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三期“清剿”之后，根据地的局势暂时得到缓和，而这时的国际形势也正朝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
1942年10月，苏中区党委在如东县南坎镇召开会议，会上传达了延安总部的指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
不仅是中央这么乐观，大家都有了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苏中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
日本人把南部“清剿”的失败，归结为不伦不类——好像“铁壁合围”、“清乡”都能沾点边，可是味道没一个正的。
倘若是纯正的“清乡”，那就不同了。
此前“华中派遣军”已经换成“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为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决策，首次提出要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方案。
畑俊六定下大纲后，由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参与谋划，汪伪政府军事顾问晴气庆胤中佐和汪伪“警政部长”李士群共同设计，正式提出了“清乡”计划。
汪伪将“清乡”定为“国策”，首先自苏南开始进行“清乡”。
经过两年多的“反清乡”斗争，苏南新四军的指挥机关、主力部队最终都无法再坚持下去，不得不先后撤往苏中，苏南“清乡”经验由此让日伪军如获至宝，在苏中“清剿”失败后，他们便又祭起了“清乡”这一法宝。
“水师”突击
畑俊六决定置劳师无功的南部不用，改由第六十师团长小林信男中将主持“清乡”。
第六十师团系由原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扩编而成，扩编成师团后，又另外增加了一个由国内新兵编成的旅团。要论战斗力，第六十师团比第十二旅团可能要强，但仍然不及老师团，畑俊六器重小林之处，在于第六十师团常驻苏州，曾是苏南“清乡”的主力部队，有“清乡”经验。
畑俊六将对日伪军威胁最大的第四分区列入黑名单，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他对小林师团长提出的目标，是在6个月内消灭苏中新四军主力，从而在江北造成“大东亚圣战的华中确保区”。
苏南“反清乡”的挫折和苏南部队的北撤，对苏中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一听日军将把“清乡”重点从苏南转入苏中，消极悲观者有之，惊慌失措者亦有之。
如粟裕所言，苏中抗战进入了最尖锐、最艰苦的时期，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而要冲破黑暗，光靠嘴皮子鼓动是不够的，还是得用枪杆子来做宣传。
粟裕发现他有空子可钻：南部走神儿了。
南部到苏北的时候，他的第十二旅团有5600余人，这几年不断地跟新四军作战，部队越缩越小。你别看每一仗死伤的日本兵不多，加起来数字惊人，前后已经伤亡了5000人，经过不断补充，才得以维持3700余人的规模。
挨上司的训斥，那是家常便饭，长时间的受挫，已经让南部越来越不像一个有头有脸的武士，乃至于丢了一门炮，都能让他失魂落魄到恨不能跪在地上求人。
这次畑俊六突然调小林来主持“清乡”，让他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小林来苏北，那还有他南部什么事，以前他所付出的一切不都泡汤了吗？
抢功劳尚是其次，南部最怕的还是调职，特别是被调到太平洋去作战。当时的日军将官都知道，谁去了太平洋战场，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在美军无情的火力打击下，即便是老师团，都只能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偏偏上司还真的透露了要调他走的意思，这悲催的。
南部人坐在办公室里，小眼神却到处瞟来瞟去，脑子里也全是小孩子游泳，哪里还管得了什么新四军不新四军。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用打胜仗来鼓舞人心的好机会。
“清剿”之后，鉴于主力消耗过大的问题，粟裕对苏中部队进行了整编，每个旅只保留一个经过充实加强的主力团，其余步兵团全部实现地方化，作为地方团的骨干。他另外组建了师教导团，由自己亲自指挥，随时用于对重点方向实施突击。
1943年2月23日，粟裕指挥教导团向曹家埠据点发起进攻，曹家埠只有伪军一个营，但据点有大碉堡，光靠步兵根本攻不下来。
原先通过黄桥决战等战役，粟裕曾缴获到3门山炮，为此成立了一个军区炮兵连，但这3门炮轻易都不会拿出来用。这次粟裕破了例：“把大炮用上，可以更加坚定群众反‘清乡’的信心。”
炮上来了果真大不一样，几炮，就把大碉堡给轰开了，据点伪军也就此瓦解。
紧接着，粟裕又调用第七团，相继攻克日伪军据点12处，摧毁碉堡40余座，长江北岸用以“清乡”的大批毛竹被烧毁。
第一期“清乡”原定于3月1日开始，因毛竹被烧毁，被迫推迟到了4月10日。
时间进入倒计时，小林要来了。这个时候，南部已经通过向上级申辩，暂时获得了留任，但“清乡”仍然没他的份儿。
南部很生气，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你小林算老几？
所谓“敌人反对的，我们要坚决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南部在内心里差不多视小林为敌，两人换防时，他不等对方到防，就把部队全部开走了，同时还没忘记破坏据点里的工事和铁丝网，反正就是不想让小林占一点儿便宜。
据点无人，连民兵都收复了许多小据点。
1943年4月11日，小林调兵遣将，从苏南调来有“清乡”经验的菊池联队以及3个伪军师，使参与“清乡”的机动兵力达到15000余人，加上“清乡”所需的警察、坐探和行政人员，其兵力的密集程度为敌后华中战场所罕见。
这些日伪军带着大批毛竹，分成十几路蜂拥扑进四分区，开始了“军事清乡”。
在预定的“清乡区”内，小林首先寻歼四分区主力，四分区的主力团如今只有一支，即“老虎团”第七团，在粟裕的指挥下，他们早早就“敌进我进”，跳到了“清乡区”外面，从而让小林扑了个空。
小林在里面实施“军事清乡”，压缩根据地，第七团在外面展开军事攻击，扩大根据地。
轮到新四军提高机动作战的效率了。在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区，部队全部乘小船行军，一般情况下，一个班乘一条船，一个连乘十条船，一个团乘有近百条船，行进在水泊中，长达数里，俨然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水师”。
小船比较隐蔽，据点里的日伪军往往只注意防守陆地道路，想不到河沟、河汊中会突然冒出“水师”。各船的进攻方式是，用竹篙快速将船撑向岸边，一经靠岸，一人先跳下水用绳子将船稳住，其他人借助竹篙撑出的那股速度，向岸上之敌发起迅猛冲击。
1943年5月13日，七团实施黄庄偷袭战，仅用5分钟时间便消灭伪军一个中队，整个过程中，只有伪军哨兵胡乱放了一枪，其他人都是还没有反应过来，新四军的枪已经顶到了胸口。
10天之内，七团在偷袭不成的情况下，又用强攻方式拿下戴家窑据点，歼灭伪军1个营。
小林在苏南的“清乡”经验是，不管“清乡区”外如何枪炮声连天，他都充耳不闻，也不肯从“清乡区”调出兵力，因为他知道，跳出外线的新四军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他调兵，那就上当了。
小林先用竹篱笆把“清乡区”围起来，然后在“清乡区”内遍设据点和“检问所”，三五里即有一处，用于盘查来往行人。由日伪军和警察、坐探组成的“清乡队”，则不分昼夜，挨村挨户地搜捕抗日军民。
苏南“反清乡”遭到挫折，绝非偶然，“清乡”气氛确实非常恐怖。当时日伪军据点纷纷传说“粟裕已经率部北去”、“清乡不需3个月就可成功”。
请他编菩萨
实际上，粟裕从来没有离开过四分区，他事先只将机关转移到一、二分区，自己则率领十几个武装人员留了下来。
粟裕不走，对于“清乡区”内的军民，就是一个莫大的精神鼓舞。
粟裕认真研究过苏南的“清乡”和“反清乡”，也初步琢磨出了一些对付的法子——
小林建立据点，就派地方化主力、地方部队和民兵，昼伏夜行，灵活穿插，专门选择那些防守薄弱的据点打。这里面，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短枪队”。
“清乡”开始前，粟裕从苏中军区保安部门挑选了一批人员，再从各分区部队中抽调短枪排，组成了“政治保安队”，队员人手一支短枪，因此被民间称为“短枪队”。“短枪队”的队员们不仅有一手好枪法，而且能化装侦察，翻墙过河，在苏中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华北的敌后武工队。
日伪军、警察、坐探、汉奸猖獗，除了有“短枪队”上门外，粟裕还发动民兵参与，并且提出口号：“每乡每月捕杀一个敌人。”
一个乡那么多民兵，每月杀一个，不算难。民兵的袭击手段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包括“背猪猡”、“钓乌龟”等十几种之多。
所谓“背猪猡”，就是埋伏路旁，专找零星掉队的敌人，只要用绳子往脖子上一套，背着就跑。
所谓“钓乌龟”，是事先割断电话线，敌人一定要来查线，然后……
“反清乡”才个把月，有个乡的民兵就用“三八式拳头”、“五号盒子枪”（即匕首）干掉了50多个敌人。两个月内，苏南调来的“清乡”队员被捕杀一半，原拟开赴苏中的两个“清乡”大队因此吓得没敢再来。
“清乡”队另外一个让人痛恨的地方，是竹篱笆。小林从江南运来500万根毛竹，沿着“清乡区”边缘，构筑了一道绵延200里的篱笆封锁圈。
众人拾柴火焰高，粟裕提出了“不让敌人打篱笆”的口号，动员群众悄悄地破击篱笆。动员的内容，非常通俗易懂：篱笆把你家的田地隔开，让你既收不到粮又采不到菜，不如把这些毛竹拔下来，编篮子，做扁担，用处大得很呢。
老百姓要收粮收菜，还喜欢捡不要钱的毛竹派用场，于是很快就开始自动自发地参加了“破篱笆”运动。
起先是小规模的分散活动，后来便发展到几个乡几个区的联合行动。4月到5月间，总计有10万人次，参加了100多起破击活动。
1943年7月1日夜，在分区部队的掩护下，4万多民兵和群众对竹篱笆展开大规模焚毁行动，但见火趁风势，风助火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弯弯曲曲、望不到头的火龙。一夜之间，小林惨淡经营了3个月的封锁篱笆便被焚之一炬。
两个月一转眼就过去了，小林见“军事清乡”没能达到预期目的，急忙实施“政治清乡”。
“政治清乡”就是实行保甲制度，日伪军把“清乡区”内的某一个区域包围起来，将群众拉到一起，强行登记户口，张贴门牌，实行连坐连保。
你有计策，我有对策。粟裕和四分区采取的办法是，敌来我走，只留下老弱进行敷衍，所谓“铁将军把门，灶王爷看家，鬼子编保甲，请他编菩萨”。
鬼子一走，便动员群众烧毁门牌、保甲户口簿、壮丁册，查问起来，就让群众推到新四军身上：新四军干的，你们有本事找他们去理论吧。
编查人员不下乡便罢，下乡还有“短枪队”和民兵等着取他们的项上人头。有人没办法，干脆躲在据点里编假名册，以应付上级，更多的人则请长假，开小差，借机逃离。当时有首打油诗叫作：“清乡无把握，生死不可卜，大家捞一票，赶快出苏北。”
“政治清乡”也行不通，畑俊六所谓6个月消灭苏中新四军主力，自然也只能沦为痴人说梦，小林不得不宣布“延期清乡”，以后又扩展为“高度清乡”。
让四分区军民陷入被动和困境的，正是“高度清乡”。
渔人撒网
小林信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还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军校教官，初来乍到，对苏中的地理人情，他或许没有南部熟悉，但在战术运用上，他却比自己的同事更为狡谲。
“高度清乡”又称“流血清乡”，是“清乡”中的极致手段，也可以解释成是不择手段。在这一阶段，小林除采用常规的“梳篦”、“拉网”战术，对抗战军民进行反复搜捕外，还使出了最厉害的一着撒手锏，即“以游击对游击”。
小林把日伪军和武装的特务人员组织起来，不仅让他们乔装改扮成“游击队”，而且在活动和作战方式上也完全套用游击方式。比如，日伪军以往都走大路，现在全部改走小路；以往白天出来“扫荡”，现在晚上出动，拂晓猛袭；以往大多陆路行军，现在利用水道偷袭。
四分区猝不及防，蒙受了很大损失，内外线压力也都与日俱增。1943年9月，粟裕倚重的虎将、第七团团长严昌荣在一次战斗中阵亡，至1943年年底，第三旅作战部队伤亡官兵近千人，地方干部群众的死伤及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小林刁钻，粟裕也使出浑身解数跟他周旋，其最主要的一个策略便是——“分化”。
畑俊六以为小林有苏南“清乡”的经验，南部有熟悉苏北的优势，二人可以成为他在苏中“清乡”的左右手，但实际上这左右手之间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
南部换防时使的那股小性子，让粟裕完全看透了南部和小林之间不可道破的隐秘关系。对南部师团和小林师团，他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新四军打小林师团时不遗余力，但对南部师团却是适可而止，能放他一马就放一马，能多给一点面子就多给一点面子。
新四军打的都是小林，南部比较轻松，在上级那里交代得过去，就不用怕调职了。
不知道南部是不是心里也明白这一点。反正这哥儿们在“清乡”期间非常消极，属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小林要找他帮忙搭一下手时，他基本都处于失踪或走神状态。
另一个分化对象是伪军。
伪军里面也分派别。李长江等在长期驻苏北的，叫旧派伪军；另有一派从苏南赶来“清乡”的，叫新派伪军。新派伪军是“清乡”的急先锋，受到小林的重视和支持，他们也狐假虎威，对旧派伪军看不起，乃至进行打击和吞并。
粟裕的办法是利用旧派，争取把旧派里的伪军拉过来，为我所用。小林实行“高度清乡”，采用“以游击对游击”，若没有熟悉苏中地理的伪军配合不行，伪军如果“私通”了新四军，就等于给新四军提前通风报信，那些“假游击队”的刀自然会变钝。
小林会制造“假游击队”，粟裕投桃报李，也派去了一支“假伪军”，这便是著名的“汤团”投敌事件。
“汤团”指的是四分区内的通海自卫团，乃新四军控制的地方武装，团长汤景延曾在国民党军队内混过多年，有旧交在汪伪政权任职。
“清乡”开始后，粟裕利用汤景延的这一特殊社会背景，亲自策划，让汤景延率全团诈降，正经八百地当起了伪军。
汤景延当着汪伪的官，做着新四军的事，小林的“清乡”计划、兵力部署、装备给养，各种情报都源源不断地通过秘密电台送到粟裕那里。
小林在实施“高度清乡”的同时，还进行“经济清乡”，也就是对四分区进行经济封锁，以及掠夺物资，根据地的供给因此十分困难。汤景延便以补贴部队给养为名，做起了生意，实际是偷梁换柱，暗中向根据地运送军火和药品。
“汤团”在敌人内部潇洒了近6个月，该拿到的都拿到的。后来得知敌人有所怀疑，要予以分割，汤景延才奉粟裕之命，在率部实施“破腹战斗”、摧毁敌据点后，重新回归了根据地。
粟裕评价“汤团”的整个行动是：“好比渔人撒网一样，把网撒下去，等鱼进网后，再果断地把网拉上来。”
到1944年2月，小林的“高度清乡”仍然无法结束，他为此不断哀叹，“江北不比江南”，“工作之困难不待多言”。
这边四分区的“高度清乡”完不了工，那边新四军又借机在其他分区快速发展，小林只好再搞噱头，决定着手对一、三分区实行“扩展清乡”，对二分区实行“强化屯垦”。
获悉小林的计划后，粟裕很犯愁。
先前一师主力已跳出四分区，第三分区被“扩展清乡”后，那里的主力和机关也要转移，这样，两股人马就都只能向北移往二分区的三仓。三仓适于新四军活动，可是它的面积很小，东西和南北均不到百里，在如此狭小的区域内集中这么多的人和单位，那正是“塘小鱼大”，万一小林再来个“大扫荡”，躲都躲不开。
得开辟一个没人打扰的新区，这个地方，粟裕选的是车桥。
多算则胜
车桥是淮安城东南的一座大镇，镇前河道上有五座桥梁，可俯瞰全镇，形如一个“车”字，是以得名。此镇地理位置相当显要，日军用以分割了一、二分区，并对苏中根据地和苏北根据地进行封锁，堪称敌人的心脏区域。
粟裕早就留意车桥了。他曾利用去军部驻地开会等机会，对车桥及其附近的敌情、地形反复进行过实地勘察，车桥有多少据点，据点里有多少鬼子、伪军，周围的水路、旱路怎么走，乃至于当地买卖好不好做，都问得一清二楚，了然于心胸。
车桥镇的外围有灌满水的深壕，通过深壕之后，里面有许多大小围墙，沿着围墙仅碉堡就有53座，还有许多暗堡封锁地面，可构成绵密的交叉火力网。
新四军进攻敌据点，如果该据点为纯伪军把守，相对容易攻克，有日军在里面会增加许多难度，这主要是因为日军在防守时一般都比较顽固，极少肯缴枪，而在日本兵的监督下，伪军也不敢说投降就投降。
车桥据点除驻扎一个伪军大队600多伪军外，另有一个日军小队40余人。此外，车桥是驻扬州的第六十四师团和驻徐州的第六十五师团接合部，淮安则驻有第六十五师团所属的独立步兵第六十五大队，这些日军都可向车桥进行增援。
出于这一堆因素，日军一直把车桥视为已经锁在保险箱里的据点，他们给进攻者出的题目实在太难了。
但是这道题没能吓倒粟裕。
5年前的官陡门奔袭战，用事实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往往是最容易得手的地方”。
当然，与官陡门相比，车桥最大的不同，还是内外都要与相当数量的日军对悍。不说倒退五年，即使是黄桥决战前后，粟裕也未必能下得了这个决心。
不过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几年过去，新四军的力量也在突飞猛进，早非吴下阿蒙。截至1944年年初，全苏中的主力部队已达20个团，计3万多人，而且集中进行过冬季练兵，技战术能力都有了新的提高。
只要行动组织策划得当，再坚固的据点都不难攻克。增援方面，两个日军师团部的驻地离车桥都很远，粟裕估计他们不一定来援，主要增援方向可能只会来自于淮安。
粟裕集中了5个主力团，分别为苏中军区教导团、第四分区特务团、第一团、第七团和第五十二团，这些部队均是苏中新四军的绝对主力，像第七团、教导团都可以独立完成一场大的战斗，再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如此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战史上没有先例。
粟裕肯下如此大的本钱，就是顾虑到淮安等地的日军会赶来增援，新四军必须一边攻坚一边打援。
多算则胜，少算则败，一场战役的胜负，往往并不是决定于战役进行当中，而是之前。
自黄桥决战后，新四军跟日军打的都是游击战，现在又要再次转型，在游击战中掺入运动战，粟裕对此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他在前期勘察的基础上，对部队的集中时间、攻击路线一一进行了精密计算。
粟裕“组织战斗”理论的关键点是协同作战，这5个团平时各打一处，作战风格也不尽一致，粟裕就把互相了解、特点相仿的部队，临时编成一个建制，共编成3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并适当调整了部队建构和干部。
“老虎团”第七团被列为第二纵队，负责主攻车桥。粟裕专门把七团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叫到身边，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成败胜负，关系重大，哪怕敌人筑了铜墙铁壁，你也要给我砸开它！”
官陡门奔袭战的经验表明，大部队行动必须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做到“奇”和“快”。
车桥一带皆为与官陡门相仿的水网地区，粟裕便发动3万多民兵与群众，在车桥周围筑路打坝，共筑起穿越湖荡、绵延达30里的五条大坝，以便于部队隐蔽接近车桥。
此时新四军在苏北已经树大根深，具备相当雄厚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可谓是一呼百应，与官陡门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筑坝之外，粟裕又组织数以千计的船只，把部队、云梯、担架队运到了车桥附近。
战前的十几天内，粟裕从师部和第七团派出干部，对车桥再次实施侦察，同时通过模拟训练，进行了最后一次练兵。
万事俱备，粟裕突然收到一份敌情通报，日军要向根据地“扫荡”，此时距离车桥战役的预定发起日期仅仅有两天，由第七团组成的第二纵队已经在向车桥开去。
炮群
大战来临之际，怕的是意外干扰，但这个干扰正好被粟裕用来将计就计。
他将师直机关分成前后两个梯队，其中一个梯队北移，他自率一个梯队南移，用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
日本人果然被迷惑住了，无论是正忙于“清乡”的小林，还是第六十五师团，事先对粟裕的作战意图及部队调动均一无所知。
1944年3月5日凌晨1点50分，二纵队在第三旅旅长陶勇的亲自指挥下，从南北两个方向直插车桥镇两翼。
粟裕事先为二纵队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光用于登城的就有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等多种，突击队泅水游过外壕后，便借助这些器材爬过围墙，对通往街心的碉堡展开攻击。
粟裕在车桥战役中采用的仍是一贯的“掏心战”战术，即先进入街心，占领镇内的所有街道，然后四面开花，分割包围，对周围的碉堡逐一攻坚。
官陡门的一幕在车桥再次上演。日伪军被新四军的远道奔袭弄得不知所措，到下午两点，镇内伪军被全部歼灭，所据碉堡也尽遭突破，只剩下日军驻守的被称为是“碉堡中的碉堡”的大土围子。
陶勇决定用“炮群”实施攻击。
新四军原来没有什么攻坚利器，七团通过斜桥伏击战缴到掷弹筒后，粟裕曾把这门掷弹筒调到师部，供军工部研究。一师军工部部长程望曾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机械造船系，被称为“军工智星”，是军工制造领域的天才型人物，他最终为新四军研制成功了最新型的迫击炮。
普通的迫击炮，只有曲射功能，但“程氏迫击炮”具有曲射、平射两种功能，在对日作战中令日军瞠目结舌，竟然误认为是“俄国造的新式武器”。
迫击炮在火炮家族中最不起眼，属于小炮，粟裕为此提出了“炮群”概念。
所谓“炮群”，按照粟裕的解释，是将许多炮摆在一起，无论大炮小炮，地面炮或是高射炮，它们有的打步兵，有的打碉堡，有的打飞机，有的打坦克，“分工负责，一扫而光”。
“清乡”开始后，粟裕就决定打造“炮群”，他给程望下达指标，要求军工部批量生产迫击炮。
程望利用地下党及帮会关系，从上海采购到机床和钢管，并先后动员150多名技术工人加班赶制，至1944年1月，已生产各种口径的轻型迫击炮300余门以及大量迫击炮弹，开启了一师军工生产的全盛期。
众多迫击炮和一门日式山炮组成的“炮群”，威力果然不同凡响。陶勇先用迫击炮打掉外围，接着又用山炮干掉了大碉堡，日军小队被歼近一半，不过日军在防守时的顽固也是出了名的，仅剩下不到20名鬼子兵，但他们仍能缩到死角继续做困兽斗。
共产党的思想工作是一绝，日军要么不被俘虏，俘虏了十有八九都会加入“反战同盟”，自觉自愿地对日军展开政治攻势。正当车桥战斗相持不下时，苏中“反战同盟”成员松野觉冒着枪弹，主动上前要求劝降，但在喊话时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
日本兵枪法很准，导致新四军在使用步兵冲锋时伤亡很大，炮火又打不到，陶勇一时也没了办法。
与此同时，日伪军的增援部队也到了，这是粟裕早就料到的。他在为车桥战役设计的“围点打援”战术中，围点只用一个纵队，打援用了两个纵队，还加上林林总总的其他地方部队。
正如粟裕所预计，第六十四师和第六十五师团离得远，都能来，变成了谁也不来，来的只是驻扎于车桥邻近据点的敌人。
第一个有动静的是三纵队警戒方向，一共来了百余日伪军，但这批人行到中途，便交了“狗屎运”——粟裕在战前组织民兵，利用黑夜在主要通道上埋了雷，不踩到都不可能。
这批日伪军本来人就不多，来车桥显得十分勉强，加上三纵队又给他们来了顿排子枪，觉得反正尽了义务，可以对上面交代了，也就慌不迭地退了回去。
一纵队方向才是大头。
得知新四军突然进攻车桥，独立步兵第六十大队赶紧在淮安进行了集结。淮北地方不小，据点分散，各个据点又都要安排人手，匆促间其实集中不了多少日本兵，最后还得拿伪军来“兑水”，并且只能集结一批走一批。
1944年3月5日，下午4点，在伏击前线负责指挥的叶飞得到报告，淮安日伪军乘坐7辆卡车，于3点15分到达周庄附近。
这是当天的第一批。
鬼风
叶飞根据车辆数目和每辆卡车的载运量估算，第一批日伪军240余人。
打援地形都经过粟裕的精心选择。三纵队埋伏区域呈狭窄口袋形，南面是一条河，由于水流湍急，河岸险陡，来敌很难徒涉，北面是一片草荡，中间芦苇密布，底下全是淤泥，人走是可以走，只要你不怕陷进去。
卡车能通行的，唯有中间的一条公路，很简单，很明了。
在卡车进至阻击阵地前约500米时，伪装突然掀开，新四军的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慌乱中，日伪军闯入了公路以北的坟地，而那里实际是预设的地雷阵。
触发雷、引发雷，一阵接着一阵爆炸，日伪军被炸得血肉横飞。
打援战斗打响时，似乎老天都站到了粟裕和新四军的一边，车桥一带狂风大作，黄沙满天，更令日伪军魂飞魄散。
这不是在北方，是在南方的车桥，如此古怪的天气变化，在当地极为罕见。若是用《水浒传》的手法演绎，就像是粟裕旁边有个公孙胜在行阵做法，呼风唤雨，连车桥老百姓也啧啧称奇，说：“新四军有神灵保佑，所以才会刮起鬼风。”
随后，第二、第三批援兵到达，两批加起来又有300多人，由于被火力所阻过不去，最后全部在韩庄重新集结。
晚上7点，在大队长山泽干夫少佐的指挥下，集结起来的日伪军从正面发动猛攻，但均被一纵队击退。
风沙依旧，杀气如云，一纵队越战越勇，对日伪军进行反冲锋，并从四个方向扑向韩庄。
新四军攻入韩庄后，逐屋争夺，很快便展开了殊死的白刃战，日伪军当场被刺刀拼死的即达60多人。
晚上10点，一名身挂银鞘指挥刀的日军军官被俘。当时他身负重伤，浑身血迹斑斑，但仍在狂呼乱叫，不肯束手就擒。在被抬到包扎所时，该军官已经咽了气。经俘虏辨认，此人正是山泽。
1944年3月6日，凌晨2点，韩庄日伪军已呈溃乱之势，张皇失措之下，有人竟然鬼使神差地逃到了纵队指挥所附近，被叶飞的警卫员和通信员逮个正着。
车桥残存的那20个鬼子命很大，在第四批援兵的接应下，他们还是逃出了车桥镇。不过粟裕的目的完全达到了，战前有人曾提出“攻坚打援并举，以打援为主”，粟裕否认了这个提法，他说他实施车桥战役，就是要拿下车桥，打援不过是附属品。
车桥战役结束后，第六十五师团部得到报告，师团所属第六十大队在车桥共战死69人，其中包括大队长山泽少佐、机关枪中队长金丸中尉。
在这份报告中，记录有14人失踪（实际已被俘），这是大反攻到来之前，敌后战场上一次性战役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日俘惊魂未定，感慨万千。炮兵中尉山本一山供认：“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
说到这里，他的目光中满是敬畏，突然收紧下巴：“你们的粟裕了不起！”
当粟裕将车桥战役的经过报到新四军军部时，军部起初却并不认为“了不起”。
此时的军部由饶漱石主持，饶漱石担心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过分暴露了自己的力量”。
事实是，饶漱石纯属多虑。
除了分兵据守外，第六十五师团实际可调动的日伪军机动兵力十分有限，车桥一战让它损兵折将，已经没有力量再打一场像样的仗。
徐州的第六十五师团部曾凑了一些部队去车桥“报复”，当部队行至离车桥几里路远的地方时，日军指挥官用望远镜侦察，看到新四军主力正在车桥严阵以待，就不敢再往前进了，唯恐吃更大的亏。
第六十五师团维护面子的办法，只是派几架飞机侦察了一下，然后投了几枚炸弹，就草草了事。
粟裕当初策划车桥战役，仅是想从缝隙里钻出一块可以安生的地方，可以让一师进行休息和整训，连他也没有想到，这一战役所产生的效应，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日军内部的士气其实已经非常低落，不过是靠一根火柴棒勉强撑着，外面看不出来而已，车桥战役挪动了这根火柴棒，于是，哗啦一声，惨不忍睹。
车桥战役结束不久，就发生了12名日军集体上吊自杀事件，此后当粟裕挥师进攻车桥附近的日军据点时，战斗都出奇的顺利，日伪军几乎是望风而逃，像车桥那样拼命死守或增援的事再也没发生过。
真相总是会让人吃惊，但这是件好事，起码如果现在再说“明年打败日本”，一点儿不吹牛。
拳头
粟裕不会忘记苏中战场上还有一个人需要他去陪一陪：小林信男。
小林信男履历中的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总计有721名毕业生。那一期正好赶上侵华战争，且毕业军官均属年轻力壮的当打之年，但是经过不断伤亡和淘汰，到1944年，还能在侵华一线指挥作战的已寥寥无几，在中国任师团长的，共有8人，其中之一便是小林。
经过千挑万选的日本军官，才有资格进入士官学校，最后又能在实战中脱颖而出，这小林怎么也能挤进东瀛战将的高手之列了。
当车桥战役进入尾声时，小林对四分区的“高度清乡”已告一段落，开始转为以政治伪化为主，他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也准备就绪。
车桥战役让粟裕增加了继续组织主力作战，以打破小林“清乡”计划的信心，他向军部提出：“于最近进行一场较大的战役。”
这场即将开始的战役，便是南坎战役。
“清乡”开始之前，苏中区党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指示，正是在南坎。“清乡”开始后，这里成了“清乡区”封锁圈上最东端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清乡区”内外联络的最重要通道。
粟裕南坎战役的前奏曲，便是攻破南坎，打开封锁圈上的缺口，使主力进入“清乡区”。
粟裕首先想到的又是“老虎”，他让在车桥整训的第七团迅速赶来南坎，并决定继续实施“围点打援”战术：七团攻坚，特务四团打援。
1944年6月23日夜，七团穿过车桥与南坎间的层层封锁线，预定于天亮前在太平庄宿营。
因为估计到路上随时可能发生遭遇战，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对行军队列做了调整：部队不是走一路纵队，而是分成两个梯队，这样一旦遇敌，便可迅速展开兵力，乃至夹击歼敌。
上午6点，团部梯队突然与从据点里出来“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彭德清看到，对面平原上黑压压的一片，全部是敌人。
事情是一瞬间发生的，敌我都没有想到，当时彭德清面临的情况是，三营梯队已经走远，一营、二营属团部梯队，但一营在前面两里的地方，作为后卫的二营则还没有上来。
情况刻不容缓，两军相遇勇者胜，彭德清一边用军号和派通信员的方式，急调三营、一营赶来参战，一边率领身边仅有的几个勤杂人员登上民居房顶，就地展开作战。
这支日伪军中，日军占有很大比重，且训练有素，中队长加藤大尉听到枪声响起，立即率部缩进一片乱坟包内，同时派出一个日军小队向团部所在位置冲来。
500米、400米、300米，距离越来越近，彭德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鬼子军官正挥着军刀，指着“干沟”，不停地呐喊。
“干沟”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沟渠，里面没有水，从军事角度上来说，它既是野战防线，也是安全交通壕。日军占领之后，不仅能进能退，还可以借此把新四军赶到开阔地上。
显然，日军小队意在“干沟”。彭德清往四周围一看，各主力营仍没有上来，而日军已冲到干沟南面，整个场面紧张到让人透不过气来。
焦灼万分之中，幸好团教导队率先赶到。教导队是七团的骨干训练班，成员全是富有作战经验的班长、副班长，虽然只有100多人，但绝对称得上是七团的“拳头”。
“拳头”挥出去后，还是稍嫌晚了一些，日军抢先一步占领了“干沟”，并穿过沟底，从南向北运动，用机枪将教导队压在了开阔地上。
开阔地一马平川，冲上去一次就被火力打下去一次，教导队冲了几次都冲不过去。教导队队长秦镜是一师颇富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也是个有名的大嗓门儿，他拉开嗓门儿喊：“听口令，一起上，谁也别落下！”
随着他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喊，教导队亮起刺刀，如浪涛般再次向“干沟”卷了过去。日军惊慌失色，他们从沟里甩出的“甜瓜”手雷跟下冰雹一样，教导队立在沟堤下面，捡起还冒着烟的手雷又重新扔了回去。
依靠教导队，七团与沟里的日军形成了对峙。
拔剑斩蛇
这时加藤最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增兵“干沟”，从正面寻求突破，但是这位大尉中队长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他派出的两个日军小队，没有增兵“干沟”，而是分别向西、向南而去，其用意，是要用两个小队进行迂回，抄教导队的后路。
这不是加藤的错，因为每一个日军指挥官都会这么干。迂回作战是日军的金科玉律，并且明确载入了作战条令，你就是让小林来指挥，他十有八九也要这么做，更别说加藤了。
加藤不知道的是，在他被彭德清吸引的时候，三营、一营已经赶到。
这两个营听到团部方向有枪声，而且越打越猛，当即一左一右进行迂回，方向正好是一个西，一个南。
七团“苍龙现身”，已把日伪军这条毒蛇围住，其中，三营掉转“龙头”吃南进小队，一营卷起“龙尾”裹西进小队，教导队作为“龙身”，则把“干沟”里的小队顶在那里动弹不得。
彭德清所要做的，是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拔剑斩蛇。
二营上来了，彭德清将该营的两个连作为团预备队，把第六连调上来，命其直插乱坟包，捣毁日军临时指挥所。
六连的出击，是关乎全局胜负的一步棋，双方都很清楚，因此一来上就刺刀见红，大打白刃战。
这场白刃战十分激烈，旷野上，刀光跳动，尘土飞扬，旁人看去，就像是古战场上的两军交锋。
冷兵器相搏，最见一个战士的勇气、胆魄以及技术。新四军著名的战斗英雄、有“飞将军”之称的陈福田一人和三个日本兵拼刺刀。一开始，日本兵还讲点武士道精神，而且也自以为能拼得过，所以没有一拥而上，而是两个助威一个上，一对一地拼。
第一个，被陈福田刺穿了胸膛。
第二个，被挑着脑袋撂倒了。
第三个还没上，已经被吓傻了，急忙推上子弹朝陈福田开了一记黑枪。
陈福田在中弹倒地前的一刹那，还赶上去给了那鬼子一刺刀，来了个同归于尽。
六连很快就在白刃战中把日军打得一败涂地。
冈村宁次记载，他在指挥对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往往会根据日军士兵的刺刀伤，来判断对面是正规军还是杂牌军，而在早期的苏南抗战中，新四军一对一与日军拼刺刀，一般很难取胜，所谓“救命弹”正是要用在这个时候。
白刃战中能技高一筹，论的就是能力，说明你的能力已经今非昔比，不一样了。
彭德清斩掉蛇头之后，“龙头”、“龙尾”、“龙身”方面的枪声很快也停了下来，战斗进入收官阶段。
敌人已成惊弓之鸟，但少数残敌，主要是日本兵，仍不肯放下武器投降，其中有一个穿黑色长筒皮靴、拿手枪提战刀的家伙特别凶悍，第六连连长在追击过程中便被他回头打了一枪，成了当天七团战死的第一名连级指挥员。
秦镜热血上涌，立马追了上去，这鬼子越跑越快，秦镜也越追越急。鬼子实在跑不动了，只得站住，两人拉开架子，互相足足盯了一袋烟的工夫。
犹如是武林决斗的开场，彼此在气势上先较量一番，较量的结果是，鬼子先憋不住了，抡起战刀，照秦镜的脑门儿就砍了过来。秦镜眼疾身快，往旁边一闪，差点儿把鬼子给晃倒。
本来想抓活的，到这时也顾不得了，秦镜挺起刺刀，从鬼子背上狠狠插了下去，一刺刀就把这家伙给钉在了草地上。
翻开鬼子的军帽，发现后面绣着四个汉字：加藤大尉。
经过3个小时的作战，“老虎团”干净利落地消灭了中队长加藤大尉以下日军100多人，活捉小队长以下14人，伪军被毙及活捉300多人。
七团在这一仗中也付出不小代价，指挥员中就战死了副营长、连长各1名。太平庄遭遇战打响时，南坎战役尚未开始，但考虑到七团刚刚打完仗，粟裕对七团和特务四团在战役中的角色进行了对调。
1944年6月26日夜，南坎战役如期打响。
南坎据点设有一个大“检问所”，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且工事坚固，弹药充足，但攻坚的特务四团没让粟裕失望，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前来增援的日伪军亦被七团包围歼灭。
失之南坎，得之南坎，以攻克南坎据点为起点，粟裕对“清乡区”发起了夏、秋两轮攻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苏中军区已攻克、包围和逼走大小据点五六十个。
小林未料到粟裕会一下子对他发动如此迅猛的攻势，尽管他还准备“扩展清乡”，但兵力使用上实际早就捉襟见肘，而且老兵越来越少，士气也随之低落，外面又调不进兵来补充，一时间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兵不够，只能靠武器来帮忙。
日军步兵主要使用大正十一式轻机枪，俗称“歪把子”，这种机枪的最大好处是弹药与步枪通用，用步枪弹夹即可供弹，但它的缺陷也同样明显，就是装弹程序非常烦琐，机枪手在瞄准射击前，光装个弹就得忙到满头大汗。
早在长城抗战时，日军就吃够了自家“歪把子”的苦头，很多日本兵情愿扔掉“歪把子”，改用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的捷克式机枪。以后到了全面抗战，日军内部对“歪把子”的非议更是不绝于耳。
小林给他的部队配备了新机枪，即九六式轻机枪，俗称“拐把子”。“拐把子”采用了捷克式机枪的弹匣供弹方式，相当于“歪把子”与捷克式的混血儿。
为了对付新四军神出鬼没的出击，“拐把子”上还装了夜间瞄准器及其刺刀，当新四军发起攻击战或近战时，此类“拐把子”的威胁很大。
经陶勇倡议，四分区展开了一个多打胜仗、多缴枪的竞赛，陶勇还给部队定了一个指标，要从日军手里缴它一打“拐把子”机枪。
一打就是12挺，不出两个月，12挺“拐把子”就都到了新四军手里，原先一师的轻机枪大多为缴获的“歪把子”，现在他们也换上了新装备。
参加夏冬季攻势的，除一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外，还有大量的民兵。
与正规部队不同，民兵多采用“麻雀战”形式。有几个乡的民兵联合起来，围困敌据点达3个月之久，在这3个月里，民兵们不断向碉堡打冷枪，掷手榴弹，还时常把一些死猫死狗扔进据点四周的水沟里……
据点里的日伪军被整得苦不堪言，中队长向上级诉苦：“驻军如失群之雁，煮饭无草，菜肴无盐，难以坚持。”
上级当然也解决不了这些困难，灰溜溜地撤兵走人便成了唯一之选。
粟裕通过发起南坎战役，前后攻克、逼退敌据点60余处，截至1944年10月，不仅恢复了“清乡”以来被日伪军占领的地区，而且使苏中根据地有所扩大，第四分区的“反清乡”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44年11月1日，“苏北屯垦总署”被迫宣布取消，“扩展清乡”、“强化屯垦”亦不了了之。
对小林信男来说，更让他沮丧的还在后面。进入1944年年底，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线已接近崩溃，“中国派遣军”、关东军都被调出大量部队进行战略防御，已经没人再对“清乡”感兴趣了。
在这场长达近两年的拉锯战中，他输了，而且再没有机会反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