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深夜，郭松龄发出通电，作为反奉开始行动的信号。最早的通电称为“养电”，内容是让张作霖即日下野，拥护张学良继承大任。执笔者是黎元洪当总统时的秘书长饶汉祥，有名的大笔杆子，为此郭松龄还破费了五千大洋的润笔费。文章颇有骆宾文讨武则天檄文的风味，只可惜写得太长也太讲究，过于斟字酌句，反而晦涩难懂。在部下的建议下，郭松龄于当晚又追发了两封相对通俗易懂一些的电文，其中一封是“清君侧”，让杨宇霆下台，另一封则倡言奉冯两军停止敌对行动。
“养电”发表后，“反奉三角同盟”很快做出回应。冯玉祥召集会议，发出了历数张作霖罪状，劝张作霖引咎下野的通电，同时以援郭之名，派兵出喜峰口，直取热河，热河都统阚朝玺因此不得不自行撤走。李景林系被动加入同盟，其意在保住直隶地盘，并不是真的要对张作霖怎样，所以他虽迫于形势，紧跟着冯玉祥也发了封通电，呼吁惩办杨宇霆，以及请张作霖“将庶政付于少帅”之类，但明显话语缓和，留有余地。
郭松龄打电话给李景林，让他措辞强硬一些，他回答说：“我的老母现住在奉天，日来已被监视。我心中感到十分不安。若对你再有表示，老人家的危险更大，因此我是不能有什么举动的。”郭松龄说我的父母也在奉天，我才不管呢，谅他张作霖不敢怎样，但李景林仍首鼠两端，不愿与张作霖彻底决裂。
与李景林不同，郭松龄早已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1925年11月23日晨，他走出医院，率第三军团部及所属部队前往滦州。此前张学良虽为军团长，但军团的所有事务均由郭松龄主持，军团印章刻的也是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个人的名字。郭松龄又一向对人事抓得很紧，一人独揽了军团所属三个军的全部编组事宜，甚至连各军卫队营营长的人选乃至于一个事务长的调动，都要经他亲自决定或批准。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军团名为张学良统率，实际都是听从郭松龄指挥。当时的基本情形可以概括为，张学良若在眼前晃悠，郭松龄调动部队时可能会觉得有些不便，但并无太多实质性影响，换句话说，就算张学良不回奉天，面对郭松龄发动兵变，亦难有回天之力。
郭松龄一到滦州，即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凡上校以上官佐均必须参加。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会场的气氛也十分紧张，武装警卫人员荷枪实弹，来回巡视，没有郭的手令，谁也不准随意出入。
会上郭松龄宣布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分编为五个军，即刻班师回奉，“撵走老张、拥护小张、整理东北、开发东北”。与此同时，他还撤换和拘押了一批被认为和自己不一心的军官，代之以相对可靠的亲信部属。
滦州会议后，郭松龄随军部沿铁路向奉天进发，留参谋长彭振国为后方司令继续驻守滦州。这时姜登选要出关回奉天，其专车正好抵达滦州车站，彭振国奉郭松龄之命，上车对姜登选说：“郭军长现患感冒很重，不能亲来迎接督办（姜登选的正式职务仍为安徽省军务督办），但希望与督办晤面。”姜登选已经察觉郭松龄要反奉，也想面见郭松龄进行劝告，因此欣然点头应允：“茂宸（郭松龄字茂宸）患病，我可到他那里去看看。”
早已出发的郭松龄其实根本没打算与姜登选见面。上了圈套的姜登选先被关押在滦州车站的一个楼梯间里，之后郭松龄的卫士又以送他到城里为名，在路上将姜登选开枪打死了。
当天晚上，他的部下戢翼翘等人在司令部门口亲眼看到一颗星从天空落下来。那时众人尚不知姜登选已经身亡，只知他被郭松龄扣押，但看到这一情景后都预感到凶多吉少。戢翼翘惊呼：“危险，姜先生怕没有了。”
姜登选沉着有谋、性格平和，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唯一能沟通各派的人，有一段时间甚至高傲如郭松龄也想对其进行拉拢。郭松龄不爱赌博，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他却经常到姜登选家里去玩牌九，而且一掷万金，毫无吝色，显见得是想和姜登选搞好关系。
为姜登选惹来杀身之祸的，只是他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负气率部离开前线，差点影响大局，姜登选来了一句“该当何罪”。按说郭松龄这样违抗军令、不顾大局的行为，确实完全够得上军法从事，所以姜登选的话很容易被理解为“按军法应当被处死”。可是实际上熟悉姜登选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该当何罪”只是平时哼惯的一种京剧舞台腔，并非真的要将郭松龄怎样。
郭松龄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是张学良背地里告诉给了他，而就是因为这句话，加上认为姜登选抢了他的安徽地盘，所以姜登选便被置于了死地。得到枪杀姜登选的报告后，郭松龄特发电告，内称：“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
郭松龄仅以一个小小的个人私怨，就下手处死一个在东北军中深孚众望的高级将领，此举很不得人心，可以说是办了一件蠢事。很多人都认为郭松龄度量狭隘，韩麟春事后也说：“郭茂宸如果不杀姜超六（姜登选字超六），事情是可以转圜的，可是你无故杀人，总是要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