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J.M.库切传记的研究开始于2008年7月，当时我重新阅读了他所有已经出版的作品并初步查阅了相关文献。我深知，我所研究的主体是一位著名作家，是世界各地大学英语研究中的核心人物。关于他作品的硕博论文有五百多本，而研究他的小说的专著，也犹如雨后春笋般以各种语言不断问世。12008年9月，我在南非格雷厄姆斯敦国家英语文学博物馆（NELM）里查阅了大量关于库切的研究资料。2009年3月，我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亲自拜访了库切本人，并在那里对他进行了为期两周深入细致的采访。在一位助手的帮助下，我大量复制了他授权我使用的文档，并探究了那些仍由他本人保留的手稿。对于其他的更多信息，在库切的帮助下，我与相关人士进行了联系。2010年1月1日我开始着手撰写书稿。在写作过程中，我继续调研，并于2010年4月到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访学，那里存放着大量库切的手稿。22011年9月本书第一稿完成。
2009年3月我到阿德莱德采访库切时，他告诉我，最让他担心的是传记中事实信息的准确性，但他绝不会干扰我对事实数据的解释。
从一开始库切就表现出非常合作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热情。对于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都做出简洁的回答，但他不想被拖入任何臆测之中，尤其关于他的作品该如何阐释，他不发表意见。就连我问他觉得哪位批评家对他作品的评价最接近他的本意，他也巧妙地转移了话题，避免对此类问题做出任何答复。对于一些敏感话题，比如他与前妻菲利帕·贾伯（Philippa Jubber）之间的隔阂与离婚，以及儿子尼古拉斯的死亡和女儿吉塞拉的疾病，他毫不回避，简洁明了并尽可能客观地回答了我，不论真实情况多么令人不安。
二
对于像J.M.库切这样的一位作家，研究他生平是否有意义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90年特丽萨·多维（Teresa Dovey）在她的著作《J.M.库切小说研究》（The Novels of J.M.Coetzee）一书中指出，在处理像库切这样的人物时，个人传记并不是那么的重要。3另一位库切作品研究专家大卫·阿特维尔（David Attwell）在其著作《J.M.库切：南非与写作策略》J.M.Coetzee: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1993）中也非常赞同地对此进行了引用。4
多维和阿特维尔在发表这些言论时，库切的自传体三部曲《男孩》Boyhood，1997）、《青春》（Youth，2002）和《夏日》（Summertime，2009）还没有出版。但是，即便是在这三部曲出版之前，研究者可能已经在库切的作品中嗅到了自传的味道。比如，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Dusklands，1974）中，他戏拟了他的祖先与他自己的历史。尤金·唐恩（Eugene Dawn）在《越南计划》中要向一位名为库切的长官汇报，而在《雅各·库切之讲述》中，“J.M.库切”作为翻译者给小说加了一篇后记：他的“父亲”对18世纪先人“最初”叙述的后记。如果研究者知道库切家族的农场——百鸟喷泉农庄——零星地构成了他第二本小说《内陆深处》（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1976）的背景，他们在那本书中也可以找到自传的痕迹。
在库切的小说《男孩》出版之前，人们普遍低估了库切小说中自传成分的重要性，但到了2005年，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问世以后，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是这样评价库切的自传体创作的：“当库切的传记作者去探究库切的生活与小说之间的联系时，会有大量的材料可以使用，因为即便是从目前公开的极小一部分传记信息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小说是从他的个人经验与困惑中编织出来的。”5
库切自己不止一次地将自传作为一个文学类型来谈论，并在开普敦大学教授就职演讲上以此为主题做了首场演讲。6在他看来，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他的文学批评，都是他的传记，因为他往往要对传统进行评判，要么是与之站在一个战线上，要么是站在对立面；他也会评判一些作家，或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其“产生影响”，或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当一个作家着手记录自己的生活时，他会从记忆的闸门内甄选。库切在接受大卫·阿特维尔的采访时曾经提到“在自传这种自我写作的形式中，你不得不尊重历史事实。但是尊重哪些事实？尊重所有事实吗？不是的，因为所有的事实实在太多了。你要选择那些符合你不断演变的特定目的的事实”。7
因此，对于库切而言，在自传体写作中，作家对事实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他绝对忠于事实，他也只是在众多的事实中选择了一些为其所用，这样一来，真正的传记与虚构的传记之间的关系就绝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了。这就是为什么库切告诉阿特维尔，“所有的自传都是在讲故事，而所有创作都是一种自传”。8艺术家的创作目的不是为了忠实地再现事实，而是要使用与处理事实。通过选择与排序，艺术家能比历史学家更接近完整的真相，因为历史学家往往要被事实所约束。正如马丁·范阿梅龙根（Martin van Amerongen）所说，自传并不是一份可以核查的简历，而是一种阐释，有时甚至是一件全面且自足的艺术品，具有独特的法则与规律。9事实上，詹姆斯·奥尔尼（James Olney）认为“自传作者一半是在发现，一半是在创建并设计一种更深层次的真实，他们并不拘泥于史实”10。
随着《男孩》《青春》和《夏日》的出版，库切作品中的自传元素更加明显，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更具有欺骗性。在《男孩》和《青春》中，库切公开声称，它们是小说体自传，虽然他可能有些夸大这两本书中的虚构部分。在这两本书中，尽管库切运用了一个疏离的叙述者来讲述男孩和青年的经历，但是其中的细节与库切本人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吻合的。我大胆地认定，特别是在库切的作品《男孩》中，许多内容都是有据可查的。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我之前已经多次亲自探访了库切的百鸟喷泉家庭农庄，也与库切的多名亲属交流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夏日》是这三部自传中最令人难以捉摸的一部。正如该作品中的人物所说：“库切自己写下的东西不能被采信，不能作为一个事实记录——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撒谎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虚构作品的写作者。”11在《夏日》中，库切重新排列了史实，以便能够更深层次地阐述真相。
任何库切的传记作者都不得不仔细考虑真实与虚构之间这种非比寻常的关系，以及库切所用的相关且含混的叙事策略。他将不得不考虑到作家明显是在回避作者的责任，特别是要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夏日》。即使在《凶年纪事》（Diary of a Bad Year，2007）中，库切的叙事策略也没有使读者从头至尾地认为书中虚构作家的观点就是库切本人的观点。在一篇关于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传记的文章中，库切显然很是赞赏这位俄国作家的写作方式，他将其称为复调小说，他认为在真正的复调小说中，并没有主导的作者意识，因此，也没有谁强调真理或权威，有的仅是相互抗争的声音与话语。12库切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所采纳的正是这种叙事策略。
因此，与罗兰·巴尔特一样，库切断言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13在我看来，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像库切一样，将济慈所说的那种本质上既无身份又无特定观点或态度的变色龙作家发挥到了如此极致的程度。这也使得传记作者的任务更加复杂，且不论捕捉这样一位作家的生命轨迹这一活动本身是多么的诱人和具有挑战性。
然而，库切传记不必仅以增进读者对库切作品的理解为要义，亦不必刻意追寻传记文字和文学批评的关联。这位作家的生平事迹与他的卓越成就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他非凡的小说激发了人们对他的兴趣。尽管库切的这种关乎自传文学、极富创意的游戏，很容易让人们关注传记作者与作家，或是传记作者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但是库切在小说创作中使用的自传元素并不能证明他所写的就是一部传记。当然，传记作者更容易犯“传记谬误”——在投射传记对象生平的过程中扭曲了其小说原本的意义。作家关于自己生活经历的再创作很可能误导传记作者，这一点传记作者要谨防，他不能把小说中的内容当成事实，他需要超越小说，在小说之外找寻事实真相。
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可以报道作家的写意人生，通过其写作对象为自己——既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创作的世界。这就是传记作者与小说家的不同任务，也正是这样，传记才具有一种传递真实的权威力量。
三
在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我首先要感谢J.M.库切，是他欣然接受我的采访，并给我提供了他手头的文件。在写作过程中，他通过电子邮件回应了我提出的诸多与事实相关的质疑。他说他希望书中提供的事实都是正确的，但对如何诠释这些事实数据，那完全由我来掌握。他也不希望在该书出版之前看到手稿。凡是对他所提供文件的引用，我都已取得他本人的许可，其他的引文，或来源于他拥有版权的信件，或来源于尚未付梓的手稿，笔者也都逐一征得了他本人的许可。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库切的出版商，在库切的协调之下，他们允许我引用库切的出版物。对库切作品版权的鸣谢见于书尾。我也要感谢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是他们为我提供了库切的手稿和复印件。自我在2010年4月访问之后，这些藏品已转移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并永久贮藏在奥斯汀的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re）。我要感谢得克萨斯大学允许我复印《幽暗之地》的一页手稿，并让我使用了很多其他资料。
通过库切，我结识了他的伴侣多萝西·德莱弗（Dorothy Driver），并对她进行了富有成果的采访。她安排杰里米·施韦尔特（Jeremy Schwerdt）——阿德莱德大学的一名学生，同时也是她同事的儿子，帮助我影印了库切所拥有的大量文件。
库切有一个表妹住在开普敦塔姆伯斯克鲁夫，名叫丽奈特·马基Lynette Marki）。她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她所拥有的文件与照片，还帮我联系了库切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是她帮我安排在莫布雷对库切的女儿吉塞拉进行采访。在西博褔特我与J.M.库切最亲近的婶婶，也就是他伯父桑（Son）的遗孀希尔维亚·库切（Sylvia Coetzee）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也多次探访位于利乌哈姆卡附近美丽的百鸟喷泉农庄。该农场曾经属于库切的爷爷，也是《男孩》和《夏日》中的故事场景。该农场现在的主人是库切的表兄弟杰拉尔德·库切（Gerald Coetzee）。他带我参观农场，并指出哪里是小说中提到的场景。开普敦的史蒂芬·韦梅耶（Stefan Wehmeyer）为我提供大量他所拥有的、有关库切母方祖先的详细资料。皮尔特·雨果（Pieter Hugo）和格哈德·戈尔登赫伊斯（Gerhard Geldenhuys）所做的研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通过莉迪亚·巴莱拉（Lydia Barrella）的协调，我在阿尔伯特王子镇的弗兰基·皮纳尔博物馆找到了库切祖父格里特·麦克斯韦尔·库切（Gerrit Maxwell Coetzee）的信息。莱恩斯堡旅游局也为我提供了关于百鸟喷泉农庄和相邻小镇麦威维的信息。
在隆德伯西的圣约瑟夫圣母学校，我采访了校长休·芬（Hugh Finn），并仔细查阅了库切在校期间的学校年鉴。我在开普敦大学（UTC）管理机构负责人纪尧姆·布鲁默（Guillaume Brummer）的帮助下找到的原稿与档案，详细记录了库切1957年至1961年读书期间，以及后来工作期间该校英语系所开设的课程。在这里我还找到了库切的两个孩子在该校学习的记录。国家英语文学博物馆的安·托里斯（Ann Torlesse）和她的同事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影印件，还两次欢迎我去那里担任研究员。在开普敦档案馆埃里卡·勒鲁（Erica le Roux）的帮助下，我找到了最高法院开普敦分院关于库切父亲杰克·库切（Jack Coetzee）的职业生涯的动议。在开普敦大学法医学名誉教授德翁·克诺贝尔（Deon Knobel）和一位律师朋友古斯塔夫·皮纳尔（Gustav Pienaar）的帮助下，我获得了有关库切的儿子尼古拉斯在警方的死亡记录，当时他刚年满23岁。我有幸能够与开普敦大学前教授、杰出的神经外科专家凯·德维利耶（Kay de Villiers）讨论了一些医学问题。在彼得·尼尔森（Peter Nelson）的帮助下，我联系到了库切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前同事霍华德·伍尔夫（Howard Wolf），得以使用他存放在阿默斯特学院图书馆里那些他与库切之间的通信记录。
斯泰伦博斯的J.S.格里克图书馆文献中心的玛丽娜·布林克（Marina Brink）及时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该中心的米米·赛弗特（Mimi Seyffert）为我将许多库切的照片转为电子版。照片的所有者或者所有机构的名字见本传记中各照片。在开普敦国家图书馆，我查阅了大量的报纸和期刊，而这些都是在斯泰伦博斯所找不到的。
我的朋友让·范德维吉特（Jan van der Vegt）——也是汉斯·安德留斯（Hans Andreus）、A.罗兰·霍尔斯特（A.Roland Holst）与亨德里克·德弗里斯（Hendrik de Vries）的传记作者——为我提供了荷兰报纸期刊中出现的大量有关库切的文章和评论。我也多次与赫尔曼·吉利欧米交流意见，他从本项目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荷兰语与南非语教授耶日·科赫（Jerzy Koch）阅读了本书部分章节，并做出了评论。艾蒂安·布里茨（Etienne Britz）详细阅读了每一章节，并加以评论，还不时提出建议，让我得以对本书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重写。我的朋友安东·诺德（Anton Naude）也从专家的角度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很多有深度的观点。本书的英语翻译米希尔·海恩斯Michiel Heyns），仔细地阅读我的手稿，指出了很多打字、书写和语法等方面的错误。在该书成书后期，大卫·阿特维尔和德里克·阿特里奇根据他们对库切的了解，为我的文本提供了很多精辟的观点，让我受益匪浅。在此，我要对这些个人和机构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
在此，我也想对下面这些人表达我的感谢，他们通过面谈、电话交谈或电子信函为我提供了许多信息：彼得·伯格斯马（Peter Bergsma），弗兰斯·布豪夫（Frans Bulhof），麦克斯韦尔·库切，伊娃·寇斯（Eva Cossée），乔纳森·V.克鲁（Jonathan V.Crewe），杰基·登特（Jackie Dent），乔迪·德莱弗（Jonty Driver），罗德尼·埃奇库姆（Rodney Edgecombe），克鲁格·戈登赫伊斯（Kruger Geldenhuys），伊恩·格伦（Ian Glenn），卡罗尔·古森（Carol Goosen），艾格尼丝·海因里希（Agnes Heinrich），玛丽莲·霍妮克曼（Marilyn Honikman）（之前姓科克伍德），R.霍华德（R.Howard），丹尼尔·哈钦森（Daniel Hutchinson），曼朱·加德卡（Manju Jaidka），克里斯廷·热奈特（Christine Jeannett），伊金·肯施（Ekin Kensch），约翰·肯施（John Kensch），保罗·克劳伯斯（Paul Kloppers），莱昂内尔·奈特（Lionel Knight），彼得·诺克斯-肖（Peter Knox-Shaw），凯瑟琳·洛加·杜普莱西斯（Catherine Lauga du Plessis），玛丽娜·勒鲁（Marina le Roux），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莱斯利·马克思（Lesley Marx），彼得·麦克唐纳（Peter McDonald），简·帕里（Jane Parry），克里斯·帕洛德和桑德拉·帕洛德夫妇Chris and Sandra Perold），丽萨·帕洛德（Lisa Perold），卡雷尔·肖曼Karel Schoeman），斯坦·西尔科克（Stan Silcock），简·史密斯（Jane Smith），尼克·斯泰撒基斯（Nic Stathakis），比利·斯蒂尔（Billy Steele），威尔玛·斯托肯斯托姆（Wilma Stockenstrom），D.P.范费尔登（D.P.van Velden），大卫·威尔士（David Welsh）和赫尔曼·维滕贝格（Hermann Wittenberg）。
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笔者还得到如下机构的经济资助：L.W.希姆斯特拉基金会（L.W.Hiemstra Trust），南非学术与非小说作者协会（Academic and Non-fiction Authors’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范艾维吉克基金会（Van Ewijck Foundation）和国家研究基金会（NRF）。笔者对本传记中的所有观点、发现与结论负责，NRF与之无关。另外，时任斯泰伦博斯大学科研副校长的阿诺德·范齐尔（Arnold van Zyl），对本项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曾两次从他负责的基金会中拨款资助。
我还要感谢纳斯帕斯公司董事长唐·沃斯卢（Ton Vosloo,）以及首席执行官库斯·贝克（Koos Bekker）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慷慨支持，本书的出版才有了足够的预算。为节省开支，汉尼斯·范齐尔（Hannes van Zyl）更是不计任何报酬地担当本书的编辑，负责设计工作。他还帮助我与出版商和国际代理谈判，为我腾出更多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在成书过程中，我得到范齐尔先生很多具有穿透力和批评意义的评论，他的批评尤为重要。如果有任何地方我无视他的建议，那必然是因为我的固执与偏颇。对以上所有团体和人士，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四
这本传记并不是关于J.M.库切的心理研究。传记中的心理细节很少能达到真实可靠的要求，多年的传记阅读经历也让我对扮演心理医生的角色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我倾向于同意传记作者维姆·黑祖（Wim Hazeu）的观点，他在为西蒙·韦斯特迪克（Simon Vestdijk）所作的传记中写道：
如果一位传记作家具有文学、诗学、新闻、纪录片和戏剧方面的研究背景，他应该避免把自己放在精神科医生的位置上，进行任何心理分析。这并不是他的主题。如果他真是这样做，他就成了江湖骗子。14
在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我再次被一个疑问所困扰：即便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我是否能就研究主题描绘出一幅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画像。许多创意型作家对这种研究的价值持怀疑态度，或者质疑传记写作的意义，他们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相信，传记作家没有必要被这种唱衰的观念所困扰，无须认为自己在认知上全无贡献。只要他能泰然地接受，他对另一个人的理解可能是有限和相对的，那么他仍可以详尽地研究浩如烟海的文件，库切的相关文献正是如此。最起码，传记作者可以提供一些从前不为人知的信息，带着谦虚且寡言的态度，做出一些贡献，为如何做人提供一些思路。
J.C.坎尼米耶
斯泰伦博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