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下的襄助下，张作霖逐步对“项傻子”展开主动进攻，并在对方率部抢劫时将其予以包围，一场鏖战下来，“项傻子”被当场击毙。这一仗不仅为张作霖和八角台去一强敌，也对其他蠢蠢欲动的“胡子”和游兵散勇起到了震慑作用，自此再没有人敢来碰硬钉子了。
由于成功地保住了八角台，张作霖在绅商们心目中的地位越加高大，他们每月支付近三千两银子作为军饷，帮助张作霖购买枪械，招募人马。张作霖的团练步马队迅速扩充至两百多人，而且有马有枪，并配有洋鼓、洋号和鲜明旗帜。所部列队绕村行走时，阵容甚为雄壮，与正规军队相比，气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彼时辽西绿林中有“四霸天”一说，张作霖位列“北霸天”，这标志着他已一跃成为像过去冯麟阁那样的江湖老大。不过与冯麟阁等山大王不同的是，张作霖还拥有一个未来枭雄所必须具备的眼光和气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喜欢结交名士。
除义父张子云外，八角台的士绅和文人都是张作霖的座上客。举人刘春烺位列“辽东三才子”，虽在官场上不甚得意，却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和张作霖相交甚笃，常常无话不谈，有一次他对张作霖说：“当今之世，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办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
张子云与刘春烺观点相似，认为养兵毕竟是国家大事，民团只是应付于一时的地方武装组织，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民团终将失去存在的条件。听了他们的建议，张作霖连连点头称是，他也感到“不和官家合作，成不了大事”，只有跟从大清政府，才能拥有强大后盾。
张作霖开始为“和官家合作”进行准备，比如训练和管理练勇时，都要求保持与官军一致的纪律。“保险区”内，除盗窃案自行管理外，所有民事刑事案件一律解送官府裁决，这些都是为了给官府留下一个好印象。
就像当年宋江日夜盼着朝廷招安一样，张作霖巴巴儿地期待着政府降旨。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没过多久，好消息真的来了。
身为东三省政要，盛京将军增祺实在是倒霉透顶，调任这个职位不过才一年光景，就让俄军占领了奉天。他刚逃到新民府附近，便被哥萨克骑兵给追上截回，并在沙俄的逼迫下，与其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答应将奉天交给俄国军管。此事并未报经北京政府批准，朝廷为此进行了追究，准备将他革职。
要说真革掉也就算了，可是因为无人敢出关接替，增祺又只能暂留原职，继续维持地方治安。这可不是一件好干的活，因为他发现，辽西“胡子”（也包括那些打着“保险”旗号的队伍）既多且强，仅靠官军武力剿伐根本就消灭不了。
增祺的下属、新民府同知（同知为知府的副职）廖彭亦有同感，因为他手中能调动的巡捕队仅有一百六十人，而所要对付的匪盗则多如牛毛。为此，廖彭向增祺上书，建议招抚地方“保险队”，将私团招为公团，他认为通过这种办法既平了匪患又壮大了官军，乃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增祺看到后觉得未尝不可以一试，便授命新民府知府增韫具体承办招抚事宜。增韫不敢怠慢，当即派人向各“保险队”宣抚收编。收抚的办法是先是有当地士绅出面担保，保证安心归顺，不出尔反尔。通知一出，各帮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踊跃，原因是大家都不知真假，害怕官府以收编为由，趁机将他们解决了。
张作霖平时广交官府和地方绅商，内部消息非常灵通。当其他帮派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他已经认定这是一个出头的好机会，下决心归顺朝廷，听候改编。张作霖的决定得到了张子云的支持，在张子云看来，地方太平了，团练就该遣散，但要让练勇们立即放下武器回家种地，也很难安分守己，反而对治安不利，更何况，张作霖这几年在地方上表现不赖，彼此间的私人关系又不错，于情于理都应该帮他找一条出路。
张子云找来另一名当地士绅杜绊林商议。杜绊林是个秀才，与张作霖的关系很好，当下便答应与张子云一道为张作霖作担保。当年关外有文化的人不高，读书人因此很受尊敬，那些有一点功名的，更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在社会上的名望和地位都很高。秀才这样的身份，若放到关内也许不值一提，在关外就不一般了。知府增韫对于张子云、杜绊林这两位老秀才一向都特别尊重，有他们两位共同做担保人，起码取得官府的初步信任是没什么问题了。
对于张作霖而言，仅仅拿到入场券还不够，入场之后，你知道人家会让你坐哪里？那些边角旮旯，谁都不待见的地儿，你愿意去？
就在张作霖思忖着如何再找点门路，下点功夫的时候，他突然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增祺当初逃往辽东时，曾先把家眷送走。如今他被截回且与沙俄达成了和约，社会秩序也渐渐安定下来，他便打算把家眷重新接回奉天。
京奉铁路当时只通到沟帮子，剩下的路要从新立屯经过，而新立屯就在张作霖的控制范围之内。张作霖由此心生一计，他将张景惠等部下召集到一起，鼓动他们说：“我们总在绿林中吃黑饭，前途是暗淡的，是毫无出路的。我看不如借助我们现有的这点实力作本钱，向官家讨价还价，混个一官半职，总比这样继续干下去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