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
1928年，蒋介石重新开始北伐，占领了北京，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至少在报纸上，他使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除了张作霖之外，其他的大军阀都投到他的旗帜下，而当蒋进入北部首府时，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也死了。
至于共产党，蒋在那年的最初几个月中认为他们将再也不会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的确，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发生的冲突中，国民党军队显而易见地占了上风。
但是不久，局势便明朗了，1928年旋风般的胜利只是一个虚幻的梦。
蒋的成功所唯一依靠的是他的部队的力量和其他一点别的东西。他宣称要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但这一理想却远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在其他力量中，有蒋最强劲的对手——共产党。蒋始终想挫败他们，但从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直到他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壮大。
192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就像一个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是不愿承认自己患有癌症的病人。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的力量减少到几百人。他们行军至横跨湘赣两省的井冈山地带的险恶山区。早在1927年11月，他们就到达了这一新的山区根据地。第二年2月，他们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这支联合起来的部队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人数达到8000至10000人。
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最多不超过900平方英里的小地方，毛泽东为他未来征服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正是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逐渐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最初，它只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武装，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接受政治训练。它还是一支平等军队，俸禄极低，但人人都有。从将军到士兵，每天同样都是五分钱。资金“只能通过剥夺土豪获得”（毛泽东写道）。
毛努力使农民和部队打成一片。在最初的创立阶段，他们鼓励农民参加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
由于这些贫农几个世纪来的确一直受到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参与这种行为时颇有一些积极性，而且他们把部队看成是他们的解放者和他们自身的延伸。此外，毛还为部队在分配到贫农家住宿时的行为制定了严格的纪律。
当毛在井冈山的指挥部里刚安定下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准备恢复他在国民党和国统区中的独裁地位。他的同僚们实际上已把他视为“永久的”统治者，虽然他们并无此意，使他们意识到他是必不可少的。资格是很重要的。
在12月中旬下令关闭苏联办事处之后，蒋重回上海，其部分原因毫无疑问是为和新娘待在一起，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要迫使他的同僚们请他复出。
1928年1月2日，蒋收到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刻前往政府所在地南京，恢复他北伐军的领导职务。4日，在又收到几份电报之后，蒋才登上火车重返首府。途中，两起互不相关的使火车脱轨的企图均受挫。
9日，他正式恢复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誓效忠，开始着手于北伐的完成。
现在，他的同僚们认识到同意蒋辞职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需要他的军事能力，但却不想给予他政治权力。因此，他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只是党的主席团中的一名普通成员。这次国民党的党内选举是2月份在南京举行的，到会者均同意不再开展军事上的强攻。
他的同僚们可能曾经希望限制他的权力。但蒋不可避免地支配着会议。
临近1月底时，他企图通过公布新的宣言来获得知识界舆论的支持，蒋说，中国应停止与各国政府之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他警告说，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将宣布它与这些国家的条约无效。对苏联的新政策应得到确定并进行认真的解释。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确实发生变化之前，这项政策仍将有效。在这篇宣言中有一个奇怪的建议——就是中国应帮助殖民地和从属国“受压迫的人民”进行自我解放。
在谈到蒋在国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需要介绍一些背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主主义，而它从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民主绝非是人民在不远的将来便可享受到的。早在1924年，受鲍罗廷影响极大的国民党“一大”便提倡国民党一党专政。
孙博士自己解释道，革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立宪。在训政阶段，党将垄断政治权力，但是这一阶段应被用来为地方政府培训人才。根据培训的时间长短及培训是否成功，他们可从训政政府过渡到立宪政府，并及时走向民主政治的形式。
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理论，而现在——1928年1月——蒋介石正提倡给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下一个清晰而直接的定义。这样，人们便可知道他们立身于何处了。
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官员们必须接受自治培训，同时还要举行专业考试，以便发现合适的专家，从事合适的工作。
几天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时，采纳了蒋的全部建议。然而，他关于对“训政”阶段规定期限的要求则形同虚设。在1928年2月，整个问题看起来很不真实而且令人困惑。确切地讲，“训政”阶段甚至没有开始，因为“军政”阶段还没有过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继续北伐，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被问及北伐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他认为8月份之前能完成这一工作。
会议于2月7日结束。几天以后，蒋便与冯玉祥取得了联系。两个人共同草拟了重新北伐的详细计划，并完成了最高军事人选安排。
由于冯较晚与国民党结盟，眼下他还无意对蒋的最高权力表示疑问。双方同意蒋除了总体指挥外，还将亲自率领一路军的10万人；冯玉祥率领二路军；三路军由阎锡山率领；李宗仁率领四路军，作为留守部队。
即使在这一动荡与期待的时刻，上海还是吸引着蒋介石。3月初，他携同蒋夫人又来到了上海。
霍林顿·唐曾记述道：“他对位于黄埔江畔的这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并不非常喜爱，只有当职责需要时，他才待在那里。”如果不是“非常喜爱”的话，那也一定是有与之具有同等潜在价值的东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钱、影响、罪恶的魅力？——因为他从来不会离开上海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他这次绝非是为了赞扬它而来到上海，而只是为了检阅他在龙华警备区的部队，并提醒他们对于涉及租界内外国部队的麻烦事情要袖手旁观，因为近来那儿已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
蒋说：“上海是一个所有国家的人汇集的地方，如果我们这儿的人不守秩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将变得倍加艰难。上海的环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驻扎在此地三个月或者最多半年的军队都要变得士气低落，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这些军官必须下决心控制好部队，使士兵免受各种诱惑，约束他们的恶习，并为我们的士兵树立榜样。”
几天后，当蒋回到南京时，他决心采取无情的行动，枪决了50名士兵，因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头一年反对外国的暴乱。此外还有很多人遭到军事逮捕。
这便是他向外国势力保证不再干扰他们的方式。他希望与他们的接触范围缩小而不是疏远。随后，他又正式向他们保证，在北伐期间将不会再有任何反对外国人的暴行。接着，他呼吁外国停止向军阀提供武器和资金，因为那样会延长内战。
3月底，蒋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徐州，这是北伐第二阶段国民军前进所至的最北处。他把他的部队在扬子江的北岸按东西线部署。大约有70万人听从他的指挥，这是第一次北伐军队的近7倍。而他面对的是张作霖的40万人马——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指挥，另外6万人由别的将领指挥。
4月7日，蒋宣布发起总攻，他的战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主力部队是他自己的一路军，沿着津浦线向北挺进。与此同时，冯玉祥的二路军和阎锡山的三路军分别从南部和西部进攻河北，把东北军阀的部队从主战场牵制过来。进攻开始后的第21天，国民军开进了山东省会济南。
然而在济南，他们受到了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敌人——日本人的阻拦。日军的一系列暴行是由所谓的“济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为蒋感到一丝骄傲，因为蒋受的是他们的那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现在他们却把蒋看成是对他们掠夺北方计划的一个威胁，应该以某种方式控制住蒋，否则他要把日本的保护对象——张作霖赶出北京。
日本人制造“济南事件”是因为在那里有重要的商业利益。根据1919年的一个协议，日本已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还没有承认这一现状，日本却决定行使这一权利，并把它作为阻挠国民党北伐的理由。所以，他们向这个城市派驻了大量部队。
蒋介石急于避免冲突。他的部队没有必要经过济南，因为北部的军队已经溃退，于是他命令军官们不要进驻济南。但是，其中有名军官可能误解了这个命令，也可能对之表示蔑视，结果他们开进了济南。不久，国民党军和日本便处于紧张对峙状态。
第一起暴行发生了。日本人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当地的办事处，割掉了负责人及16名人员的鼻子和耳朵，随后又杀害了他们。
当蒋派遣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前去和日本将领谈判时，也遭到逮捕。在胁迫下，他签署了一项声明，谴责中国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与此同时，济南城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和炮轰。总司令面临着两种选择，他要么抵抗日本人，但这必须冒着剧烈对抗和战败的危险；要么屈服于日本人，继续向北进攻。他选择了后者，静悄悄地从济南撤出了他的部队，把他的主力部队转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区。当战火停息的时候，这一退却给他招来许多批评。
济南事件使北伐停止了一个星期。到5月底，蒋已铲除了阻碍其进程的三个军阀中的两个——吴佩孚和孙传芳。第三个军阀张作霖也准备让出北京，而且后来还丢了命。
6月3日，张发布了一则通电，宣布他的部队将撤出关内。他和他的随从收拾好行装，登上火车，前往奉天。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虽然曾经资助过他，但那只是因为他对他们有用，现在他们已决定放弃他，使他亡命。当火车接近奉天时，安放在张乘坐的那节车厢中的日本强力炸弹爆炸了，张作霖受了致命的重伤。
蒋并未迅速得知这一对他有重要意义的消息，因为少帅张学良对该事件加以保密，直到他已作出最佳选择为止。很显然，他决定加入国民党一方。
6月初，蒋介石和他的部队胜利进驻北方首府。张学良已宣布所有部队均撤回东北，随后，他派遣他的密使去北京与蒋谈判，但没有结果。进而，蒋又派密使到奉天。其中有一名记者叫萧冬竹，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使者是因为他会打高尔夫球，爱跳舞，还能喝酒，而这些又都是张学良最喜爱的消遣。几星期内，他们两人常常见面，尽管只是在舞厅或高尔夫球场。后来，萧向蒋汇报说，少帅很明白，只要他的部队能留在东北，他便准备加入到国民军方面来。
张学良高兴地接受了蒋关于让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任命，这是一项许多其他军阀企图得到而未得到的荣誉。这一典型的中国式的解决办法使得蒋能有效地控制住东北军阀。
或许，在这件事上，蒋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不愿意再抽出力量应付东北的战役。但是，他允许少帅继续占据东北却是有原因的：张学良处于这个职位可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抗衡，因为蒋不信任阎。
这一妙计是蒋从杨永泰那里得到的。杨是蒋最机敏的私人助手，当时是总司令的讲演稿撰写人，蒋很信任他（杨后来在镇压共产党时被暗杀）。
在占领北京的那段令蒋兴奋的日子里，南方2000英里外预示着不祥冲突的消息似乎被忽视了。
1928年6月和7月，国民党军不断进攻令他们头疼的共产党的堡垒——井冈山地区。第一次进攻中，国民党军开小差和被俘的达1000人；第二次，他们攻克并占领了共产党的一些城镇，但20天后又撤了出来。而这一次，国民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北方，所以，在冬天来临之前，毛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7月22日，国民军的一支部队举行起义，一个整团投靠了共产党，团长是彭德怀——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他所率领的部队于1928年7月与当地农民武装联合，称为第五军。
毛泽东此刻处于某些麻烦中。土地改革使许多穷苦农民站到共产党一边，但却疏远了许多需要与之合作的中农。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夏季攻势带来了许多不利。毛的部队薪金很少，而且给养又很差，所以有些人也开始闹起事来。
在政治上，毛因头一年的失败仍不得志。他没能参加从7月17日到9 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在法国留学。不久，他便卷入了与毛泽东的那场有历史意义的争论之中。周恩来被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却没有。毛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是由于通信设备太差，直到冬天，毛才知道自己已部分复职。
尽管蒋在他数年后的一本名为《中国的苏维埃》的书中曾提到这些情况，但是当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变化。
进驻北京是他北伐的最高峰，他在高级军事将领的陪同下，到西山的碧云寺作了一次虔诚的朝圣。
在孙中山的灵枢前，蒋与他的同僚们脱帽伫立，不一会蒋便抑制不住地抽泣起来。
情感是短暂的，胜利的欢欣也是如此。
现在，战斗结束了，国民党内立刻在左派与保守派之间及蒋介石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产生了新的派系斗争。
1928年7月下旬，蒋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他提交了辞呈，但无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大家熟悉他的习惯，这次他有了可以公开的理由。人们都很清楚，他只是在战斗中任总司令，而现在战斗结束了。
然而，蒋当时辞职的真正原因是要阻拦他的下属将领，因为他们希望蒋不要理睬少帅所表现的忠诚，继续用军事进攻占领东北。总之，他们认为张学良的父亲曾在北京指挥了反对南方的军队，所以他的儿子一定要受到教训，向强硬路线低头，但蒋急于巩固他的权力以及他所构想的随之而来的革命，而征服东北将浪费本来就不足的人力物力。
蒋的下属们认为蒋错了，同时，他们强调说，蒋在和平时期不做总司令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如果蒋成为行政院主席的话，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就真正的权力而言，所有这些都是不够的，蒋可以在他已有的职务上再加上新的头衔，但要让人真正对他服从敬畏则又是另一码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蒋的权力是虚幻的。
在北伐胜利完成之后，蒋的同僚和下属们注意到了他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他们发现他“骄傲自负，独断专行”。
在他自己这方面，他宣称自己是孙中山革命的合法继承人，他把中国的统一看成是人们对他个人的服从，而他的革命同僚们则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委员们采纳了蒋的提案：按照孙博士的意愿设立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五院。这至少在纸面上使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制宪法得以体现。
1928年7月，蒋介石（前排右三）率部下到北京西山碧云寺祭拜孙中山
接着他们重新开始争吵，右派人士退席，蒋宣布会议闭幕，这是8月中旬。
此后蒋极力说服国民党左、右派都同他合作。他同右派的合作比同左派的合作成功得多。他给汪精卫和正在欧洲的孙夫人发了电报，但皆无回音。
10月份，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会，以贯彻落实已定下的决议。10月4日，颁布了“中华民国组织法”。“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正式宣布开始，但没有说明结束的日期。不久，国民党中央最高政府机构被命名为“国民政府”。
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
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而且，大家都同意 他有权单独接待外国列强的代表，这使他在实际影响上而不是在名义上成为民国的元首。
这样，经过战争和几次下野，蒋已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此时，他只有41岁。他选择南京作为民国首府。
后来，已故的萧冬竹，这位当了40年中央新闻社社长的人，于1947年在南京详细地向埃里克·周列举了定都南京的理由：
1．在南京，孙中山博士曾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2．北平离江西太远，共产主义者在江西建立了一个大本营，蒋介石要对江西用兵。
3．南京离上海很近，而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
4．蒋自己的部队大部分是南方人，他们在北方定居是困难的。
5．蒋希望南京和上海在地理上的紧密关联能增加他在国际社会中的亮相机会。
6．蒋认为北平作为封建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时间长，故不宜被接受为革命的司令部。
有着传奇色彩的冯玉祥来到了南京这个争吵不休的政治舞台，他那顶众所周知的古色古香的破草帽，那身士兵穿的褪了色的灰色战地服装，还有那双手制的布鞋，使他成了享有俭朴名望的活化身。他喜欢自己驾着军用卡车环城行驶，在早饭前的某一刻不通报姓名地拜访某些高级官员，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这些拜访对于那些高级官员来讲远非像对冯玉祥那样令人愉快。他成了军事部长，显然人们希望他能够把消费降到最低点。
阎锡山极不情愿地来到了南京，随后，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事情并不像他所理解的那样，不久后他就回到了太原他的大本营。
这些新的安排只是权宜之计。在蒋表面上达到权力顶峰之际，他出外作了一次视察。1928年11月，在视察途中他下令所有的赌博场所、鸦片馆和蚌埠的妓院在三天之内立即关闭。在安庆，他召集地方官员开会，指示他们剿灭盗匪，修公路，办学校。他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当他回到南京的政治争斗中时，他抱怨道：“自从孙博士去世后，我们没有一天能够完全一致和团结。”
他大声责骂说：“官员们并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我们的工作时间不长——一天才六小时……但我仍看见一些职员在办公桌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有的茫然地盯着空地，有的在看报，或者在睡觉。”
那一年结束时，形势对蒋极为有利。
他把少帅安排到行政院这一举动激怒了李宗仁。但张学良不负蒋所望，1928年11月29日，他下令奉天总部上空升起国民政府的旗帜，并公开宣布了他对国民政府的忠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年以后，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他绑架了蒋并使其蒙受了耻辱。
1928年年底，蒋可以宣称在他的领导下已“统一”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