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海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拥有大都会所固有的诸如犯罪丛生、风气败坏等诸多弊病，但位于上海西南郊区、为一片幽静的居住区和小店铺所包围的交通大学却更多地保留了乡村的原始风貌。1929年，当钱学森来到这里时，只有偶尔从远处传来的电车、公共汽车的轰鸣声和私家汽车的鸣笛声才会提醒人们，喧闹的都市也许终有一日也会侵入这片偏僻的净土。但是在1929年，交通大学静谧的学术氛围，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被黄包车夫的脚步声和守在校门口卖云吞的小贩的叫卖声所打破。
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是盛宣怀创立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当时督办铁路总公司业务的盛宣怀上书光绪皇帝，建言尽快成立一所理工大学。鸦片战争中，武器精良的英国军队击败中国军队，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此后在甲午海战中，中国军队惨败在日本海军手下。所有这些都使得成立一所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新式大学的需求变得迫在眉睫。靠着商界捐助的8785两白银，南洋公学正式成立，首届招生300名。1897年，一名美国传教士受邀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任西方研究学院院长，这标志着上海交通大学接受美国影响的开端。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美式工程学院的课程设置一直被上海交通大学当成样板来仿效。许多教师都有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背景，课程基本上与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保持一致，所有课程以英语讲授。学校的扩张速度相当之快，到钱学森入学时，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拥有128名教师（其中包括33位教授），800余名学生，分属于电子、机械、土木工程和铁路管理四大学院。钱学森主修的铁路工程管理项目隶属于机械工程学院，还是一门相当新的学科：直到1918年，初设于1906年的这门科目才正式成为主修专业。到1929年时，上海的几家工厂向学校捐助了一些仪器设备，并开始雇用这里的毕业生。
这之后的3年，钱学森修习的都是一些基本的科目：基础物理、化学、数学。他也研读了一些其他课程，例如机械和电子工程，机械设计，甚至包括工厂实习。大学的最后一年主要学习铁路设计方面的课程，也包括一个以设计火车头引擎为主的独立研究项目。
初进交通大学的那几天非常忙碌：搬进宿舍，整理行李，注册上课。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学子来说，这所大学气象非凡。穿过重重校门，几栋意大利文艺复兴或希腊风格的砖楼的包围之下，是一片巨大的广场。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是三层楼高的大礼堂，圆拱、壁柱和钟楼点缀着这座宏伟庄严的建筑物。这个时期的交通大学正在大兴土木，加紧扩建，就在广场之外，便是建成一半的宿舍楼和机械工厂。
钱学森在执信西斋中度过了他的部分大学生活。这是一座三层楼高的红砖灰瓦的现代建筑，分为东西两翼。立在正门前的水泥柱上，镶着上海交通大学的铜质校徽：齿轮环绕着的铁砧、铁锤、熔炉和书本。
交通大学的日常作息与当时中国其他大学的也许并无二致。所有的学生都需天明即起，迅速换上由校工洗熨烫平的长袍。在学校食堂吃完早餐后，学生们赶赴教室，在那里上一上午课。到了下午，场地则转换到包豪斯风格的工程大楼中的实验室。钱学森和他的同学换上长裤和工作服，在一片刺耳的噪声中观看指导老师如何操作锅炉、火车头引擎、蒸汽涡轮和其他重型机械。（用不了几年时间，钱学森和他的同学们就有机会在上海展示他们的工作——一台可以环行校园、乘坐10到12个人的火车头。）
随着时光流逝，钱学森的同学们开始注意到这个来自北京、沉默内向的小个子男生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当时，钱学森以身为班级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而闻名，”一位校友回忆道，“我们都知道他的成绩。他总是第一。”与此同时，他也给人留下了“古怪”的印象——即使是以交通大学的标准，他也显得特别。他很少说话，也很少和别人一起做功课。学生聚集的演讲厅和实验室并不能吸引他。看上去，钱学森所要的只是独处和沉默——一个可以安安静静思考与做自己的事的环境。似乎只有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最快乐。
钱学森的闲暇时光大半在图书馆度过。这是一座优雅的三层小楼，有着雕花长窗和石质阳台。楼前有座白色大理石雕像，是一个膝上摊着一本书的女子。钱学森喜欢坐在一间背阴的屋子里，极其专注地阅读美国科学期刊上的文章。他可以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只有在笔记本上进行复杂的数学演算时才会分神。
在上课的时候，钱学森也在读书。他的同学张煦回忆道，当其他同学“近乎迷信地抄写笔记，生怕漏下一个字”的时候，钱学森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埋首看他的学术论文。“这就是钱学森与众不同的地方了。其他学生关心的只是通过考试，而钱学森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考过，他把全身心都放在他喜欢的科目上。”
然而，有一门课钱学森却上得很用心。教这门课的老师是面孔圆圆、戴着眼镜的机械工程教授陈石英，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当时上海交大最优秀的教员之一。陈石英以英文授课，在黑板上以优美的小字写下一行又一行数学公式。包括钱学森在内的每个人都为陈石英一丝不苟的教学风格和对黑板的高效运用赞叹不已，以至于有朝一日，这两个特点也成为钱学森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而最重要的是，终其一生，钱学森都深以从陈石英课堂上学来的对教学材料的游刃有余和完美精准的风格为傲。
每到周日，钱学森都会独自去上海城里逛一逛。
1929年的上海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激动人心的。整个20年代，上海之于中国，正如纽约之于美国。这个迅速扩张的工业中心和港口城市是中国当时有限的几个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这里的工厂源源不绝地生产出钢铁和纺织品，茶叶的加工贸易也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上海也是扩张速度最快的一个。从钱学森出生那年到他来上海读大学，这个城市的人口从130万扩张到了310万，增加了一倍还多。
从上海交通大学步行到市中心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不仅是一次时间上的旅行，也是一种空间上的转换。交通大学附近，住着上海最有钱的外国人，比如像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公司这种大型跨国企业的主管。他们住在占地广阔的英式乡村别墅中。在街上，人们坐着马车来来往往，一条电车轨道通向城里。如果选择沿着南京路、北京路或其他平行的大路进城的话，便会发现，城市建筑逐渐变得密集，寺庙、红砖小楼、西式洋房和带有私人花园的双拼别墅渐渐增多。
再走不多会儿，国际港口城市那种鲜明的对比便会尽入眼帘。街上的男人身着中式长袍马褂却头戴西式礼帽，无人陪伴的中国女性头发烫着大波浪，穿着百褶裙，踩着高跟鞋招摇过市。几乎每一个街角都张贴着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公司出品的“吉时”（Chesterfield）香烟的广告，电影海报则盛情邀请路人前去观看美国最新公映的影片。在路上，既能看见公交车和电车，也能看见黄包车、驴车和挤满了人的独轮手推车。
再往东走，便进入到城市的租界区。英租界在北边，建筑物多为古典和哥特风格。法租界在南边，这里的房子让人联想起法国凡多姆（Vendome）广场附近的风情。这里的居民不只包括外国人，也有富裕的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够熟练地说3种以上的语言。在苏州河和黄浦江交界的地方，便是著名的外滩。这条河滨大道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区，鳞次栉比的新古典主义钢筋混凝土玻璃大厦定义了上海的城市天际线。
中国人大多数住在城市里相对贫穷的区域。一些人住在由一段3英里长的城墙包围起来的老城区，到处是弯弯曲曲迷宫一般的巷弄，有些地方窄到只容一辆自行车或是一个打伞的人通过。另外一些人或是住在城北，作为工人聚居区的闸北，或是栖身于城南，黄浦区一带的贫民窟。在那里，满街都是鸦片馆和妓院，卖身为妓的女子常常一晚上要接客二三十回。
也许在中国任何一个其他的地方，都看不到像上海这样悬殊的贫富差距。中国的工人阶级生活在污浊不堪的环境中，栖身于茅屋席棚，而外国资本家却住在金碧辉煌的欧式城堡里。工厂里，年幼的童工每天工作10到14个小时，在沸腾的开水锅里挑拣蚕茧，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污秽的地面上打滚，他们的母亲却要在一旁工作。有人这样描述当时工厂主对待童工的方式：“他让他们住在拥挤的宿舍里，给他们腐烂变质的食物，对他们严加看守，以防逃跑。”
钱学森很可能从未走进这样的工厂中，他也不太可能置身于上海的这些阴暗残酷的角落。在一次漫步中，他发现了位于上海东部的兰心戏院，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物。在这里，他常常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欣赏马里奥·帕奇（Mario Pacci）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钱学森不仅能从音乐中获得听觉上的快感，也能享受到视觉上的愉悦。多年以后，他依然会津津乐道于在古典音乐中“看到的色彩”。每个星期，钱学森都会在兰心剧院坐上半天，将上海的繁华喧嚣摒之于外，或许，也将整个世界摒之于外。
1930年，就在大一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钱学森得了斑疹伤寒。病情开始时很轻微，只不过是一点头痛和失眠而已，但很快便急转直下，发展为高烧和剧烈的腹痛，胸部遍布玫瑰色的红点和斑疹。病情发展到第三周，钱学森已经瘦弱不堪，开始变得神志不清。情形如此严重，他只好休学回家。
斑疹伤寒是一种由伤寒沙门氏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病菌通过口腔进入体内，穿透小肠黏膜，在24到75小时内令血液中毒。这种疾病通常通过粪便传播，而且在贫穷、卫生条件恶劣的地方尤其猖獗。拥挤而污秽的上海正是斑疹伤寒滋生的绝佳之地。
斑疹伤寒的病死率很高：如果不加治疗，1/4的病人会因此死亡。1930年前后的标准治疗方案不过是长达数月的卧床休息和充分进食。直到1948年，才有了像氯霉素和氨苄青霉素这样的抗生素特效药。
正因如此，从1930年到1931年，整个一学年，钱学森都从上海交大的校园里消失了。回家养病期间，他对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东安路上的书店里买了不少与哲学、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这次终于有时间一一细读。这些书反映了当时在中国暗潮汹涌的进步思潮。钱学森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
“我读了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学到了一些关于宪政运动的背景知识，”钱学森后来回忆道，“我对人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钱学森的大学生活和“对人生的认识”，在时间上恰好与当时日益扩大化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相重合。这种学生运动在上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的头20年，外国人是学生运动的主要对象。学生们对他们的傲慢义愤填膺，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一度悬挂于上海公园门外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当看到中国劳工在外国警察的欺凌下痛苦挣扎，只不过为了没有及时上缴执照费就会被拳脚相加的情形时，中国学生再也按捺不住对租界中种种不公正的愤慨。整个20世纪20年代，有组织的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1925年5月，当英国警察在租界开枪打死一名示威者时，这种运动更演变为流血事件。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时候，事态却开始发生变化。学生们痛恨的对象从外国人转到了无法保护国人的国民党政府头上。在这些学生的心目中，国民党变成了新的坏蛋。
国民党之所以招致学生的愤恨，主要出于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它对共产党的背信弃义。当蒋介石北伐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一直是战友。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却突然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政变，血腥屠杀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工会成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学生、工人和群众代表遭到机枪扫射。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幸而免遭于难。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国民党展开了对共产党员的大规模清洗处决，到1927年底，共产党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处境。
第二，国民党内部极其猖獗的贪污和腐化。在接管了上海市之后，国民党官员与上海的毒贩子勾搭成奸，对半分赃。他们向当地富户勒索金钱，强迫工商业人士购买短期政府债券。一些上海名人的子女甚至被扣上“共产分子”的“罪名”加以逮捕，直到他们的父母“慷慨捐输”之后才能获释。整个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都在不断加强与上海的外国企业和臭名昭著的青帮头子的相互勾结。
第三，国民党对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不作为激起了民愤。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炸毁沈阳附近的铁路，中日军队在混乱中互相开火，日本以此为借口，向沈阳发起袭击，并从朝鲜增兵，进而攻占整个东三省。不愿卷入战事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到长城以南，令东三省沦落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之下。
1931年，当钱学森重返交大校园之时，宁静的校园已经为激烈的学生运动所打破。穿上灰色制服的学生表示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并组织了众多抗日救国团体，召集了一次又一次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但他们愤怒的真正对象，指向了国民党政府。
一开始的时候，国民政府试图对学生加以安抚。策略之一是将学生代表请至南京，飨以盛宴，并安排他们会见宣传部的官员。他们甚至有机会被蒋介石亲自接见，并前往中山陵拜谒。许多年轻而易于收买的学生带着一种“洋洋自得”的感觉离开南京。
但是这种感觉并不能持久。学生运动日趋暴力。1931年9月28日，来自上海和南京的学生因为怀疑外交部长王正廷“里通日本”而将他痛殴一顿。全国各地的学生掀起了大规模的罢课运动，在上海，3000名学生决定前往南京，对蒋介石当面问罪。
学生们涌向上海火车站并占领了一辆机车，开往南京。一位目击者回忆道：“有人爬上了外国火车，有人挤在客车里，还有人甚至坐到了火车顶上，突然之间，一片混乱。”钱学森的一位同班同学回忆说，国民党至少采取过一次封锁铁路的行动，但上海的铁路官员和铁路工人却都为学生的做法加油喝彩。
学生运动的热度在12月时到达顶峰。上海的国民党官员雇用特务，绑架了两位从北京赶到上海的游行集会上发表演讲的学生领袖。在众目睽睽之下，两名男子从一辆黑色小轿车中钻出来，将一位演讲者拖入车厢。一名特务顺利地将被绑架者带走，但围观群众迅速作出反应，将第二名特务扣了下来，充当人质。愤怒的群众冲进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将那里砸了个稀巴烂，随后又向市长办公室发起冲击，切断了整个城市的电力供应，并控制了市政公交。学生们用竹棍痛打扣留的人质，直到他招供出被绑架的学生领袖被关押的地点。最后，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了被拘留在黄浦江上一条船里的那个学生。
没人记得钱学森是否参加过这些学生运动，但有证据表明，他不再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任何幻想。在休了一年病假之后，钱学森总是想方设法逃避每周一早上例行公事的总理纪念仪式和校长黎照寰的训话。这时候，钱学森中学时代的朋友和大学校友林津组织了一个管乐队。当钱学森得知管乐队成员可以在周一纪念仪式的开场演出后立即退场，无需多留之后，他迅速成为乐队一员，开始学习演奏次中音号。
在那个时候，不管政治立场如何，当一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都是一件危险的事。在政治上中立反而可能激起狂热的学生领袖们的愤怒。校友们回忆道，那些激进分子经常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巡视，确保所有的人都会出席反对国民党的集会。“你必须参加这些集会，”钱学森的一位表亲回忆道，“不然的话，他们就会用铁条抽打你。”
但与此同时，参加集会又会让国民党把你当成目标。特务们经常在校园里出现，逮捕学生。“只要看到深色汽车停在宿舍门前，第二天，就会听到某人被捕或被驱逐出校的消息。”一位学生回忆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往令激进学生愤恨不已的外国租界此时却充当了他们的避难所。由于各国租界之间实行不同的法律，彼此之间常有冲突，而且也缺乏沟通，学生们可以借此躲过警察的逮捕，从一个据点转移到另一个据点。
1932年，中国的局势变得更加暴力动荡。风起于青萍之末，一群日本僧侣的被殴事件引发了1月18日的上海日侨大游行，两天之后，日本总领事馆向上海市长递交抗议书，要求公开道歉。到了1月28日，虽然上海市长作出了退让，但由于双方沟通不畅，道歉未能被传达给日方。日本随即派遣两千军队入驻闸北区。当日本军队和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开火交战时，日本海军宣布日本帝国受到侵犯，对闸北进行了轰炸。
1月29日清晨，上海居民们从隆隆的炮声中惊醒。一位外国记者回忆道：
29日凌晨，4点刚过，我就被一声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炸雷声惊醒，甚至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走到窗前瞭望，然后又登上当时住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楼顶打探。尽管下着大雨，雾气蒙蒙，我还是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就在中国辖区的上空一圈一圈地打转。飞机轰鸣声不时为爆炸声和火光所打断。日本人正在对人口稠密的闸北地区展开轰炸。
上海市尸横遍野，满眼皆是断壁残垣。上海交通大学宣布停课，在中国和日本军队展开巷战之时，钱学森被迫回家。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上海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日本轰炸机炸毁了教堂、学校、医院、棉纺厂、工厂和大学。约60万难民拖家带口，涌入日军不敢轰炸的租界。
在空战的第一周，中国军队尚能抵挡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击落了3架日本轰炸机。但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与粤系空军部队在指挥权上发生了争执，导致后者全面撤军。在这之后，日本空军完全占据了优势。强大的中岛双翼轰炸机和三菱歼击机轰炸上海，而在它们之后，还有新出厂的飞机源源不绝地加入战斗。在杭州，10架飞机被击落，而在上海虹桥机场，刚刚从英国运到的100架飞机还未经组装，便连着包装箱一起被炸个粉碎。
战斗在3月3日告一段落。在短暂的停火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出面调停。5月5日，中日签署停战协议。上海“一·二八”事变宣告结束。
日本的进攻使得举国震惊，也令国民党的统治大为动摇。对上海的轰炸不仅留下了伤痕累累的建筑物和遍地尸体，也令中国人意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面对现代技术，中国的军事力量简直不堪一击。
无可否认，即使粤系空军部队留在上海，中国的空军也无法与日本军队相抗衡。1932年，日本陆海军一共拥有超过2000架飞机，而中国军队只拥有270架，其中不足90架飞行状况尚属安全。日本建立了完备的航空工业体系，三菱重工、川崎航空工程、日立飞机公司、川西飞机公司、立川飞机公司等皆为其中翘楚。而在中国，飞机全部依靠进口，只在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昌设有几处飞机修理厂。日本的军队、政府和工业力量紧密协作，步调一致，从欧洲的容克（Junkers）和索普威斯（Sopwith）公司聘请了众多一流的工程师担任顾问。中国的空军力量却支离破碎，各派系军阀拥有自己的飞行部队。《日本空军图史》（Pictorial History of Japanese Military Aviation）一书的作者石川英一郎写道：“中国当时的空军力量微乎其微，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这场轰炸给钱学森带来的冲击不容低估。这几乎是他生命中经历过的最富有戏剧性也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所有的一切都清楚地向他表明，科技不仅对于工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还严重关乎国家安全。
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大约20年前，外国人曾试图用扩展内陆铁路网的方式扩张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那时候，中国人奋勇还击，并且最终赢得了对铁路的控制权。在交通部的统一管理下，每一年都有数百名像钱学森这样的毕业生从铁路工程学院投身到遍及全国的铁路系统中去。
然而，科技的前沿不断向前扩展，现在，竞争已经在一个全新的舞台上展开：飞机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新式恐怖武器。广阔无垠的天空，已经成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新战场。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学士帽和黑袍不过是毕业生们列队照相的道具而已。当毕业典礼逐渐临近时，裁缝们会登门为学生量取尺寸，从而令帽子和长袍合身。面对照相机时，钱学森表情柔和，好像在思索些什么，甚至还带着一点儿悲伤。
有太多事情值得去思索，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有整个国家的命运。在钱学森整个的童年记忆里，中国从未如此多灾多难，在内部的腐败和外来的侵略中苦苦挣扎。
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成立了以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上海则在日本空军的轰炸下成了一片废墟。国民党无力抵御日军的侵略，却加紧了对内镇压，关闭了多所大学，并对报纸、电台、书籍、杂志和电影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国民党与教育部一道，修改了课程设置，使得大多数学生们不得不忙于应付必修科目和接连不断的考试，无心关注政治。特务机构常常在天明之前发起突击行动，逮捕思想激进的教授和学生，搜查课堂和宿舍。从1932年到1934年，全国有数百名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狱或驱逐，有些人甚至遭到处决。
钱学森亲眼目睹了多次这样的威胁和恐吓。他的两个同班同学因为参加共产党小组而被开除，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著名学生领袖被逮捕入狱，关押了几个星期。在上海，国民党大肆屠杀左翼作家，并暗杀了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申报》的总编辑史量才。
钱学森向机械工程系的同学罗沛霖吐露了他对未来的忧虑。在大三和大四这两年中，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的钱学森和罗沛霖成了至交好友。住在三楼的罗沛霖拥有一台当时在学生中很是稀罕的手摇留声机——RCA公司出产的“主人之声”（His Master’s Voice）——住在一楼的钱学森常常跑到他的房间里，一起欣赏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和欧内斯廷·舒曼·海因克（Ernestine Schumann Heink）的演唱、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Ignace Paderewski）和指挥家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的演奏。有时候，钱学森还会带来自己的唱片。当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总平均分89.10分）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钱学森拿到了斐陶斐（Phi Tan Phi）学会设立的一笔奖学金。他用这笔钱从南京路上的一家唱片店买了一张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Aleksandr Glazunov）的华尔兹音乐会的唱片。
钱学森对罗沛霖说，中国的真正进步不仅需要科学天才，也需要权力——政治权力。“他想要用革命的手段改变中国的现状，”罗沛霖回忆道，“钱学森对国民党政府的行径非常失望。他认为，这个政党正在向反智主义（against intellectualism）发展。他对我说，只靠埋头苦读并不能改变现有的制度，也不会带来希望。必须要采取政治行动。”
罗沛霖表示：“对我来说，这种想法是全新的。我也对当时的政府心怀不满，但却没有那样的念头。钱学森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态度。”
钱学森的下一步行动表明，他的人生态度也在经历着变化。在过去的4年中，钱学森致力于成为一名优秀的铁路工程师。在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毕业后，钱学森几乎可以万无一失地在交通部谋得一份起薪60元大洋的铁路设计师的美差，这足以让他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
然而，他显然另有打算——在铁路工程之外，也在中国之外。航空就是未来，但在中国，当时并没有航空工程领域的研究生项目。最好的航空研究中心在英国、德国和美国。钱学森可以去英国，拜在剑桥大学空气动力学理论的泰斗G. I. 泰勒（G. I. Taylor）门下。他也可以去美国，在那里，怀特兄弟揭开了现代航空航天的序幕。
钱学森还知道，有一个专门的奖学金项目，为少数最有希望的中国学子提供前往美国最优秀的研究生院就读的机会。那便是庚子赔款奖学金。
他开始施行自己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