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80年代，南非黑人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刺激因素有黑人教育危机、三院制议会在黑人事务上的无作为所引发的敌意，以及信誉扫地、腐败堕落的地方黑人行政委员会的增收租金。在非国大及其军事机构“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内部，有些成员被打上政府间谍或叛徒的标签，然后被残忍地杀害。黑人警察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1985年，非国大的“人民战争”策略，使国家到了无法治理的程度。早期的游击活动与群众运动息息相关。1罢工、游行、抵制和攻击事件激增，黑人警察的房子被燃烧弹焚毁，警方线人的脖子上被套上一个充满汽油的汽车轮胎“项链”，然后被活活烧死。
1982年，纳丁·戈迪默在纽约人文研究所做题为《生活在过渡政府时期》（“Living in the Interregnum”）的演讲。在演讲的开头，她描绘了当时约翰内斯堡有如狂风暴雨般的氛围：“整个社会在革命性变革的大潮中翻转、挤压、飘摇不定，我则置身于这个社会六万英尺的高空……我选择葛兰西的话作为我的小说《七月人民》（July’s People）的题词是有充分理由的：‘旧的在消亡，而新的尚未诞生；在这个空位期会出现各种光怪陆离的病态症候。’”2
为了遏制暴动、焚烧学校、“失落的一代”的帮派暴力、“项链”杀戮及其他激进行为，南非时任总统P.W.博塔（P.W.Botha）在1985年宣布某些区域进入紧急状态，几乎赋予了政府无限的权力。1986年，全国都进入了紧急状态；1988年联合民主阵线（UDF）和其他附属机构被禁，南非工会大会（COSATU）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干预的程度可以从1985年治安部长的声明中推断。该声明指出，1985年，近19000人因与骚乱相关的指控被捕（其中72%的人年龄在20岁以下），指控内容包括公众暴力、纵火和谋杀。尽管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扣留组织活动的嫌犯，却依然无法遏止各种抵制行动。这导致很多平民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而遭到清算。据大卫·威尔士（David Welsh）所述：
许多敢死队的杀手成员都是有犯罪记录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似乎从杀人的行为中获得相当大的工作满足感。最臭名昭著的敢死队营地叫“非水准（Vlakplaas）”，位于比勒陀利亚附近的一个农场。这个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警方征用，用于“转化”所谓的“冲锋者”，其中包括被俘获的黑人游击队员，让他们为安全部队工作，当然他们所用的方法都不会太温和。两个“非水准”的指挥官德克·库切（Dirk Coetzee）和尤金·德科克（Eugene de Kock），成了传奇杀手。在1983—1993年间，德科克……参与谋杀了大约70人。3
南非的形势促使德斯蒙德·图图呼吁国际对南非实行制裁，以迫使政府进行谈判。图图是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86年以来任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上反对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浪潮越发高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呼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被扣留领袖的运动。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宣布不再向南非提供短期贷款，其他组织也纷纷效仿，取消了相应的贷款，南非面临更加严重的经济压力。当时的外交部长皮克·博塔（Pik Botha）主张对政府的政策取向进行重大调整，人们当时普遍认为P.W.博塔将在纳塔尔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布新政策。国际社会期望当时已经承担了执行国家主席职务的博塔宣布彻底的变革措施并释放曼德拉，但博塔的“卢比肯”讲话最终让人大失所望。按照他的解释，他并不准备把南非白人交给共产党人，让他们走上投降或自杀的道路。曼德拉和他的支持者们可以被释放，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发誓放弃暴力。这次讲话后不出几日，南非的货币单位暴跌到历史最低点，美国国会禁止在南非进行任何新的投资，英联邦国家也纷纷效仿这一做法，禁止从南非进口任何商品。
20世纪80年代后期，除了来自内部的动荡，政府还要在其北部边界打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的活动。1986年，范泽尔·斯拉伯特Van Zyl Slabbert）辞去国会议员和反对党领袖的职务。他认为，白人统治的议会已经无心解决南非的问题。在斯拉伯特和布莱顿·布莱顿巴赫的动议下，1987年阿非利堪人社区领导人和被放逐的非国大成员在达喀尔进行了首次会谈。之后，南非白人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大瀑布举行集会，商讨与非国大进行对话。
尽管J.M.库切在意识到政治局势之后一直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但他并没有直接回应这场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活动。在南非白人政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在成立八年的时候成为执政党，开始扭转历史的进程。在1991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库切针对20世纪40年代种族隔离理论家杰夫·克龙涅的心态指出“种族隔离是一个关于纯洁的梦想，但它又是一个不纯洁的梦想。它包括了很多东西，是很多东西的混合物；其中有一点就是它设立了一系列障碍，让人们无法通过混合找到解决方案”。41992年，在接受大卫·阿特维尔的采访时，他说：
种族隔离的内容激进地割裂了时间发展的连续性，它（以规范为由）在殖民社会里试图阻止死亡或扭曲事物的正常发展态势。它还试图建立一个静止的无时间区，让已经不合时宜的宗族和部落专制秩序被冻结在那里。我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中长大的。
此外，在他所受教育的文化中，充满着怀旧情怀的“家”要追溯到英国的一个小角落，与南非的现实没有一点关系。
在评论玛丽·本森1986年所写的《纳尔逊·曼德拉：伟人与运动》（Nelson Mandela:The Man and the Movement）时库切写道，如果南非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与非国大达成某种一致，那么接下来他们将要对付的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人士为主导的和平运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将运动定性为是颠覆政府的，说运动的领导人被国际共产主义所利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位置，它不得不没面子地释放他们曾在1964年抓起来的那些领导人。种族隔离政府是否打赢过非国大，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1986年，他们所面对的是比25年前更具反叛性和煽动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而运动者又有国际舆论殿后。库切提出一个问题，南非国民大会的长老们被释放之后，是否有力量控制黑人社区如火如荼的局面，并带领人们走向自由、友爱和平等的乌托邦，走向自由宪章中所说的繁荣。他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具有预言性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曼德拉的个性，以及他被释放后如何行事。被监禁一事无疑已使曼德拉在公众视线中消失。
根据玛丽·本森的观点，1980年的时候，“罗本岛的曼德拉”这个概念已经取得了近乎神话的效力。他的面容在T恤和海报上到处可见，“给曼德拉自由”的口号涂抹在监狱和公共建筑物的墙壁上，到处都是。然而，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认为，南非的经济力量越强，博塔就有更大的能力来实施新的管理体制。相反的观点认为，只有将南非孤立起来，对其实施军事和经济压力，它才会准备谈判。那些将博塔看作改革者的人推出他们的说法：只有通过表面不妥协，背后谈判权力分割，误导南非白人选民，才能够让那些被吓坏了的白人选民接受改革。那些将博塔看作是挑衅好战的阿非利堪民族主义者的人则指出其豪言壮语与其微不足道的成就之间的差距。库切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将博塔变成了一个公共骗子，要么误导南非公众，要么误导国际舆论。
在评论克里斯托弗·霍普（生在南非，但自从1975年以来一直住在英国）的《奔跑的白人男孩》（White Boy Running）时，库切谈论了南非当时的政治。1987年P.W.博塔请白人选民进行选举，批准他逐渐改革种族隔离政策，按照库切的说法，这个渐进式改革的速度将是蜗牛般的。这次选举没有任何争斗，也没有任何问题，国民党赢得选举的胜利。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极右翼的保守党远远超出了进步的联邦党，成为南非第二强的政党，其成员背景是说英语的白人。克里斯托弗·霍普在作品中认为：并没有南非民族这样一个群体，只有由对立群体组成的联合体。可以说，库切从一定程度上是认同霍普的观点的，他说：
在他的记录中，他（霍普）在南非成长过程中的部分创伤使他意识到在这个南非白人和加尔文主义盛行的祖国，没有任何位置属于他这个说英语的天主教徒。他略带反社会倾向，尤为痛恨先要被“单调乏味，无聊至极地放入某一组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体会到流亡感，而至今我也没能摆脱这种流亡感。我们在离开家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流亡”。
然而，就像库切在1971年回到南非一样，霍普也从来没有割断他同南非的联系。他写道：“这个地方是一场热病，一场感染，一个挥之不去的、从儿童时期就患上的疾病，我根本没办法被治愈。”这些话让人想起库切自己对卡鲁的荒凉以及开普半岛粗犷之美的留恋，正如伊丽莎白·卡伦在《铁器时代》中所表达的：“这些海，这些山：我想让它们在自己眼前焚烧的欲望如此强烈，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它们都会在我面前出现。我饥渴地爱着这个世界。”5
库切并没有在文章或声明中回应20世纪80年代的骚乱、暴力和民族之矛的行动。但是，他的下一部小说（最终名称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再现了他对20世纪80年代的感觉，尽管名义上，它的背景被放置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处于种族战争的边缘。据第一版手稿所记录的日期，库切从1980年5月31日开始这部小说的创作。起初，他运用了不同的故事线索，设置了众多的人物并频繁修改。其中曾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后来他又放弃了这种想法。两年多后，到了1982年7月12日，六份手稿形成了最终的完整稿，手稿的第一份打印稿完成于1982年9月29日。更精当的进一步的终稿完成于1983年2月28日，上面有铅笔的更正。
库切在《等待野蛮人》出版前的四个月就开始创作这本小说，这表明了一个事实，文学创作已经成了他日常必做之事。在采访中，斯蒂芬·沃森曾问库切，他是否有种被迫进行文学创作的感觉。他回答说：“远不只被迫。如果我写，我觉得很糟糕；如果我不写，我会觉得更糟糕。”他必须遵守某些人为的规则，以确保写作紧凑地进行，“比如一天都不能不写，因为如果有一天不写，第二天也不想写。”6他告诉埃德温·哈特（Edwin Hart），他的写作速度非常缓慢，大约两年写一本小说，首先是用钢笔写，然后再进行修改7就拿他写第一本小说为例，他的习惯是在清晨，头脑还是清醒的时候，用笔写出大概，然后再一遍又一遍地重写，频繁反复直到故事有了一个良好的形状。到这时候，他才开始用打字机打手稿，然后在上面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在这个阶段，库切发现他很难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又要同时照顾家庭和孩子们，还要完成在学校作为教师的工作任务——他还没有从吝啬的大卫·吉勒姆那里争取到减少工作量。他通常在早上5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7点半，然后送孩子去学校，之后到大学讲课，完成行政工作，晚上回家批改作业，准备第二天的课程。8
当被问及某部小说是在哪里开始写的，或者为什么他会选择那样一个特定的主题等问题时，库切几乎无法回答。在接受乔安娜·斯科特的采访时他说：“我根本不记得我写的那些书是如何开头的。部分原因是，在修订的过程中，开头部分就被放弃了。如果进行有关本书的考古学，那么它的开头部分是在表面之下、土壤深处的。”9他的观点是，作品应该为自己发声，否则作家就是没有完成他的职责。当被问及是否有一个时刻，他会知道某个故事是值得写的，他回答说：“是的，有。当我投入了这么多时间，我实在无法将它停下来，我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浪费了六个月的生命，或诸如此类。所以，我努力坚持下去，然后书就写出来了。”10
二
《等待野蛮人》的背景没有特定的地方或特定的时间，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则不同。小说在一个城市开始，可以看出是开普敦，因为有郊区的名字，也有具体地方和街道的名字。在前三部小说中，他采取的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但在这部小说中的大部分地方，库切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他将迈克尔·K设为主人公。11
故事发生在不久的将来，因为不断的暴力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崩溃，国家处于内战的边缘，但故事没有明确说是哪些政党或具体是哪些政治冲突。在接受记者托尼·墨菲特采访时，库切说，小说发生的地理位置并非像它最初表现的那样准确，因为他的首要任务不是要创建一个精确版本的“真实”世界。创建一个想象的世界，就像他在《等待野蛮人》中所做的那样，那样做需要“巨大劳动力投入”，而这在《迈克尔·K》的小说中就没有那么必要。12
虽然他没有明确表示，但在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看来，故事直接背景是1976年索韦托起义导致的社会解体，人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忧虑和恐惧，以及1980年发生的旨在让国家陷入混乱而对石油、煤炭等行业发起的攻击。13在小说中，为了遏制不断升级的混乱和违法行为，国家强制实施了各种措施，比如戒严，用许可证限制自由迁移。在等待野蛮人》中，邪恶体现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但是在这部小说中，邪恶的载体是制度本身。因为压迫迈克尔的人代表着南非的机构暴力，他们大多都是无名无姓的。与他们在权力体系中的作用相比较，他们的个人身份并不那么重要，因此他们只是用职业来代替：铁路职员、服务台边的女警、护士、士兵、店员。与这些匿名的官僚相对照的是，他们所属的所有机构都有具体的名称。
迈克尔·K（鉴于库切钦佩卡夫卡，读者不应错过一个典故——《城堡》和《审判》中有约瑟夫·K）14父亲早亡，兔唇，也不怎么聪明。他在孤儿院阴暗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中长大。后来，他在市政园林处做园丁，然后又做了广场公厕的值夜人，之后又返回到园林处，在德沃尔公园扒树叶。与库切其他的小说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来自一个弱势的背景，尽管作品中没有明确提到他的肤色，但他很可能是一个有色人种。
迈克尔年迈的母亲（比尔曼家的女仆）开始全身浮肿，行动不便，她的工资被雇主削减。她告诉迈克尔，她想回到她的世界——她年轻时生活的位于阿尔伯特王子区的一个农场。因为他们需要的许可证没拿到，如果他们乘坐公交车或火车可能被警察拦下，所以迈克尔决定自己做一辆手推车，送他生病的母亲回老家。手推车对一个漫长的旅程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工具，这也再次证明，库切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延续其前辈的现实主义传统，讲述一段游历经历。他们走到了斯泰伦博斯，他的母亲死在了那里的医院。他带着母亲的骨灰，希望能将其撒在她出生的农场，于是他继续他的旅程，穿过卡鲁，结果满眼都是被破坏的痕迹。他被拘留了一段时间，与一群囚犯一起将铁路上的石头清除掉。然后，他继续上路，沉浸在卡鲁的安静之中，他打算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建起一个平和的、田园般的避难所——这一主题是当时库切所研究的农场小说的典型情节，比如当时奥立弗·施赖纳、波林·史密斯和C.M.范登西弗的作品。库切本人也喜爱这一区域，这一点在他后来的小说《男孩》还有其他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正是在这个地方，迈克尔才有在家的感觉。“我能够在这里永远生活下去，他想道，也许直到我死去。”15当他到达了自认是母亲出生地的那个农场的时候，园丁的使命感回来了，他在土地里种满了南瓜种子。根据库切在《白人写作》中提到的，神话般的花园，回归本真的伊甸园，这是当初来开普敦的荷兰殖民者从未感受过的，现在它却体现在迈克尔耕种土地的冲动中，他能感受到其中的联系。大坝在对他说话：“在水坝前他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自然亲切，这是在那栋房子里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他躺下来休息，把那件黑色短大衣卷起来枕在脑袋下面，看着上面如盘的天空。我要住在这里，他想道：我要永远住在这里，这是我母亲和姥姥生活过的地方。”16
他希望自己拥有一片土地的愿望被一名年轻男子的到来所打破。这个人是原来农场业主的孙子，是军队的逃兵。他向迈克尔回忆维萨基全家每年在这里过圣诞节的情形，房子里到处都是来宾：“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我们那时候那么吃东西的。成天的，我奶奶总是在桌子上堆满了吃的，都是乡下的好吃东西，而我们总是把它吃得一干二净。那种卡鲁草原羊羔肉那个香，是再也尝不到了。”17在这里，库切是在回忆他儿时在百鸟喷泉农庄的经历。他后来在《男孩》和《夏日》中也写过这样的记忆。
当年轻的维萨基试图将他当仆人用，并派他到阿尔伯特王子镇购物，迈克尔预见到自己即将失去他在卡鲁刚刚品尝到的自由，面临着成为主子的仆人的危险。这里又重复了库切在前三本小说中涉及的主仆关系的主题。迈克尔在斯瓦特贝赫逃跑了，在那里，他能继续保持他的自由，靠根茎和昆虫过活。他变得如此憔悴最终被迫返回，但他在阿尔伯特王子镇附近被士兵抓获，并被送到了一个难民营。在那里，他知晓了其他囚犯的生存条件。监狱长谩骂，指责囚犯们不感激统治者为他们做的一切，听起来不仅像尤金·唐恩在责备“忘恩负义”的越南，也像在种族隔离的年代，人们常可以听到的说黑人并没有感激政府给他们建造民房、学校和医院的话语：
“是的，你们这些恩将仇报的无赖，你们，我正在说你们！”他喊道，“你们什么都不感谢！在你们没处住的时候，谁给你们盖了房子？在你们冻得哆哆嗦嗦的时候，谁给了你们帐篷和毯子？谁护理你们，谁照顾你们，谁每天带着吃的到这儿来？可你们是怎么报答我们的？好啊，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饿肚子！”18
迈克尔设法逃脱，返回到农场，但他发现自己种的植物已经死了。于是他隐藏在一个地洞里并重新种植蔬菜。在饥肠辘辘的时候，他被士兵发现了。他们认为他在给叛军游击队提供粮食。
小说的第二部分由一位在凯尼尔沃斯医院工作的军医来叙述。迈克尔在那家医院康复。医生发现迈克尔拒绝吃东西，感到很好奇，开始研究他，并试图让他吃些东西。但他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被“拘留”在医院里，迈克尔才没有了任何吃的意志，除了偶尔吃点南瓜。当诺埃尔对医生说，如果迈克尔不吃东西会被饿死时，医生回答说：“这不是一个要死的问题，并不是他想要死。他只是不喜欢这里的饭食。确实极其不喜欢。他甚至不愿意吃婴儿食品。也许他只吃自由的面包。”19医生如此痴迷于他的这个病人，甚至想象迈克尔是神笨拙的产品：“好像某个人把一捧尘土拨拉到一起，把唾沫吐在上面，把它拍成一个基本的人形，犯一两个错误（那张嘴，无疑还有头脑中的内容），忽略了一两个细节（性），但是最终形成一个真正的小泥人儿……”20在大卫·沃德（David Ward）看来，有关《荒原》的典故21不是偶然的，因为，像T.S.艾略特一样，库切将他的人物送上沙漠探寻之旅。尽管他的身体有畸形，尽管他是无性的，但是他在卡鲁花园中让沙漠中开出花来。“再一次，像艾略特一样，”沃德写道，“他［库切］将人物派上了旅途，面对着邪恶的历史，人类机构在无政府和野蛮状态中崩溃。最后，像艾略特一样，最终在追求废墟中绝望地保全最低程度的自我。”22
根据阿利斯特·斯巴克斯（Allister Sparks）提供的权威信息，库切让迈克尔绝食的灵感来自一个报道：一只习惯于吃竹笋的大熊猫拒绝吃任何其他食品，它宁可死去。23迈克尔拒绝了医生所有的治疗方法，逃跑了，他要再次寻找自由。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他逃到了母亲生前居住的房子。他心里想：“我已经逃离了那些营地；也许，如果我躺得位置很低，我也能逃过人们的博爱。”24他认为博爱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又将他降低为一个奴隶，让他被迫接受一种关系，像医生在他身上发挥过的权威。现在小说再次回到了第三人称叙述，迈克尔回到了开普敦，在战争后的废墟之中，他遇到了几个妓女。她们像医生一样，想把他当作一个博爱对象。他孤独地想到他母亲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睡觉，他认为也许会有人愿意加入他的行列：
尽管他那么舒舒服服地睡在这个发臭的角落里，但是如果有人不理会宵禁令来到这里，似乎也并非不可能（K想象那人是一个驼背的小老头，衣服的边兜里揣着一个酒瓶子，长满胡须的嘴总是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是那种警察不屑理会的老头），他可能会对海边的生活厌倦了，想要到乡下度个假期，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认路的向导的话。他们今夜可以分享这个床，这种事情过去就发生过；在早晨，当第一缕天光照亮时，他们就能够出去，在偏僻的小街上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家不要的独轮车；如果他俩运气好，他们到十点钟就能推着小车沿着公路前进。记住在路上停下来买些种子和一两件别的东西，也许要避开斯泰伦博斯，那儿看来是个背运的地方。
如果那个老头爬下小车伸个懒腰（现在各种事情正在加速），并且看着当年水泵矗立的地方（那个水泵被士兵们炸掉了，所以那里什么也不会留下来），并且抱怨说：“咱们没有水怎么办？”而他，迈克尔·K，就会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一个小勺，一个小勺和长长一圈绳子。他会从升降机口里清理掉碎石，他会把小勺的柄弯成一个环，把绳子系在上面，他会把它放到深入到地下的升降机里面，当他把它带上来的时候，在这个勺子里就会有水；他会说，用这个法子，人就能活。25
就是在这样感人的、想象的场景中，小说结束了。接受斯蒂芬·沃森的采访时，库切反对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放置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语境中：
我没觉得它有任何前辈可追寻，我这么说没有什么骄傲的意思。这不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其中也没有伟岸的人物。对那些伟岸的人物，比如施赖纳或坎贝尔，我碰巧又没有多大的兴趣。至于现在人们的写作……实际上，人只能读这么多。我读的大多数东西都是，请允许我粗鲁地说，我能消化得掉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多少南非作家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想好好吃一顿，我会去别处。我读纳丁·戈迪默的书，因为我觉得她的作品格外精湛。26
如果人们读《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时考虑到在此期间库切正在研究农场文学以及景观对南非文学小说的影响，如《白人写作》，那么很显然，他吸收了这一领域前辈们的成果，然后在逆着传统写。27
尽管《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与农场小说和旅行故事有相似之处，主角都向往着人间天堂，但是库切与他的前辈有很大分别，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传统成了警告性的反例。在接受休·罗伯顿的采访时，库切说，在南非文学中，有许多虚构场景已经成为模型被无数次重复，比如：白人女子与黑人男子陷入爱河，被警方通缉，或者黑人爱国者反抗虐待狂般的审讯者。28对“邪恶城市”的描绘以及返回农场的避风港也是常见的套路。
库切着迷于南非文学景观，这对他影响很大，他在自己的文学写作中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并与之背道而驰。正如特丽萨·多维所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首先来自对卡夫卡作品的仔细阅读，这一点可以通过将作品与寓言式故事《审判》以及短篇小说《洞穴》比较得到验证。苏珊·范桑腾·加拉格赫尔写道：“库切完全知道，对于南非作家来说，他的虚构模式是相当不寻常的。他声称，他没有看到任何南非前辈作家写过这样的书。相反，他列出了贝克特、纳博科夫、庞德、里尔克、赫伯特、聂鲁达和巴尔特29，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然而，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库切对南非写作传统的认识，以及他所关注的话语如何影响思想的问题，表明南非文学对他的实际影响比他承认的要多。”30
三
1982年5月19日，库切写信给拉万出版社的迈克·柯克伍德：“我现在正煎熬着写一部小说，我已经写了几年了，希望能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虽然他的最终修订稿是在1983年2月完成的，但他对1982年10月的第一版打字稿已经很满意，他决定将其发给出版商。1982年10月28日，在写给柯克伍德的信中，库切说：
我今天寄给您6.5万字的名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打字稿，我希望您喜欢它。我也给我在纽约和伦敦的代理寄送了稿件。在英国，汤姆·罗森塔尔对该书有第一版权。但是，如果您和他都喜欢这本书，也许你们两方可以再次协商安排一下。
出版商对他提交的手稿反应非常积极。1982年11月26日，迈克·柯克伍德写道：“《生活和时代》非常棒，当一种隐含的，但不言自明的真理在轻描淡写中奇迹般地显现时，一切变得清楚明了。这些熟悉而坚定的句子所揭示的是多么的亲切……我觉得有一点让人觉得非常恰当，您的这本书在接近‘真实’的氛围，是您给我们的所有手稿中最玄学的一本。这本书写到结尾一定特别困难，我想说的是，最后一部分的节奏在我看来是恰如其分的正确。”
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汤姆·罗森塔尔在1982年12月2日发回的信件中更是赞誉有加。他刚从美国回来，读过库切的稿件后，立即发电报给他：“完全被这部高超的小说折服了。已经向穆雷提了条件。”他还说，他从来不会将作家所有的作品排名，因此判断《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是不是库切最好的一本书，是没有意义的。他写道：
就我所知，读它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过程，我还真不记得有哪一本书是如此地打动我。
您写的东西是如此普适，又直击当地政治局势的骨髓，每次要写信给您表达我的真实感受时，我总是感到十分紧张。所以等我们下次见面时，我再和您详谈我的感受吧。
不过，我从来没有读到过这么多的凶狠、残暴、肆意邪恶等，没想到它们会被如此精致地表现出来。
如果回想整个叙事，可能没有出现暴力描写，但是其恐怖景象如同库尔兹先生31的情形一样糟糕，二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他总结道：“我们非常热切地（希望）发行这本书……我们想把它提交布克奖的评审，所以要在初秋，也就是大约9月的第一周出版。”
同月，1982年12月20日，纽约维京企鹅出版社的凯瑟琳·考特（Kathryn Court）来信说她对这部小说印象深刻，很受感动：“这是很了不起的，您能将读者吸引到一个表面上似乎很没有吸引力的角色之中，真是了不起。我特别喜欢的部分是，他在大草原上，知晓他周围的微小变化。我对小说的结局也很惊讶，在我看来那似乎是一个真正的人类精神的庆祝。我非常希望维京企鹅能够发行这本书。”32
至于罗森塔尔对该书结局惨淡的印象，库切在12月8日的信中安慰他：“如果我告诉您一个小秘密，也许您不会觉得那么阴沉：迈克尔·K没有死。”33
罗森塔尔在1983年2月11日的信中写道，手稿已由艾莉森·塞缪尔（Alison Samuel）编辑，她有几个问题需要问库切。这可能听起来有点自大，所以他先要请库切原谅，但是作为卡夫卡作品在英国的出版商、现在又是库切作品的出版商，他有责任指出，“世界上并不全是可爱的人，可能会有评论家质疑该书与卡夫卡的联系”。在1983年2月10日的信中，艾莉森·塞缪尔询问：“为什么要用‘K’？读过此书两遍后，我几乎被说服了。我认为名字是迈克尔的财产，但又不全是；卡夫卡仍然占据优势。这似乎是批评家们会攻击的地方。我是否错过了什么？如果是这样，您能解释一下吗？如果不是，我觉得这名字似乎蒙上了太长的阴影。”
没有找到任何信件继续谈论有关字母K这个问题。因此似乎可以假设，在与罗森塔尔计划的电话交谈中，问题已经解决。不管怎么说，库切并没有改变小说人物的名字。
在小说的第一版发行之前，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美国的《哈珀》杂志、南非的《对比》和《观点》都刊登了该小说的部分节选。当图书运抵开普敦码头，像对待《内陆深处》和《等待野蛮人》一样，海关先扣留该书，将副本提交审查。该书被送到专家委员会主席丽塔·舒尔茨（Rita Scholtz）处。她在报告中写道，该书包含有关南非敏感的政治问题。它“对国家、警察，以及警察在行使职责时的手段的看法有贬义的说辞和评价”。34不过，她认为“该出版物的可能读者将是富有经验和批评能力的文学爱好者”，他们将把这部小说“作为一个艺术品来欣赏，并能够意识到，尽管迈克尔·K的悲惨经历发生在南非，但是他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仅局限于南非”。她坚信读者会发现这本丰富的小说可以从许多层面来解读，可以是一个寓言，可以是对南非人类生存条件的评论，也可被看作是一种抗议小说，抗议人们陷入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局势之中”。她发现迈克尔·K被从世界异化出来，因此他是一个“傀儡……从一种状况被抛向另一种状况”。其中有一个场景可能与一些读者的道德原则背道而驰，而这一场景出现在小说结尾处。开普的妓女坐在迈克尔的旁边，当时他空腹喝了一些白兰地，感到头晕脑涨的：
有人低声说话的声音，然后有人解开了他的工装衣裤的最后一个扣子，一只凉爽的手滑了进来。K睁开了眼睛。是那个女人：她正跪在他身旁，抚弄他的阴茎……她弯下身子，把他的阴茎放到自己的嘴里。他想要把她推开，但是他的手指在碰到假发那生硬僵死的毛发后退缩了。这样，他放松了，一任自己迷失在自己头脑的旋转之中，迷失在那遥远而潮湿的温暖之中……她挨着他和他并排躺在那流沙上面，并且依然把他的性器握在她的手中……她微笑着。用一个胳膊肘支着身子，她的嘴完全贴着他的嘴，吻着他，她的舌头在他的嘴唇上舔来舔去。她精力充沛地在他的腹股沟和他紧紧结合在了一起。35
舒尔茨发现这里对口交的描述并不是道德败坏或恶心的：“当迈克尔·K屈服于这种行为时，他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成为一个被怜悯的对象。读到这两页时，读者可能会感到怜悯与同情。”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同意舒尔茨的观点，这本书于1983年11月在南非发行。
查禁的威胁并没有阻止拉万出版社在南非对该书的营销。类似于《等待野蛮人》的情形，汤姆·罗森塔尔和迈克·柯克伍德同意在南非发行5000本印有拉万出版社标记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但这些书要在伦敦印刷装订。
四
早在1983年8月，出版社就已经宣布要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提交布克奖评审。当时纳丁·戈迪默是南非唯一获布克奖的作家，她在1973年与J.G.法雷尔（J.G.Farrell）共享布克奖。1983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当时还有约翰·富勒、格雷厄姆·斯维夫特（Graham Swift）、安妮塔·梅森（Anita Mason）和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特别是萨尔曼·拉什迪，他因《午夜之子》赢得了1981年的布克奖，这次又带来了小说《羞耻》参加评奖。在评奖委员会中，小说家和女权主义者费伊·韦尔登（Fay Weldon）担任主席，成员有寓言作家兼散文家安吉拉·卡特、澳大利亚诗人兼评论家彼得·波特（Peter Porter）、观察家报》文学编辑同时也是普鲁斯特的译者泰伦斯·基尔马丁（Terence Kilmartin），还有广播主播、文学杂志《闲谈者》前主编利比·普尔维斯（Libby Purves）。
与此同时，英国的评论界，如《旗报》（The Standard）、《卫报》和泰晤士报》，对《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赞誉一片。在1983年9月27日的《卫报》中W.L.韦伯（W.L.Webb）是这样写的：
J.M.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是一本阴郁而美丽的书，精巧地通过一个可怜的、简单的男人的眼睛、心灵和感官展现了世界。这个长着兔唇的园丁来自开普敦溃烂社会的最下层。这个世界是危机四伏的南非，即将消融在内战之中。在他逃离风暴中心的旅途中，那个病态社会司空见惯的残忍被无比清晰地暴露出来。库切向我们展示了极度筋疲力尽的人类和其不可消减的精神。文笔纯粹而简朴。
立博博彩公司（Ladbrokes）为入围布克奖的作品投注。在某个阶段，斯维夫特的作品最受欢迎，但后来他的位置从赔率7-4落到2-1，而库切的小说从一个局外人位置的4-1升到7-4，萨尔曼·拉什迪的羞耻》赔率是5-2。36
鉴于库切重视自己的隐私以及他回避文学社交场合的特点，可以预料的是，这样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口味。汤姆·罗森塔尔通过电话坚持让库切来英格兰接受采访并在1983年10月26日到斯泰森纳大厅出席晚宴，因为获奖名单将在那里公布。罗森塔尔甚至用安东尼·伯吉斯(1)的例子警告库切说，如果作家不参加，就赢不了，但这也没能说服库切。在1983年9月30日写给迈克·柯克伍德的信中库切说：“经过一番思考，我拒绝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让我进入布克奖马戏团更灾难的事情了。”罗森塔尔建议，库切至少应该用南非开普敦大学的工作压力为理由，而不是以厌恶仪式为由拒绝参加颁奖，并应表示愿意配合英国广播公司（BBC）对最终入围作家的参访节目，但后者要取决于罗森塔尔对BBC的成功游说。库切同意这样做。
10月26日，在缺席的情况下，库切被宣布为布克奖的赢家。费伊·韦尔登高度评价此小说：“这是一本简洁有力的小说，具有非凡的创新性和控制精当的想象力。”关于库切的缺席，有各种险恶的谣言。伦敦广播电台的新闻公告中宣称，据猜测，该作者如果前来参加颁奖，将会失去他在开普敦大学的工作。据《卫报》的报道，南非当局（不管他们是谁）反对他在学术年期间出席这样的场合。但是参加颁奖的人看到了库切在获奖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录像。在访谈中库切说，对于能够入围终审，他很吃惊，因为他认为这本书是如此的南非化，可能很难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关于缺席的原因，他提到，除了本人害羞以外，还有就是那时是南非开普敦大学考试周期间——这是一种很少会被学者型作家拿来当理由的说辞。他对《周末邮报》（Weekend Post）说：“我很遗憾无法出席颁奖。但是，现在是学校里非常繁忙的阶段，我不能一连出去很多天，将工作留给我的同事去做。”
布克奖让库切的书大卖，也让他得以直接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他的小说也因此将被列入大学和中学的书目中。事后人们了解到，布克奖评审团成员间曾进行过轰轰烈烈的讨论，有一半的人强烈建议选拉什迪的《羞耻》。但是在颁奖前最后的20分钟，主席费伊·韦尔登打破了明显的僵局，她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库切。
10月27日，在评奖结果颁布的第二天，许多记者急于得到库切对此事的评论。当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库切切断家里的电话，将他们位于隆德伯西的房子大门上锁，去了开普敦大学。所有来电都被转到两位“起作用”的秘书那里，他们确保一个电话也打不到库切本人那里。一个足智多谋的记者竟然出现在他的空房子门口。多年后，库切以前的学生莱斯莉·马克思（后来也成为开普敦大学英语系的一员）回忆当天获奖结果颁布时的情景：
每个人都非常兴奋……人们从四面八方打来电话：书店打来电话，记者要求采访。其中一个电话碰巧被转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告诉这位女士，她无法见到库切或与库切说话，因为他正在监考本科生考试。她绝对是拍案而起：“布克奖得主在监考本科考试！这真是荒谬！他应该被当成皇室成员那样对待，他不应该做这些单调平淡的事情！”但是，你看，库切的敬业精神就是如此之强。就我和他一起工作的经验来看，他对工作和写作态度一直如此。
库切向记者詹妮弗·克鲁伊斯-威廉姆斯表示他不喜欢那些毫无准备的记者来采访他，他们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他们自己不用心准备好，甚至都没有读过我书的扉页。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名字的缩写。为什么我要接受他们的采访呢？”
五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获布克奖的时候，它仍处在被禁运状态，等待着审查人员的审查。1983年11月15日，该书运到开普敦一个星期后，几乎是布克奖公布一个月之后，禁运被解除，这本书开始在南非发行。
虽然按照官方的说法，禁运只是一种“形式”，所有到港的书籍在发布前都要经过审查才能放行，但是学者认为一部已经取得国际声望的小说不应该受到海关和检查员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艾伦·里诺克斯-肖特教授——库切在开普敦大学英语系的一个同事说——这样的行动只能损害南非在国内外的形象。迈克·柯克伍德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科博斯·范鲁因（Kobus van Rooyen）声称会逐渐有选择性地放松审查，但是审查制度本身仍然在发生效力。11月9日《镜报》记者威廉·格鲁特（Wilhelm Grutter）就《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禁运与放行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函，信中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些“有趣的原则”上：
其中一个有趣的原则是，禁运被用一个“纯粹的形式”来形容。这样的用词是愚蠢的，应该用一个更精确的描述。问题是所禁运的这本书是一本文学价值如此之高的作品，刚刚获得了最抢手的国际大奖。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产品都可以作为形式被查禁，这真是够糟糕的。在作者的故土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损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
除了布克奖以外，《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还获得了很多其他荣誉。1984年12月，该小说与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世界末日之战》和索尔·贝娄的《他的脚在他嘴里》（Him with his Foot in his Mouth）一起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当年美国出版的15本最佳图书。1985年，他获得费米娜外国小说奖，这个新设立的奖项是颁发给以法语在法国出版图书的作者。1984年4月26日，年度CNA奖在约翰内斯堡乡村俱乐部的晚宴上颁发，但是获奖者中只有哈丽雅特·格罗夫（Henriette Grové）出席，与其共同分享阿非利堪斯语文学奖的是布莱顿·布莱顿巴赫，但他也没有出席，代其领奖的是金牛出版社的安皮·库切（Ampie Coetzee）。
举行该奖颁奖典礼的时候，库切正在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讲课，他通过朗读会的方式在纽约推广他的小说。他将自己希望讲的一份演讲稿寄给评奖工作的负责人马德琳·詹宁斯（Madeleine Jennings）。在1984年4月15日从纽约发给迈克·柯克伍德的一封信中，库切告诉他，詹宁斯4月4日的回信他前一天才刚刚收到：
在这个国家之外的人没有意识到（我几个月前到达此地之前也不知道），里根政府在刻意削减美国邮局的作用，鼓励私营运营商接管其职能。在这里，如果不是想着急拿到一份东西，没有人会使用邮局。对于一个约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五个邮局。剩下的，你可以在一些药店买到邮票，仅此而已……不用出席宴会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解脱。来美国可以错过它真是值得的。不知道是否可以请您提供善意的帮助，替我代读发言稿？
然而，发言稿没有按时到达。在代表库切所做的感谢致辞中，柯克伍德援引了库切对里根和美国邮政系统的指责，但是很圆滑地并没有提到库切很庆幸不用去参加颁奖仪式一事。库切的演讲稿脱胎于之前他发给《南非领导报》（Leadership SA）编辑休·穆雷（Hugh Murray）的一篇文章，后经修改和扩充，被收入《白人写作》之中。文章开始对有关南非文学对话与辩论中常出现的英语和阿非利堪斯语的“大民族文学”表示了向往。在阿非利堪斯语文学中，与之相关的是一个相对有限的“民族”概念，而在当地英语文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超越不合时宜的乡土主义。现在的问题是，能否找到一个对南非社会有足够深刻认识的人：
能够用一种令我们满意的大民族文学的深度和丰满度来展现它……南非社会是否已经达到了那种机制，能够从内而外地被知晓和展现？……从什么意义上讲，南非是一个单一的社会？从什么程度上说，南非只是一个多多少少单一经济体制内人的聚合？……是否有可能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或多或少地刻画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整个社会？而这社会的特点就是一盘散沙、分裂、内部对立、失范，尤为重要的是有着语言的多样性。
根据库切的观点，英语与南非的风景有一种不适宜的关系，它从来没有成功地用英语命名南非风景中的某些部分。而阿非利堪斯语，从各方面结构来讲都是一种欧洲的语言，也没有从旧的、土著语言中借鉴很多，却如此适应南非的景观，以至于英语都从中借鉴了像“koppie”“krans”和”kloof”这样的词语。都过了将近200年，英语在口语中仍然没有形成一种对南非景观的南非语意识。库切认为真正的南非小说很可能将由阿非利堪斯语写成，但前提条件是作者必须与传统阿非利堪斯语小说以及农场的想法做一个彻底的决裂。为了国家的自我形象着想，教育当局应该推动“伟大作家”的工程。然而，对于南非作家来说，这可能是危险的。“要是一个人在一生中一直被体制承认和利用，”库切总结说，“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死亡之吻，因为那只能证明自己是一个骗子……如果一部大南非小说来自我们中间，那就让我们祈求它不要被太广泛或太快地认可，特别是不要被民族文化权威那样地认可。”
在赢得了布克奖和三次CNA奖之后，库切已经成为一名知名作家。朋友和同事，杂志编辑和出版商都对他的成就表示祝贺。开普敦大学的校长斯图尔特·桑德斯博士发表了声明，表达他的喜悦：
大学最近认可了约翰·库切的卓越成就，提升他为正教授，同时提供一笔学术奖金。他的获奖是对他非凡能力的承认，同时我个人很高兴，我相信整个大学也很喜悦。
库切既是一位著名作家，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组合。开普敦大学的学生得到他的教授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六
尽管并不是所有关于《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书评都一边倒地说好，但是大多数书评都极具洞察力。1983年11月13日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贝里尔·罗伯茨（Berryl Roberts）写道：“迈克尔·K是幸存者，他已经学会了不论多么匮乏都要依靠自己，这是人类所能拥有的唯一的未来。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信息，但是被用一种精致的文体美妙地展现出来。”
荷兰文学评论家W.布朗茨维尔（W.Bronzwaer）在1983年12月16日的《人民报》（De Volkskrant）上写道：
这部小说无论是在其精致的设计，还是人性化的感性方面都有着一种罕见的威力。完全理解其所有细节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尚未可能。在它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的伟大文学传统，这本书已经成为这种伟大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占有了一席之地。另外，它也是一本带有人类崇高精神的作品。它描述了一种生活的过程，也是经历苦难的过程。这本书回应了我们对地球上、对南非生命的殷切期望。
1984年7月13日，阿尔贝托·曼古尔（Alberto Manguel）在杂志公益》（Commonweal）中说库切通过迈克尔·K的故事“重塑了流浪者的神话。这些流浪者——流浪的犹太人、探险的荷兰人——那些在这个世界寻找一个居所但又遭到拒绝的人”。
然而，正是迈克尔·K表现出的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无为主义，以及他对道德的挑战、对尝试的反抗，都将其放入后殖民时代文学批评之中，并受到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南非大环境的抵制。在1984年2月27日的《纽约书评》中，纳丁·戈迪默写了一篇关于《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书评，标题为《关于园艺的想法》（“The Idea of Gardening”），该文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戈迪默首先指出库切早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中就选择了寓言的形式。她质疑库切的这种选择形式，尤其是关于作为个体的迈克尔·K能否代表南非被压迫黑人的问题。对于该小说触及20世纪80年代政治难题的这一事实，她表示欣赏，但是，对于作品“反感于所有政治与革命的解决方案”她表示惋惜。库切“没有认识到，当受害者不再把自己看作受害者之后，都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相信他们必须自己做什么”。正如帕特里克·海因斯（Patrick Hayes）所指出的那样，戈迪默指责库切“选择了一个在危机时刻置身于外、只关注于土地耕种的人物做主人公，描画了一个错误的黑人人物形象”。37戈迪默在《环保主义者》中所表现的主要人物是被批评家视为代表南非白人的主要人物，她认为库切的主要问题正是核心人物的选择问题。她不认为迈克尔·K可以代表南非黑人。虽然她发现小说中有关园艺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但在她看来，迈克尔·K的不幸被过度叠加，以致读者失去了耐心：“该男子有必要一定是兔唇吗？”
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与戈迪默有着一样的疑虑，他们对库切不使用戈迪默作品中经常采用的现实主义感到不满。迈克尔·沃恩就尝试从这个角度来鞭挞库切，他认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证明库切的创作已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然而，库切要表现的是殖民主义整体的问题，他不希望将自己限制在南非特有的环境中。
库切隐藏了自己的态度，这并不是新鲜的举动。在南非文学，特别是阿非利堪斯语文学中，20世纪50年代及后期，作家一再被呼吁要注意自己国家的政治局势，并用手中的笔来描述，但是一些作家，如D.J.奥普曼（D.J.Opperman）和艾蒂安·勒鲁都对此进行抵制，因为他们认为那使文学陷入了被利用为宣传工具的危险。与安德烈·布林克和纳丁·戈迪默等作家不同，库切对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南非政治现实的困境这种事情并不感兴趣。他没有对戈迪默的长篇批评做出回应，但是，1987年在开普敦巴克斯特剧院《每周邮报》图书周期间，他做了一场名为“当代小说”的演讲。他提到南非作家的压力是要做“文化工作者”，并被要求写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在他看来，这就将小说降低成了历史文本的补充。但“小说处在历史之外，会产生它自己的神话和结论。小说没有历史与历史学科树立起来的对立范畴，如阶级冲突、种族冲突，或任何其他的对立冲突”。对库切来说，小说的真相与历史的真相是互相竞争的两个真相，他抵抗历史所谓的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真相。后来，在1994年，他赞同地引用了多丽丝·莱辛的话：“毫无疑问，小说能更好地表现真实。”38库切抵制”历史话语对小说的殖民”，他强调的是“讲故事”，是“另一种思维模式”，这种观点表明了他对戈迪默和布林克的社会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持保留意见。
有关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评价，库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是这样回应的：
我好像有两种批评群体，一种是在美国……另一种是在南非。这两种公众群……是相当不同的……一方面，美国大多数读这些书的读者是学术型的评论者。在南非是另一种类型的阅读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思维态势的影响。主要问题是“这本书的哪方面可以融入政治斗争？”这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这些都是我身边的同胞，我不想贬低他们。他们是认真又聪明的人，但是他们阅读书籍的方式很特别。39
对于大卫·阿特维尔在访谈中的问题：读者是否可以将迈克尔的抵制看作小说要表达一种属于某种阵营的象征性姿态，库切提供了更全面的回答：
如果有人非要将迈克尔·K严肃地看作一种英雄、一种典范，那他只能是被看作抵制关于英雄的公认想法的英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撤退或逃避工人英雄想法的英雄。但是，只要这种阻力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我看不出其与迈克尔·K这本书本身的抵制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其中也包括其作者（我希望成功地）避免干预此作品的尝试。
在小说中，有一段讲在迈克尔·K藏身的“属于他的”大坝旁边是一片游击队员的营地。他想要走出来，并要求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最终他也没有这样做。
我想，这是小说中最赤裸的政治化的时刻。如果一个人简单地读这本小说，K所提供的是一个或者说是适度谨慎的，或者说是怯懦的模型，但被伪装成具有一定卑微的功能（我记得，他没加入的理由或合理化的解释，是需要有人留守在这里，为前线的人种植南瓜：这种上下文让读者将卑微理解为崇高，因为种植南瓜要比杀人重要得多）。
为什么K不与游击队一起走？他为什么不放弃他的大坝和他的南瓜地，晚上潜入窄轨火车和一袋袋的迫击炮弹一起，躲藏到斯瓦特贝赫，炸毁火车、伏击军队的车队，并最终死于军事行动？
纳丁·戈迪默在她所写的评论中，以更复杂的形式问了这个问题。我要呈现什么样的面对压迫的行为模式？为什么我不写一本不同的书（我现在用她的口吻说话），写一个不那么懦弱的主人公？
对于赞同上面观点的读者来说，小说中大部分文字在一次次逃避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应如何结束种族隔离的暴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一旦文本转向内在，开始反思自己本身的文本性时，它就开始了逃避。为什么K不和游击队一起走，以及为什么文本被给予了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成了同样的问题。
对这样的读者，我的反应是什么？
一个人写他想写的书。一个人不会写他不想写的书。重点不是落在“一个人”上，而是落在“想”字上。与游击队一起走的书、带着英雄传统的书，都不是一本我想写的书，不论我多么想去写一本这样的书，都还没有想到这本书足够被写出来的程度——也就是说，我还没足以成为一个想写出那样一本书的人。
那么，我想写的是什么呢？在本次对话中，这个问题是可以展望的、可以展开的，或许还是（不是对我而言）可以挖掘的，因为小说创作太依赖于此了。就如同想弄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要有欲望这类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益处的，因为回答本身就已经对欲望产生了威胁，终止了欲望的产生。40
七
1985年10月25日，在给迈克·柯克伍德的信中，库切写道：“我一部新小说的手稿（尚未命名）已经进入尾声。您会对出版国内版感兴趣吗？您是否愿意读一读手稿？”他补充说：“我必须提醒您，这是一本相当深奥的书。我是在1982年开始写这本书的，当时的气氛与现在相当不同。”
库切很可能在1982年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和准备这部新小说了，但是根据手稿的日期记录，前5份手稿的时间是从1983年6月1日到10月14日。他在1984年7月28日开始大规模修改文本，后来又进一步用红笔做出了许多修改。最后的文本完成于1985年5月2日。
库切在给柯克伍德信中提到的“当时的气氛”可能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段联合民主阵线对三院制议会的反对，以及因为抗议、抵制和日常暴力，南非的政治态势所处的紧张局面。1985年7月，P.W.博塔宣布南非部分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包括东开普省和中部的比勒陀利亚-威特沃特斯兰德-瓦尔地区。几个月后，紧急状态延及到西开普省，之后在1989年6月南非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且一直持续到选举博塔继任者之时。安全部队被赋予非凡的权力：组织、聚会，甚至连葬礼都可能被禁止，成千上万的人未经审判就被拘留；媒体如果未经书面许可而发布有关安全部队行动的照片或报告就是违法行为。关于《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一书，库切已经被戈迪默和其他评论家指责缺乏政治承诺，现在如果再写一本玄奥更难以捉摸，从表面上看不出与南非问题有任何联系的小说，可能更会成为批评者的口实。大概因为这个原因，他提醒了柯克伍德。
该小说最终的名字是《福》。《福》的小说框架来自《约克水手鲁滨逊·克鲁索的生活与奇特历险》（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of York,Mariner）。该作品作者是丹尼尔·笛福（出生时的名字是“福”，在1695年，加上了前缀“笛”），他于1719年出版了这本小说，讲述的是船难者住在一个小岛上，28年后才被一艘过往船只搭救。在岛上他以有序的方式生存：搭建庇护所，做衣服并种植庄稼。黑人星期五是他从食人族那里救出的，后来成了他的得力助手。鲁滨逊的故事包含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从一开始就非常受欢迎，接下来的几代读者对其一直兴趣不减。但是在殖民时代，主人公的原型与西欧殖民者产生联系，他对其他种族的“不文明”行为持反对态度。例如，南非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和批评家刘易斯·恩科西认为《鲁滨逊漂流记》是研究西欧文明优越论的关键文本。41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世界经典系列包含《鲁滨逊漂流记》一书，库切在为该书所写的推介中提到了荷马的《奥德赛》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像奥德修斯为回故乡伊萨卡而四处漂泊，就像堂吉诃德乘上自己的坐骑驽骍难得，鲁滨逊·克鲁索身带鹦鹉和雨伞，成了西方集体意识中的一个人物，但他超越了那些盛赞自己冒险经历的书本……”42自从《鲁滨逊漂流记》问世以来，已经有了许多版本和翻版，同时催生了许多仿写与改编。根据《男孩》中的记载，从上学起，库切就被约翰·怀斯的《瑞士家庭鲁滨逊》迷住了。那本书跟随着笛福的轨迹，讲述了一个家庭在船只失事后在东印度群岛上的一段经历。这么多年来，笛福的小说是无数鲁滨逊式人物的荒岛传奇神话的先驱，从写给男孩子的：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金银岛》（1883）、让·季洛杜的《苏珊与太平洋》（Suzanne et le Pacifique，1921）和米歇尔·图尼埃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到后来帕特里克·怀特的《树叶裙》（1976）和布林克的《风中一瞬》。艾勒克·伯默尔（Elleke Boehmer）指出，《鲁滨逊漂流记》式的子类型的发展，表明鲁滨逊·克鲁索的功用性，也表明了笛福所激发出来的能量：在殖民叙事和探险小说范畴内产生了更多的隐喻式改编与再现。笛福的小说作为动力源，促发了许多故事：兵变和沉船、巧夺天工的荒岛定居与开发、宝藏的发现、奴隶经历以及对食人族的恐惧等。43因为船难者在小岛上的故事如此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以至很多人不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而觉得是主人公的真实经历。读者往往觉得鲁滨逊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而忘记了故事的真正作者是丹尼尔·笛福。所以库切在他所写的推介中说：“尽管……不无讽刺挖苦之意，但说一个作家的名气竟不如他自己所创造的某个人物的名气大，这应该说是对作家的褒扬。”44
库切在自己的新小说中改编了这个古老的船难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童年的阅读经历，以及他后来到了伦敦以及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对早期开普的旅居者所写的记录的着迷。他在《鲁滨逊漂流记》的序中指出，笛福强调冒险的真实性，将自己降低为事件的记录者：“编辑相信这只是对历史的一个单纯的记录，其中没有任何虚构。”45库切所着迷的是，《鲁滨逊漂流记》并不是他开始认为的是绝对的自传。正如他在书籍介绍中所说的，每一个单一的人都是一个岛屿，每一个生命（从寓言性的视角来看）都在孤寂中寻找上帝的关注，但不仅仅如此，让他感兴趣的是这部小说如何成为一个突出的欧洲文学原型：人类在自我的岛屿上孤独的实质。根据库切的观点，“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和读者在事关如何表现‘真实’的问题上，有着一些双方都承认的默契。而对笛福来说，当时并无这样的默契……他的小说就像自传，深受临终忏悔和精神自传等文体的影响。”46
很显然，从开始，《福》是一个关于笛福船难者故事的改述。然而，库切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克鲁索（拼写是Cruso，而不是笛福的Crusoe）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克鲁索不再是原来小说中的那个首要人物。克鲁索的独特位置被苏珊·巴顿取代了，后者从一个全新的维度来重述这个经典故事。她所乘坐的船遭遇失事之后，她与克鲁索以及没有舌头的星期五一起生活在岛屿上。后来她获救的机会来了，有一艘船途经该岛。克鲁索因为生病发烧拒绝被援救；星期五逃到北部海岸的岩石上面，但被水手带回，强行带到了船上。苏珊提出和水手住在一起，但船长坚决拒绝。在岛上待了一年多之后，现在她可以待在船长舱了，与其一起品味波特酒，享受“文明”的餐食。他们谈到她遭遇海难的奇特之处以及写下她经历的可能性：
他怂恿道：“你应该将故事写下来交给出版商。就我所知，在你之前，我们国家还没有过女性海难者。这一定会引起很大的震撼。”
我难过地摇摇头，答道：“就像我所讲过的那样，我的故事是很有趣。但我完全不懂写作的技巧，明白自己写出来的拙劣文字，会将本来很迷人的东西弄得黯然失色。任何东西一写出来就会失去一些鲜活性，这种损失只有艺术能弥补，而我对艺术一窍不通。”
斯密斯船长说：“我不过是个水手，对于什么是艺术，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觉得你不妨试试，出版商自然会雇人对其加以调整，在各处润色一番。”
我说：“我不想里面有任何谎言。”
船长笑了笑，说道：“这我可无法担保，他们卖的是书，不是真相。”47
克鲁索在去布里斯托尔的路上去世，葬在大海中。苏珊受船长的建议鼓舞，到了英国后就试图找到作家丹尼尔·福（笛福的真正原名），向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经过长时间的书信往来之后，她最终见到了他，但她发现，只有在聋哑的星期五的帮助下，她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苏珊对福说：
关于星期五舌头的这段故事是无法说明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就是说，关于星期五失去舌头的这段故事可以有很多版本，但是真正的故事只有星期五才知道，而他却无法说话。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故事的真相，除非我们赋予星期五声音。48
刘易斯·恩科西指出，库切将笛福报告的潜台词放到了台面上。在库切版本的故事中，克鲁索没有故事，也确实对小说没有多大价值。相反，苏珊认为，如果将她的经历出版成书会有很多读者感兴趣。因为星期五是被奴隶贩子割掉了舌头，所以他的沉默可能被理解为是殖民者的种族主义对黑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星期五的沉默与《等待野蛮人》的野蛮女孩在监狱中被打伤的脚具有可比性。除了创作行为（通过苏珊坚持如实供述她的经历）是小说的主题以外，库切重述《鲁滨逊漂流记》也揭示了经典故事本质上的沉默与压迫。这种沉默影响了整个星期五的人性，因为他不能用声音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也不会用笔写。在这里，苏珊是在影射话语的力量，就如同上帝创造了宇宙的力量；然后，她又指出一种可能——星期五可以用他的手指创作出一种无词汇的写作：上帝的写作代表的是一种不需要特别的语言作为媒介的方式。言语只是文字可以被说出来的方式之一，但是言语不能代表文字本身。”49为了说明这一种创造力，库切用了“在水上画圈写上帝名字”的意象——他这是在借用自己曾在荷兰诗歌研究中读到的弗拉芒语牧师兼诗人——吉多·赫泽勒（Guido Gezelle）的一首诗：“水黾，是一种昆虫，无声的，在池塘的水面上追逐着上帝的名字。”
笛福和库切对待写作材料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克鲁索和星期五两个角色的诠释。在笛福作品中，勤奋的克鲁索开发他的小岛，使之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利用星期五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这些让该故事处于英帝国主义的范畴内。相比之下，库切笔下的克鲁索很少有笛福人物的那种积极性、精力与乐观。如迪克·彭纳指出的：库切的克鲁索更像是贝克特笔下那种生活在冷冷清清环境中的人物，他与星期五一起致力于修建一个完全荒谬的大规模梯田，而这种梯田与迈克尔·K的田地又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在上面种植任何东西（他们也没有种子）。所以他们砌梯田的行为注定就像西西弗斯连续将巨石滚到山顶，然后再看着它们滚下来的行为一样是毫无意义的。50当更注重实际的苏珊问他们要在开垦的梯田上种植什么时，克鲁索答复说：“我们没有东西可种植——这是我们的不幸。……种植是那些后来者的事。他们有先见之明，随身带着种子。”51
笛福和库切两人笔下的星期五也有本质区别。与笛福笔下的星期五不同，库切的星期五显然来自非洲大陆，而不是美洲土著的一员。笛福的克鲁索是世界帝国主义体制内的居民，他与星期五之间的关系是主人和执行命令的仆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在库切的前四本小说里也采用过主仆关系作为占主导地位的主题，但星期五的奴隶地位存在问题。《福》早期手稿的注释可以证明库切对创作中的小说的担心：“在笛福的文本里，星期五总是在说‘是’；现在52，不可能再幻想星期五可以说那个‘是’了，星期五可以说‘不’的这一点似乎不只是定势（即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本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着），还具有破坏性（谋杀，强奸，嗜血的暴政）。对于我来说，真正缺乏的，也是非洲自黑人传统消亡后也一直缺乏的，就是非洲未来的愿景不是西方生活的低劣版。”53不像笛福笔下处于从属地位的星期五，库切的星期五不具备词汇的能力。当星期五不对苏珊“去拿木头”的要求做出回应时，克鲁索改用“柴火”这个词，他就明白了。苏珊问克鲁索：
“星期五学会了多少英文单词？”我问。
克鲁索回答道：“足够应付他的日常需要。这里不是英国，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单词。”54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一件事实浮出水面，星期五的舌头已被割掉，很可能是由非洲奴隶贩子干的。克鲁索继续说：
或许那些奴隶贩子是摩尔人，认为舌头很好吃；或许他们对于星期五没日没夜哭哭啼啼感到厌烦；或许他们是为了不让星期五说出自己的故事：他是谁，家在哪里，如何被带走的；或许他们将每个抓来的食人族的舌头都割掉，以示惩罚。我们怎么会知道真相？55
库切在《白人写作》中指出，星期五无法讲述他的故事，是对南非田园诗般的农场小说中“黑人无声”位置的一个扩展，也是南非白人作家面临的一个问题的延展——如何让非洲和非洲人民发出声音。后来，当苏珊开始教星期五单词时，她只能用一些陈词滥调来代表非洲，比如像狮子或一排棕榈树。现在的问题是，西方人是否能够拥有解释非洲的词汇。
除了使用女性船难者苏珊·巴顿为主人公以外，《鲁滨逊漂流记》和《福》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库切对笛福的生活和笛福其他小说中细节的选用。例如，他从《罗克珊娜》（Roxana）中借用了母女情节，让苏珊作为一个新的作家与著名作家福之间产生一定的张力。这个女儿的名字也叫苏珊，声称苏珊就是她的母亲。但是就像罗克珊娜拒绝了自己女儿的要求一样，苏珊也拒绝了这个女儿。然后库切重写了整部罗克珊娜的历史，并增加了笛福另一部小说《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的细节。事实上，文本中还有其他作家的声音，甚至包括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细节。在这方面，《福》是一个多层次的后现代文本。朱莉亚·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将这种效果称为“马赛克式的引用”56；希拉·罗伯茨指出小说中存在多种声音：“我们合上《福》的封皮，一个超历史的人物拼贴面孔盯着我们，知道我们在尝试重述约翰·库切的福》——他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孕育了我们的殖民者的故事。”57
读者会觉得《福》的第四和最后一部分有问题。58事件发生在前三节故事之后的很多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叙述者现在进入“作家丹尼尔·笛福”的房子，房子门前有一个蓝白相间的门牌，在英国这种牌子表示房子具有历史价值。在里面的床上，他看到的似乎是苏珊和福的尸体，他们的皮肤干燥得像纸张，他们的骨骼绷得紧紧的，嘴唇拉回去了，露出了牙齿，仿佛是在微笑。从苏珊抵达英格兰到库切出版《福》，显然已经过去了300年。时间的流逝让这一故事变成了发生在现代的事件，因为小说代表着库切自己如何直面《鲁滨逊漂流记》，所以在叙述者与库切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联系，至少在叙述开始时尚有联系。
小说的第四部分提供了两个独立的结局：一个是叙述者走近星期五，打开他的嘴，并试图使他走出沉默发出声音。然而，他首先听到的只有岛屿的声音，并没有任何星期五的声音。第二个版本再次回到先前苏珊与福的床上，星期五住在毗邻的避暑屋中。然而，这一次叙述者不再尝试让星期五张嘴说话，而是通过文本，即苏珊手稿最开始的一些话，也是小说《福》中的第一句话：“最后，我的双手都起了水疱，后背灼热，全身疼痛，船是再也划不动了。”到这里，小说的第一句话似乎通过一种生命的传递，获得了动力，叙述者开始接过苏珊的话茬（“叹着气，我从船上滑进了水里，激起了些许水花。”），但也做了改变（“叹着气，我将头钻进水里面，勉强激起一点水花。”），从而确认其互补关系。
通过提出第二种结局，叙述者现在可以下沉到被比喻成星期五的嘴的沉船处。在这个水下的场景中，我们和叙述者一起发现了“星期五的家”，一个“不依赖文字”的地方，一个“身体本身就是符号”的地方。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前语言时期的伊甸园。然后是《福》的最后一段：
他的嘴张开了，从里面缓缓流出一道细流，没有一丝气息，就那样不受任何阻碍地流了出来。这细流流过他的全身，流向了我，流过了船舱，流过整艘船的残骸，冲刷着悬崖和小岛的两岸，朝着南方和北方，流向世界的尽头。那道涓涓细流是柔软的，又是冷冰冰的、黝黑的，似乎永远流不尽，它拍打着我的眼帘，拍打着我的面庞。59
帕特里克·海因斯认为：
《福》的结局仍然是库切所有作品中最难解释的谜题之一：我们似乎离开了读者所熟悉的记录翔实的小说——星期五没有舌头，没有故事，没有声音——进入了一个按照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规则讲述的故事里。在这个故事里，星期五神秘地具有了一种表现能力——这是一种文学流派，在这种流派中，“身体本身就是符号”。60
八
即使在库切还没将《福》的手稿寄给拉万出版社之前，迈克·柯克伍德就告诉他，他们肯定会有兴趣在国内出版这本书，并更愿意与他直接签订合同，而不是与塞克沃伯格签合同。收到稿件之后，他在1985年12月17日写给库切伦敦代理穆雷·波林格的信中说：“每个拉万人看过此书之后都很兴奋：我们觉得，此番关于《鲁滨逊漂流记》的叙事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在次日写给库切的信中，他说：“读您的书，就像做了一场梦，在梦中其他的梦境都成为可能。自从苏珊叹了一口气，几乎没溅出一点水花地出现后，我的梦境有了大幅改善。”
当时，库切正准备离开南非去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他将在那里讲课直到4月底。1985年12月24日，他告诉柯克伍德，塞克沃伯格和安德烈德意志出版社（Andre Deutsch）都有兴趣出版此书。美国的维京出版社还没有回应，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直期待一本来自南非的不同的书籍。库切在去美国的途中，经过了伦敦，在那里见到了穆雷·波林格，同时表达了他的愿望：塞克沃伯格和企鹅负责在英国的出版（后者出简装本），该书在南非的版权交给拉万出版社。在1986年2月26日写给迈克·柯克伍德的信中，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彼得·格罗斯表示，他们会尊重作者的意愿，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也希望在南非推销他们的版本。他写道：“我们必须承认，根据布克奖以及其作品的销售业绩，约翰已经在销售和价格要求上进入了新的档次。”然而，他最终接受了柯克伍德关于南非版的建议，以及给作者的预付款项，并在两者间做了必要的财务安排。由于各种原因，塞克沃伯格未能及时将书的封面寄到，导致拉万南非版不能按照协议所规定的在1986年9月8日与英国版同时出版。
《福》最终在1986年底前由拉万出版，这也是库切最后一本由南非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之后，他将把所有新的原稿都直接邮寄给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这样做的原因是在迈克·柯克伍德离开拉万出版社后，出版社管理人员频繁更换，出现行政混乱。
随着《福》的出版，可以预计，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并不是所有的批评者都会欣然接受一本与南非现状没什么关系的新书。库切这本迄今为止最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其结尾为各种不同的解释打开了大门，许多评论者甚至很轻率地说他们并不明白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库切的这本小说是否真的远离了20世纪80年代南非的热门问题？文学杂志《三季》（TriQuarterly）的托尼·莫费特（Tony Morphet）在采访库切时问他，《福》是否代表着他明确撤出南非主题，库切回应说：“只有从一个短时视角去看，《福》才会是一本所谓远离南非情况的小说。这本小说不是要撤离殖民主义或权力问题的主题。它……提出的问题是：谁在写？谁占据了权力的位置，谁拿着手中的笔？”
并非所有的批评者都会接受这样的声明。1986年8月30日，威廉·弗伦奇（William French）在《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上发表了一篇相当积极的评价，但是还有某些保留意见：
苏珊作为一个女性角色是明确的，但她的符号作用是模糊的，可能是作者故意为之；通过近距离接触，她开始尊重严肃的克鲁索，甚至同情他。库切的最后一章是神秘而令人不满意的，可能他又是故意的，不让评判者非把书与南非进行联系。但这些缺陷并不会对这样一本令人难以忘怀的有胆量的小说产生严重影响，也无损于它的价值。
9月11日，尼古拉斯·莎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在《泰晤士报》的评论也不温不火：
《福》是一本关于无声的书——一个女人的无声，她不能书写真相；一个男人的无声，他无法言说。一如以往，库切的文笔有着真正大师的风采，超然、沉静，一点点展现出这本冷静抛光过的作品。一个让此作品不是很令人触动的原因是作者本人在探究自己与克鲁索神话之间的谜语，把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搅入有关南部非洲的寓言中，其对读者产生的效果就如同听星期五的无声轻哼。
在9月12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P.N.福班克（P.N.Furbank）写道：
库切做了我们不想让他做的事情，还设法赢得了我们的赞誉。很难说作者是用什么样的精神创作这本有创新性与挑衅性的寓言故事，但是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是种相当轻快的状态，更加具有皮兰德娄式的探讨小说创建和拥有自己生命权利之间关系的悖论，只是有时会显得略微扁平单调。不过，那些未开垦梯田的故事很有想象力。可能还会有人认为他的这本书是一本并不太糟糕的《鲁滨逊漂流记》前传——并不比那些写笛福传记的作者更出格。
与这种适度的赞美不同，哈里特·吉尔伯特（Harriet Gilbert）在12月9日的《新政治家》中彻头彻尾地否定了这本书，她气愤地问：“在索韦托燃烧的时候，玩这种后现代的游戏？”这显然表现了她的反对意见。安德烈·布林克过去一直深刻地评价并欣赏库切的作品，但是这次，在10月26日的《报告》中，表现出来的对《福》的印象不像以往那么深刻：
《福》在写作技巧上是一部杰作：前半部分，毫无疑问，非常优秀。但是在那之后，作品的步调，尤其是紧密度开始跟不上了。读这本书仍然是很特殊的经历，但就库切强大的所有作品整体而言，这本书没有以前的小说那么令人满意。
斯蒂芬·克林曼（Stephen Clingman）是《纳丁·戈迪默小说》（The Novels of Nadine Gordimer，1986）和《布拉姆费：南非白人革命》（ram Fischer:Afrikaner Revolutionary，1998）的作者。他在12月5日的《每周邮报》中指出：
除了它所有的现代性、对历史和叙事的玩弄（库切越发具有讲故事的本事了），这本书在很多方面是保守的：它是在经验与文字的空隙中寻找意义。这使库切不会被那些希望直接看到政治内容的读者所喜欢。但我不知道库切是否在乎；他是一种边缘处的英雄，拒绝成为别人想要他成为的人，他写的是与众不同的故事。
在1986年12月《对比》的一篇标题为《后现代主义翻版》（“Postmodern Palimpsest”）的书评中，道格拉斯·里德·斯金纳（Douglas Reid Skinner）犀利地指出：“带着对陈词滥调的永不满足，《福》相当具有创造性，显示了一种对复杂和困难问题的罕见洞察力，很有深度。文章的自如，以及风格与形式的简约给我们在技巧上上了一课。这本书，对我来说，似乎是库切自《内陆深处》以来最好的作品。”
1996年3月合拍剧团在利兹的西约克郡剧场表演了由马克·惠特利（Mark Wheatley）改编的《福》，并在英国巡演，但演员们发现很难将作品的多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更成功的改编来自彼得·格雷泽（Peter Glazer），该制作2003年10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演。
1986年12月，库切因《福》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根据耶路撒冷市长泰迪·寇勒（Teddy Kollek）的话，该奖项之所以颁发给他，是为了表彰他作品的文学质量，以及他对种族隔离、一切形式的暴力和压迫的坚持抵抗。该奖项在文坛享有崇高的威望，之前的获奖者有罗素、格雷厄姆·格林、欧仁·尤内斯库和米兰·昆德拉。
1987年4月9日，库切前往耶路撒冷接受5000美元的奖金，同时他在那里发表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讲之一，这次演讲甚至比他前两次领取CNA文学奖时的演讲更重要。该演讲后来收录在《双重视角》中。在演讲中他“以一种冷静且缓慢的”语调感叹殖民主义的历史，以及其与种族隔离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南非颁布了一项法律，宣布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性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这项法律的颁布象征着恐惧和拒绝：“拒绝那种不被承认的对拥抱非洲、拥抱非洲身体的渴望；还有对被非洲拥抱的恐惧。”这种拒绝的核心，在库切看来，是“爱的失败”：
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现在的爱是不够的，而且从他们来到这片大陆上就没有足够过。此外，他们的谈话，他们过多的谈话都是在讲他们对南非如何地爱，而这种爱一直指向的是南非的土地，指向那些最不可能回报爱的事物：山脉和沙漠，鸟类和动物，花卉。
为此要付出的代价是一个“畸形和发育不良的内心生活”，在文学中也有所体现：
即便是在最辉煌的时刻，南非文学也是一种被束缚的文学，被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侵蚀，同时渴望不可名状的解放。这不是一个完全的人类文学，其中不自然地充斥着权力和权力的扭力，无法脱离身外庞大而复杂的人类世界的基本联系、争斗、统治和征服。这种文学就是监狱里的人写的那种文学。你完全可以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