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库切的博士论文是在1967年下半年与1968年上半年的头几个月写成的，在此期间他仍然很关心国际大事。1968年初的两个月是血腥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未来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及黑人活动家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在东欧，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运动，其间，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徒劳地尝试进行议会民主改革，希望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从而摆脱俄罗斯的统治。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改革尝试导致纽约和底特律爆发种族骚乱，人们对变革步伐缓慢感到沮丧，并通过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来发泄这种沮丧。1969年，美国人成功载人登月，过去通常颁发给受共产主义或其他独裁政权压迫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次授予了库切所敬佩的作家——塞缪尔·贝克特。
电视屏幕上每天播出的影像让库切被一件事情困扰，那就是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在伦敦，他已经意识到战争的恐怖。在《青春》中，他这样写道：
在《卫报》头版的一张照片上，一个穿着美国式军装的越南士兵无助地望着一片火海。“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南越造成浩劫。”大标题说道。一队越共地雷工兵割断了波莱古美国空军基地周围的有刺铁丝网，进入了基地，炸掉了二十四架飞机，放火烧掉了燃油储存罐。在这个行动中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
1966年，绝大多数美国公民仍然相信他们国家在越南北部进行的军事斗争是有道理的，反对这一行为则是错误和不爱国的。但是，到了1967年初，民意调查显示，57%的美国人反对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政策。约翰逊面临着两种对立的要求：一种是希望将战争升级，一直到最终的胜利，另一种是要求美国停止介入越战。校园里的抵制非常强烈，最终引发学生大规模的抗议和示威，但约翰逊还是下定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1965年，美国在越南的军队人数约为25万，但是到了1967年，这个数字猛增到486万。约翰逊将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免职，原因是后者不同意继续进行这场战争。麦克纳马拉只用25个英文词语明确阐明他的观点：“美国必须小心，不要用自己的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标准来解释发生在他国的事件。”21968年1月30日，北越军队进入越南第二大城市岘港，以及越南南方其他七个较大的城市，越共开始扭转颓势。美国公众一直相信美国会稳赢这场战争，现在对电视出现的画面大吃一惊。很多人的标准反应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3反战情绪高涨，学生的抗议行动不断升级。
库切对物理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的诡辩感到反感。该人此前曾参与策划核战争计划，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创始成员之一，从事政府政策研究，并担任国防部顾问。他与同事编写了《我们在越南能赢吗？》（Can We Win in Vietnam ?）一书。在书中，卡恩为战争的不人道行为进行辩护。在后来创作的《幽暗之地》中，库切也引用了《我们在越南能赢吗？》一书中内容：
当目睹影片上的战斗轰炸机飞行员们用凝固汽油弹成功地对越共目标实施轮番轰炸后一脸的兴奋，那些欧美观众深感惊骇和憎恶。他们的这种反感很难不令人产生共鸣。不过，想指望美国政府手下的飞行员里头会有人被他们一手制造的灾祸震慑而执行不了任务，或者良心不安，甚至有负疚感，也是不切实际的。4
这部分摘录之后的内容说明了卡恩的意图和心态：
我们都生活在不同层次的意识和约束之中。对于飞行员来说，着重于完成他的任务似乎是合理和道义的行为，是在传统或广泛认可的法律和战争习俗范畴之内的，他不应该病态地想着人类遭受的苦难。
在上面两段引文之前，卡恩阐述了他的观点。尽管他也承认，他的同事与他有不同意见，但是他认为美国的军事干预出于美国对政治和道义高标准的坚持：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要求往往是重叠的，而且它们可能要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在可接受武器和目标合法化的问题上，政治和道义要求之间的差异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除了核武器和致命生化武器之外，道德问题更多地在于限制目标，而不是关于特定武器的使用。比如，如果涉及生化制剂的使用，那情况则更为复杂。目前我们的目的在于尽量避免使用可能失控的武器。不过，如果事态需要，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军队使用某些民警在防暴控制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因为如果不用这种手段，问题就会变得更棘手……我们可能要非常谨慎地引入镇静剂、LSD（致幻剂），或类似的让敌人瘫痪的制剂，另外，我们对目前所运用的一些技术，比如大规模森林生化落叶、细菌战或化学战也感到矛盾，因为这会对农作物不利。当然，我们有足够有力的论据说明有必要使用这些策略。
正是在这种美国内部冲突不断的背景之下，库切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在1967年的年底，他决定在美国高校中申请一个可以给他提供更高报酬的职位。得克萨斯大学没有空缺，但他的一位老师告诉他布法罗可能有空缺。布法罗是纽约州的一个海港城市，位于伊利湖附近，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南约24英里，纽约市西北400英里。当时的人口大约为53.3万，是一个比奥斯汀更大的城市，也一直是大湖航运中心，即使每年有长达四个月的冰冻封港期。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个曾经繁荣的海港城市有所衰败。1968年的布法罗情况仍然很糟，失业人口众多，特别是这里较多的波兰罗马天主教成员面临很大困境。5
纽约州政府部门对布法罗的困境深表同情，并希望采取措施恢复此地昔日的辉煌，让其重新成为美国商业和工业重镇之一。其中一个振兴城市经济的措施就是在这里大规模兴建一所新的大学。布法罗大学（UB）成立于1846年，当时是一所私人医疗学校，后来在1891年，法律系并入进来。到了1915年，该校有了更多的其他院系，其中也包括文科系。布法罗大学从成立之初就有学术自由的传统。布法罗市的罗马天主教教徒占总人口的50%左右，布法罗大学信仰天主教的学生也占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大学强调学术自由，和一些学生的宗教信仰发生冲突，神父和修女就会建议高中学生的父母让孩子去该区域一个较小的天主教教育机构上学。但是尽管如此，布法罗大学仍然坚持学术自由。
1962年布法罗大学濒临破产，于是，在国家的干预下，它成为纽约州立大学59所分校中的旗舰校。在1968年1月12日版的《时代周刊》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被描述为具有“全美发展速度最快、资助最多、最雄心勃勃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关于布法罗大学的发展，校长马丁·梅耶森（Martin Meyerson）的目标是“打破传统学术结构”，打造一个公共高等教育模式的典范”。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梅耶森将大学分为八个主要的跨学科的学部”。大学很快就吸引了很多学业优秀的年轻学生：在1968年，超过85%的新生在高中期间都是班里的尖子生。当年的学生人数为21735人。
随着布法罗大学并入纽约州立大学体系，该校学生的构成发生明显变化，部分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犹太学生从纽约市来到布法罗，也带来了令人兴奋、充满创意和活力的犹太文化的内容。不幸的是，他们的到来在布法罗社区引发了强烈的反犹情绪，特别是波兰天主教工人阶级。过去，他们的子女上布法罗大学很容易，但现在却要与犹太学生竞争。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再指望可以在布法罗大学或布法罗市找到很好的工作职位了。
这就是布法罗当时所处的状态，库切在那时对布法罗大学的一个教职很感兴趣。当时，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有两派在争论美国是否应该退出越南，各个城市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分歧，布法罗市也是其中之一。比如，布法罗的犹太人明确站在反战抗议活动的一边，而许多波兰天主教徒的儿子正在部队服役，因此他们赞成越战。1968年，战争进入了最糟糕的阶段，因为除了越南战争在继续以外，美国本身也在发生着“战争”：一种民事冲突。反犹太主义的升级是这些年来两极分化的表现之一。在布法罗占多数的白人与占少数的黑人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很不好。库切在奥斯汀也经历过这种状态。奥斯汀被称为极端保守的得克萨斯州之中自由主义的温床，支持林登·约翰逊和他所倡导的越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库切是这样描述1968年他所在的美国的：
空气中有一种偏执，尤其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容易被认定为知识分子、左翼人士、世界主义者，因为得克萨斯州和布法罗的普通百姓憎恶这几类人。6
在申请布法罗的职位时，库切知道他是在冒险进入一个马蜂窝，但是他先前所做的调查让他深知，如果应聘成功，他会在一个处于前沿地位的英语系，与一些高水平的同事共事。他也知道，布法罗对学术自由的尊重意味着他的研究和教学不会被干扰。根据他在开普敦大学的经历，他知道一个独裁政府可以如何影响一所大学，而要想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学术自由是多么艰辛。早在1922年，布法罗大学还是一所私立大学，当时的校长塞缪尔·保罗·卡彭（Samuel Paul Capen）就发布了一份学术自由声明（库切是完全赞赏的）：
一个机构接受学术自由的原则就意味着，在该机构的教师可以自由研究任何主题，不论该主题如何违反禁忌；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课上或其他场合，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布研究调查结果和自己的想法；他们有权在课上或其他场合表达与同事不同的意见；作为公民，他们可以自由参加任何机构之外的辩论；不论他们的观点多么不受欢迎、与强大的利益或既定的偏见多么唱反调、在机构同行和朋友看来多么错误，他们都不可以受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压制；他们将根据现行终身教职条例的规定继续任职；他们的学术提升取决于他们的科学学术能力，而绝不会因为自己的观点或意见多么受欢迎或不受欢迎而受到任何影响。7
库切在他的申请中不得不提到，按照富布赖特奖学金明确规定，他在学业完成后，必须回到自己的原籍国服务。在申请该职位时，他在奥斯汀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写完，尽管他肯定一定能圆满完成。1968年1月12日，他收到了英语系主任诺曼·N.霍兰（Norman N.Holland）的信件，信中写道，经过与教务长的讨论，他可以提供给他一个“为期一年客座助理教授的职位，年薪9800美元”，并表示：“由于您的国籍情况的复杂性，只能给您访问头衔。”霍兰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想必对库切的研究成绩以及他在奥斯汀的论文很在意，所以给他的职位是临时的，希望这能帮助他解决永久居留问题。霍兰继续写道：“请明白这一任命将取决于在9月1日前您是否能取得博士学位。如果届时您没有拿到学位，本聘任将转为讲师合同，但工资和教学责任维持不变。”
霍兰表示，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合同为期三年，但是因为库切复杂的身份问题，只能先签一年，但有延期的可能性。他预计一周将要教九个课时，三门课程，其中一门高级课程由他自己设计。霍兰最后总结说：
我想你会发现布法罗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居住地，有学术自由和发展空间。我们系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优秀人才，包括创意作家：比如罗伯特·克里雷（Robert Creeley）、杰克·巴特（Jack Barth）；学者和评论家：像C.L.巴伯（C.L.Barber）、乔·瑞德尔（Joe Riddel）；通用型人才8：比如蕾斯莉·费德乐（Leslie Fiedler）和阿尔伯特·库克（Albert Cook）。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全面发展的空间。我希望您能决定加入我们的行列。
能够获得这一任命库切感到很荣幸。1月12日，他在电话里表示接受该职位，并在同一天写信给霍兰确认了这一点：“我非常高兴接受您在1月2日来信中提到的职位。
库切在离开奥斯汀之前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但是在1969年1月12日毕业典礼上被授予的博士学位。虽然他没有达到聘任书上要求的1968年9月这一最后期限，但是布法罗大学还是聘任他为助理教授。库切在1968年5月27日写给新同事维克·多伊诺（Vic Doyno）的信中（在信中他亲切地直接唤他的名字而不是姓）说，康诺利教授已经为他安排了入职后最初几天或几周的住处：
我想我会尽快，特别是在我妻子和孩子到来之前，找到一间公寓。他们大约8月10日到。我不知道在布法罗找住处有多难，但是理想情况下，我想租一套距离校园一英里以内的、不带家具的两居室公寓（如果是独栋的房子，价格便宜也可以）。我不知道具体价格是多少。我猜要比在奥斯汀高一些，大概65到90美元……只要价格合理就行。我们作为租户的缺点是，有一个2岁的顽童。就是因为他，我希望租一个不带家具的地方，这样我可以放一些破家具，不用担心他破坏。
库切于1968年7月15日正式接受布法罗的职位。他与菲利帕住在萨科帕克大道24号的一栋房子里，后来搬到西奥克伍德广场127号。11月10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女儿，他们给她起名为吉塞拉·加布里埃莱（Gisela Gabriele）。两个孩子都在美国出生，自动成为美国公民。1971年，菲利帕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南非，库切自己生活在杜威大道334号的5号公寓。
库切到布法罗以后很快与新同事熟悉起来。继诺曼·N.霍兰之后出任系主任的是马库斯·克莱恩（Marcus Klein）。讲师中有创意写作作家，如约翰·巴斯（John Barth）和霍华德·伍尔夫，库切和他们成为好友，并一直保持联系。很明显，从他后来接受的采访可以看出，他在布法罗大学英语系的经历是非常愉快的：
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三年非常有趣。那是60年代，我所担任教职的英语系是全国最有声誉的系别。我见到很多优秀的人，有同事也有学生，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让我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当代哲学和批评领域开阔了视野。我想任何在那一阶段与那个系打过交道的人再回想，都会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9
二
在接受了布法罗教职以后不久，他被问及想教授哪些课程。1968年1月19日，仍然在奥斯汀的时候，他写信告诉未来的同事维克·多伊诺他的意愿。对大二的课程，他说他想教的课程按照偏好程度排列是：批判方法、英国文学概览、美国文学概览、经典阅读。对于高级课程，他想试试诗歌与散文的内容与结构，这也是他过去一直研究的内容。这些他希望放进课程讨论的内容后来也被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范本。他脑海中有一些从20世纪文学中汲取的例子，这使这个课程带有语言学倾向。此外，他打算开设散文小说风格与结构研究的课程，包括英国和美国实验小说，以及其他国别小说的英文翻译文本；英联邦国家英文文学，主要是澳大利亚和非洲文学，这可能会为布法罗大学英语系的课程体系增添新内容。还可以开一门关于庞德和贝克特的课程。
信的后半部分也表明他希望为自己的研究腾出一定时间：
课表里如果能有几天是没课的最好，当然如果不能这样安排我也不会抱怨。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周六的课程，如果没有，这是否意味着周二和周四的课程时长是90分钟？我特别不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傍晚时分去给那些精疲力竭的学生上90分钟的课。我不介意在周六或晚上教学（学生不用坐在那里盼着下课就立刻跑出去）。如果可以在周一、周三、周五各上1个小时课和周二、周四各上90分钟课之间选择的话，我选择前者。
不知道你们的图书馆是否有指定书目阅读区，这样教师可以将一些书籍或文章放在那里，供学生短时借阅（1小时、2小时、3小时）。如果您能在方便的时候发给我目前二年级学生的阅读书目，我将非常感激，因为这样我就知道他们大概读过些什么了。
1968年3月22日，维克·多伊诺告诉他，他未来的教学任务是两门讲述英国重要作家的课程。第一学期通常涵盖从《贝奥武夫》到乔叟、蒲柏和约翰逊这些作家，要向学生介绍各种批评方法。另一门课叫作文学、修辞与知识传统中的问题”。这门课针对每个人心中喜爱的不同主题。
在布法罗大学任教的三年中，库切所教授的课程涵盖大范围的文学方向与作家。他教授19世纪美国小说、文体学、语言学与翻译课程，涉及燕卜荪，叶斯柏、森威姆塞特和比厄兹列。在有关隐喻研究的课程中，他给学生介绍卡希尔、乔姆斯基、雅各布森和里法泰尔的作品。对于翻译课程，学生必须提交一篇或多篇翻译，最好是诗句，可以来自拉丁语、法语、德语、荷兰语、俄语或西班牙语。在这门课的介绍中，他写道：“如果学生自己没有从事过文学创作，我不建议该同学选这门课程。另外请注意，我的俄文和西班牙文不是很好。”在“伟大作家”这门课程中，他讲到《天路历程》《格列佛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等。他对这些书的思考也体现在后来的批评文章中。而《鲁滨逊漂流记》则是他1986年所写小说《福》（Foe）的互文对象。库切给学生布置的关于《鲁滨逊漂流记》的作业的独特性明显表明他已经准备好背离那些老生常谈：
写一篇五页左右的《鲁滨逊在慧骃国》，在这篇文章中，鲁滨逊从另一次船只失事中漂流上岸，发现自己到了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第四部分中描述的那片土地。（《格列佛游记》是17世纪20年代的作品，那时候《鲁滨逊漂流记》还未诞生。）
如果你在文章中，根据自己的角度努力对笛福或斯威夫特的方式加以模仿，这对你是大有益处的。
我不想强迫你陷入任何一种文体的束缚，但是我得提醒你，笛福与”现实主义”的字眼相关，而斯威夫特通常与“讽刺”这个字眼相关，这是有根据的。
你的文章可以节选克鲁索的任何经历让其发生在慧骃国。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添加注释来解释他在你描述的故事之前或之后发生了什么。
库切是布法罗大学英语系唯一来自非洲的教员，所以他被邀请讲授非洲文学这一门课程。这一安排很具有讽刺意味。他离开南非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的一部分，放弃他那殖民地的过去，但是他发现，他在接受大卫·阿特维尔采访时说，他的新奇价值却恰恰在于他的非洲出身。他那时已经读过知名南非作家的英语作品，但认为他们中没有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现在他要重读这些作者，并大量阅读在美国能找到的非洲文学作品。他发现戏剧，尤其是西非戏剧，比诗歌和小说更吸引人，但并没有什么真正迷住了他。但是，如果他想留在美国，他认为，他不管怎样要成为非洲方面的专家——一个他本人不会有多大热情的研究范畴。10
他还教授亚历克斯·拉古玛（Alex La Guma）的作品，这位作家在写作生涯早期被判处叛国罪，被拘留和软禁在家中多年，并于1966年永远离开了南非。库切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文章就是关于拉古玛的11，他的授课内容为他的文章提供了丰富素材。库切在给他的学生讲述南非文学的特色时，能够感到一种与同时使用欧洲标准衡量南非文学之间的张力。毕竟，在他生命的早期阶段，在隆德伯西家中的后院，他听过巴赫的《平均律键盘曲集》，如果要进行文学创作，他希望加入传统欧洲经典的行列，而不是拘泥于一个小殖民地的束缚。因此，他必须摆正自己非洲专家身份和对古老文学经典的推崇之间的关系。他之所以专门写了关于亚历克斯·拉古玛的文章，大概是因为拉古玛文字所描述的世界与大多数南非黑人作家所描述的不同，他写的是开普。12库切的根就在那一块狭长地带——从干旱的卡鲁的百鸟喷泉农庄，延伸到海边的开普敦。南非其余的地方对于库切来说，从很大程度上讲都是未知的土地。2009年出版的《夏日》是他部分虚构的自传体小说：一位虚构的传记作者要研究已故作家J.M.库切。这是开普敦大学的法语讲师苏菲给这位传记作者讲述的内容，和真实生活中，库切在《双重视角》中的陈述有着微妙的一致：
他就像许多白人一样，把开普，西开普，或许还包括北开普，视为与南非其他区域不同的地方。开普是一个自有特点的地区，有着自己的地形地貌、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这个神奇的开普省，有色人种根基很深，还有少数阿非利堪人，而非洲人却是外来户，是迟到者，还包括那些英格兰人后裔。13
库切在布法罗大学的授课笔记14显示，他开设的非洲文学课程（从书目上看都是英文书）的主题是探讨和分析非洲和美国社会制度的差异。他希望学生广泛阅读关于南非历史的书籍，并给他们列出书目。每个学生要交一篇和课程阅读书目有关的一个议题的论文。在南非作家方面，他建议除了亚历克斯·拉古玛以外，还应该阅读阿伦·佩顿、刘易斯·恩科西（Lewis Nkosi）、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和纳丁·戈迪默。在这个课程列表里，还有盖伊·巴特勒（Guy Butler）、杰克·考普、丹·雅各布森（Dan Jacobson）、索尔·普拉杰（Sol Plaatje）、威廉·普洛默、理查德·赖夫（Richard Rive）、奥立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波林·史密斯和劳伦斯·范德普斯特。他还建议学生读尤伊斯·克里格的英文作品。至于南非布尔文学，他让学生读《阿非利堪斯语诗歌英译》（Afrikaans Poem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中A.P.格罗维（A.P.Grové）和C.J.D.哈维（C.J.D.Harvey）的诗，以及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艾蒂安·勒鲁（Etienne Leroux）和F.A.凡特（F.A.Venter）已被译成英文的作品。
这门课的讨论或作业设置表明库切在教学中所要发展的方向：“传统祖鲁诗歌的社会功能；南非作家传记普及性的思考；战后阿非利堪斯语诗歌的逃避主义和/或参与倾向；西非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和群众运动；非洲葡萄牙语诗歌革命主题的处理；英语/法语版非洲作家传教主题的处理；奥立弗·施赖纳小说《非洲农场的故事》的社会背景；波林·史密斯世界的社会结构；劳伦斯·范德普斯特的长者态度（布须曼人、俄国人）；艾蒂安·勒鲁对社会现实的态度；杰克·考普小说中的南非洲社会；南非文学审查制度。”这其中许多主题在后来库切的论文中都有涉及。在讲述南非文学中缺乏革命文学的问题时，他在发给学生的介绍中写道：
为什么尽管政府对知识分子大规模镇压（教育部落化，文字审查，等等，等等），南非没有革命文学（即以语言为媒介的革命艺术）？为什么南非写作变得如此重复，以至于刘易斯·恩科西（Lewis Nkosi）呼吁如果不能写出一些关于目前政治局势的内容，南非的写作可以停下来，暂时不要发展了？
两个较为明显的答案是：第一，读书在南非是中产阶级的事情；第二，一本书很轻松地就可以在南非被停止印刷和/或流通。进一步的答案更有趣，对它们需要做更多的解释。那就是成名作家（至少作为作家）是缺乏政治好奇心的，而且，在他们的内心有一种潜在的反对革命的悲剧模式占了主导地位。
所以，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没有被触及，那就是，革命文学如何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最后的终点在哪里？
在现存制度消亡之后，文学的本质可能会出现。我猜那时它会以松散的形式在自传和现实描述中寻根。
1970年春季，在讲完塞缪尔·贝克特的课程之后，他请16名上课的学生对课程发表意见。在这门课程的整个过程中，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和游行进行得如火如荼，课程不时地被中断，有的时候甚至无法在校园上课，只能转移到库切的家中上课。从他收到的学生反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学生不仅觉得上课时很快乐，也认为他是一名出色的老师。一个学生写道：
我认为贝克特的课程是我在布法罗大学英语系里上过的最有趣的课程之一。我认为，文学应该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进行研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没有说教或形而上的规矩。在这门研讨课上，我头一次明白艺术家、艺术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学到了一种研究文学的新视角，并把这种所得放到其他阅读之中。我认为这门课程的高质量不仅来自教授这门课的老师，还有课堂讨论……当然最重要的是源自作家贝克特本人。
除了教学以外，库切从早期就一直参与英语系举办的非正式跨学科会议和专题讨论会。例如，1969年10月，他参加了议题为“语言理论与符号理论的美学问题”的会议；1970年4月，他发表了两篇论文：《南非革命文学的真空》和《文学中的语言研究》。另外，他受系主任邀请负责英语教师培训计划。他和布法罗的一些同事积极推动邀请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访问布法罗。索因卡是后来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库切在给校长马丁·梅耶森的信中写道：
我郑重地认为索因卡是世界最重要的两位非洲英语作家之一。他的突出成就在于为世界戏剧引入了复杂而生机勃勃的非洲约鲁巴戏剧。我相信，索因卡将是我校重要的财富，特别是对英语系、戏剧系和非洲研究项目尤为重要。
在这段时间，库切出版了他的第一批论文。除了关于拉古玛的文章以外，他根据博士论文写了关于塞缪尔·贝克特的文章。他对荷兰文学的兴趣一直持续着，这一点可以从他翻译的《煤气修理工叙事曲》（Ballade van de Gasfitter）中看出。这一叙事曲包括赫里特·阿赫特贝尔（Gerrit Achterberg）写的14首十四行诗，发表在期刊《匿名者》的1970年秋季刊中。多年以后，他将其大幅修改，并收录在他翻译的荷兰诗歌集《划船者的风景》（Landscape with Rowers，2004）中。在《双重视角》中，他有一篇文章是关于这一叙事曲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77年，最初出现在《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PMLA）第92辑上。这是自1941年以来，这本著名杂志首次刊登有关荷兰文学的文章。在《划船者的风景》中他援引阿赫特贝尔的诗歌的一个特征：
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由一个单一的、高度个性化的神话为主导：寻找那位弃他而去的心爱之人，这一找寻之路会将他引向死亡之地。阿赫特贝尔用一种典型的现代风格，对读者提出严格要求：俄耳甫斯神话进入《煤气理工叙事曲》的方式本身似乎就是神秘的。
库切在《煤气修理工叙事曲》研究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中心主题。这一主题在过去曾引发批评家们进行作者生平的研究。对于这组十四行诗，以及寻求用“我”来替代无效的“你”，库切将其引到存在的不完整性，正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我与你》（I and Thou）文章中所说的，当“我”与“你”的基本关系丧失，这种存在的不完整性就出现了。15关于这种“诗化的失误”，库切从其他文本中也找到了相似的发现。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在纳博科夫和巴尔特笔下转化为“虚拟自我的元小说评论”，并在贝克特的《无名氏》中发挥到极致。16
关于翻译，库切的评论非常前卫。他认为阅读文本的本质就是翻译，而每种翻译最终就是一种文学批评。17但是，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本质会给翻译带来问题，“找到这些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部分的解决方案则包含了批评的行为”。18库切以他翻译十四行诗集的第四首为例，该诗的前四行是：
Eindelijk is het kleine lek gedicht.
Ik zoek de spullen langzaam bij elkaar.
Mijn benen zijn als buizen lood zo zwaar.
Zweetdruppels lopen over mijn gezicht.
库切的翻译如下：
最后小的漏洞被找到并密封。
我慢慢地收集起工具。
我的腿已如铅管一般沉重。
大滴的汗水从我脸上滴落。19
库切指出翻译第一行遇到的关于“gedicht”的翻译问题：
英语中并没有一个同形异义词平行于荷兰语单词“dichten”：（1）补窟窿（hole），（2）作诗（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如果用“hole”就可找到“whole-hole-holy”这些谐音词了）。所以原诗就是围绕“gedicht”这个中心词的，表示：煤气理工漏洞的工作就如同诗人作诗的工作。20
很显然，从这个复杂的文本翻译讨论中体现的对词语准确含义的敏感性，可以看出库切对荷兰语和广泛文学知识的掌握。像所有译者一样，他发现不可能在英语中找到一个类似的相同的同形异义词替代荷兰语词语“dichten”，但是他马上在翻译第四首十四行诗前引入了“hole”这个词，从而期待诗和“洞”（hole）的愈合过程：“我是不是要敲击充满小洞的煤气管道？”21库切这种处理荷兰语与英语翻译之中的问题和关于hole和whole的文字游戏仍然可以从他的第二本小说中看到。在《内陆深处》中，玛格达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的：
我在这天地之间挪行并非像刀锋划空而过，或者是一个生有两眼的高塔，像我父亲似的，这儿如同一个洞孔，一个裹着身躯的洞孔，两条纺锤形的细腿悠悠荡荡地悬在下边，两条瘦骨伶仃的手臂左右摆动着，一颗大脑袋耷拉在上头。我是一个洞洞，哭着喊着想要填满自己的洞洞。22
1968年，库切开始了一项更大的翻译项目，翻译马塞卢斯·艾芒兹（Marcellus Emants）于1894年发表的杰作：《死后的忏悔》（A Posthumous Confession）。该小说后来出现在由波士顿德威恩公司出版的1975年第7卷《荷兰文学系列》中。第二版刊登在1986年伦敦出版的杂志四重奏》上，库切为此加入了一篇介绍性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收入了库切本人的文集《异乡人的国度》（Stranger Shores,2001）。第三版刊登在2010年的《纽约书评》上。
小说的主人公叫威廉·泰米尔（Willem Termeer），是他所在家族几代的生理和心理产物，同时他又注定与前代割裂。他的父母之间没有一丝爱意，母亲刻薄，父亲堕落。按照库切在文章中所说，他注定成为一个酒色之徒和施虐受虐狂。“从一开始，泰米尔就像个受害者，遗传法则、达尔文所谓丛林生活法则以及非人性化的社会机器，都使他成了一个受害者。”库切写道，“他的忏悔，他的自我分析，敲骨吸髓，撕心裂肺，其中虽也有诡谲、狡黠的自曝成分，但基本上是他向世人发出的痛苦的呐喊，目的是乞求世人的怜悯。”23艾蒂安·布里茨（Etienne Britz）在介绍该小说时写道：“泰米尔自我堕落的程度让人惊讶，就好像这种自我毁灭的程度可以让他得到愉悦的自我认识。”24库切将这一忏悔与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联系起来，认为卢梭在圣奥古斯丁之后，开创了“现代”个人忏悔的传统。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匿名叙述者以及艾芒兹的《死后的忏悔》都是这样的例子。库切认为，在威廉·泰米尔身上，我们能发现，“他在激情恐惧和嫉妒所造成的苦海中，无助地漂泊着，痛苦地挣扎着；最后一逃了之，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生活轨迹向其揭示的所谓真正的自我，因而变得瘦弱、怯懦而可笑”。库切也认为，“马塞卢斯·艾芒兹和威廉·泰米尔是分不开的：艾芒兹所创造的人物原本是块顽石，但偏要实施其乖张的计划，想把自己点石成金”。25
当被问及他为什么翻译艾芒兹的小说时，库切在2009年10月20日的一封回信中这样回答：
我在布法罗大学开始艾芒兹的作品翻译工作。这其中有多种原因：一、我对自然主义流派的作家感兴趣（包括左拉、吉辛、德莱塞，从一定程度上讲还有哈代），而艾芒兹属于这一流派；二、艾芒兹的作品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已经翻译成了法文和德文）；三、我想保持和提高我的荷兰语水平，而在布法罗那时的环境中，没有人对荷兰研究感兴趣。
然而，知情的读者会发现库切无论是在翻译，还是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总显现出一个模糊的、他自己生活的轮廓，和他一直感兴趣的主题：（通过萨拉·格特鲁德·米林和阿尔伯特·杜比尔）父辈的堕落和罪行，“盼望着能弄清楚我是谁的过错”。26库切在翻译泰米尔对童年的回忆时，熟悉《男孩》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有些像约翰对他母亲和同学保密的倾向：
做任何事，我都尽量冷静地考量。如果让我觉得该做一件事，那这件事必须足够有分量，能超越我的内在惰性，因为我总是更喜欢不做事。我的这种谨慎琢磨，与我那些精力充沛的同学格格不入，还有我总是怀疑地不愿屈从于任何一种冲动，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我守口如瓶，不动声色，不可靠。我是在长大以后发现这一点的，但即使是在孩童时代，我就觉得没有人能忍受得了我。27
《死后的忏悔》中的局外人威廉·泰米尔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孤独徘徊的场景令人想起约翰·库切曾绝望地徘徊在伦敦街头，不论在文学方面还是在处理同女人关系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任何进展。泰米尔也有想写出一些实质性东西的冲动，但是他的手稿被出版商退回来，被认为内容太琐碎。库切那时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像他所描述的泰米尔那样的“最大危机”呢？28他现在30多岁，除了学习成绩很好，在奥斯汀完成博士论文以外，他尚未取得任何他认为在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创造出来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要能超越他的自我，能作为他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展现给世界，并能给他带来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库切选择翻译这篇小说的原因，除了因为艾芒兹与法国自然主义流派的联系，以及这部小说尚未被翻译成英文的事实，还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他对泰米尔这个人物的个人兴趣。从艾芒兹的叙述者那里，库切已经发现了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写作的高强度，自己与泰米尔之间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他和泰米尔都困在不幸的婚姻之中。在1969年，他给参议员雅克布·K.贾维茨（Jacob K.Javits）写信寻求在美国永久居留的可能性，并得到了参议员助理玛丽·埃伦·麦克法兰（Mary Ellen McFerran）回复。几个月后，他写了回信。在这封写于1969年10月16日的信中，他说：“自从2月份我收到您非常有益的长篇来信以来，我经历了一些家庭问题，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因为我孩子的美国国籍而争取改变我的签证类型。因为有一段时间，似乎我和我的妻子有可能分居。但是现在家庭问题已经过去了。”
《死后的忏悔》开头是妻子去世，泰米尔在她的葬礼之后独自待在家中。库切的翻译如下：
我的妻子死了，被埋了。
我独自在家，和两个女仆在一起。
所以，我再一次自由了。然而，这种自由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我现在可以够得到我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想要的东西（我现在35岁了），但是我一直没勇气抓住它，也不会多么喜欢它了。
什么让我兴奋，我就特别恐惧什么。我恐惧一杯葡萄酒，我恐惧音乐，恐惧女性。我只有在常态的早晨，才能控制好自己，确定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夸张。
然而，恰恰是这种常态早晨的情绪，让我不能容忍。
没有兴趣——对任何人、任何工作，甚至任何一本书都没有兴趣。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毫无目的地踱步，两个女仆漠然且高度警觉的低语飘过来，就像被隔离的疯子听着远处看守的谈话，在高度神经质的生活中，带着最后一丝的渴望，只想着一件事，在这件事前颤抖，就像松鼠在蛇催眠般的凝视下发抖，这种可怕的生存环境，一天又一天，我怎么能忍受？
每当我看着镜子——这仍是我的一个习惯——我就会感到震惊，一个如此苍白、纤细、不起眼的小男人，目光呆滞，嘴形软塌塌（有人会说，真够难看的），竟然能够谋杀他的妻子，一个他毕竟以自己的方式曾经爱过的妻子。29
三
库切在布法罗大学教学过程中，他在美国的居留签证仍然是一个恼人的问题。1968年11月11日，在给英语系新任主任马库斯·克莱恩教授的信中，他写道：
当我申请现在这份工作时，我曾说我在美国的居留时限不能超过一年。三个月前，我给司法部写信，询问是否有机会获准再留在美国一年（1969—1970），如果不行，是否有任何的可能，将我的18个月逗留时限分成两份9个月，这样就可以覆盖1968—1969和1969—1970两个学年。
我现在已经收到了答复，指出允许我逗留的最长时限是从1968年9月1日开始算起的之后的18个月，而且这段时间不能被分成两段。这就意味着我将不得不在1970年2月28日前离开美国。
因此，我决定申请加拿大一所大学的教职，开始时间是1969年9月。对于这一做法，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非常高兴在这里工作。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继续待在这里。
库切决定向多所加拿大的大学探询可能的教职空缺。他写信给维多利亚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也发信给香港大学（有一个空缺）。在这些信件中，他都提到，他在美国的居留签证将在1969年8月到期。他补充说：“我是南非公民，但是南非共和国目前的局势让我非常不愿意回到那里。”他也随信附上个人简历。
在他收到这些大学的回信之前，布法罗大学开始代其申请在美国的永久居留身份。英语系想留住他，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校长的华盛顿代表已经同意将其教育签证延长。但是，正是因为他所持有的是教育签证，这要求他在签证到期前离开美国，并且两年以后才可以再次申请。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在国会里找到一个人，递交提案为他申请豁免。这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过程，申请人必须找到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提出个人提案，并进行游说。布法罗大学找到了纽约州资深参议员贾维茨，他愿意提起个人提案，申请允许库切无限期留在美国。30
为了说明自己的情况，库切在1968年12月11日，给布法罗大学校长助理罗伯特·欧奈尔（Robert O’Neil）写信介绍了自己的背景以及妻子和孩子的信息。他写道，他正计划在英语语言和文学领域从事讲师和研究员的学术生涯。他在得克萨斯大学和布法罗分校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已经开始了深入研究。如果他不得不离开美国，这一切都将被中断。
在得到欧奈尔回复之前，1968年12月13日，库切收到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G.H.达兰特（G.H.Durrant）教授的信件。达兰特给他提供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年薪为10500美元。达兰特说，他希望库切能讲授现代英国文学的课程，同时他也希望听听库切自己对其他什么课程感兴趣。库切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吸引力，但也愿意继续留在布法罗，因为这里有良好的学术环境和舒适的工作条件。他的同事也非常希望他能继续留在英语系。在1968年12月23日写给达兰特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不得不在接受温哥华的工作机会和在布法罗待到1970年之间做出选择。他说：
在您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它，因为我还没有从华盛顿收到任何关于签证申请的消息。我现在已经得到一些消息，但还不是非常确切，但至少让我可以权衡可选方案。我被告知，因为这次延长逗留期限只有三个月，所以我的申请很可能获得成功。但我得在1969年7月到8月间才能得到官方答复。根据现有信息，克莱因教授给我提供了续约一年的合同，尽管事实上，很可能在这一年年中，我就必须要离开。
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决定留在布法罗。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我觉得还有很多要向这里的同事们学习。
库切于1969年4月收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来信，问他是否还需要求职。他答复说，他本人已经被安排了1969—1970学年的教学任务。1969年2月27日，他收到香港大学的一封电报，该校给他提供一个讲师的职位。3月13日，他给这所大学回信，内容与给维多利亚大学的回复一致。
他觉得香港大学提供的职位非常有吸引力，并问及是否有可能在同年晚些时候重新给他这份合同。1969年4月10日，香港大学回复说，他们愿意继续为他保留这一职位，但他必须在1970年3月1日前表明是否接受。
在此期间，欧奈尔联系了玛丽·埃伦·麦克法兰，她同时也是参议员贾维茨办公室的移民专家。她认为库切的最佳策略是基于“移民法规的艰难条款”，申请免除两年回国居住的要求。另一个方法是提供有力的论据证明为什么把库切留在美国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但麦克法兰警告库切，国会在审议此类提案时非常严格，不会轻易授予这样的权限。因此，她更倾向于使用前一种策略。在写给库切的信中，欧奈尔援引了麦克法兰信件的相关部分：
论点应该是强调返回到南非共和国对库切的两个美国出生的孩子而言将非常艰难。应该给出所有可以想到的、正当的理由，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年龄被放置到充满种族歧视、缺乏平等机会的环境里会影响孩子的学前教育。他们母亲的艰辛，相应生活水准的经济因素，库切回去后的就业条件和专业发展可能对其产生的不利因素等都应该被提到。
欧奈尔建议库切在发出正式申请之前，将草稿发给麦克法兰过目。如果申请的理由是基于“艰难条款”，库切就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
1969年2月6日，库切按照欧奈尔的要求将草稿发给麦克法兰，同时抄送布法罗大学在华盛顿的代表罗文·韦克菲尔德（Rowan Wakefield）。在信中，库切大概介绍了他在得克萨斯州的短暂停留、他的求学生涯和他在布法罗大学的工作。他申请豁免外国人的居住要求条款，主要依据是他的两个孩子都是美国公民：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特别是我的大儿子被放置在南非种族隔离的环境中，而种族隔离在教育系统和社会总体结构中无处不在……南非法律要求所有的教育必须实施复杂的种族隔离，纯种白人孩子、混血的孩子，和“纯种”黑人孩子要在不同的学校学习。此外，它要求每一个种族群体内每个孩子用本群体的语言学习知识……这些法令的官方理由是，使孩子处于“自己的”群体之中，但很显然，其中真正的原因是：一、保持完全的种族隔离；二、为维持布尔人在白人中的优势，阻止新一代从阿非利堪斯语到英语的自然过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南非通过大量的法规推进种族和语言的分裂。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逃脱其影响（我出生于1940年），但我的儿子逃脱不了。从种族上讲，他是白人，因此，将被放置在一个独立的白人的学校。他现在在家里说的语言是英语，不过，他很可能会被要求去上一个阿非利堪斯语的学校，因为，尽管事实上我是一个专业的英语老师，但我的前辈都一直是阿非利堪人。我妻子的家庭也是这样的情况。
因此，这种双向隔离的结果是，我的孩子在早期、最易受影响的年龄，接受了一种纯白人教育，但学的语言很可能是一种陌生的语言。我不用强调后种可能性会产生令人不安的结果。我想强调的是种族隔离教育的影响，在一个社会里，种族隔离被接受为生活的一种常态方式。种族隔离是南非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它的背后是非官方的白色优越的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白人都会认同这两种观点，唯一的例外只存在于学术团体之中。在南非是没有办法让孩子远离种族隔离的日常表达的，也无法摆脱它越来越明显的表现（隔离的住宅区，隔离的就业和教育，隔离的公共汽车和火车，日常白人对非白人的非难，各种族间交流的缺乏，宵禁等等），更不要说黑人怨恨的表达。当他去学校，他不仅不会听到任何人批判种族隔离的意识形态——国家雇员因为自己的官方身份自然不会提出批评——他反而更可能听到他的老师在接受和加强这种意识形态。
我无法想象一个孩子被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不论时间长短，这个不幸的孩子心灵上能不受到影响。而我在上面谈到的对我的大孩子的影响，对我的幼子也有同样的影响，只是程度会低一些。
在讲述了他的孩子如果返回南非可能面临的艰辛以外，库切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尽管这一申请是代表我的两个孩子提出的，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将不可能被允许长期在南非拥有学术职位。南非只有四所英语高校。和所有的其他大学一样，他们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其中一个学术职务的要求是不可以教授”共产主义”。因为在南非官僚的脑海中，“共产主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推广共产主义目标”，而南非共产主义者公开声明其目标是实现成人普选，根据这个定义，我就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的是，在过去的两年，法律越来越严苛，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大学水平的明显下降。）
最后，我要说明我的两个专业领域之一是非洲文学，目前我在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这门课程。在南非大学是没有这样的课程可以教授的，而我课程里讲到的大多数南非作家的作品在南非本土是被禁止的。
库切的结论是：
总之，我申请豁免海外居住要求的理由有二：一、如果我的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长期居住在南非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他们在心理上和道德上产生的困惑将是有害的；二、我可能不能从事我在美国所从事的职业，这也会给我的孩子造成困难。
虽然有人会觉得有些夸大，但库切在信中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为什么他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继续在美国生活。夸大的例子也有，比如说：尽管是在严格的种族隔离时代，但很难想象南非政府将不顾外交反响，强迫一个拿美国护照、以英语为家庭语言的儿童到一所用阿非利堪斯语教学的学校去学习，原因只是孩子的祖先是阿非利堪人。但库切现在是在与政客打交道，他们与学者的角度是不同的。
1968年2月13日，麦克法兰给库切回信。她指出，他并没有明确说明他回到南非是不是能找到学术工作。如果能找到，他的薪水将是多少。他要出示证据证明，他曾为此写过信件并在这方面得到过答复。他还应该提供证据，比如报纸剪报或朋友的信件等，说明他很可能找不到工作：
你有举证的责任……不仅需要信件，还需要证明文件。你必须有文件显示政府会歧视你和你的妻子，但最重要的是……请记住我们的法律规定是美国公民将面临的特殊困难。您必须出示文件证明，即便是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孩子，回到南非也会受到这种歧视教育。
他还必须提供证据说明南非的四所用英语教学的大学，会根据国家法规将他列入共产党员的类别，并会因此拒绝雇用他。因此，她建议他向这几所大学申请，然后将申请结果交上去。此外，他还需要用相关档案证明，南非的学校教育对于一个美国出生的孩子将会有多么不利：“幼年期的儿童是最易受影响的。他们是美国人，美国人不应该被放到这样的环境中。不要那么正式地像写书……高举美国国旗，祝你好运气！”另外，他还应该申请改变他的签证状态。
对此，库切向四所南非大学（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罗德斯大学、开普敦大学和纳塔尔大学）发出问询信，询问他们讲师的薪级。1969年10月16日，他提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申请。库切这个时候省略了相对站不住脚的说法，就是他的两个只会讲英语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出身而被放到阿非利堪斯语授课的学校。他引述了肯尼思·B.克拉克（Kenneth B.Clark）书中的发现。该作者在《偏见与你的孩子》（Prejudice and Your Child,1963年第二版）中曾进行一项研究，研究种族偏见对美国儿童的影响。克拉克声称，除去其他方面，在美国社会中经历过种族偏见的白人儿童会被教导出一种优越感：
这种文化许可，有时甚至鼓励他们敌视和侵犯整个群组的成员，因为那些人被视为比他们自己要弱势。他们往往会产生不同模式的罪恶感，进而将其合理化，或者采用其他必要的机制，使自己无法认识到对少数群体产生不切实际的恐惧和仇恨的不公正性。
如果这些针对美国群体的研究结果是真实的，那么库切在他的信中辩称：
不言自明的是，他们在南非更将是百倍真实的现实，在那里，白人人口中大部分都觉得自己是陷入困境和受到威胁的少数人群体，因此每天都处于偏执妄想的精神状态之中。
那么，在此证据基础上，我想说将我的孩子们暴露在南非种族隔离的氛围中，对于他们来说将充满伤害和艰辛。我想再说一次，我的两个孩子是美国公民，我希望，上帝保佑，他们都能在美国长大。在我看来，暴露在现今南非之中，他们将处在精神暴力和错误的教育体制之中。
他的第二个论点是，他还不肯定能否在南非找到一个等同于布法罗大学的学术职位。尚有空缺的学校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和纳塔尔大学。他们提供的薪金是他目前收入的54%左右。此外，他在1963年离开南非后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按照南非的法律属于犯罪行为。根据南非在1962年和1963年通过的法律修正案，他将面临的最低刑期是五年监禁。库切说，他曾于1969年4月14日，在克拉伦斯高中演讲时指出南非的政权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南非的内部变化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利益，如果联合国能够介入干预，这种变化的暴力成分将有所减轻。比如干预的方式可以是对南非港口全面封锁等。因为他所公开宣扬的这些意见，如果他回到南非，起诉将不是唯一的惩罚，南非内政部长已授权禁止任何人表达他认为有颠覆性的政治观点。他附上了一篇约翰内斯堡星报》的文章：关于三位被禁讲师的命运。他的总结与最初的申请有所不同：
总之，我申请豁免外国人居留要求的主要理由有三个。第一个也最重要的一个是，我的孩子。他们是美国公民，将因为被暴露在南非的种族氛围中而深受其害。第二，作为他们的抚养人，如果我回到南非，我抚养他们的能力将非常明显地减弱。第三，鉴于我公开表达的政治观点，如果我回到南非，将受到起诉或查禁。
库切发现，要得到当局的答复需要很长的时间。直至1969年底，他申请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的事宜没有任何进展，而他的签证就要到期了。因为情况不明朗，10月29日，他为自己和家人申请了加拿大的永久居留。1969年10月13日，他给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系负责人R.M.乔丹（R.M.Jordan）教授写信询问前一年12月份为他提供的助理教授职位是否还在。但那一职位已经没有了。显然，他不太打算接受在香港的职位，但他申请了在荷兰海牙的一个语言学家的职位。不知道他的申请是否有回音，如果有，那也没有保留在现存文件中。
1970年2月13日库切收到美国司法部的裁决。他的申请被拒绝，原因是他所提出的理由每一个来自南非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的案例并不适应法律所规定的“特殊困难”。1970年2月25日库切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详细陈述了他上诉的三个理由。同年4月2日他收到司法部的回信，该信一一反驳了他所陈诉的理由，并驳回他的上诉。
人们可能会奇怪，库切本来可以预见，延迟批准他的申请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他为什么还要拒绝加拿大和香港为他提供的职位？这大概是因为他对布法罗的忠诚。他很高兴与他的同事（自由主义者们）在一起共事，他从中找到了友谊。他们最终对结束越南战争无能为力，就像在库切自己的国家，那些自由主义者对强制的限定以及种族隔离无能为力一样。不管什么原因，当时他的签证仍然有效，他别无选择，只能等待接下来几个月的到来。
四
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引发的局势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明显恶化。现在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战争，只有26%的人支持约翰逊的政策。校园里不断发生抗议和骚乱。约翰逊也不妥协。越南战争升级。美国用最现代化的武器部署，破坏了越南大部分的区域，但是并没有动摇共产党人的意志。除了从空中轰炸，美国人也发动化学战，这引发了来自其他国家和美国内部的强烈批评。约翰逊的继任者，尼克松总统，继续维持攻打越南的政策。美国公众要对这场战争的道义问题进行令人不安的考量。每天晚上，美国人民可以从电视上亲眼看到越南发生的暴力与邪恶。作家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写道：“观众可以从他们的屏幕上看到，攻击结束后）南越士兵咧嘴傻笑着，洗劫越共士兵尸体上的钱财和其他贵重物品，他们还洗劫广播电台，偷走里面未损坏的设备。”31
战争结束多年以后，住在当时交战区域的居民霍谭丹（Ho Thanh Dam）仍记得美国轰炸机袭击广宁的情景：
轰炸在早上8点左右开始，持续几个小时。在听到第一个爆炸声时，我们跑进掩体，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得进来。在轰炸暂停期间，我们中有些人爬出来，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结果发现场面十分可怕。尸体已经被炸成碎片，四肢挂在树枝上或散落在地上。然后轰炸又开始了，这次用的是凝固汽油弹，整个村庄陷入火海之中。凝固汽油弹击中了我，我一定是疯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烧了个透，像木炭一样，我失去了知觉。同志们把我送到了医院，我的伤口直到6个月后才开始愈合。这次突袭中有超过200人丧生，其中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嫂子和3个侄儿。他们是在掩体坍塌时被活埋的。32
随着战争的升级，布法罗校区几乎每天都出现冲突，不仅有针对战争的抗议，也有对布法罗大学当局的不满。1969年9月8日，当时的校长马丁·梅耶森宣布，他将在1969—1970学年长期休假。后来他因为在紧要关头放弃了大学的行为而被人痛骂。布法罗大学助理教授布鲁斯·杰克逊（Bruce Jackson）写道：“坏人横行的时候，他扔掉自己的工作，躲开了。他再也没有出头。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一直帮助他，现在他根本不支持也不帮助我们中的任何人。”33一个没有经验的管理者，副校长彼得·F.里根（Peter F.Regan）接管了梅耶森的职位，成为执行校长。早在1969年11月，里根发出过一个通知，就已经表明他不是合适的人选。他在通知中说，校园无节制的暴力、骚扰和恐吓处于“邪恶且令人不安的趋势”中，并表示担心言论自由受到暴力的损害。他警告说，为了维持校园秩序，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可能必要的、外部或内部安全部门介入的措施，以防止……入侵”，这一方案并不排除警方的介入。
1970年2月25日（星期三），校园骚动升级，27人严重受伤，一些人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其中5人是警察。当时校园局势非常紧张，出于安全考虑，在海耶斯楼里的工作人员以及行政部门都搬到了一个新租用的建筑里临时避难，等待校长的指示。然而校长里根根本没有露面，在之后的几周内，他也没有任何指示或建议。当一群学生聚集在大楼前面，并开始高呼“我们要找里根”时，他们发现30名学校保安堵住了大学校园的一个入口。学生们用石块和其他武器驱散了校园的保安，结果布法罗警方赶到平息骚乱。2月25日，在里根的要求下，400余名警察戴着头盔，手持警棍和对讲机进入学校以防止进一步的破坏性示威。3420名学生被停学，并被禁止进入校园。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被封校。3月5日，人文学院理事会召开会议。通过激烈辩论，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几项决议。其中包括：
（1）鉴于3月5日代理校长里根的做法明显侵犯了被停学者的学术和政治权利，我们要求立即解除对学生的停学决定，在被裁定违反法律之前，不能对学校任何成员进行惩罚。
（2）鉴于学校当局在2月25日，即上一个星期三晚上将警察召来的鲁莽行为，鉴于一直以来，校方拒绝或未能与校务会成员进行坦诚有效的沟通……我们对代理校长里根的管理能力表示不信任。
里根毫不理会这第二项决议，但法院颁令废除了对于学生的停学惩戒。1970年3月9日（星期一）历史系教师要求里根引咎辞职，原因就在于他不按照学校规定程序，擅自将警察召入校园，让某些学生停学，不与老师及学生沟通，缺乏诚意。历史系教师声称，警察驻扎校园在学术上是不能容忍的，这导致教师无法继续教学。35尽管有这些批评意见和解除封校的要求，警方仍然留在校园里。
经过两天相对平静的日子，1970年3月15日，一个寒冷但晴朗的星期天，12点45分，45位讲师聚集在海耶斯楼前和平抗议警方驻扎校园。他们在校长办公室静坐，并要求与校长谈判，以解决学校内部政策处理中的问题。库切是这45名教师中的一员。他的英语系同事威廉·邦恩William Bunn）教授后来回忆说，库切在政治讨论中并不健谈，但对他和其他44位教师来说，大家都相信言论自由是问题的关键。3645位教师向当时的副校长爱德华·多提（Edward Doty）提交了声明：
彼得·里根和他的管理机构蔑视教师教务委员在3月11日星期三向校方所提出的建议：马上将警方从校园撤出，必须为周四的事件负责。因此，我们这些学院成员将占据这些场所直到1）警方从校园中撤出，2）解除禁令。
多提打电话给当时在家的代理校长寻求指示。然后，他告诉等待中的教师说，校长不会见他们。他又补充说：“如果你们不在五分钟内离开，会因擅闯罪被逮捕。”大家仍在那里静坐，并告诉多提，如果代理校长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将继续留在那里。接着，他们被警方逮捕。虽然他们并没有戴上手铐，但所有45个人都被逐一拍照，留取了指纹。他们的口袋被掏空，所有个人物品被没收，包括皮带和领带。他们可以系着鞋带，但所有的眼镜都被拿走，这对近视的老师非常不方便。371970年3月16日星期一，在监狱里待了一天之后，45个人被控告藐视法律和非法侵入，可能的惩罚是监禁一年或罚款1000美元。进一步的刑事控告由纽约州立最高法庭审理，他们可能会被判入狱三个月或交250美元的罚款。最后，汉密尔顿·沃德（Hamilton Ward）法官认定他们都有罪，判处30天的监禁，可以上诉。在他的判决中，法官非常激动：
我希望你们深深记住这里是有司法的；我希望你们记住是法院在做出命令。你们更应该遵守法律，因为你们担负着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的责任。38
整个事件充满政治色彩，显示了里根右翼管理机构的实力，他表明如果校园还不能恢复秩序，警方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在这45位老师被捕之后，他们收到了威胁信件和骚扰电话。当地的报纸刊登了一些读者对这次逮捕事件表示愤怒的来信。然而，在这些声音之中，大多数对讲师的行为持批判态度：“为什么现在的学生会如此思考和行动，看看这些被捕的45个老师就知道了……他们应该是煽动目前校园动乱的始作俑者，应该被指控……其他大学的书呆子和’知识分子中的势利小人’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应该被解雇……这45个老师一定是有意为恶，要么就好像在炸药厂点燃火柴的家伙一样蠢。不论是哪一种情形，他们都必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应该把他们从我们的教育系统中踢出去。”39
约翰·赫德尔斯顿（John Huddleston）捍卫他的同事们：“我为我的45名同事感到自豪。他们愿意牺牲自己，让人们关注到校园所发生问题的真正原因——校方对大学社区、学生和教职员工的需求毫不关注。在利用当地政客和警察官员的残暴时，校方已经将镇压升级到将大学变成警察国家的危险地步。”40历史系发出信件呼吁大家给予经济支持以应对未来的审判。该信指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一所大学的讲师在和平抗议之后被逮捕和羁押，而代理校长却对此事保持沉默。莱斯利·费尔德（Leslie Fiedler）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和小说家，当时是布法罗英语系讲师，他说那时对45位教师采取的行动“完全是前所未有的”。41在1970年3月19日写给里根的一封信中，本校13位著名教授表示了他们对45位教师的同情：
根据我们对这些教师能力的了解，和对于他们的尊敬，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主要原因是出于他们对学生的同情，出于要证明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的愿望。如果大学要继续生存，我们必须区分清楚暴行与有良知的行为之间的区别。我们坚信，这些人当日的行为是有良知的行为。
1970年5月5日，人文学院理事会得出以下结论：
目前校园处于法律体系下，州最高法院法官汉密尔顿·沃德发布强制文书，运用仲裁和判决的手段来解决纷争。这就意味着，这个校园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自治，没有管理机构能够做出重要的行政决策，更重要的是，没有行政部门愿意并能够积极调解和解决纠纷。本届管理层的姿态已表明并将继续持续下去：“如果遇到麻烦，我们处理不了，我们就打电话给警察，逮捕鼓动者和挑衅者，然后让法官判他30天监禁或更长时间，把他们打发到伊利县监狱去。”
学院理事会认为用强制令来执行法律和维护社会及大学校园治安是一种笨拙、不妥的方式：“强制令往往是在恐吓和镇压异议的声音；用标准的法律语言来描述，它们有一个’寒蝉效应’……人们不敢就美国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做出任何谈论。”出于这个原因，学院理事会要求想办法减轻这一禁令给45位教师带来的明显损害。具体来说，学院应该追究行政部门不作为的渎职行为，追究（数名）懦弱的官僚管理者的责任。此外还建议如果行政人员被指控的罪名成立，他们应被要求立即辞职。
一年后，45名教师被法院裁定罪名不成立。（1970年4月，里根被迫辞去代理校长的职务，同年8月底生效。）纽约州最高法庭也驳回了对大学制止和干预聚会违法的指控。1971年6月8日，代理教务长托马斯·康诺利（Thomas E.Connolly）写信给库切表示祝贺，因为“布法罗45人”案的所有指控被撤销：
在面对严厉的处罚和财政负担之时，您和您的同事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站在道德立场直面这一严重的问题。在那个时刻，和平示威、反对压迫是正确合法的观念几乎消散，您所遭遇的一切几乎要证明一切在往反方向走。现在和平集会的权利得到维护，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夏日》里指出这次逮捕是库切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扼杀了他留在美国的机会。国会里没有人敢在政治上与任何被指控抵抗战争和公共暴力的人发生关联，为其提出个人议案。在该事件后，参议员贾维茨通知学校，他不会继续为库切的事情申诉。尽管对他的指控全部撤销，但是他的逗留延长申请也失败了。42库切在1989年写给理查德·A.西格尔考（Richard A.Siggelkow）的信中说：
在静坐事件之后，我在布法罗教书一直到1971年5月。和45人中的其他人一样都被撤回指控，但是因为我的违法案底（尽管后来上诉成功），我的签证在移民和入籍当局看来极为复杂。我的再入境签证被撤销，使得我不能再回美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1971年决定辞职，并离开了美国。43
1997年，他在接受记者乔安娜·斯科特采访时说：
1970年，在反战示威的高潮时，我确实在布法罗被捕，但并不是因为参加了这样的反战示威。当时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校长弄来数百名警察驻扎在校园，然后他自己从办公室撤退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我和40多位教师对此表示抗议。在我们看来校长这样管理学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这会形成一种高压气氛，教学和学习无法进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同事去校长办公室，在校长同意来与我们见面之前拒绝离开。结果，他没有来，警察倒来了。我们都被逮捕，被控非法侵入，且被判罪名成立。一年后，经过上诉，罪名被推翻。这就是事件的历史……如果我现在仍在美国，我应该是另一个不同的人。我将有一段不同的历史。我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回答你的问题了。44
当库切在等待当地法院和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时，菲利帕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库切的未来，以及她和孩子们的未来，一直都被蒙上了不确定性。比如，按照最初的想法，他们可能会在布法罗再待上一年，然后去别的地方，比如加拿大。接下来，又有可能继续在布法罗，因为参议员贾维茨会为库切提出永久居留申请。然后他们的整个生活因库切的被逮捕以及接下来如果他被定罪将被驱逐出境的可能而被统统打乱。当贾维茨决定不再为库切出头，他们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库切不再有留在美国的有效签证了。但是，如果他现在离开这个国家，就可能被理解为逃避法律。因此，他们处于两难之中。菲利帕决定带着孩子返回南非与她在约翰内斯堡的父母待在一起，等着库切把这些烂摊子解决好。作为孩子的母亲，她被允许合法离开美国。1970年12月，她和孩子们离开了美国。
库切已经从布法罗大学申请休假一段时间，他以为他可以在重新拿到签证之后，回来继续供职。因为他的情况未定，他给美国当局写信承诺，如果他的上诉失败，他会返回服刑。在此基础上，他被允许在1971年5月离开美国。到了1971年11月，他仍然不能确定他是否能重新回到美国，于是他问询当时英语系的新任主任J.I.弗莱德林（J.I.Fradlin）教授，他的无薪休假是否可以进一步延伸：“我最近正完成一本书稿，内容关于非洲研究。另外正着手开始写作第二本关于语言文体学的书籍。现在我想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之中。”
五
校园里一片动乱，是否能被授予永久居留权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状态下，库切开始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创作。1983年12月4日，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詹妮弗·克鲁伊斯-威廉姆斯（Jennifer Crwys-Williams）的采访时，他说：“1970年1月1日，在纽约州布法罗市，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小说。1970年我的新年计划就是写一本书。我对自己说，如果不在今天坐下开始写，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坐下来写？”
在这次采访后不久，他的第四本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 & Times of Michael K，1983）出版，为其赢得英国布克奖。他还表示：“我的第一本书《幽暗之地》是最难写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从写出了那本书，一切就变得容易了些，但仍存在困难。这不是一个坏兆头。因为如果一本书很容易写，那一定有什么东西出错了。”
在布法罗，库切开始了《幽暗之地》的创作。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他曾着迷地研究了南非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在奥斯汀的图书馆里，他继续全神贯注地从早期书籍收藏中继续这项有趣的探究。他阅读两个世纪之前，荷兰、德国、英国出版的旅行日记。坐在伦敦或奥斯汀的图书馆里阅读着关于开普敦街头，那些他曾走过的街头的故事，这种感觉很奇怪。更让他感兴趣的是那些关于老开普敦的记录，讲述旅行者坐着牛车向卡鲁的半沙漠内陆深处挺进，可能接连几天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还有一个幸运的巧合，他在早期书籍中遇到了一个与他同姓的人的记录：雅克布斯·库切。该人在18世纪后半期，沿好望角北部的西海岸向纳马夸兰挺进，并穿过奥兰治河。如果他要使用这材料作为小说的素材，他在开始写作之前就要确定自己所看到的是那个世界的真实反映，他要让自己的写作源自这些材料，尽管同时要插入一些材料中出于各种原因而闭口不谈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够超越那个时代的知识视野。他要体现的是“过去了的世界的通识”。45他必须知道如何忘记某些事情，但他还必须知道要忘记什么。
但是在同一时间，他又想以布法罗日常发生的事情为基础，根据眼前他不得不面对的残忍现实，创作一些东西。奇妙的是，布法罗发生的事情与200多年前南非内陆探险者所经历的内容可以产生共鸣。他在电视里看到的越战的恐怖给他提供了关联的连接点。
在布法罗，他开始这第一本小说的创作，最终它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包含着许多微妙的并行事件、交叉引用和相关的场景。1971年5月，他登上了飞机，飞往他曾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逃离的祖国，带着一份完成了一半的手稿，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