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十三章 国家领导人（1981～1984）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小平和陈云。那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云的地位一直比邓小平高。但陈云没有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抗陈伯达、康生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如彭真、叶剑英、李先念等，都缺少邓小平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小平年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剑英和李先念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小平的风格与毛泽东截然不同。毛泽东总是高高在上地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小平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泽东善于掩饰自己，经常隐藏自己的真正感觉，邓小平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泽东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小平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邓小平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小平也绝不心慈手软。1982年，他要求韦国清辞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为韦国清安排（或是容许）军方机关报刊出一篇文章，攻击“文化圈的某些负责同志”。在许世友公开表示他反对为刘少奇平反后，邓小平也安排他退出政治局。

与毛泽东和华国锋不同，邓小平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东）。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小平有两项优点：他看得很远，而且他规定，所有的计划和提议都应该先试试看行不行得通。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泽东的做法。30年代，毛泽东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持久战。邓小平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这辈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定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时间，把20世纪末和21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经济目标的日期。同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相比，邓小平有条件把眼光放得更远。但是他不一定非要这么做。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对可行性进行实验是与邓小平在反对华国锋时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的。坚持这两个口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而表明在他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与繁荣富强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繁荣富强。他不想让那些没有参与过社会与经济实践只是在办公室中勾画蓝图的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称他为实用主义者，或实践派。

邓小平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于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毛泽东。1978年，也就是他对华国锋的态度由小心监视转变为公开挑战的这一年，他频繁出国访问。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公关才能。在德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美国的报纸上很出风头。年底，他出访了日本，再次显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风度，掀起一股“邓旋风”。

之后，邓小平留在国内，但他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当然是他的份内事。但他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

在和外宾的谈话中，邓小平一再谈到三个主题。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已经成为过去，今后不会再发生。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随着邓小平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人们意识到，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新生，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还承认，在国家统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点是毛泽东比不上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由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人实施集体领导，其中之一是一群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他们自认有监督决策的权力；另外则是一小群较年轻的领导人（不过，也只年轻了半代），他们都是由邓小平挑选出来担任最重要的行政工作。从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大多数董事都不担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人数依然不少，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数甚至占多数，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

这一类的年迈领导人当中，最重要的有陈云、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陈云，1905年生于上海市郊区，当过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他和邓小平同一年入党（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员，比邓小平早21年。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他一直担任高层领导。80年代，随着他50、60年代的许多讲话公开出版，奠定了他经济决策者的稳固地位。但他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始终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经常扮演杰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他力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陈云老年时的照片，看起来显得有点郁郁不乐的样子。多年来，大家一直听闻他的健康情况不佳，而且，他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华南。但他中年时，一点儿也没有郁郁不乐的神情，甚至不会让人觉得阴沉。他那时经常面带微笑，而且善于用比喻。在50年代，他把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和市场功能比喻成笼子和鸟：如果笼子太小，里面的鸟儿会死掉；但是，如果拿掉笼子，鸟就会飞走。1959年，他把国家经济比喻成是一个“棋盘”，这显示出他很了解，如果每一个地区都专心于提高它本身所能生产的产品产量，那么，全国的经济产能将会大为提高。

80年代，陈云一直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1982年成立的，陈云曾任该委员会的主任。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云对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及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态度日趋谨慎，更加重视控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但如果认为陈云是反对当时一些大的改革，如农村改革，那就错了，陈云的观点，代表了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观点。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彻底否定了“左”的和极“左”的观点，人们似乎以为陈云也是左派。他虽然被视作左派，但他的资历太深，而且曾经推动过邓小平最欣赏的一些政策，即使不提他和邓小平的深厚友谊，邓小平还是会听他的。

彭真的头顶很圆，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红脸膛，使他走到哪里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样，80年代他与邓小平再度密切合作。一开始，他任顾问，负责党的安全与法律工作，这也是20年前他所从事的工作。后来，他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最高立法机关的负责人。对于邓小平曾在1966年加入指控他的行列，彭真似乎一直没有表示任何不悦。他没有要争当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有资格这样做。彭真的资历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从没有看到过他要坚持某种观点。也许他只是一位尽忠尽职的党务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领导者。他的勇气胜过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文化大革命”前的几个月，他曾站出来大胆地与毛泽东争论。

李先念和王震同样赫赫有名，他们都是军队中的强硬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80年代，李先念会见了许多外宾，坦率、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外宾说，在集体耕作的制度下，农民干脆放下农具，转个身子去晒太阳了。(1)1948年，邓小平和李先念曾在大别山并肩战斗，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书记处工作，然而他们仅仅是好同事。王震则刚好相反，他是邓小平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两次为邓小平的复出四处游说，邓小平因此欠了他很多人情。不论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视察，人们经常看到邓小平和王震肩并肩公开露面。80年代后期，李先念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87年杨尚昆任国家主席后，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了。而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则继续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中国主要的行政工作主要由两个人负责。8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有名的是胡耀邦。他1981年接替华国锋出任党的主席职务，1982年9月中共取消党的主席之后，改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邓的身材还要矮小，但却精力充沛。他说话时喜欢做各种手势，这在中国人当中是很少见的。他的革命经历也很辉煌：14岁时就在井冈山加入毛泽东的部队。长征途中，他任“少共（共青团）儿童局书记”，在一次战斗中还受了伤。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邓小平的手下工作。他大约是和邓小平同时调到北京的。之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主要工作是为党选拔接班人。“文革”中他被撤职下放，1975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成为邓小平的主要助手。1978年以前，邓小平就已经决定要胡耀邦成为他在党内的继承人。

后来证明，邓小平选择胡耀邦当继承人并不是很好的选择。胡耀邦工作勤奋，头脑清晰，但个性不够变通，容易冲动。他在党内的声望和分量都不够，在与党内资深领导人打交道时却又不够谨慎。在1985年，《人民日报》还特别替他刊登正式的更正文章，因为他在一篇声明中说，马克思是19世纪的思想家，所以，马克思所说的话对解决20世纪末的中国问题没有任何帮助。1986年他访问英国，在参观莎士比亚的诞生地史特拉福时，竟然引用雪莱的诗句，令同行的中共官员大感尴尬；同时，他在这次英国之行中竟然没有去参观马克思的墓园，也引来批评。虽然，邓小平一向都是挑选非资深的党员出任总书记，但他那么快就选上胡耀邦，还是令人觉得有点奇怪。他显然没有认真去考虑那些年龄在60岁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担任省级领导人或中央行政官员的其他人选。也许，他是被胡耀邦所表现的自信和活力所迷惑。

第二个人就是赵紫阳。赵紫阳于1919年出生于河南一个地主家庭，比邓小平年轻15岁，比胡耀邦年轻5岁。他在初中毕业后，于1938年加入共产党。1961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他还很年轻。同那些生产队的负责人相比，他更加同情农民的处境，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文化大革命”初，他在广州被戴上高帽游街，但70年代初即重新恢复了工作。随后的两年任四川省省长(2)。在任期内，他实验一项新制度，允许工人和农民把国家计划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1980年9月，他被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填补华国锋下台后的空缺。

跟胡耀邦一样，赵紫阳最后也失去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了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3)他还接着指出了到20世纪末要抓紧的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胡耀邦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指出了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在公元2000年时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他还说：“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在以后的四年里，中国的政治活动就是集中要实现这三大任务和四项工作。邓小平所扮演的是指导与监督的角色。他同时还负责两项重要的工作：向外国人说明中共所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及如何达成这些目标；对所进行的不断改变名称的各项活动，先是称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接着称之为“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或者更宽泛地讲就是对“改革”作出解释。

邓小平的第二项工作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国的奋斗目标；第二步，于1982年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解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很明显，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要唤起人们的爱国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说的“调整”要更为广泛和深刻。最后，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同时涵盖了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政治改革有赖于经济改革，这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论断是一致的，但有悖于毛泽东最后20年的理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一直非常谨慎，他没有贸然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名词给社会主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因而许多党的领导人不太容易准确理解他的思想，当一些外国人说邓小平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时，他们很恼火。

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论之前，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邓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农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冻结了每项产品的收购额度；更重要的是政府恢复了农民以家庭为主从事生产的权力：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归农民承包使用。根据土地承包合同，农民有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但要向国家和集体上交一部分产品，其余的部分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全国范围内“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了中国农村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既不同于土改后的50年代，也不同于集体化时代。从理论上讲，农民只是不再从事集体劳动，但事实上，长期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长达40年）已足以使农民将自己视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高潮。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尽管当时有一些农民依然热衷于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1984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至15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农民来讲，这一新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农民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比以往大，因为政府仍保证收购所有剩余的农产品，而且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或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

上述改革措施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的情绪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1957年到1977年递增0.2%），棉花产量年增长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类年增长9%（1957年到1977年年递增1.7%）。从1965年到1978年，农村人均消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从1978年到1986年几乎增长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用的砖、水泥和沙石。许多农户购买了自行车、收音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已从贫穷、落后步入了小康社会，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四个人。

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中共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会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脱离苏联模式，反对派则引用陈云的比喻，希望给予笼中的鸟儿更多自由，但仍坚持把鸟关在笼里。由于决议的全文是两派人马在争议不下后所作的妥协，所以，文字显得相当暧昧不明。尽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一直据此进行。

城市工业和商业改革的核心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价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种价格体系，即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很快，一种商品就出现了两种（甚至三种）价格。同时出台的上述三项改革措施造就了许多新的市场，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业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企业产品的种类与销售的控制，国有经济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一些省开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权力在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厂矿生产本省需要的产品，限制与他省的产品交流，宁愿花大价发展某些工业以满足本省的需要，也不从其他省份购进。一些工厂把产品卖给了新的客户，使老客户找不到所需的产品。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对信贷的控制不严格，因此出现了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的确发展很快，但物价水平也上涨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银行信贷，1985年和1986年却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中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专注于此事，除此之外，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政治改革则不同。邓小平在这方面绝非外行人，而且，在这方面也只有他有足够的权力提议进行重大的变革。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的50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限制党和军队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重新恢复与八个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1949年他们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领导）；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引进并宣传法制观念。在社会方面，取消数百万人身上的阶级和政治标签，让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成为国家公民；为大批“右派”、“走资派”和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长达20年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根据这些改革，党和军队都撤出政府单位。在过去，党和军队单位通过庞大的系统，控制人民的生活隐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取消了。现在许多人又重新开始了养花、集邮等活动。普通市民只要不对政府进行挑衅，就可以安定地生活。

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到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党和国家机构的年轻化。1982年当选的中央委员当中，只有极少数老人和激进派，但是28位政治局委员却几乎全是70多岁的老人，其中有18人参加过50年前的长征。

1984年和1985年，邓小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劝说那些年迈的老同志退休。结果他成功了。政治局又恢复到50年代初期的面貌。全体委员当中，不是相当杰出的老人（例如陈云），就是行政首长。那些退休的老人则参加了中顾委。该机构是1982年成立的，专门用来安排这些资深的老革命。

邓小平还鼓励党内的老党员集体退休。1984年，大约还有200万名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工作。但是到了1986年，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退休后，他们依然领取全额工资，享受各种福利和特权，诸如住房和用车等。在政府机构，部长和省长的退休年龄是65岁，其余高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也有少数例外。

第三阶段始于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他重新提出了以前说过的一些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他还指出，党管得太多，使得很多工作重复、机构重叠，妨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使得很多专家无法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外，他还提出新的命题，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更多的人参与基层单位的管理与决策。但是，真正所实施的改革并不多，人们对政治改革的反映并不强烈。新闻媒体的形式虽活泼和多样化了，但是，没有政府的批准，新的出版物还是不能发行。从1986年夏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看，他本人希望更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并且希望能得到党内老同志的同意。但是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并没有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而是集中讨论了文化和思想问题，且措辞稳健。直到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才使大会作出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全党的工作目标。但是，即使如此，当时也并未对政治体制改革应如何进行、进行到何种程度作出明确规定。

在谈到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威胁到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邓小平坚持了正统的学说。他以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才是先进思想的核心，他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解释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关于先进的文化，邓小平以为核心是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摒弃了“一切向钱看”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落后的东西。邓小平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文化的，这一点颇具中国特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小平所提倡的道德与16、17世纪欧洲中部和北部传教士所宣传的道德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许多历史学家所提倡的道德非常相似。

邓小平本人还非常关注打击犯罪活动。他的这一态度取决于他对道德要求的严厉观点。1983年，党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犯罪活动，清查、逮捕各种罪犯，并严惩这些罪犯。有几千人被判处死刑。在一些地区，是公开对罪犯实行死刑的。但是，邓小平对此并不满意。两年后，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

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邓小平还是一位外交天才。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他大胆突破了毛泽东的观念和做法。对于全球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和平，他不像毛泽东那般悲观，而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他在谈到中共对世界一些地区性冲突和内战的态度时，开始主张和平解决，而不再一味鼓励进行革命；在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时，他主张“对外开放”，而不是自给自足。他也放弃了列宁主义的一些观点，指出南北双方建立经济关系，不但不会引发战争，反而会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

虽然，在1978年以后的几年当中，他在口头上依然支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但从他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行动看，他对这一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淡了，到了最后，他甚至不再提及这一理论。他的谈话更像某个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传统观点。他说，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财富。

邓小平认为，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来自苏联。但这种威胁已不是入侵中国或使用原子弹，而是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1979年圣诞节，苏联出兵阿富汗，并在短短几天之内，投入了10万多兵力。80年代初，越南甚至更偏向苏联，它提供了两个港口供苏联太平洋舰队使用。在邓小平看来，这是“霸权主义”行径，也就是苏联的进攻政策，目的在于建立苏联在亚洲地区的霸权力量，削弱美国和中国的力量。

但不管如何，由于中国已恢复了法律和秩序，经济改革也进行得很顺利，另外邓小平认为苏联的对外扩张已到了极限。因此，他深信，中国已比以往要强大一些了，不必再过分依赖美国了。恰好这时，美国对台湾要求军事援助又持新的同情态度，所以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了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是从1981年1月里根就职到1982年8月中美双方就禁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达成协议为止。

中美双方就上述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共持续了6个月，最后达成了一项措辞严厉的协议。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多次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这一协定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中美关系不再取决于中苏关系或美苏关系，而是基于中美双方的实质利益，它给了中美双方，尤其是中国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但也使得中国在以后要注意保持两方的平衡：一个是要想保持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势必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要放慢，而要想加速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就要更多地依赖美国。另一个是实行开放政策，势必就要面对西方的思想观念，这可能会导致政治上不稳定，而关起门来，就无法接触西方的科技知识。从1982年以来，中共一直努力保持两方面的平衡。

与此同时，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也向两个超级大国提出了要求。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提出了三个条件：减少苏联在中苏边界与外蒙方的驻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放弃对越南的政治军事援助。随着国际形势及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没有做什么，上述三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中国对美国的要求是严格遵循有关中美关系的三个文件，即1972年周恩来与基辛格签订的上海联合公报；1978年和1982年分别签订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公报和禁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协定。对于强迫美国遵守这三个文件，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办法。但同样，美国的决策者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要求。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而且，她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不能忽视的。

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既不是四海一家，也不是单纯仇外。他欢迎所有的来访者，但并不以为他们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与外宾谈话时，有时候会很强硬甚至不客气，但有时也很幽默。1986年10月他欢迎来访的英国女王时说：“感谢你大老远跑来看我这位中国老头子。”

毛泽东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对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两块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兴趣。他只是偶尔轻蔑地提一提香港报纸对中国政治的报道，但他并没有制订计划要收回这两块地方。

1967年夏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和广东的激进派给香港的工会首领下达命令，要他们起来反抗殖民政府，以此引发香港的劳工罢工，使香港陷于混乱。但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对此有任何指示，或者是曾经鼓励他们这样做。英国政府拒绝接受示威者的最后通牒后，一伙暴徒冲进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了一幢房子，但这似乎也与毛毫无关系。

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一开始，他主要考虑的是台湾问题。1981年他告诉美国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甚至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同年9月，叶剑英提出了“九点方针”，具体补充了邓小平的这一提议。“九点方针”的关键是两点：第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第二，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有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也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4)

紧接着，中国方面又根据叶剑英的这九点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邓小平并没有说是他提出这一概念的，也没有人正式将其归功于邓。但大家都认为这是邓的概念，邓小平本人经常把它挂在嘴边；而当外国人把它说成是邓小平的概念时，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员表示反对。

叶剑英的“九条方针”提出后，国共双方并没有进行谈判。台湾的权威人士表示，台湾的政策不会改变，台湾不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协商，也不允许台湾人与大陆人来往。然而，不管官方的反应如何，80年代以后，两岸之间各种形式的民间往来还是逐渐增多，贸易迅速增加。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特别是对福建省的投资迅速增加。1987年以后，在北京或其他一些城市，人们经常可以见到来自台湾的旅游团，而且两岸之间最终实现了通邮。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则取得了很大进展。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最终签署了正式协议。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首先采取了行动。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次向中国方面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根据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租约，英国向中国租借的新界地区（约占香港殖民地的92%）的租期，将于1997年6月30日的前3天到期。但是在香港前途未确定之前，这项租约将无法延续，因此造成了英国政府的困扰。中英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在各方预料之中的：中国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后续约。因此，香港的前途问题列入了中英双方的议事日程。双方先在各自的国内进行了探讨，接着又共同进行了探讨。

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了北京。根据后来刊登最终协议的白皮书记载，当时中共领导人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共对香港的政策。白皮书上说，这些政策证实了英国女王政府的观点即应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英双方开始了正式会谈。她不同意中方谈判代表以及邓小平本人对香港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19世纪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割让香港和九龙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因而是无效的。但是她同意他们的另一个看法，即外交谈判应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共同目的。双方随后发表了简短的联合声明，但并未提到双方谈判要达成何种协议，甚至也没有提谈判的基础。一开始他们只是在不影响香港安定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谈判本身拖延的时间很长，内容复杂、敏感，从而影响到了港人的信心。英国政府最初的立场是，愿意把香港的主权交还中国，以换取对香港继续行使管理权。但中国方面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绝不接受1997年以后英国政府以任何形式继续管理香港。因为从法理上讲，中国政府从没有将香港的任何主权交给英国，只不过是在履行其所承担的使命，所以，英国人继续统治香港，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从政治上讲，中国政府不能同意英国政府继续管理香港的理由，正如1984年6月邓小平对一批香港客人所说的：“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

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英国政府提出，“除了英国继续管理之外，任何行得通的有效措施，双方应该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以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对香港前途的看法……以便看出，在这种基本的安排下，是否能够确保香港持久的安定与繁荣”。

随后，双方开始进入实质的谈判。

经过漫长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在1984年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9月26日，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撒切尔夫人和赵紫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协定。邓小平出席了草签仪式。1985年5月27日，中英互换各自的立法机构批准的文件，协定从当天起正式生效。

事实表明，邓小平对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8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有7篇涉及中英谈判和“一国两制”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他本人10月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1984年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中方谈判代表向英方谈判代表透露，邓小平有时要求他们汇报一下谈判的进展情况。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提到中英谈判。他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希望“一国两制”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1984年7月他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第二，这一思路适用于香港和台湾，因为这两个地区人口不多，让它们继续保留资本主义不会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12月，在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他重申了这一点：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是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

第三，是关于爱国主义。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指出：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

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然而，有一点令人感到费解。中英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强烈表示，香港方面不能组成一个单独的党派，也不同意所谓“三条腿的凳子”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香港问题是中国的权力。另外，港人的一些做法也令他们失望。一部分人对“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持怀疑态度。但是，邓小平却注意到了三方面的利益。他在1984年10月同中央顾问委员的谈话中，在随后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