那房间仍然空荡荡的，不见那位旅客的踪影。
难道他在奥地利有亲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处，为什么又要在旅馆里租房间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
旅店的老板压根儿没想到：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个特殊的“住处”——纳也纳警察局的监牢里！
他，被拘捕了！他是在申请前往中国时被拘捕的。他持有荷兰护照。他在旅馆的旅客登记册上签了“Andresen”（安德烈森）这样的名字，而他的护照上则写着他的姓名叫“Hendricus J.F.M.Sneevliet”（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其实，对于他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改名换姓犹如在不同的季节改换衣服一样，毫不足奇。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倒是他的真实姓名。他的化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不久前，他在苏俄莫斯科，用的是“Marng”（马林）。
马林此外，他还用过化名“Marting”（马丁）、“Mar-ling”（马灵）、“Mareng”（马伦）、“Malin”（马琳）、“levelet”（斯列夫利特）、“Dr.Simon”（西蒙博士）、“Mr.Philip”（菲力浦先生）、“Brouwer”（布罗维尔）、“Joh Vanson”（乐文松）。
他甚至还有中国名字“Gni Kong-Ching”（倪恭卿）！
后来，他还取过中国笔名“Sun-to”——“孙铎”呢！
以上共计十四个名字——这尚不包括他临时用一两天、以至临时用一次的那些连他自己都记不得的化名！
显而易见，此人非等闲之辈，从事特殊的工作。他来自莫斯科，要前往中国上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奥地利警方的注意。刚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才三年多的苏俄，震撼着欧洲，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地震”。从1918年3月15日开始，英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协约国（即包括美、英、法、意、日等国）开始公开干涉俄国革命。4月5日，日本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苏俄东方的海参崴登陆。8月16日，美军也在海参崴登陆。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新生的苏维埃没有被外敌的铁腕卡死在摇篮里，反而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变得壮实、强大。
虽然入侵者被赶出了苏俄国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跟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敌意愈发加深了。特别是从1919年3月起，到1921年初夏，短短一年多时间，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美国、墨西哥、丹麦、英国、法国这七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深深的不安。
各国共产党的纷纷成立，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18年1月27日芬兰共产党领导了芬兰革命，芬兰赤卫队占领了首都赫尔辛基的政府机关。翌日，宣告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苏维埃成立。芬兰苏维埃政权存在了三个月，最终被消灭。紧接着，1918年6月24日，匈牙利共产党夺取政权，在首都布达佩斯宣布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一红色政权遭到镇压之后，同年11月3日德国基尔港水兵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升起了红旗，宣布成立“苏维埃”……
地处中欧，与苏俄只隔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奥地利，时时提防着苏俄的影响。即便是在琴声四起，《蓝色的多瑙河》旋律在“音乐之都”维也纳飘荡的歌舞升平时节，维也纳警察局仍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夹杂在游人之中、来自苏俄的“赤色分子”。
维也纳外事局的专员带着斯内夫利特的荷兰护照，特地来到荷兰王国驻奥地利的大使馆。大使先生很明确地作出答复：“此人是共产党！”
于是，斯内夫利特被押进了维也纳警察局看守所。
得到了风声，斯内夫利特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带着一位奥地利律师，赶到了维也纳警察局。
“你们为什么拘捕斯内夫利特？”阿德勃质问道。
“因为他是共产党！”警官傲慢地答道。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阿德勃反驳道，“你们别忘了，他是外国人——荷兰人！这儿不是荷兰！他只是路过奥地利，希望得到前往中国的签证。他是奥地利的客人。他在维也纳，没有触犯奥地利的任何法律，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拘捕一个外国人？”
“警官先生，恰恰是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奥地利法律！”这时，那位律师也发话了。
警官无言以对。两道浓眉，这时紧紧地拧在一起。过了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们研究一下，给予答复。”
“在你们没有释放斯内夫利特之前，我每天都要和律师一起，到这里跟你们交涉一次，表示我们的抗议！”阿德勃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道。
那家旅馆顶层的单人房间空荡荡地度过了六个昼夜，终于响起了开门声。斯内夫利特终于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四个人一阿德勃和律师，还有两名佩枪的奥地利警察。
斯内夫利特用粗壮有力的手，拎起两只皮箱，就离开了那个房间——他竟然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夜。
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维也纳火车站。因为奥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一把斯内夫利特驱逐出境！
斯内夫利特是在1921年4月15日离开维也纳，4月21日从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原名“阿奎利亚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
时间淡化了档案的神秘面纱。据收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的英文档案表明，早在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北京的荷兰驻华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便已提及了这位行动机密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1]
北京荷兰会使
欧登科先生阁下
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引者注：即今印度尼西亚）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中请护照的签证时，队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中请英国签证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将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艾斯敦
翌日，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内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2]：
北京比尔比·艾斯敦
爵士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的来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遗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
如果我能够给你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非常高兴地向你提供。
你忠实的欧登科
档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兰政府（当时设在海牙）和英国政府都已密切注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
正因为这样，1921年4月，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那里的警察便关注着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
在斯内夫利特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据荷兰海牙殖民地事务部所存档案表明，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于1921年4月21日致函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内中非常清楚地告知斯内夫利特的动向：
斯内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1921年4月20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引者注：应为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
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当斯内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东去的轮船，由于接到维也纳警察局的密告函，荷兰、英国以至日本驻奥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视这一“赤色分子”的动向。
各国大使紧张地行动起来，纷纷发出密电，那充满着音符的维也纳上空顿时夹杂着不协调的无线电波。
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
英国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英属亚洲国家——斯里兰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
因为这些地方是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时可能经过的。另外，还通知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
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的密电。
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斯内夫利特的中国之行，惊动了这么多的大使、警察、密探……
[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