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库切还是隆德伯西圣约瑟夫马里斯特中学的一名学生时，实行种族隔离的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因那些不雅的、令人反感的或有害的读物而带来的罪恶”。该委员会的主席是杰夫·克龙涅（Geoff Cronjé）教授，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理论家。该委员在1957年的报告中建议采纳严厉措施，比如出版前审查，废止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所有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商领执照——所有这一切据称是为了确保“国家的精神福利”。
克龙涅委员会的极端建议被政府拒绝。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南非建立起一套后来被库切称为“世界最全面的审查制度之一”的制度——尽管审查人员希望用一个更好听的词：“出版管理”。与现存的由警察贯彻执行的审查制度相比较，1963年的立法（最终将审查的权力下放给出版物管制委员会）从字面上看，不是那么极端。但是那时文字审查的压抑氛围四处弥漫，很多出版社已经开始自我预先审查，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版了的书被取缔。
与先前的建议相比，1963年的法律表现出了一些让步，比如可以上诉法院，还有规定出版物管制委员会的成员应该有相关的艺术、文学、语言或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松口让N.P.范维克·洛（N.P.van Wyk Louw）——一位备受推崇的诗人，也是阿非利堪斯语文学的著名人物——能够与部长斡旋，避免一些野心勃勃的小人，如阿贝尔·库切Abel Coetzee）和亚伯拉罕·H.约恩克（Abraham H.Jonker）入主委员会，他们将是灾难性的选择。根据范维克·洛的建议，刚从波切夫斯特大学退休的文史学家格里特·德克尔（Gerrit Dekker）教授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德克尔让3名他以前教过的学生A.P.格罗夫（A.P.Grove）、T.T.克卢蒂（T.T.Cloete）和莫维·舒尔茨（Merwe Scholtz）在保留自己各自大学职位的同时在委员会兼职。斯泰伦博斯大学的C.J.D.哈维（C.J.D.Harvey）当选为英文刊物管理专员。范维克·洛与政府达成这种妥协是否明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让一些在阿贝尔·库切或约恩克管制之下一定会被禁的阿非利堪斯语图书得以出版。德克尔退休之前，没有阿非利堪人所写的图书被禁过。但1975年，安德烈·布林克的《看黑暗》（Kennis van die Aand）被禁。关于这一制度最奇特的现象是，国民政府给审查人员无限的权力，一些阿非利堪斯语文化人物与作家的参与也给了这种体系表面的合法性，因而使这些审查人员的地位由敌人转变为同盟。彼得·麦克唐纳对种族隔离年代出版管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将这些人称为“文学警察”。1
从一开始，对于该法规最激烈的批评在于它的查禁标准可能只因为一个字眼或一个段落就认为整部文学作品对公众道德是有攻击性或有害的，而从不考虑那字眼或段落所属上下文。学者和作家们担心，这样一来，如果其成员的文学鉴赏能力有问题，那出版物管制委员会的权力就会被滥用，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可能被禁止。范维克·洛的行动似乎避免了这种危险，但人们很快发现“文学警察”不遗余力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审查制度这一法律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对文学的性质和评论可以有一致的判断，都可以运用一套已知的有关作用、结构和自证的原则。审查者们根本没有对这些错误观点产生任何的疑虑。他们的报告往往唯我独尊地判定一些文学评论者一直以来非常谨慎对待的问题。2
外国出版商也遭受到这种审查者不可预测的文学“管理”。严格的立法加之对盈利的担心导致一些英国的出版商向作者施压，要求他们自查，并删除作品中可能被认为不当的地方。南非出版商，就像彼得·兰德尔所说，为了生存下去也被迫实行自我审查。按照审查者的观点，轻松逃避现实的文学——比如威尔伯·史密斯（Wilbur Smith）和斯图亚特·克卢蒂（Stuart Cloete）等作家的书，不适用“文学”的字眼，会因为道德原因被查禁。他们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当代政治，所以查禁了布林克的《看黑暗》、杰克·考普的《黎明降临两次》（The Dawn Comes Twice）、C.J.德莱弗（C.J.Driver）的两部作品《革命挽歌》（Elegy for a Revolutionary）和《主呀，给我们发送战争》（Send War in Our Time,O Lord）以及纳丁·戈迪默的早期作品。戈迪默相对无害的讲述多种族交流的小说《一个陌生人的世界》（A World of Strangers）精装本在文字审查法律出台前的1958年被允许出版，但之后企鹅出版社推出的平装本就被查禁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戈迪默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她作品的审查变得更加小心和宽容。但是审查制度对黑人诗人所写的那些针对审判和在白人城市经历的种族隔离的抗议类诗歌特别严厉。所以黑人作家，如彼得·亚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阿尔弗雷德·哈钦森（Alfred Hutchinson）、亚历克斯·拉古玛、艾斯基亚·慕帕赫列列（Es’kia Mphahlele）和托德·马特什基萨（Todd Matshikiza）的作品总是不断地被查禁。整整一代的黑人作家成为受害者，他们中间大部分人被堵住嘴巴无法发声。
在文字审查制度实施和出版物管制委员会建立的同一时期，一些南非作家发表了他们的早期作品，比如：简·拉比（Jan Rabie）、艾蒂安·勒鲁、巴尔托·斯密特（Bartho Smit）、安德烈·布林克，还有后来的布莱顿·布莱顿巴赫，他们的作品与传统的阿非利堪斯语文学常见的人物刻画形式和温和的主题相脱离。1962年，委员会成立的前一年，安德烈·布林克的《生活的财礼》（Lobola vir die Lewe）和艾蒂安·勒鲁的希尔波斯泰恩斯七日》（Sewe Dae by die Silbersteins）面世，再加上布林克1963年出版的《大使》（Die Ambassadeur）很快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并被翻译成英文和其他语言。这些作者在不同方面进行尝试，在性和政治方面的创作更加公开化。
除了新一代作家以外，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许多南非白人青年也反抗既定的南非白人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政治做法。这一时间点与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年轻人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时间点正好重合。来自南非白人家庭认真严肃的学生，除了少数以外，都受到了南非大学里面来自欧美新的哲学、艺术和政治思潮的影响。非正式化、自发性与自由化、摒弃传统禁忌、拒绝传统对差异的偏见、宽容个人主义以及非常规的行为等观念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南非白人，特别是城市和大学里的年轻人。
在这个观念发生变化的时代，许多新一代的南非白人作家不论是在作品之内，还是在作品之外，都在抗议他们所经历的南非社会的不公正。用布林克后来的话说，60年代的革新（20世纪60年代的南非文学运动）带来了“一种勇气，一种诚实，一种形式的实现，和尝试创新的愿望”。3如勒鲁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压迫中浴血奋斗的兄弟，共同反抗着旧一代”4，对抗着教会、国民党和大学的教授们不容置疑的法令。他们在抵制审查制度可能带来的危险的同时联合起来。布林克是主要发言人，他不断反复地向新闻界解释他为什么抵抗审查制度，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2004年11月，在接受《洞察》（Insig）杂志记者采访时，J.M.库切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布林克几乎每天都与审查制度发生冲突。他被追捕、被小人陷害、被恶人恐吓。尽管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本人，但是我知道那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正义感，他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强权之时，应该如何去做。”
詹尼·克鲁格（Jannie Kruger）接替德克尔出任出版物管制委员会主席。从他发表的作品看，他并非一名文学学者，也无法像前任那样得到相同的尊重。20世纪60年代，该委员会多次查禁《范畴》（Scope）杂志，最后只能由最高法院来驳回这些查禁。除了引发公众的不满，出版审查制度和出版物管制委员会也成为人们激烈批评和讽刺的对象。1972年，当时库切已经在开普敦大学当上了讲师，政府责成对审查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但是在提出修正案之前，开普最高法院判定布林克的《知识之夜》（Kennis van die Aand）为禁书，这是第一本被判为禁书的阿非利堪斯语文学作品。
1974年的出版物法取代了1963年的立法，给这一体制带来了根本的改变。出版物管制委员会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指挥部，由部长、常务部长和一些副部长组成，将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实施法律。指挥部会从由内政部提供的名单里选出部分人员，组成委员会，其主要功能在于决定哪些作品是不适宜的。向法院提出上诉的制度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立上诉委员会。上诉委员会的主席由国家总统任命，主席又可以任命两名成员。像以前的法案一样，任何民众都可以从委员会那里拿到对出版物的裁决。如果对委员会的决定不满意，出版商、作家，或指挥部可以向委员会提出上诉。部长有权要求上诉委员会重新考虑决定。就所谓“不适宜”的定义而言，新的法案与1963年的措辞一字不差，除了里面没有了“可能的读者”这一字眼。
这一立法存在很多问题：现在委员会也可以禁止出版物的出版了；部长可以授权任何人进入某地没收某书；向法院提出上诉的权利被废除了；部长获得了太多的任意权力。除了管理不善等诸多因素之外，从文学角度看，这一体制的最大问题是文学作品不被当作一个整体来判断，并且在该法律看来，文学作品的审美层面是无关紧要的。拉米·斯尼曼（Lammie Snyman）法官被委任为上诉委员会主席。他的态度和傲慢从他在报刊上的声明中传递出来：“每一个南非白人不可能去购买并阅读每一本出版物，以决定他是否喜欢。现在有一个机构来代表他。我们会告诉他，他是否会喜欢这本书。”
《知识之夜》被禁后，一些更加年轻的南非作家，如安德烈·勒鲁、威尔玛·奥达尔（Welma Odendaal）、约翰·迈尔斯（John Miles）的作品也遭禁。其中最轰动的一次查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导致了两场法庭诉讼，这部作品就是艾蒂安·勒鲁的《马赫斯方丹，马赫斯方丹！》Magersfontein，O Magersfontein）。拉米·斯尼曼的话表明审查法案僵化又无创意。他说，大部分文学专家认为，“这本书的目的是以英雄般的过去来讽刺我们这一时代的愚蠢、铺张浪费、讲排场和道德沦丧”，而他要质疑：“社会是否准备容忍让这种手段达到目的？”他认为文章的语言肮脏、亵渎神明。用他的话来说，“如果作品的语言不是有教养人士会在聚会时使用的，那也是粗俗的。”休曼卢梭出版社在这次的初次庭审中损失了20000兰特。
对勒鲁《马赫斯方丹，马赫斯方丹！》这本小说的查禁是一个分水岭。1990年的一篇讨论布林克的文章中，库切讲到了这次查禁：
在“马赫斯方丹”事件中，对那些为勒鲁小说声援的南非知识分子，委员会采取一种高度对抗的姿态。对该书的查禁表明，委员会下定决心继续运用最保守的标准，甚至扬言要异化南非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中间派。5
该法律实施的拐点出现在1980年，这一年上诉委员会暂停了对出版商的禁令。此时，该委员会的主席是相对开明的J.C.W.范鲁因（J.C.W.van Rooyen），他是比勒陀利亚大学刑法学教授。库切在那篇关于布林克的论文中指出，很明显，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可能要改变他们对政府的支持立场，这促使政府最终任命范鲁因为主席。6上诉委员会的决议指出，要考虑到的是可能的读者，而不是所有人。另外，在1978年出版的修订法案中首次提到了“文学、语言和艺术”的概念，这意味着上诉委员会在判决中可以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样，在新的法规之下，上诉委员会将受到专家建议的引领，不会有很大的偏颇。在范鲁因的管理之下，上诉委员会对审查法规的应用与斯尼曼当政时有了些许不同，大多数在《马赫斯方丹，马赫斯方丹！》之后对阿非利堪斯语文学作品的禁令都被撤销。即便如此，南非作家还是不得不等待一个新的民主体制，1994年，它终于到来，这一年该法案被从国家法规中全面剔除。
在斯尼曼的黑暗岁月之后，范鲁因时代审查制度的变化也受到库切的欢迎。像其他很多本国作家一样，库切也强烈反对文字审查制度。1983年8月18日，在接受《比勒陀利亚新闻》（Pretoria News）记者休·罗伯顿（Hugh Roberton）的采访时，库切说，在新的法规之下，审查者对那些可能破坏社会习俗或颠覆国家的作品所采取的方式更为宽容和文明。他认为，仍然感觉严重受阻的作家将是那些不能区分写作和直（间）接政治行为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已经废除或消失，只是一个更宽容的体制已经建立。“一个结果是，读者群与令人不安的新创作之间的障碍不是严峻的审查者，而是图书贸易经济。后者决定了南非图书销售商只能进口安全的、有市场的图书，而不是需要自己再寻求市场的图书。”根据他的观点，图书销售经济上的现实是南非作家寻求在国外出版图书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1972年，年轻的作家在南非的前景是完全不同的。库切和纳丁·戈迪默以及安德烈·布林克不同，他从未有过一本书被禁过，也不像阿索尔·富加德，他从来没有受到当局的审查或软禁。1992年接受大卫·阿特维尔的采访时，他说：“我认为如果一本书在南非被禁，那是一种荣誉，如果作者还被惩戒过，那则是更高的荣誉。富加德等一些人被官方正式惩戒过，布林克等被非官方惩戒过。而我，坦率地说，一直没有得到这一荣誉。除了我所处的时代太迟了以外，我的书太间接、太玄妙，以至于不会被看作将对国家秩序产生任何威胁。”7不过，作为一个作家，他的首部作品要在出版前提交审查，他的反应还是很激烈的：
文稿要让审查者过目是一种羞辱的，甚至令人愤怒的经历。这就和脱衣搜查没有什么不同。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标志，证明一个人的写作是被重视着的。……我毫不怀疑从尼古拉一世以来俄国文学作品的强度、针对性以及严肃性部分地反映了每一个出版的文字所承担的风险。相比较而言，我认为东欧战后写作也是如此。……（英语）作品可以轻松地在国外出版的事实让南非的文字审查制度变得相当空洞。然而，没有人能否认自1948年以来最好的南非作品的针对性与严肃性……但是在威胁下写作会产生一种令人很难逃脱的、丑陋、变形的副作用。某些话题被禁止的结果是人们对其产生不正常的关注。举一个例子来说：官方禁止黑人和白人之间性交的描写，结果小说中出现更为广泛的此类行为的描写。8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他对审查制度不信任，主要是因为以他本人的实际经历看，审查的名义是治病，可是治疗的手段比疾病本身还有问题：
审查机构将权力下放到一些人的手中，而这些人的判断能力和官僚心态对社群的文化甚至精神生活都是不健康的。9
此外，库切继续指出，他对他本人所接触过的审查人员的能力很少有好的感觉，“文字审查需要吸引聪明的、敏锐的心灵”。他接着说：
审查者必须或者至少相信自己是从社群的利益出发进行审查……我本人不能与审查者苟同，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从情感到职业所要求的怀疑态度出发，觉得那是一种冒犯；还因为我在实际经历中，看到了文字审查制度一旦被确定和使用后所产生的后果。10
库切曾将文字审查制度作为一本书的主题进行专题探讨。但早在这之前，在1972年成为大学讲师之后不久，对于文字审查制度本身及其实施的全盘质疑已经成为让库切担忧的现实。1972年10月19日，开普敦大学各部门负责人收到学校教务委员会秘书长下发的通知，要求他们向其汇报：“文字审查制度对这所大学的学术影响程度，以及为了正确地研究某一科目或主题所需要的被禁图书。”各系主任被要求务必在1972年11月30日前说明审查制度对教学和研究的影响程度；列出一个名单说明哪些被禁的图书、出版物或其他材料对相关主题的深入研究是必要的。
英语系系主任大卫·吉勒姆将通知转发给库切并要求答复。库切在10月27日用三页的篇幅加以回应，这封信不仅表现出他为此所花费的精力，还有他对文字审查制度的关注。他所提供的信息是令人震惊的。在给吉勒姆的信中，库切如是说：
最近，我正致力于一件令人相当沉闷和沮丧的事情：通读出版物管制委员会在南非禁止的约16000本出版物。我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我不想成为一个不慎犯罪的人，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也希望弄清楚我的阅读和教学需要被限制在何种范围之内。您可能会有兴趣来看看，这些审查者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贫瘠：毕竟作为教师，我们的职业和私人生活都离不开书。11
然后库切提供了一份已被禁止的作家和书籍的列表。他将其划分为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南非英语文学和“世界文学”。
尤其美国作家已经引起了审查者的不满。下列是已经被列入禁书名单，但库切认为选修他的“20世纪美国文学”课程的学生应该阅读的作品：威廉·福克纳的《圣殿》、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和《蝗虫之日》、詹姆斯·法雷尔的《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艾达》。在他希望给学生介绍的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如下被禁：加里·斯奈德的《守候地球屋》（Earth House Hold）、诺曼·梅勒的《一场美国梦》和《我们为什么在越南？》、詹姆斯·鲍德温的《另一个国家》、马拉默德的《店员》、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约翰·巴斯的《路的尽头》。被禁的图书还包括一些他希望学生做背景阅读的：诺曼·梅勒（4本被禁）、马拉默德（4本被禁）、特里·索泽恩（1本被禁）、约瑟夫·海勒（1本被禁）、威廉·巴勒斯（5本被禁）、勒罗伊·琼斯（LeRoi Jones，2本被禁）、约翰·巴斯（1本被禁）、詹姆斯·珀迪（James Purdy，1本被禁）、菲利普·罗斯（2本被禁）、纳尔逊·艾格林（1本被禁）、威廉·斯泰伦1本被禁）、埃德蒙·威尔逊（1本被禁）、亨利·米勒（5本被禁）、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1本被禁）、耶日·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1本被禁）、詹姆斯·鲍德温（5本被禁）、罗伯特·佩·华伦（1本被禁）、玛丽·麦卡锡（3本被禁）、约翰·厄普代克（4本被禁）、杰克·凯鲁亚克3本被禁）、罗伯特·戈弗尔（Robert Gover，2本被禁）、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5本被禁）、杜鲁门·卡波特（1本被禁）、R.V.卡西尔（R.V.Cassil，5本被禁）、伊文·亨特（Evan Hunter，2本被禁）、保罗·鲍尔斯（1本被禁）、詹姆斯·琼斯（1本被禁）、戈尔·维达尔（2本被禁）、约翰·莱彻（John Rechy，1本被禁）和莫德凯·里奇勒（加拿大，1本被禁）。
英国文学中，有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约翰·克莱兰的《欢场女人回忆录》（Memoirs of a Woman of Pleasure）和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仍然被禁，尽管劳伦斯的小说十几年前在英国经历了一场著名法庭辩论之后已经被解禁。在禁书名单上的重要英国作家还有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大卫·考特（David Caute）、西蒙·雷文（Simon Raven）、弗雷德里克·拉斐尔（Frederic Raphael）、科林·威尔逊、多丽丝·莱辛、布里吉德·布罗菲（Brigid Brophy）、布兰登·贝汉（Brendan Behan）、保罗·埃布尔曼（Paul Ableman）、金斯利·艾米斯、安德鲁·辛克莱（Andrew Sinclair）和艾伦·西利托。
南非黑人作家所受打击尤为严重。库切写道：“审查让南非黑人英文写作领域成为一片空白。”被禁的作家及作品有：艾泽基尔·穆法莱尔Ezekiel Mphahlele）的《非洲的形象》（The African Image）和《流浪者》The Wanderers），理查德·赖夫的《非洲歌曲》（African Songs）和《紧急状态》（Emergency），亚历克斯·拉古玛《在黑夜中行走》（A Walk in the Night）、《三股合成的绳子》（And a Threefold Cord）和《石国》（The Stone Country），布洛克·穆迪塞恩（Bloke Modisane）的《我为历史负责》（Blame Me on History），刘易斯·恩科西（Lewis Nkosi）的《家庭与流放》（Home and Exile）和《暴力的节奏》（The Rhythm of Violence），彼得·亚伯拉罕斯的《他们自己的夜晚》（A Night of their Own）、《告诉自由》（Tell Freedom）和《给乌杜莫的花环》（A Wreath for Udomo），阿尔弗雷德·哈钦森（Alfred Hutchinson）的《前往加纳之路》（Road to Ghana）。南非白人作家作品被审查的有：C.J.德莱弗的《革命挽歌》，大卫·利顿（David Lytton）的《该死的白鬼》（The Goddam White Man）、《自由的笼子》（The Freedom of the Cage），还有纳丁·戈迪默的《曾经的资产阶级世界》。戈迪默的《陌生人的世界》平装本全部被禁，但是精装本还找得到。
在”世界文学”课程中，以下作者都至少有一本书被禁：彼得罗·阿雷蒂诺、尼古拉·果戈理、萨德侯爵、高尔基、阿瑟·施尼茨勒、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让·谷克多、亨利·德·蒙泰朗、尼科斯·卡赞察斯基、阿尔弗雷德·雅里、马雅可夫斯基、巴勃罗·聂鲁达和让·热内。除了上面这些古典或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家之外，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也被禁：费尔南多·阿拉巴尔、菲利普·索莱尔斯、波琳·瑞芝、阿兰·罗布-格里耶、卡尔维诺、胡安·戈伊蒂索洛、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罗歇·瓦扬、卡洛斯·富恩特斯、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谷崎润一郎、何塞·何依格雷西亚斯、薇奥莱特·勒迪克（Violette Leduc）、耶日·彼得凯威兹（Jerzy Peterkiewicz）和肖洛霍夫。
在名录之后，库切在给吉勒姆的信中如下总结：
鉴于这样的名单，我将准备指控出版物管制委员会在如下三个特定方面有渎职行为：
一、他们所依赖的是一个错误的规则：“如果我不明白一本书，我就禁止它。”可以举两个例子：果戈理戏剧《钦差大臣》的俄文版被禁，而英文版并没有被取缔；聂鲁达的《诗歌总集》法语版被禁，而西班牙原文版和英文版没有被禁（顺便说一句，聂鲁达是名单中提到的四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一）。
二、这个规则所采取的尽量简单着来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如果我禁止这个作家过去的作品，我也可以在完全没有阅读过的情况下查禁该作家每一本新的出版物。”这个弊端的最严重受害者是詹姆斯·法雷尔：就我估计，他有15部小说被禁，而没有一部被禁止得有任何道理。（权威的《企鹅出版社文学指南》称他的作品像“一条巨大的罗马长河，有效地展现了20世纪美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其他以此态度被大规模查禁的作家有理查德·赖特、伯纳德·马拉默德、玛丽·麦卡锡和R.V.卡西尔。
三、它的第三个错误是根据出版社的广告推销内容来查禁一本书，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如今的出版商总是在图书简介中夸大色情与暴力的成分，其目的是卖书，而不是准确地概括其内容。例如，在加里·斯奈德的《守候地球屋》图书封面上是斯奈德写的革命诗歌，所以审查者查禁了该书，但是他们显然不知道，斯奈德的革命是指新石器革命。
正如你所知道的，出版物查禁影响了我们英语系开设的许多门课程。在全面看过委员会列出的查禁名单后，我相信，美国严肃作家的作品被查禁数量如此之大，会严重影响我们所开设的20世纪美国小说的课程。
除了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痛陈审查制度对南非文学阅读和教学可能产生的恶劣影响，库切还曾参与了一个事件，如果不是其结果不怎么样，本来也可以很轰动。1974年在新的立法通过后，内政部长康尼·穆德Connie Mulder）博士，也是负责出版物管制的官员，要求任命一些人加入委员会。他声明，新的管理体制很宽松。但从内政部那里可以拿到的申请表格来看，申请人不仅要写明他们的学历、所掌握的语言和专业经验，还要写清楚他们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联系。彼得·麦克唐纳是这样描述这一表格的：
很明显，这是要进行仔细审查的，正如J.M.库切所说，他，与大多数像他一样的人都“相信”，“资格适当”的意思就是“与政府的观点一致”。尽管如此，1976年年初，当政府打算招聘更多说英语的人员时，库切还是决定亲自申请来检验政府的诚意。作为开普敦大学年轻的双语教师，另外还能说三门欧洲语言，他是非常合格的。12
1975年3月17日，库切收到了一封内政部的回信：
关于您的申请，我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名字没有被列入最后名单。该名单的生成根据1974年通过的“出版物法”第5条条款，人员任期从1975年4月1日至1976年3月31日。
我想补充的是，因为申请该职务的人数量众多，所以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申请人的名字列在其中。
库切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叙述了这件事情：
我从来就没有期望被录取。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声称，他们的审查制度变得更宽松、更接近作家和知识分子。我不相信他们说的话，所以提出申请。我想，如果把我的资历放在纸面上，我是非常有资格的，但是他们拒绝了我。这正是我所期望的。我已经写了一整本关于文字审查制度的书，一遍又一遍地探讨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对审查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一个人是不是要从一开始就采取强硬路线，与体制内的人员不做任何沟通？如果一个人可以进入体制内部，至少可以有一个人阻止这项制度变得更加苛刻。19世纪在俄国就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在1960年的时候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们也许会表现得有所不同。13
关于他的不成功申请，库切在1976年3月26日写给彼得·兰德尔的信中简洁地说了一句：“我申请做一周只工作一天的审查者，但已被拒绝。”
多年以后的1982年，出版委员会主席A.库切教授邀请约翰·库切就威廉·巴勒斯的《城市红夜》（Cities of the Red Night）写一份报告，明显是希望将这本书解禁出版。但是从库切在1982年11月29日交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库切并没有像出版物管制委员会其他成员那样去粉饰一些内容，而是以文本的文学水平和道德素质为依据，让书得以出版。他甚至直白地说，作品中有许多段落确实很龌龊，但它们既不是淫秽的也不是色情的。他指出有些段落是亵渎的，有同性恋性交过程的详细描述。此外，他不认为这本书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他几乎是在大胆地挑战国家机器来禁止该书。库切对巴勒斯小说毫不含糊的评价代表着他对南非审查制度的蔑视和间接的嘲弄：
我发现我无法总结本书的内容，因为它的结构有意地运用现代主义的或先锋派的方式，并不遵循叙事脉络。然而，为方便起见，这本书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围绕生化投毒以及对全球化心理/政治控制而展开的幻想的交织。
里面有无数的段落描述是龌龊的，比如在第23页、121页和175页对同性恋性交过程的描述。
我不认为这本书是不可取的。它描述的内容一直是很龌龊的，但既不淫秽，也不色情。如果说这本书有一种精神的话，其背后的精神是绝望和厌恶，还带有一点讽刺幽默的元素。该作品的关键短语在第13页上：“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这个观点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巴勒斯所有的作品反映的是一个没有神的宇宙，没有任何超验的原则。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就像昆虫一样互相猎杀，为的是（通常是虐待狂式的）痛快。这是一个无情的唯物主义的宇宙。人们没有灵魂，但被大脑中的生物电波传输所控制，因此巴勒斯所强调的是毒品和毒瘾。
我无法想象任何读者在阅读巴勒斯的作品时可以得到非法的性快感。
尽管巴勒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也许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但是我不把他看作是一位主要作家，因为他在过去的25年里一直在重复自己。
我感谢出版物管制委员会给我机会对巴勒斯的作品提出我的意见，很抱歉这么久才提交报告。我没有填写1G表格的反面部分，因为我不希望被支付报酬。像我们这个国家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作家和文学学者一样，我不认为现行的出版物控制体系是一个可取的政策，也不希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二
随着《幽暗之地》的出版，以及对作品总体肯定性评论的出现，库切确立了自己在南非文学中的地位，他是可以发出强大声音的新生力量。尽管该作品还没能在国际市场进行销售，但库切的南非出版商拉万出版社对销售结果还是很满意的。1974年4月至1976年2月，该书共售出2300本，以后又逐年增加。当彼得·兰德尔问库切是否趁此机会再写一部长篇作品延续《幽暗之地》的成功，库切在1975年3月8日的信中谨慎地回答：“我希望我能提供些东西，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真是卡壳了。”
但是根据手稿上的记录，1974年12月1日，他已经开始了第二本小说的创作，并在开普敦大学放假期间取得了飞速的进展。第一稿雏形已经完成，后来又用打字机打出来。他在1975年2月26日开始手稿的誊写，并于1976年1月25日完成。两个版本的最后打字稿是在1976年4月完成的。他这次写的稿子，和创作《越南计划》一样，是在开普敦大学考试用纸上面书写的，并在1975年到美国进行短暂访问期间又对其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和删减。
在《幽暗之地》中，库切追溯了18世纪殖民历史中的一部分内容，在其中他的祖先发挥了部分作用；在第二本书《内陆深处》中，背景是卡鲁的空旷世界，就如同他在儿童时代所经常去的百鸟喷泉农庄。其中有些部分甚至能让人想起年轻的约翰·库切关于每年一次的家庭聚会的回忆。当读到一个农民穿着夹克，戴着领带，像真正的绅士一样巡察他的农场时，知情的读者就会想起作者的祖父——格里特·麦克斯韦尔·库切。叙述者与雇农的孩子们一起在草原上寻找卡玛根、喂没有母羊的羔羊喝牛奶、坐在栅栏门上看绵羊过消毒水、看圣诞宰猪。叙述者与黑孩子一起坐在他们祖父的脚边，听他讲述昔日带着动物如何在冬季找寻低洼农场以确保可以放牧：“在老人跟前，我沉浸在往昔神话般的岁月之中，那时候牲畜也好，佣工和主人也好，日常的一切简单得就像天上的星星，我大笑不已（第16节）。”14这里所描绘的是库切在《白人写作》中所描画的伊甸园——田园般的生活，人们诚实地劳动：“田园生活的作品是看不到黑色的。其核心主题是确保（荷兰）农民的乡村秩序，或至少是那种秩序的价值观。”15而在《内陆深处》的展开过程中，这种牧歌风情变成了一团混乱不堪的关系。
与库切的第一部小说相似，第二部小说也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两者间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在“叙事”中库切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让说话者使用暴力、打造痛苦、充满欲望和强权。在后来的小说中，正如大卫·阿特维尔所指出的：这类人物将成为与叙述者对立的反面人物。16与雅各·库切不同，《内陆深处》中的叙述者玛格达是痛苦的受害者，她霸道的、重男轻女的父亲是反面人物。
玛格达是一个未婚女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孤独地生活在卡鲁的一个农场上。尽管玛格达的特点不能提供任何确切的信息，但小说的时代背景可以通过房子没有电力和自来水，以及运输靠驴和马的情况猜测出来。因此，那个时候她会问是否有自行车（第5节）或照片（第83节）。在小说第238节，玛格达收到的信由两种文字打印而成，还有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机器（第240节），这些都说明故事发生在1925年之后（1925年，阿非利堪斯语才被接纳为官方语言）。17
小说外部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文被划分为266个小节，并不按时间顺序排列，但与时间有关，且常包含有关同一事件自相矛盾的版本，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一会儿变换一个场景。小节数字在该书的第一稿中并没有出现，而是在第二阶段对手稿进行修改时被添加上去的。库切在接受乔安娜·斯科特的采访时说，数字可以让他不用伪造连续性的幌子，让他能够制造突然的转变，或更方便做转换。数字还让他能够将存在尖锐矛盾的事件并列到一起，将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的版本里讲述两次。18《双重视角》中，在与大卫·阿特维尔的访谈中，库切说《内陆深处》与法国的罗马风格比较相似，尤其像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但他的小说也显示了电影和摄影的影响。他继续指出，在现代主义的全盛时期，先是诗人，然后是小说家都试图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中寻找灵感，试着尽可能快地进行叙述，通过跳跃和松散的方式将长叙事中的短叙事串起来。这与19世纪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19世纪的小说通过悠闲地逐步展开材料的方式进行小说的叙事。对于小说与一些导演的电影（比如克里斯·马克和安杰伊·蒙克的电影）在创作手法上的相似性，库切说：
这些电影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他们通过带画外音解说的静止摄影所达到的效果如此强大：视觉的高度集中（因为眼睛对静止图像的搜索方式与对动态图像的完全不同）加之简洁的叙述。不仅仅是简洁，那是一种急速，甚至是有点踉跄的叙述。19
虽然玛格达是自己写了日记还要将其上锁的“老处女”，努力抗争着不希望“成为被遗忘的人”（第10节），但编号的小节不应该被看作是她的日记篇章。在作品结尾处，她哀叹自己不知道该怎样“像那些获救的海上遇难者那样留下自己的航海日志”（第237节）。库切对遭遇船难的荒岛余生类人物很着迷，后来他在《鲁滨逊漂流记》的改编版《福》中也表现过这类人物。然而，很显然，从一开始，玛格达就是在使用书面文字努力在那片无情无义的土地上寻找生机，努力与那种死了都没人记得、没有任何历史的消失状态做抗争。在她所生存的孤独的沙漠世界中，正常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幸福对于她来说遥不可及，所以她要为自己创造生活。她在第27节中问道：“其实，我不可能不是荒原上这处石砌农舍里孤独的囚徒，难道我能从这僵化的独角戏里逃脱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带数字的小节是她自己叙述和思考的交替（但是在有些部分，她放弃独白，直接与其他人物对话）。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玛格达随着事件的展开用现在时叙述，而很少用过去时叙述过去的事件。这种在写作中与历史同步的技巧是库切在后期作品创作中也一直坚持的一个技巧。从玛格达这个人物身上可以反映出库切自己对阿非利堪文化遗产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迷恋那里的景致、人物、民间传说与语言习惯，另一方面他反感在那里所经历的家长制度以及主仆关系。
小说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这与传统的农场小说，无论是英语的（如奥立弗·施赖纳和波林·史密斯的作品）还是阿非利堪斯语的［如若尚·范布鲁根（Jochem van Bruggen）、D.F.马勒布（D.F.Malherbe）和C.M.范登西弗（C.M.van den Heever）的作品］，都有明显的不同：
今天我父亲带着他的新娘回家了。他们乘坐一辆双轮轻便马车，拉车的马匹前额舞动着一支鸵鸟羽毛，咯噔咯噔地穿过旷野而来，身后拖曳着一长溜的尘雾。也许他们是乘坐插了两支羽毛的驴车，这也有可能。我父亲身穿黑色燕尾服，戴着高筒大礼帽，他的新娘戴一顶宽檐太阳帽，穿着腰部和领口束紧的白色礼服。更具体的细节我说不上来，除非添枝加叶，因为我根本没留意他们。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午后半明半暗的光线呈现翡翠绿的色泽，我在那儿看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仰面躺在那儿，脸上蒙着一条湿毛巾，忍受着偏头痛的煎熬。我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看书，写作，要不就是跟偏头痛较上劲儿了。这个聚居地的姑娘全都这样，可我想，没有谁像我这么过分。我父亲总是在地板上来回走动，穿着黑靴子拖着缓慢的脚步，走过来又走过去。现在，来了第三个人，来了他的新妻子，那女人很晚才起床。那都是我的对头。
这样的开场白清楚地表明《内陆深处》与现实主义农场小说完全不同。与那些受传统约束、具有高尚精神、勇敢且愿意自我牺牲的女人有所不同，玛格达是一个患有偏头痛的女孩，只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看书，而不像其他能干的农妇一样在厨房里摆弄着锅碗瓢盆。继续读下来会发现，库切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农场小说的场景也不同。玛格达连新婚夫妇坐的车是驴拉车还是马拉车都没有弄清楚，因为她根本没有亲眼目睹他们的到来，而只是依靠自己的猜测和幻想，正如文中所用的词语“添枝加叶”，来进行叙述。然后文本又出现了时间的跳跃，因为她说的新娘子“很晚才起床”，这是只有在等新来者居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可能得出的判断性结论。最后，她认定她的父亲和他的新婚妻子是反面人物，在这个时刻，小说叙述结构的基调已经确定，这些描述就好像在强调事件的虚构性。
所有的事件，包括新娘子的到来与存在，只是存在于玛格达的想象之中，这一点从第38节可以看出。在这一章节的开头，这一场景又一次出现，但是这次是黑人长工亨德里克，将他的新婚妻子克莱恩-安娜20带到农场：
六个月前，亨德里克把他的新娘带回家了。他们坐着驴车咯噔咯噔地穿过田野，身后扬起从阿莫埃德一路带来的长长的尘埃。亨德里克身穿黑色西装（那是我父亲给他的二手货），戴着宽边毡帽，衬衫扣子一直扣到领口。新娘站在他身旁，紧紧拽着自己的披巾，似乎意识到身上裸露太多。亨德里克以六头山羊外加一张五镑钞票（还保证再付五镑，或是再多给五头山羊）作嫁妆，把她从她父亲那儿娶了过来，对这样的事一般人总是难以弄得很清楚的。
一如既往，文中有驴蹄子的“咯噔咯噔”的声音，尽管这一次没有再提及马拉车的可能性。与穿着时髦燕尾服外套的父亲不同的是，亨德里克保持着他卑微的地位，身上穿的是从农场主那里得到的西服。这套衣服尽管是二手的，但还算得体。另外，他戴着的老毡帽与她父亲娶亲时戴着的帽子也不同。这一次玛格达的观察没有像之前那样充满不确定性，但是对于亨德里克付了多少彩礼，她有些不确定。在本节后面，她又描述克莱恩-安娜的家乡——阿莫埃德。她自己从未到过那里，这次她再次开始编造，生动地描绘那里的破旧房子、饲养的鸡和流着鼻涕的儿童。小说中现实和想象不断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区分。很难说小说里面哪些事情是真正发生了，哪些是玛格达不安且过度活跃的想象。在列克星敦的一次演讲中，关于这部小说中叙述者不可靠性的问题，库切是这样回答的：
当你选择从一个单一的人物的内部视角来叙述时，你可以选择心理现实主义来描写这个人的内在意识。我要强调的是心理现实主义中的“现实主义”。我想，《内陆深处》中所进行的现实主义就是那种被颠覆的现实主义。因为，你知道，她杀死了她的父亲，然后她的父亲又回来了，于是她又杀死了他；然后在小说进一步发展中，他又再次地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别样的博弈，是一种反现实的博弈。21
故事的开始，在她的父亲和新娘子到来之后，玛格达的嫉妒如此之强，她像一个偷窥狂一样偷窥他们的亲密行为，然后又用斧头谋杀了他们。但是，这是另一个虚构，因为后来她父亲在亨德里克接来自己新娘以后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他对克莱恩-安娜的兴趣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他强奸了这个年轻女子。而玛格达此前是如此近乎乱伦地渴望他的身体，她通过卧室窗口对着他的后背开了致命的一枪。（显然）她的父亲死了，玛格达希望安抚亨德里克和克莱恩-安娜。她想摆脱她从出生时就被赋予的等级差异，希望反转传统的主仆关系。她邀请他们到她居住的房子里面，试图与他们做朋友。她羡慕克莱恩-安娜的身体，因为它散发出十足的女人味，她想完全进入它（“我很想在她睡着的时候顺着她的喉咙爬下去，在她体内轻轻地舒展自己”，第211节）。然而，克莱恩-安娜对她的奉承没有回应，而亨德里克则强暴了她。这种强奸被描述了五次，每次从不同的角度（见第205—209节）22，以至于有人会问这是否是玛格达自己的愿望和欲望。比如她说：“我是一个洞洞，哭着喊着想要填满自己的洞洞。……我两腿之间有一个从未填满的洞洞（第87节）。”在第217—219节中，亨德里克不定期地在夜间来找她（在现实中，还是在她的想象中？），但是时间很短，没有任何爱意。正如苏珊·范赞腾·加拉格赫尔指出的：在她的父亲（第二次）死亡，以及她与亨德里克的关系中，玛格达意识到她无法摆脱等级制度的桎梏。23在接受福尔克·瑞丁的采访中，库切也指出：“在某一点上，她是在试图消除主仆关系，建立一种平等。我认为她完全是真诚的，但是她失败了，因为她单纯的意志与努力是不足以克服几千年来的文化与精神畸形的。”24
亨德里克也在延续着宗法制度：他要求主人为他的工作支付报酬，而玛格达希望他们共存于一个伊甸园中，不要有任何的商业价值或需求。当邻居开始问及她的父亲时，亨德里克和安娜逃跑了，将玛格达留在这个废弃的农场上——虽然读者从来不知道虚构的是这一部分还是另一部分。幻想与现实处于不断交织之中，正如德里克·阿特里奇在他对该小说的评论中指出：
各章节的风格是一致的，之间也没有任何明显的信号转换来区分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而且很可能是非现实的（特别是在小说后面，玛格达的父亲再一次复活了，也许他从头到尾都是活着的）：所有这些使得明确区分成为疑问。结果，亨德里克和安娜仍然是谜一般的存在，从没有完全融入文本框架中，也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25
尽管玛格达住在农场上，但她与诗人们所歌颂的那种有勇气、有信心而纯洁的南非传统女性在各方面都有所不同。当然，南非农场小说中那种族长专制的传统仍然可以看到，比如晚上当父亲从田地里干完活回来，女儿要默默地为其洗脚。但是在玛格达眼中所看到的这个父亲与其新婚妻子，以及后来自己与和工妻子的关系与南非农场小说中的描述相距甚远。在传统小说中，传统观念很强，雇主与雇员之间是要保持距离的，正如加拉格赫尔指出的：
玛格达的性格与叙述……重写了民族神话，颠覆了南非白人男权话语的主导。通过围绕玛格达的叙述，库切重新描绘了一个女人形象。南非神话通常要通过女人的形象来验证，而［玛格达的］女性化史却试图摆脱南非传统的等级观念。她的叙述代表着南非民族意识的另一个版本，她努力寻找她的身份——她与土地、与她的父亲以及其他南非黑人的关系。26
典型的南非农场小说向读者介绍的通常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世界，女人处于外围，起着不显眼的作用。库切在《白人写作》中指出，每一个南非农场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由一个善良的族长统治。在他之下，是如金字塔般一代代知足且勤劳的子女”。27在这样的微观世界里，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是缺失的。库切认为奥立弗·施赖纳和波林·史密斯的小说没有给劳动者以值得一提的空间。南非农场小说也是如此。有的时候也许确实提到了劳动者，比如在若尚·范布鲁根、D.F.马勒布和 C.M.范登西弗的小说中，但是那只局限于一个漫画般的章节，例如描述紫花苜蓿的收获或葡萄园的翻土，以及工人开始即兴比赛的场景。在库切看来，这些小说中劳动者位置的缺失，表示作者对于如何将被剥夺土地的黑人与南非牧歌生活融合到一起，缺乏想象的能力。阿特里奇评论认为：
在库切的小说中并没有交际上的突破。小说中有的只是这样的一些时刻，人物说服自己进入一种新的思维态势、一种新的思维与感觉，而这一些内容是接受者不一定能感受得到的。事实上，有可能接受者的改变将获得加倍强调。28
在她最后的沉思（第230—266节）中，玛格达生活在农场，照顾她中风后不能说话的父亲，相信从空气中传播过来的信息具有神圣的起源。在多米尼克看来，她的反应，以及对整个西方文学和哲学的表达与引用是相互交织的，强化了她性格中不真实的元素：
玛格达的构建最终将是一个文本问题，因为她是不同文本影响下的产物。她的叙述点缀着许多对当代西方文学与哲学的重要人物的引用与指涉，比如布雷克、黑格尔、克尔恺郭尔、弗洛伊德、卡夫卡、萨特和贝克特。事实上，用伊恩·格伦的话来说，她如此深谙当代文学理论，这让她看起来像是“艾米莉·狄金森，带着一种批判理论的疗法与观点”。29显然，玛格达的心智格外丰富多样，突显了她作为元小说手法的作用，促进了小说中对性格构建的探究，以及“我”这一人物的本质。30
她与“天神”沟通，用石头上的字母向他表示自己是灰姑娘，这些让人们将其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联系到一起。库切在《白人写作》第二章中详细分析了诗人托马斯·普林格（Thomas Pringle）、简·塞利尔斯（Jan F.E.Celliers）、图恩·范登西弗（Toon van den Heever）和盖伊·巴特勒。但这些诗人在传统诗歌中所描写的孤寂原野对于玛格达而言，在修辞与情感上都太浅显了。她承认她对这片土地的大爱。对她来说，这里就是一个伊甸园，她是如此喜爱这个地方，所以她从未想过与天神”一起飞走：
我确信，诗歌是有的——歌吟哀怜Verlore Vlakte之心，歌吟丘峦夕照的忧思，歌吟羊儿挤在一起抵御夜晚的第一阵寒意，歌吟远处风车的轻鸣，还有第一只蟋蟀发出的第一声㘗㘗声，相思树上鸟儿最后的啁啾，农庄大宅石墙上仍然留着的太阳的暖意，厨房里透出的安详的灯光。这些都是我自己所能写出的诗歌。城市人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才从心里积攒起如许乡愁。我此生永远不会求人原谅我的过失，我也不想这样。我已邪恶入骨，这个世界被遗弃的美与我同在。说真的，我永远也不想和天上那些神祇一起飞走。我一直都希望他们降临地面和我一起在这儿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以他们馨香的呼吸补偿我所有的缺失——我知道那天晚上我所认识的最后的幽灵般的棕色人影溜走后我就失去了一切。我一直都没有感觉到我是另一种人的产物（此刻他们来了，渐近渐响的轰鸣声多么甜美），我已经用自己的心声原原本本地讲述了我自己的生活（这是何等的安慰），我在我自己命运的每一时刻都做出了选择，那些选择就是死在这石化的园子里，在那些紧闭的大门背后，挨着我父亲的骸骨，在一个回响着赞美诗的地方，那些赞美诗我本来可以写出却没有写，因为（我以为）它太容易了。
《内陆深处》之所以值得注意，首先不是因为它对殖民主义或早期主仆关系的批判性探索，而是因为其散文的抒情品质达到了一种近乎神奇的程度，将现实与梦幻编织到了一起。德里克·阿特里奇是这样评价幽暗之地》和《内陆深处》在库切所有作品中的重要性的：
《幽暗之地》与《内陆深处》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批评殖民主义以及其各种化身。我们并不需要库切来告诉我们，白人对其他种族的压迫，不论对人还是对己都是残酷而不人道的。这两本小说与其他被放置在“后殖民”分类标题下的小说不同，它们没有提供有关西方统治惨痛历史任何新的或富有启发性的细节。小说中当然包含着对这一切残暴和剥削的感想与谴责，但这并不是让这两部小说独树一帜、充满力量的地方。真正重要的是它们做了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发生的：他者是如何介入，上位，拉开距离，相互辉映，是如何在断裂的叙事话语中、长久不确定的指涉中、在对小说家权威性的展示与怀疑中展现自身的。最终我们是将其称为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事件的意义，让这事件成为文学作品。事件原本被称为“形式”，但是它被现代主义作家赋予了新的潜力。在库切的笔下，文学事件展现了对他者所承担的复杂且负重前行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南非历史一直以来都在否认的。由于其对文学形式与传统独特的再次创造，让读者不只是观察小说中这些发挥着作用的责任，还通过一种既愉快又令人不安的方式感受到了其不可逃避的要求。31
三
1975年6月27日，当《内陆深处》已经有了切实的进展之后，库切写信给彼得·兰德尔（在这一时期，拉米·斯尼曼主席正以其严格的审查制度，统领着政府出版指挥部）：
我正在写一本小说，如果在南非出版，可能预见的被禁理由有两个，或两个中的一个：一、它损害良好的种族关系；二、它是淫秽书籍。
a.假设拉万出版社有意出版该书，假设我也没有异议，您能准备好向出版物管制委员会提交手稿申请审议吗？而且，如果他们要求删节，您会做什么反应？
b.如果原则上您不准备向出版物管制委员会提交任何原稿，但在您看来一本书有文学价值，却很可能被官方查禁，您是否准备出版这样的一本书？这类的考虑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您关于出版形式、印刷多少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对海外出版与销售禁令的影响（想必是有利的）会被考虑在内？换句话说，要在何种程度上同海外出版商预先签订协议才能为这样一个冒险行为，做一定保障？
在这个阶段，库切只是在询问如果拉万出版社接受了他这本跨越不同人种，且部分会被看作是道德败坏，甚至根据法律认定包含色情内容的书籍，出版社可能面临的经济问题。库切担心，如果手稿被查禁，给拉万出版社带来的财务风险会很大。
虽然拉万出版社在1975年6月出版的詹斯马的第二本文集《白色是一种颜色，黑色是一个数字》（Where White is the Colour,Where Black is the Number）已经被查禁，但出版社坚决反对向出版物管制委员会提交任何申请。在1975年7月21日写给库切的信中，彼得·兰德尔写道：“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个政策性决定，那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出版物管制委员会提交任何书稿。”关于库切信中提到的b项问题，兰德尔写道，这将完全取决于对书稿价值的评估：
如果我觉得作品有很大的价值，那么不论出版物管制委员会可能怎样禁止，我们都将出版它。我们唯一要考虑的是具体关于淫秽、诽谤、国家安全和抵制共产主义法案（比如，官方查禁的人员）等具体的法律。
不可避免的，如果我认为一本书很可能被禁，那会影响我投入多少资金的决定。例如，我们可能选择限量发行平装本，而不是通常的精装本。
所有这些措施不适用于版权的海外销售，不过海外版权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
拉万的财政还是很紧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们不冒一些风险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我希望我们最近将要出版的一些新书会给我们带来足够的收入，从而应对进一步的检查。
几个月后，库切告诉兰德尔他的书进展顺利，他希望在学生考试周和大学放长暑假期间全力以赴创作。1975年9月30日，他写道：“我仔细地查看了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是否有那种臭名昭著的感觉：写字的手好像被文字审查制度控制似的，好在我还没有发现这种迹象。”尽管这是一种幽默的表述，但是它也说明文字审查制度以及可能的查验对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创作影响到了什么程度。在1996年的文集《冒犯》中，库切这样写道：“暴君和他的走狗并不是唯一患上偏执狂症状的人群。在这种偏执状态下，作家的警觉性也达到了一种病态的边缘。要想找到证据，人们只要看看作家自己的证词。一次又一次，他们记录了那种被病态影响和传染的感觉。在典型的’权威’的偏执狂举动中，他们声称自己的头脑已经被侵入，他们所要表达的就是对这种入侵的愤慨。”这显然也与他的《内陆深处》有关，在几页之后库切又写道：“在文字审查制度之下，写作就像有一个不爱你的人待在你旁边，你不想和他（她）有任何的亲密关系，但你却没办法摆脱这家伙。审查人员是一个入侵型读者，他擅自闯入，还要与写作发生关系，将真正有爱意和虔诚的读者赶出去，用不赞成和挑剔的方式审读你的文字。”
1976年3月26日，在给彼得·兰德尔的信中，库切说他正在完成的手稿中有部分对话用的是阿非利堪斯语。因为他们想出版这本书，库切想知道关于拉万出版社要破产的传言是否为真。他还想知道从出版商的角度看，他的作品里包含有阿非利堪斯语的对话是否有任何问题？鉴于拉万出版社对出版物查禁的立场在上一封信件中已经阐明，库切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你认为出版是值得的，但确实会有风险，那么是否会采取任何特殊的举措，比如像在出版安德烈·布林克的作品时尝试预先订购的方式？32或者来一个小型的试印刷？拉万出版社能够从查禁那样的经济打击中……幸存下来吗？”他还想知道拉万出版社是否有印刷商愿意冒着违法的危险来印刷一本被查禁的书籍。他写道：“当一本书可能处于被查禁的状态下，我们就进入了整个关于出版和海外销售查禁的道德雷区。这种影响显然是我所关注的。他们是否也将关注这一点呢？一旦被查禁，拉万出版社会不会永远消失呢？”
在1976年3月29日的答复中，兰德尔首先对有关拉万的财务状况传言做了回应：“请不要相信那些谣言。现在的拉万，比过去两年中在任何时候都更不可能关门。”至于在对话中使用阿非利堪斯语，这对于文学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对销售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他只有在读过手稿之后，才能决定如何应对可能的查禁。找印刷商应该没有问题。“印刷商不受出版物管制委员会的影响，但会害怕事关诽谤、煽动叛乱或淫秽的起诉。”关于海外营销和拉万应占份额的问题，兰德尔写道：“我们能够在被查禁后联系海外销售（即重印/翻译等权利）。很显然，只要我们努力弥补一些开销，我们还是很愿意继续做下去的。另外，南非的查禁还可能会激发海外对此的兴趣。”
他指出，阿非利堪斯语的对话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因为库切在此期间已经完成了纯英语版本的《内陆深处》，他在1976年5月21日将手稿发给兰德尔，请求他对手稿发表意见。1976年6月29日，兰德尔写信给库切说，他读了小说，毫无疑问，他们愿意出版此书。
因为害怕该书的出版在南非被查禁，这将给国内的出版商带来很大的财务损失，库切在1976年3月与纽约詹姆斯·布朗代理机构的大卫·斯图尔特·赫尔联系。此前他曾将《幽暗之地》的手稿投递给他们寻求出版未果。另外他也联系了伦敦穆雷·帕林格的西莉亚·卡奇普尔。他给他们两人分别邮寄了《内陆深处》英文版的副本。他说，如果不能在美国或英国出版这本书，尽管有审查问题，他还是能够找到一家国内出版商来出版此书。他补充说：“如果我必须在国内出版此书，版本会有些许不同，里面会有方言版的对话。”
5月5日，他收到了西莉亚·卡奇普尔的回信。她所在的机构有两个成员读过了《内陆深处》，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一部“相当辉煌，引人入胜的”作品，特别是小说的背景是如此阴冷，而“人物又如此缺乏有吸引力的特质”。“我不知道这其中究竟是什么让我能继续如饥似渴地读完该作品！”虽然她认为很难将该手稿卖给英国出版商，但是她希望会找到一个能被小说“错综复杂的精湛技艺”所吸引的编辑。5月10日，库切也收到了来自大卫·斯图尔特·赫尔的回信，说他对该稿件印象非常深刻：“书稿写得很美，这在现在已经很少看得到了，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赫尔写道，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出版商的信，该出版商在访问伦敦期间听说了库切的这一作品，并希望看到原稿。
5月25日，西莉亚·卡奇普尔欣喜地告诉库切，她关于该书稿在英国的营销前景判断错误，因为英国非常重要的塞克沃伯格（Secker & Warburg）出版社的汤姆·罗森塔尔（Tom Rosenthal）鉴于该书的质量，同意马上接受该书，而且他确信该书不会通过南非的检查制度。后来罗森塔尔写信给库切，将他的书描述为一篇“小杰作”。在5月31日的信中，库切表达了他对卡奇普尔的营销取得成功的喜悦，并心怀感激地接受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报价。在南非可能遭遇的禁令让库切考虑进行战略上的调整。库切对原作品中阿非利堪斯语对话的解释表明了他的原本用意：
除了我发送给你的小说版本之外，我有另一个版本……其中所有的对话都是由阿非利堪斯语写成，大概占所有文字10%的篇幅。南非方言与阿非利堪斯语文学用语的关系就如同福克纳作品中，漂亮女孩和贫困黑人所说的方言与美国英语之间的关系。在英文版本的创作中，我无法找到一个非区域性但却有着乡村传统风情的文体，因此，我将其翻译成相当没有特色的干巴巴的英语口语。出于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起英文版本，我更喜欢混合的或者说双语的版本，虽然这样的版本显然除了在南非本土外，不适合在任何其他地方发表。虽然目前还没有人看到双语版本，但是我已经与拉万出版社（《幽暗之地》的出版商）的彼得·兰德尔讨论过了。兰德尔说，如果他很看好此书的话，不论该书是否被禁止，他都将准备出版双语版，当然出版数量的多少将取决于该项目的风险程度。
鉴于此，库切询问，如果拉万出版社不在乎被查禁的危险，想继续出版该书的双语版，塞克沃伯格出版社是否会愿意放弃该书在南非的版权。如果该书英国版在南非被禁，他想知道，塞克沃伯格出版社是否同意拉万出版社在南非出版双语版。他提出这些建议的背景是当时作者与某些出版商以及审查委员会的对立情绪日益高涨。他觉得该书有必要在南非市场推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另外他也觉得双语版本是最权威的版本。
卡奇普尔答复说塞克沃伯格出版社不打算放弃该书英文版在南非的版权，但是同意拉万出版社发行双语版本，条件是它必须在英国版本出版九个月之后进行。在6月9日的信中，库切请卡奇普尔确保出于书目原因，英国版的版权页上要印上“英文版由作者提供”的字样。33他还指出，根据南非新的立法，作者或出版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向出版物管制委员会提交书稿。而就他所知，作家和出版商都拒绝提交，因为该委员会严格执行审查制度。但是，因为是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在投资出版此书，将由他们决定具体怎样做。
在这封信发出后不久，南非的政治局势急剧恶化。1976年6月16日，索韦托爆发骚乱，南非黑人学生反对在一些科目中强制使用阿非利堪斯语的政策。不久，骚乱在全国蔓延。在对《内陆深处》的出版史的详尽研究中，赫尔曼·维滕贝格指出，除了书中涉及种族关系的内容可能带来被查禁的危险之外，动荡的局势使得《内陆深处》的前景越发不乐观，在国外出版此书成了库切唯一的选择。34
库切认为有必要告知彼得·兰德尔，塞克沃伯格出版社有兴趣出版此书的英文版，并保有该书英文版的南非版权。在1976年7月9日的信中他写道，他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请拉万出版社出版双语版，再由他们负责海外版发行；或者将英文版版权交给海外的出版公司。他说：
我本想拒绝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报价，但是考虑到我下一部小说将要面临的同样窘迫的境地，我不得不跳出国内市场。对于一个写小众作品的作家来说，为了在海外市场发行，他不得不牺牲国内市场。
不过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同意，此书英国版在出版九个月之后，另外一个单独的南非版可以在不低于他们版本售价的情况下在南非出版。很显然，我似乎不应该向您转达这个提议，因为从出版商的角度来看，这个提议不可行。然而，在我看来，有两个可能发生的事件可以证明值得出一个后续的国内版。第一，英国版因为被查禁或可能被查禁，在南非国内并没有销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另外一个版本，即使偶尔有几页空白页，也是值得出版的。第二，这本书销售稳定，能平稳度过九个月的期限。
库切询问兰德尔是否仍然希望看他的双语版书稿。
对兰德尔而言，库切的来信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已经接受了，并打算出版《内陆深处》。虽然库切在与拉万出版社签订《幽暗之地》的合同条款中已经习惯性地加上了一条，他的下一个作品应该首先提交给拉万出版社，但是兰德尔决定不去阻挡一位作家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并进行销售。在7月21日的信中，他写道：“我很高兴地得知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已经接受了《内陆深处》的书稿。但是，你事先没有告诉我，你在与他们谈判，这让我很失望。”他希望，在塞克沃伯格出版的小说中，可以在什么地方印上他的第一本书是由拉万出版社出版的。但是在《内陆深处》最后发行的版本中，并没有提及拉万出版社。后来在回首拉万出版社早年的历史时，兰德尔写道：“作为一个小出版社，我们深感痛惜地发现，我们无法与国际大出版社竞争，挽留我们曾经冒着风险帮助其出版图书的作家。”35
对于库切而言，他的书稿能够被英国接受，他得以与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发生联系，对于他作家事业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一直希望他的作品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但是他的《幽暗之地》并没有找到一个美国或英国的出版商愿意冒险接受一位完全不知名的作者的非常规类型的手稿。随着他进入国际市场，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允许他保持“纯粹而简单”的小说家身份，而不是像拉万出版社那样，将他定性为”南非小说家”，他曾不止一次地拒绝这种身份。
在此期间，库切也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经纪人大卫·斯图尔特·赫尔的反馈，克诺夫出版社（Knopf）拒绝了《内陆深处》，理由是创作手法过于理智化。之后不久，赫尔又发电报说，哈珀罗出版社（Harper & Row）愿意接受该书稿，并提出报价。1976年10月21日，哈珀罗出版社的科罗娜·麦克赫默（Corona Machemer）来信提到一个问题，几年前哈珀罗出版社曾经出版了威廉·加斯（William Gass）的一本书，题目是《内陆中心之心》（In the Heart of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该书出的是平装本，当时仍然是大学书目列表中的一本书。她担心的不仅仅是读者可能产生混淆，更担心的是电脑订单上会出现混乱。她想知道是否可以将书名改为《在这里的内陆深处》（Here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在信的结尾，她总结道：“这是一本极好的小说，我真希望我能读阿非利堪斯语，这样我就可以阅读你喜欢的那个版本了。”在10月29日的答复中，库切说书名的问题是“一件不幸的事”：
要改书名，对于机器来说这没什么（我是了解电脑的），但对于一个爱做梦、整天敲键盘的人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内陆深处》这个名字不是我完稿后，随便找来的一个短语，它是整个文本不断反复的一个主题。我不能接受《在这里的内陆深处》这样的书名，因为它实在是太长了，（我想你会同意）不容易被记住。我想到的最好的折中办法是将其改成《来自内陆深处》（From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这样，起始字母是F，与先前的那本书就不会混淆了……
我觉得你们的书封上的介绍要比塞克沃伯格版本更具信息量。我可能要有点吹毛求疵的是关于“棒极了的土地”（第4段处）这一短语的应用。南非这个国家的地貌并非棒极了，而且整本书也没有这样的暗示，所以我不建议用这个词。你或许可以改用荒芜、广袤之类的词。
伦敦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汤姆·罗森塔尔仍然在担心《内陆深处》在南非可能被禁的问题。出于这个原因，库切联系了约翰内斯堡海涅曼的安德鲁·斯图尔特（Andrew Stewart），他负责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图书在南非的管理与销售。1976年7月30日，在给斯图尔特的信中，他写道：“我的感觉是，虽然这本书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它可能会得罪的人并不一定会去读它。因此，出版物管制委员会如果稍有常识的话，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不幸的是，他们并不总是用最明智的方式处事。”
尽管有种种不确定性存在，伦敦那边已经着手排版了。然而，1977年5月，库切收到塞克沃伯格出版社艾莉森·塞缪尔（Alison Samuel）的一封信，有一个坏消息：他们的销售总监认为根本没有机会在南非发行《内陆深处》：
即便是此时，审查人员不是特别严格——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书封面的简介里提到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这是一个无望的主题……即使不是这样，即使我们设法说服一些书店接受该书，有人告知我，他们会马上被要求将书退还给我们，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整个过程很浪费精力，还会损害塞克沃伯格出版社与书店和经销商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
库切在1977年5月26日的信件中做出答复。他请她提醒那些做出这样判断的同仁，他们是在犯双重错误。首先，根据南非的审查制度，出版商就要自我审查，这是一个战术错误：
当局要在这里形成的一种态势，就是让出版商觉得，如果出版了冒犯白人主导道德观念的图书，他们在经济上就会遭受致命的打击，因此他们不能冒这样的险，而必须按照当局的玩法来运作。当局不喜欢禁止南非作家的作品。在报刊上总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喧嚣，喧嚣的程度取决于作家的新闻价值。英语和阿非利堪斯语的媒体在对严肃文学的查禁问题上是非常团结的。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当局做出决定。
还有，我并不需要指出，这种自我审查将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和我本人都放在了一个站不住脚的道德立场之上。
另外，他认为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在南非销售的可能性。他们在南非的海涅曼分公司的顾问更了解的是学校教科书在当地的销售。他本人认为《内陆深处》不太可能会被查禁。他们还应该牢记，拉万出版社没有任何大型的分销和营销系统。在《幽暗之地》的发行中，南非连锁书店CNA并没有销售此书，但是全南非不超过七家或八家销售此书的“严肃”的城市书店仍售出了2700本。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猜测的被书店怨恨地退书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因此，他建议，他们向审查机关提交审查申请——这证明了审查制度是如何让一个像库切这样诚信的作家绝望地采取自己极为憎恶的行动的。“采取这一步骤不需要任何成本。如果你不准备这样做，我可以亲自去提交申请。”如果这本书并没有被禁止，他建议他们再重新去考虑分销问题。
1977年6月1日，汤姆·罗森塔尔本人回信给库切，表示了对库切的同情，因为他本人也与库切一样饱受审查制度之苦。但是他安慰库切说，这不是一个自我审查的问题，而是他们是否应该花上大笔费用将图书邮寄到南非，然后可能又要付费给分销书店，让他们将书退回来。他们可以随时准备向委员会提交申请，“但是，除非审查委员会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否则，在我看来，因为书中涉及异族通婚，那是南非共和国最终要进行道义谴责的问题，所以他们会别无选择地查禁这本书”。所以，除非库切本人坚持，否则他认为向审查局提交申请书是不明智的决定。他的结论是：
因此，我向您保证，我们并没有自我审查，也不是懦弱。我们只是想要知道我们实际会遇到的问题。如果您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人会比我更感到快乐，我们会做任何您想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和您一样想销售这些书。我像您所期望的那样热切致力于促成此事，我会在经济状况许可的范围之内，做您所希望的一切。
库切6月8日给罗森塔尔的回信中写道，他意识到南非的审查制度会令塞克沃伯格出版社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这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他同意将此书提交审查，这样即便结果是被查禁，也会让目前各方更轻松些。如果该书被禁，任何人要将其进口入南非，那都将是犯罪行为。不过，他认为艾莉森·塞缪尔在1977年5月的信中，对书店可能采取的审查态度过于悲观。CNA书店可能会退回此书，但是其他的城市书店不会这样做。罗森塔尔很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这本书可能会因为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性行为场景而被查禁。但是，他也想指出，安德烈·布林克的小说《风中一瞬》（‘N Oomblik in die Wind，1976）英文版由W.H.阿伦出版社（W.H.Allen）出版，在南非可以随处找到，而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白人妇女和黑人之间的风流韵事。库切说：“从我得到的信息来看，如今的审查制度更严阵以待的是对’警方的不利描述’，而不是’异族通婚’。”他继续说：“最后，我必须说，如果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这本书既没有被查禁，也不能在这个国家发行，出现任何一方都没有任何作为的停滞状态。那将是我不能接受的。如果我能知道并非由于我才导致这本书不能在这唯一一个彰显其全部意义的国家发行，至少会让我感到一丝安慰。”
出于这个原因，他提议通过他所认识的一些渠道，打听一下审查机构对《内陆深处》可能采取的行动。一旦他得到这方面的资料，他会再次写信告知罗森塔尔。同时，他建议罗森塔尔将书评发给南非的主要报纸。因为如果是在该书被查禁之后，再讨论该书内容的优点将是非法的。因此，如果在之前没有任何相关评论，那么可能没有人会知道这本书的存在。通过告知公众相关的评论，至少也让审查人员不能肆意地压制这本书。
由于罗森塔尔对书籍被查禁后退回可能带来的费用而感到犹豫不决，库切再次联系彼得·兰德尔。1977年6月14日，他告诉兰德尔，该书的英国版已经在前一天正式出版，但是，“在最后时刻，塞克沃伯格出版社临阵退缩，不打算在南非推销此书。他们甚至都不想尝试一下”。就在同一天，他写信给罗森塔尔说，他一直在联系的作家艾尔莎·朱波特（Elsa Joubert）的丈夫是克拉斯·斯泰乐（Klaas Steytler）。他是一位作家、记者，也是南非作家协会这个持有不同政见组织中的一员，为桌山出版社（Tafelberg Publishers）工作，他也是出版指挥部的成员之一。根据斯泰乐的观点，《内陆深处》将能够通过审查，因为审查的是内容有没有涉及警察的酷刑，这是“当前不可言说的内容”。斯泰乐建议将该书尽可能快地送到审查委员会手上，这样他们以后不会觉得压力过大。库切说，他让罗森塔尔决定是否要这样做。兰德尔在此期间也一直与罗森塔尔接触，他告诉库切，如果塞克沃伯格出版社不打算将此书进口到南非，拉万出版社可以出版1000本平装双语版。他警告库切不要继续向出版署提交图书审查申请，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即便没有查禁，拉万出版社的出版书籍也不应受到英国版书籍的影响。
1977年6月28日，罗森塔尔写信通知库切，他们已经决定不提交审查申请，另外，根据安德鲁·斯图尔特的调查显示，他们会给南非的书店提供少量的书籍。在出货前三周，他们会向南非报纸发送该书的书评，这样一来，当报纸介绍该书时，读者可以在书店买到此书。各书店也可以在之后选择订购更多册。罗森塔尔也给兰德尔发了该信的复本。同时他在6月28日给兰德尔的信中表示，他同意拉万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前提条件是他们的版本是完全的重新排版，加入阿非利堪斯语方言对话后，与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版本要有明显不同。拉万出版社要与作者签订恰当的合同，以明确版税。罗森塔尔唯一的让步是，鉴于拉万出版社的经济风险，他不要求拉万出版社做出任何赔偿。在随后的信中，兰德尔表示他很后悔没有能够阻止将英国版进口到南非，因为该书的书评已经发送出去了。
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将书投放到南非分销给拉万出版社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因为如果该书没有被禁止，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英国出版商继续向南非提供大量册数的该书。尽管这样，兰德尔还是准备出版拉万的版本。他让库切尽快给他原稿。7月8日，在给兰德尔的信中，库切告诉他自己很确信这本书将不会被查禁。为了避免问题，兰德尔可以考虑用一个不张扬的封面简介（不提种族越界的问题），他的版本里可以将四五个段落删去。兰德尔让库切提供简单的封面介绍，并向他询问哪些段落应该被删去。库切回答：
关于删掉一些段落的问题，我想您误会了我的意思。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不建议您删掉段落。但是，如果一旦您的版本面世了，而塞克的版本被查禁了，那我会建议把其中比较具有“冒犯性”的四五个段落删掉（如果有必要，先提交审查人员查验，但是我知道您是不会做这样的妥协的）。
至于封面介绍，塞克沃伯格出版社认为现在的封面介绍不适合在这个国家销售；他们后悔最初使用了这样的简介。如果您觉得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很乐意起草一个不那么具有“攻击性”的图书介绍。当然，在阅读第一批英国版的书评时，我就强烈地意识到在读者还没有读到该书时，准备一个书评一样的图书简介是多么重要。
在此期间，1977年7月12日《星期日论坛报》（Sunday Tribune）刊登了关于英国版《内陆深处》的文章，大张旗鼓地宣称南非的审查者一定会对该书感兴趣。很明显，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策略是强调黑白人种之间的性事，以引起公众的兴趣。封面书籍简介特别强调玛格达的父亲，以及他那种“希望在黑人小妾的臂膀里得到个人的拯救”的绝望。赫尔曼·维滕贝格对这样的营销策略表达了如下意见：“塞克沃伯格出版社不是要悄悄地在南非卖出几本书，它是要让所有人知道它给南非市场带来了一本政治上存有争议的小说，制造了一场审查人员不能忽视的争论。很难判断塞克沃伯格出版社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很可能是要高调地与南非政府抗衡……这将使他们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提升该书的国际销售与宣传。”36
兰德尔给库切写信，告诉他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向审查机构提交南非版书稿，最后在提交版本中删除库切曾建议去掉的部分。这样就有一种可能是拉万版可以通过审查，而英国版被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