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的情况，传到了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对于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态度：
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引者注），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
当时，彭德怀的心态，也颇有代表性。他在回忆录中所述及的，代表着一大批红军指战员的思想：
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当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吃紧。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中统局上海行动区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就连鲁迅也受到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一个名叫刘翰梦（又名刘汉生，化名高尔梦）的特务经常出入内山书店，收集鲁迅行动情报以及与鲁迅交往的人员的动向……
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只有阳台上放着一盆作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进入联系。
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处死，极大地震动着中共临时中央。
另外，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去了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和张闻天。
后来博古从上海消失了，张闻天、陈云也从上海消失了。
1933年初，张闻天首先出现在红都瑞金。不几日，博古、陈云也到达那里。他们是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的。
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随着他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 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二十六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博古的到来，使中共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同样失去存在的意义。任弼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之消失。任弼时不久被调离瑞金。一本关于任弼时的传记，这样写及任弼时遭贬的经过：
他参加组织召开的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和1932年8月（应为10月——引者注）宁都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意见，排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做法，事后，他就认识到是不对的。对于临时中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搞的这一系列“左”的东西，更是有看法。他正是被临时中央认为贯彻极“左”路线不力，而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
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热闹起来。那里的下肖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被博古看中，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这幢房子建于1879年，占地一千一百多平方米。
那幢房子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成为“少共中央局”（亦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那幢房子也是土木结构，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占地六百多平方米，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组织部长王盛荣，也住在那里。这些当年尚属“小字辈”的人物，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
博古的到来，再也不必借助无线电报机“遥控”，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进一步批判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