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策划下的“独立”
索韦托镇惨案使南非当局处于国际舆论的漩涡中，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南非当局策划了一出闹剧，目的很简单，摆脱当前的不利局面。
1976年10月26日，特兰斯凯黑人家园宣布“独立”。从表面上看，特兰斯凯正式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具备独立国家所有的标志：国旗、国歌、国徽、政府、国会、主权，等等。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怪胎。
特兰斯凯南临印度洋，北临莱索托，原是南非东开普省的一个地区。这里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常年多雨，气温适宜，草地繁茂，马牛成群。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很贫困。由于长期的种族歧视政策，这里的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化毫无起色，大部分资金依靠南非供给，在农业方面，粮食主要依靠从南非进口。最为关键的是，有超过50万的特兰斯凯人在南非工作。
实际上，这仅仅是一出闹剧，是南非白人政府策划很久的一个阴谋，即黑人家园理论——将种族隔离制度从政治上彻底实施开来，是针对南非班图人的一个阴谋。
事实上，早在1947年，南非白人政府就提出了种族隔离是解决种族冲突问题的“最为科学和理想的方法”，并组成了所谓的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将南非联邦分成四大类居民——欧洲人、混血种人、印度人和非洲人，提出各自建立居民区。目的是保持“种族纯洁”，保证欧洲人不被同化，每一种族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之后不久，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又进一步提出了种族隔离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黑人家园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数量庞大的班图人，班图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固定的土地，但行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进入其他地区只属于提供劳务性质，而这也是班图人进入其他地区的主要理由。言下之意，班图人在保留地以外没有经济财产，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紧接着，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又发布报告，提出了班图斯坦的规划——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地域界限是消除种族冲突、保持种族关系和谐的唯一有效途径。
根据这个规划，南非当局绞尽脑汁，秘密开展了大量工作，终于在1976年宣布特兰斯凯独立。
针对这出闹剧，曼德拉很早就表达过谴责，在1956年7月出版的《解放》杂志上，曼德拉揭露班图斯坦计划的虚伪性。在文章中，曼德拉一针见血地指出，“建立和巩固保留地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使保留地的黑人居民大众更缺乏土地并且让他们终身贫困，另一个目的则是为南非当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一支流动劳工大军”。这样，南非当局有足够的借口对这些黑人居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即让他们居住在临时工棚里，不需要时就将他们送回保留地内。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甚至一度引发班图人的游行抗议。在1959年南非当局颁布《促进班图自治法案》后，曼德拉再次撰文指责当局的这一欺骗行为，他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角度，指责南非当局卑鄙的伎俩。
1976年的索韦托镇惨案发生后，面对内外的舆论指责，南非当局再次祭出这出丑剧，作为遮羞布。
特兰斯凯独立，这不仅仅意味着黑人和白人的隔离，也是黑人与黑人的隔离。这表现在南非当局在特兰斯凯培植了一个合法的代理机构，作为继续统治黑人的代理人。在特兰斯凯独立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南非当局在一手策划，各级官员的任命由南非当局一手操纵。
另外，独立的特兰斯凯将无权干涉南非的其他事务，而长久以来，特兰斯凯是黑人解放运动的发源地，曼德拉、西苏鲁、奥利弗、温妮等黑人都来自这一地区或者和这一地区渊源深厚，这意味着黑人解放运动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尴尬的非洲黑人
特兰斯凯的这场闹剧上演后，遭到了很多黑人的反对。
作为和曼德拉很有渊源的人，特兰斯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凯泽·马坦齐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凯泽和曼德拉的关系一直不错，曾一起在海尔堡大学学习，而且也曾是曼德拉的情敌，他追求过温妮。不过，此时的他称得上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物，尤其是政治手腕，非常毒辣。
凯泽的目标是恢复科萨人的民族性，他曾经公开宣扬自己的主张——没有南部非洲的独立，则非洲的独立毫无意义。而特兰斯凯的独立就是南部非洲独立的一部分。
很明显，凯泽不是“白人政权的合作者”，也不属于“汉奸”，他只是在不经意间成为南非当局的一颗棋子，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当然地为南非当局“服务”！
凯泽一直坚持认为，已经独立的特兰斯凯的国民在白人面前的态度应该是自信的，没必要觉得低人一等，例如他曾经理直气壮地要求白人警察将他们与其他非洲黑人区别对待，因为他们是“特兰斯凯公民”。
凯泽也曾经多次表示，特兰斯凯国家属于酋长及他们的人民，属于高人一等的先进国家。特兰斯凯有民主的政体和法律，且有自己的领土和公民。
凯泽在无形中成为南非当局的幕后推手，这让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包括身在监狱的曼德拉。
对于原属于特兰斯凯地区的城市黑人和农村黑人，这种“独立”使他们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公民身份问题。城市黑人最担心的一点是他们将面临在南非共和国和特兰斯凯国之间选择某一国家的“国籍”。如果选择南非共和国，他们会失去在特兰斯凯的家园；如果选择特兰斯凯“国籍”，他们将失去作为南非共和国公民的某些法定权利。这是因为南非当局在计划和实施黑人家园独立方案时一再坚持，所有的黑人最终将成为某一个独立的黑人家园的公民。这样，所有与特兰斯凯有历史联系的非洲人将自动失去他们的南非国籍而成为特兰斯凯公民。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南非当局和特兰斯凯当局在这些问题上，也产生了一些争论和分歧。最终，在1977年，双方达成协议：居住在南非境内的特兰斯凯公民必须在独立后2年之内领取特兰斯凯护照；在此期间必须持有南非的临时居留证；所有的特兰斯凯人在南非时必须遵守《通行证法》。
对于特兰斯凯的“独立”，世界舆论是什么态度？强烈反对！
在非洲境内，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讲话，谴责南非当局的这种“独立”闹剧，其中有毛里塔尼亚、马里、赞比亚、布隆迪、突尼斯、加蓬、加纳乌干达、塞内加尔、扎伊尔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几个国家在联合声明中指出，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对自决权原则的蔑视，是南非班图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具体化，并呼吁拒绝承认特兰斯凯是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人们由于肤色的缘故而被圈化在一起。
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也于1976年10月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被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操纵的特兰斯凯“独立”的闹剧，并呼吁各国拒绝承认特兰斯凯国，禁止同它或班图斯坦的一切联系。
反独立的英雄
南非当局的一意孤行，激起更多人的反抗。泛非主义者大会呼吁非洲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对南非当局进行打击。1977年，南非本土的游击队员和破坏者，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这些游击队员和破坏者大多经过索韦托镇战火的洗礼，他们是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
在这些勇敢的年轻人之中，有被南非当局判处死刑的奥兰谷和被判18年监禁的托克欧·塞克斯威尔。尤其是后者，更是勇敢坚强，在接受法庭的审判时，他义正词严，发表了一篇充满献身精神和必胜信念的演讲：
我于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韦托。我家有6个小孩，我是第三个。我们家唯一干活挣钱的是我父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祖国和理想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被约翰内斯堡总医院“非欧洲人”部雇用，当了一名职员。
……
小时候，我的少年朋友与我境遇相同。我们生活在贫困之中，都经历了白人强加于黑人的那种屈辱。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学……我记得贫困。我们看到墙上涂的标语：“释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堵墙边经过。
在镇上住着很多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和他们交谈，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动，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学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当我在斯威士兰读书时，我遇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就这样，我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从根本上说，我从前是，现在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这个位置，觉得为了与针对我们的暴力作斗争，我们被迫自卫，没有别的选择。确实，我受训使用武器和炸药，我受训的基础是进行破坏，但这些破坏是针对机构而非个人。
有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个国家的白人，这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它立志于将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从种族恐惧、仇恨和压迫下解放出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性文件《自由宪章》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民主南非的理想。我们想成为南非方向设计的积极参与者。
很难相信，这是一名年仅24岁的年轻人在法庭上的演讲，与他一起被判刑的还有12名年轻的爱国者。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索韦托暴动掀开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崭新的一页。从此，南非的政治局势再也没有平静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开始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