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能够在民初一群政要的后人中脱颖而出，固然要归功于张作相、郭松龄等人曾给予的帮助，但也确有属于他的一套。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高层，耳濡目染之下，张学良对于如何掌权和拥有自己的实力，要比练兵用兵熟稔得多，这在战后处理郭案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张学良先对郭军将领进行了一次肃清，凡与郭松龄关系较深的老同学、老同事，均撤职不予录用。当时部队不在新民，而在后方的军官，以后也均撤职。然后是职务上的考量，中下级干部大多奉命行事，因此一律不予追究，照常任职。旅长以上的将领，除郭反奉时，被郭怀疑削去军职，或在郭军到新民后，就和张学良暗通声气的少数人得以官复原职外，其余都必须经其逐一考察。这样做既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原第三军团的骨干力量不致流失，仍可为其所用，又避免了军队日后再次生变。
在对旅长以上将领进行甄别时，张学良问他们：“你们说怎么办？”每个人的回答都不相同，有的说：“这是郭鬼子的所作所为，我是没有办法的。”还有的说：“这账，你找郭鬼子算就是了。”只有被郭松龄任命为军长的刘伟颇为倔强，没有把责任往郭松龄身上一推了之，当张学良问他“刘佩高（刘伟字佩高）你怎么干这不是人的事（指附郭反奉）”时，刘伟坦然回答：“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
韩麟春当时在场，觉得刘伟勇气可嘉，是个汉子，在征得张学良的同意后说：“刘佩高你是好样的，还回到第二旅去当旅长（刘伟原任第二旅旅长）。”最后这些高级将领只有刘伟一个人得以重掌军权，其余全部被安排了闲职。
看到大局已定，张作霖遂在帅府办公厅召开善后会议。他进入会场后，首先把头上的貂皮帽子摘掉放在大案子上，接着向会场环视一周，然后才用低沉的语气说：“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来向大家作交代的。”说完，他把目光转向与会的袁金铠：“四哥（张作霖对袁的称呼），你把通电先宣读一下，明天就发表。”
袁金铠清了清嗓子，高声朗读道：“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王永江字岷源）、军事交吴公兴权（吴俊升字兴权），请中央另派贤能来主持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张作霖之所以要让人起草这封通电，直接起因是郭松龄到新民后，便抛开“清君侧”的一套说辞，直接朝他开了炮。在郭松龄发表的告奉天父老书中，张作霖被口诛笔伐，大加指责。迫于形势的需要，张作霖当时也被迫发出通电，承认因连年参战，影响了人民生活，同时表示在张郭战争结束后，将引咎告退。
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既然前面做了这样的保证，后面就不能不有所交代，哪怕是演一场戏。
通常情况下，一场戏除了主演外还得有一众积极配合的助演。未等袁金铠把全篇电文念完，吴俊升就站起来连摆手带摇头地说：“嗯……嗯……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嗯……咱们一块儿撂下！”王永江也连忙站起来：“永江代理一省政务，也不称职，惟有大帅在，我得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现吴督军不肯负责军事，我又不胜任政治，东北大局实不堪设想，倘有不测，招致内忧外患，大帅有负国家人民倚托之重。”
战祸是谁引起的，张作霖说是他，但郭松龄最早的“清君侧”却指明是杨宇霆，此乃众所周知的事。杨宇霆不敢回避，继吴俊升、王永江之后，他站起发言：“苏皖挫败，乃至牵动全局，招致叛变，我是罪魁祸首，理应明正军法，但蒙大帅宽容，准许戴罪立功，这完全是从大局着眼。”
当时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正遭受国民军的猛烈进攻，形势岌岌可危，杨宇霆主张应加紧收编郭军残部，集中力量，先封锁辽西要塞，然后派劲旅到关内对直鲁联军进行策应，以求共同击败国民军。为此他呼吁：“这种危急存亡之际，绝不是大帅引退休养之时。”
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言实际也就是表态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直接说这次战祸仅一个月就得以平定，“全仗大帅洪福”，言下张作霖不仅无过，还有功。
眼见火候已到，再讲下去恐怕自己也要感到难为情了，张作霖站起身用手往下一压，让发言人坐下：“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