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南一带是一望无际的干燥草原，夏天蚊子既多又大，有的个头几乎跟蜜蜂相似，叮人特别厉害，名为“瞎虻”。一到黄昏，“瞎虻”等蚊虫成群飞来，糊到不加防备的人身上，一夜间就能把人血吸干。张作霖所部在草原上行军，大热的天都不得不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便寸步难行。
比蚊虫更具威胁的是狼。“跑拔子”（军队里的通信人员）一个人骑马外出送信，往往就会被狼吃掉，最后仅剩一匹马跑回来，因此“跑拔子”不离开大队便罢，要离开的话必须几个人在一起，而且还得全副武装，就这样，有时仍免不了遭到狼群的包围。
这是夏季，到了冬季，草原上冰雪载途，人烟寥寥。官兵们晚上露宿寒林，光把手指冻掉的就有二十多个，其他人脸上手上也都不同程度地有冻裂伤。由于军粮接济不上，大家只能吃些干粮，捧雪为饮，张作霖本人亦不例外。有一次，徐世昌派员前来赏银犒师，来使在河岸边碰到张作霖，其形容之憔悴，几乎令他不敢相认。过后，他向徐世昌进行了报告：“（剿匪部队）艰苦情形，可以想见。”
张作霖所部面临的困难，蒙军当然也会遇到，但后者的适应能力显然要强上许多。首先，蒙军出动时会预先带上大群空马，这些空马既是交通工具，可用于换乘，同时亦是其主要给养来源，每当断粮，他们就会杀掉几匹，以马肉充饥。马肉热量高，每天吃一顿基本就可以一天不饿肚子。其次，因为反垦，陶克陶胡等部得到了不少蒙古族民众的支持。随张作霖一同出征的张景惠曾说：“我们军队所到之处，蒙古人都搬家躲得远远的，所以我的部下人马住食十分困难，就想找个蒙古人领路也办不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蒙古族民众视陶克陶胡为英雄，会随时予以接济和帮助。
官军在草原上备受苦楚，每个人都希望早一日收工打道回府，可是接仗并不顺利。蒙军全都精于骑术，有着不俗的枪法，纵马冲锋时他们会将头贴在马脖颈上，以减少伤亡，当驰近目标时才一跃而起进行射击。官军若意志不坚，准备不足，随时有被蒙军冲垮的可能。
要说光这样还好应付，张作霖马队成员有不少是以前辽西的“马胡子”，骑射作战的技术也不赖，加上具备人数武器上的优势，双方真要是立住阵脚，你一刀我一枪地比拼，蒙军自然不是官军的对手。
问题是人家偏偏不跟你这么比。蒙军所用战法多为奇袭，也就是先出其不意地来一个攻击，给你造成损害，然后打马就走，溜之乎也。
蒙军每个人都有两匹马，骑一匹休息一匹，骑的那匹如果被打伤或跑乏了，可以立即换上备用马，以此保证他们的马儿有足够脚力。除此以外，草原上没有正规的道路，不像辽西平原上有村落、树木等作为据点或标志，不常来往这些地方的人简直没有办法走路。因为这些因素，蒙军要么不想逃，只要他们想逃，常见的情况往往都是：官军这边刚刚整顿好准备追击，蒙军那边早已杳如黄鹤。
其实有时候若干脆不追还好，怕的恰恰是若即若离，部队被诱得紧追不舍。那样的话，一旦跑到很遥远的地方，各部就很容易和本队脱离，从而导致严重后果。
张作霖亲身经历过这样的险情。那一天，他和蒙军一场鏖战，蒙军故技重施，打了就跑。张作霖带着全部人马跟踪追击，走了一两天后，他才蓦然发现指挥机构与各队脱离了，周围杂草遍野，各队皆不知所往。
张作霖当时身边不过才十几个人，吹集合号没人听得见，鸣枪又怕被蒙军发现，他们只好慢慢地找。过了不久，大家把干粮差不多吃光了，饿了一天多，连困带饿之下，人人都有些承受不住。张作霖年轻时餐风宿露，挨饿也是常事，他最担心的是“总理”陶历卿吃不消。
“总理”是指挥部门办文案的人员，指挥机构内凡一切不直接属于军事作战的事宜，例如公文、粮饷等，都由其负责，所以职位还是很重要的。张作霖非常尊重和关心文人，在他的思维里，文人与武人不同，忍饥挨饿的生活是过不惯的，也决不能任由其挨饿。
张作霖身上还藏着一块烧饼，于是他骑着马走到陶历卿旁边，把这块烧饼悄悄递给了陶历卿。
陶历卿一看是烧饼，哪里肯要：“统领（指张作霖）也一天多没吃东西了，留着统领吃吧。”
张作霖摆摆手：“你不用管我，你吃吧。”
陶历卿又要让给别人吃，张作霖也不允许，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吃下去。陶历卿没办法，只好一个人把烧饼吃掉了。
就这样苦挨苦熬，他们才在一天下午找到各队。聚齐后，大家在一个四面高、中间低的区域集合休息，因为认为这样的地形能遮蔽敌人的视线，当下便决定就地过个夜。
就在其他人忙着搭帐房和埋炉造饭的时候，张作霖亲自上马，到附近绕了一圈。回来后，他召集所有管带开会，说：“不能在这里宿营，赶快上马开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