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王氏自丙沂公传至十三世思字辈,有思兆先生,就是我的曾祖父。兆公再传,和字辈,是我的祖父翔和先生。祖父有五子五女,我父亲行二,讳毓瑶,是毓字辈。
当年,人事资料要记载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每个人都要记自己的“三代”,否则就是大笑话,倘若求职,写不出“三代”的人一定落选。
那时,有一个人出外求职,忘了曾祖父的名字,情势断不容许回家查问,就临时替曾祖父取名“曾杰”,意思是,我的曾祖父是位人杰。管人事的跟他有点交往,好心提醒他:“名字哪有用破音字的?”他急忙在“曾”字旁边添了个土字旁,成为“增杰”。
他得到这个职位。后来他查出曾祖父的本名,他请管人事的喝酒,要求悄悄地把记录更正过来。管人事的想起破音字加土字旁的往事,笑而言曰:“他老人家已经入土为安啦,你也别再轻举妄动啦!”
这“入土为安”和“轻举妄动”两个成语,成了嘲笑他的典故,被他的好朋友沿用了很多年。
我们小时候受过几项严格的训练,其中一项就是牢牢记住谁是你的三代尊长。
我的伯父毓琪先生,和我的父亲是一母所生,老弟兄俩的名讳隐含“琪花瑶草”之意。
可是这两位老人家并未生长在仙境,他们要面对尘世间的一切磨炼。
后来祖母去世了,由继祖母持家。继祖母生育了四叔毓珩先生,五叔毓珍先生,七叔毓莹先生。
我记得,伯父是个胖子,走路时呼吸有风箱声,性情随和,像一个商人。四叔比伯父稍稍清秀些,平时沉默寡言,但是有自己的原则。五叔那时是一热血青年,眉宇间有英气,关心国事,批评社会。七叔瘦小灵活,和他的四位哥哥不同。
传统的大家庭内部照例有许多矛盾,我家不幸未能例外。传统的大家庭也都注重观瞻,不断修饰自己的形象,我家也力求纳入此一规范。
小时候,我主要的玩伴是一只狸猫。猫爱清洁,但是自己无法洗澡,唯一可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舌头。它拿舌头当刷子,把身上的每一根毛舐干净。多亏它有个柔软的身体,能运用各种姿势、从各个角度清理身体的许多部位。
看它那样辛苦,那样勤奋,使我十分痛惜。不错,它的外表是干净了,可是所有的污秽都吞进肚里。
看到猫,常常使我想起家庭,传统的大家庭。
猫有能力把肚子里的污秽排泄出去,大家庭也有吗?
猫,如果身上太脏,它就自暴自弃,任其自然,大家庭也会吗?
余生也晚,从未见过祖父。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个卓越的商人。具有当时一般商人没有的世界观。他开设了一家酒厂、两家酒店,字号是“德源涌”和“德昌”,除了批发以外,在临沂和峄县县城都有门市部。历来谈兰陵美酒的文章,点名举例,必有“德源涌”的名字,它是兰陵开业最早规模最大的酒厂,北京设有分销单位。
一九一五年,祖父带着自家酿造的兰陵酒,以兰陵美酒公司的名义,参加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得到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出国参展之前,一九一四年,兰陵酒先在山东省第一届物品展览会上夺得第一名。这段史实,由王玉久先生从当年出版的《申报》和“中国参加太平洋博览会纪实”一书中发掘出来,至今犹是中国对外贸易反复引述的资料。我纳闷的是,在玉久先生的文章里,我祖父的名字是王祥和。但是,我从小受教育,熟读勤写祖上三代的名讳,祖父的名字分明是王翔和。
他老人家要伯父管理产销,伯父正是一个经理型的人物。他要四叔管家,四叔为人小心谨慎,又深得继祖母信任。他老人家的这些举措,堪称知人善任。
可是,他老人家送我父亲到济南去读法政专门学校,却是一步失着。在那年代,“法政”的意思是政治经济,法政专门学校培养的是官场人物。我父亲不能做官,尤其不能在军阀混战天下未定的时候做官。
等到我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祖父早已去世,生意早已结束,酒厂空余平地上一棵梧桐,酒店的门面租给人家卖酒。伯父和我父亲也早已奉继祖母之命分出去独立生活,酒厂的空地的一半,酒店的门面,以及相连的一所四合院,由我们这个小家庭居住使用。
我八九岁的时候,受好奇心驱使,“搜索”了我父亲的书房。据说,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做过类似的事。我找到父亲的同学录,一部善本的《荀子》,一部石印的金批《水浒》,一枚图章。母亲告诉我,图章上刻了四个字:“德源长涌”。每个字的笔画都长长地向下垂着,有瀑布的趣味。这一方印章,也许是祖父一生事业的仅存的遗迹吧。
也许,这偌大的祖宅,才是祖父的事业的遗迹。
这所住宅,由大街口向南至小街口,由小街口向西至槐树底,成为一个方块。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平方公尺。这种住宅的结构,是用一个一个四合院连接而成。一个四合院称为一“进”。估计它大约共有十进,外加一片厂房。
我在紧靠大街的青灰色瓦房中出生、长大。房顶很高,没有天花板,我躺在床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屋顶和屋脊的内部结构,那是一种匀称的精巧的悬在空中的手工,用三角形的木梁支撑着。自从有了空气调节以后,很难再看见这么高的屋顶了。
老式的建筑方法不用水泥,用三合土。三合土是把细沙、石灰混入土内调制而成。那时,兰陵的房子几乎都是用三合土砌砖为墙,这种砖墙内外两层单砖,中间再用三合土填满,每隔五尺处加铺一条青石板,再在石板上继续加高。
那年代,小偷这一行里面有人专在土墙上挖洞出入事主之家,叫“挖窟子”,文言的说法是“穿窬”。我记得当年轰动兰陵的一大新闻,有人夜半听见不寻常的声音,知道“挖窟子”的来了,就抄起菜刀,蹲在墙边等候,等小偷从洞里伸手进来,狠狠一刀砍下去。这件事发生在天寒欲雪的冬夜,更使人觉得十分凄惨。
大户人家用“夹心砖墙”盖屋,用意在防盗,冬天也防寒保暖。同样的理由,我出生的房间只向天井开窗,临街的一面乃是单调的严峻的“高垒”。室内的光线很弱,据说最暗处与祖宗在天之灵相通。
据说,所有的婴儿都应该在这一角黑影里呱呱坠地。
四合院四面是房,依方位称为东屋、西屋、南屋。北面的一排房子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堂屋。堂屋是这一组房子的主房。
堂屋的中间是客厅,两旁是卧室,称为“一明两暗”。客厅正中有门,门左右有窗,门窗正对天井,光线确实是明亮。
这种房子选材施工都很考究,兴家立业的人为后世费尽苦心。鸠工建造之初不但要请专家选日期、定方位,还要请全体工人吃酒席,并且特别送工头一个大红包。否则,据说,工人有许多“坏招儿”,使你败家。
据说,有人发了财盖房子,房子盖好之后家运开始衰落。这家主人心知有异,重金礼聘一位专家前来察看。
专家劝他拆房子。
一排新盖的堂屋拆掉了,墙根的基石也挖起来,专家从下面找到一个黑盒子,盒子里放着三粒骰子。
骰子的点数是幺二三。
幺二三是最小的点数,掷出幺二三的人准是输家,建筑工人把这样一个邪祟之物埋伏在墙壁下面,诅咒这个新兴的家庭。
那专家伸出两根手指,轻轻地、慢慢地把骰子翻转过来,幺二三不见了,露出来四五六。
四五六是王牌,庄家如果掷出四五六来,立刻通吃。
黑盒子仍然放回去,房子再盖起来。从此,门迎喜气,户纳春风,三代康宁,六亲和睦,百事顺遂。
这故事,也许是建筑工人编造出来、用以提高专业地位的吧?盖房子的人宁可信其有。任何一种神话,一种谎言,只要可能对子孙有利,他们一概接受。
也许,建筑工人在我出生的这座房屋下面埋藏了“幺二三”吧,我家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
我记得,我家后院,梧桐树附近,曾经有一个敞棚,棚下有长方形的石槽,槽上拴着两头骡子。小时候,大人一再告诫我不可接近骡子,使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骡子最大的功用是驾车。想来那时我家有车,那种木制的铁轮大车,用薄薄的棉褥和油布围成车厢。车厢形如轿子,称为轿车。这种车早已淘汰了,名字却留下来,归新式汽车使用。
既有车,想必也有驾车的人吧。我不记得我家有过这样的人,也不记得我家有过这样的车。我只记得确实有骡子,傲慢倔犟的骡子。
然后,我仿佛记得,骡子不见了,石槽旁边拴着两头黄牛。
为什么是牛?我家号称耕读传家,却不直接种田。回想起来答案可能是,那时候,常有佃农感到劳力不足,要求东家养牛供耕种使用。
记得冬天,我常在寒夜中被父亲叫起,他提着草料,我掌着马灯,冒着雨丝雪片,一同走到后院。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把草料倒进槽内,拿起一根顶端分叉的木棒搅拌。夜很静,草料在搅拌中互相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颇似我后来在爵士乐中听到的沙锤。
想必也是应佃户之请,牛棚旁边有了堆肥。人畜的粪便不能直接用于施肥,必须混入稻草、炉灰、树叶、泥土,经过发酵。把堆肥放在我家后院,是防止有人偷窃。
我记得,老牛怎样用它的舌、把刚刚生下来的小牛收拾干净。我记得,小牛本来俯在地上,四肢无力,忽然一阵风吹过,小牛拉长了脖子,头往前一伸,就站了起来。
我还记得,那天,母牛除去缰绳,离开石槽,在后院里陪伴小牛,算是它的产假。
后来,不知怎么,牛已不见了,只剩下一头驴子。
家乡的主食叫“煎饼”,乡音近似“肩明”。煎饼是用石磨把小麦黄豆磨成稠糊,再放在铁鏊子上烙成,所以推磨是人生大事。我家没有劳力,必须用驴拉磨,这驴子遂成为我家一颗明星。
我记得那是一头公驴,俗称“叫驴”,仰天长啸是公驴的特长。那驴毛色光洁,身躯高大,颇有桀骜不驯之气,普通妇人童子来牵曳它,它往往置之不理。
驴子喜欢在地上打滚,俗语说驴打滚儿天要下雨,多半灵验,也许是空气里的湿度使它发痒,它没有搔抓的能力,只好躺在地上摩擦。可是,那突然而来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又代表什么?抗议吗?求偶吗?或者如幽默家所说,“驴子喜自闻其鸣声”,自我欣赏吗?
在我的记忆中,我家驴子的鸣声很惊人,音量极大,音质粗劣,而且抑扬转折连绵不歇,一口气很长,有时它突然在你身旁发声,使你魂飞魄散,耳鼓麻木。
乡人常说,世间有三样声音最难听:锉锯刮锅黑驴叫。我家的驴正是黑驴。口技专家似乎还没有人能模仿黑驴的叫声,那是独一无二的特别警报,黔驴大叫一声吓退了老虎。
大概是我家渐渐容不下这种自命不凡的驴,就换了一头牝的,乡人称牝驴为“草驴”。草驴沉默、柔顺,比较配合我家的环境。
抗战发生,兰陵一度是两军攻守之地,我们全家逃难,驴子跟着我们颠沛流离,忍辱负重。
最后,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家已没有驴子。
我常常回忆、简直可以说是纪念我家最后一个使女。
我不知道她在我家工作了多久,也不知道她的年纪,只记得她个子矮,丰满,比我的姐姐胖得多,——那时还有姐姐在世——天足,脸上红是红,白是白,前额梳着刘海,后头扎着大辫子。
那时,衡量中产之家的境况,要看他有没有“天棚石榴树,肥狗胖丫头”。肥狗与胖丫头并举,显然出于极落伍的思想,屡受革命家和妇女运动家的呵斥。但在那时,这句话是存在的。在那时,这四者我家都有,——曾经都有。
我和这位使女的关系并不融洽,她有一个任务是照管我,我总是不跟她合作。例如,她催我吃饭,或者想给我加一件衣服,或者从街上叫我回家,总是惹得她不愉快。
在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中,她帮助我的母亲料理家务,由我还在吃奶到我断奶。为了断奶,母亲在奶头上涂了黄连水。我初尝苦果时,她还站在旁边,一脸笑容。
由我穿开裆裤到穿合裆裤。换装之后,一时不能适应,常常尿湿裤子,由她帮我把湿裤子换下来。
由我可以随地小便,到我必须在后院的粪堆上撒尿。
由我可以跟女孩子一同游戏,到我跟她们划清界限。
由我必须请她替我摘石榴,到我自己可以摘到石榴。
有一天,我看见她坐在客厅的地上哭泣,母亲找出几件首饰给她,她一再把母亲的手推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中年妇女,乡下大婶的模样,想把她拉起来,可是不容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大婶是有备而来。她出去了几分钟再回来,就有两个壮男跟进,两个男子抓住那使女的两臂,把她硬拖出去,脚不沾地。
她号啕大哭。可是,出了大门,她就停止了挣扎,一切认命。
后来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家里替她安排了她极不满意的婚姻。
我们那唯一的、最后的使女走后,母亲的工作陡然繁重,她自己烙煎饼。
烙煎饼用的“鏊子”,是一块圆形的铁板,怕有砖头那么厚,直径嘛,我想起饭馆里的小圆桌,也就是供五六个人围坐的那种桌面。
鏊子的中央微微隆起,略似龟背。下面有三条短腿,撑住地面。烙煎饼的人席地而坐,把柴草徐徐推进鏊子底下燃烧,使这块铁板产生高温。烙煎饼的人左手舀一勺粮食磨成的糊,放在铁板中央,右手拿一根薄薄的木片,把“糊”摊开,布满,看准火候迅速揭起。
煎饼就是这样一张又一张的东西。
刚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煎饼,其薄如纸,其脆如酥,香甜满口,可说是一道美味,蒲松龄为此作了一篇“煎饼赋”。
如果在煎饼将熟未熟之际打上一个鸡蛋,蛋里拌入切碎的葱花辣椒,那就应了山东人的一句话:“辣椒煎鸡蛋,辣死不投降。”
还有简便的办法:在煎饼里卷一根大葱。山东大葱晶莹如玉,爽脆如梨,章回小说形容女孩子“出落得像水葱儿似的”,这棵葱必须是山东大葱!
有个笑话,挖苦山东人的,说是两个山东人在吵架,你不必劝,你只要在地上丢几棵葱,他们就不吵了,为什么?他们抢大葱去了!
烙煎饼是在高温中工作,满身大汗,满脸通红,头发贴在脸上、脖子上如斧劈皴,汗水滴在鏊子上吱吱啦啦响。乡人说,天下有四热:铁匠炉、鏊子窝、耪豆垄子拉秫棵。其中鏊子窝就是烙煎饼的地方。
年年夏天有人在鏊子窝昏倒。
可怜复可恨,每逢母亲烙煎饼的时候,也就是我兴高采烈的时候,我能吃到我最爱吃的东西。
吃饱了,我就吹我用葱叶做成的哨子。
我家曾遭土匪洗劫,不但财物一空,还筹措了一笔钱赎肉票。那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全不记得。
有一年大旱,我记得全家不能洗脸,饮水从多少里外的河里运来。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大家以收尸的心情去收拾残余。阳光实在毒辣,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急急忙忙像逃难。
求雨的场面惊人,几百壮男赤身露体在锣鼓声中跳商羊舞,受烈日烧烤,前胸红肿,后背的皮肤干裂,嘴唇变形,喝水张不开口。
然后是蝗灾。头顶上蝗阵成幕,日影暗淡,好像遇蚀的日子。不久,蝗虫把天空交还给我们,却沿着屋顶的瓦沟水一般流泻而下,占领了院子,还有街道,还有田野。
蝗虫是害虫,炒蝗虫却令人馋涎欲滴。平时想炒一盘蝗虫,要到野外去奔波半日,手足并用,劳形伤神。现在只要朝院子里抓一把。每一只蝗虫都很肥,而且雌虫正待产卵,是厨师眼中的上品。
几盘炒蝗虫的代价极大,田里的庄稼被它吃光了。
还有一次火灾。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四合院的南屋突然起火。那是学屋,父亲请了老师在屋中设塾,教我读书。
主要的学生是我,二姐。照惯例,亲邻的孩子可以加入,免费。学生一度增加到六七人。
开学仪式却只通知我一个人出席。我记得很清楚,早晨,客厅里的光线还黯淡。迎门正中墙壁上贴一张红纸条子,端端正正写着“至圣先师之神位”。老师站在左边,我父亲站在右边,兼任司仪。我对着神位磕了头。本来还该给老师磕头,老师坚辞,说是已经拜过师了。
然后到南屋上课。这位老师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留着八字胡,不凶。
好像没多久,南屋就起了火。四邻八舍都来救火,可是最近的水源是五百公尺外的护城河,救火的人沿街排列,用水桶挑水提水接力传送,快步如飞。
那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杯水车薪”。工夫不大,南屋烧光了,火势自然停止。大家都说幸亏当天没有风。
灾后第一件事是在院子里摆了好几桌席,请参加救火的人来一醉,幸好没有人“焦头烂额”。南屋没能再盖起来,索性四面墙拆掉三面,改成院墙。
我改到别家的学屋里去念“人之初”。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大姐二姐相继去世。
兰陵这个小地方,偶然有陌生人闯进来,定要引起观众议论。即使来了个从未见过的乞丐,也是新闻。
这天,大家看见两个穿中山装的人。没人认识他们,他们倒是不客气,拿大刷子蘸石灰水,在我家对门围墙上刷字。写的是:反对共产共妻。艺术体,有棱有角,整整齐齐。
我家临街的门面租给人家开酒店了,那地方闲人多,口舌不少。口舌出口才,口才也生口舌。
有个人,议论风生出了名,他年纪大,辈分长,论人论事有特殊角度,语惊四座,是吾乡吾族滑稽列传中人物。但保守派人物认为他口德不修,称之为“坏爷”。小酒馆里他常来,不为喝酒,为了找听众。
“坏爷,这共产,我们听说过了,可是共妻是怎么一回事?”
坏爷一向问一答十。“这共产党,想尽了办法跟有钱的人作对。你不是有钱吗,把你关在黑屋子里,饿上三天,给你一根打狗棒,自己讨饭去。”
“可是共妻?”
坏爷一眼看见我。“小孩子不能听,回家去!”
不听怎么可能,我躲到店外去偷听。
只听见坏爷滔滔不绝。“共产共妻,妻子儿女都是产,他要共,你敢怎么样?”
“天下哪有这种事!我偏不信!”说这话的人是胡三。
“不信?你自己到江西去看看!”
“没王法了?”
“他们有他们的王法。”
“那倒好,”胡三话锋一转,“反正我胡三没老婆。”
男掌柜的说:“胡三,你喝醉了。”
胡三的确喝了不少。“共妻就共妻,你决你的定,我通你的过!”
“胡三,你给我赶快回家,今天不要你的酒钱。”男掌柜的下了逐客令。
良久。没料到下面还有精彩可听的。
“这些穿中山装的人真糊涂,什么不好写?何必写共妻?”
“胡三今夜一定睡不着。”
“何止一个胡三?你有黄脸婆,难道不想趁机会换一个?”
就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我的弟弟和妹妹次第出生。
我对妹妹最早的记忆是,替她摘石榴。
我家有两棵树,一棵是石榴,还有一棵也是石榴。——我写在作文簿里的句子。老师眉批:很好,可惜并非自出心裁。
两棵石榴,并排长在堂屋门侧窗下。不知何故,树姿像丛生的灌木,开花的时候,红蓬蓬两团落霞。总是树顶的石榴先熟,一熟了就裂开,展示那一掬晶莹的红宝石,光芒四射。那高度,我也得站在板凳上才够得着。可是我的上身向前突出太多,板凳歪倒,我扑在树上,四肢悬空,一时魂飞天外,连喊叫都没了声音。
幸亏那是一丛“灌木”,它撑住我的身体,我抱住零乱的树枝,下身悬在空中。就这样,我像抱住木板的溺者那样煎熬着,直到有人来救援。而妹妹安静地等待,并不知道发生了变故。
峄县石榴天下驰名。兰陵距峄县县城五十华里,一度属峄县管辖,兰陵石榴就是峄县石榴。我家这两棵属于红皮石榴,结成的石榴大如饭碗,粒子肥大,甜美多汁,亲友邻舍哪个不想尝鲜?每年这石榴的分配,是母亲的一大难题。
仿佛记得,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简直不能出门。
我问肚子怎么了,她说,生病。
我绝未料到那“症状”和弟弟有关。我对弟弟最早的记忆是,有一天,我忽然奉命到别人家中去玩一天。我去了,到底是谁家,已经忘记,只记得也是四合院,客厅里空无一人。在这个家庭里吃了午饭,又吃了晚饭,闲得无聊,可是他们不让我走出客厅一步。
晚上,有人来接我回家,在天井里听见内室有婴儿的哭声。
“谁哭?”我问。
“你的兄弟。”
“我哪来的兄弟?”
那人向上指了一指。“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仰面看天,又惊又疑。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怎么得了!那么高,又怎么上去的呢?
我家最后一个小高潮,是有一位县长登门造访。
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临沂的县长,还是峄县的县长。他是济南法政专门学堂毕业的,上任以后,想起这里有他一位老同学。
那年代,家乡还没讲究“童权”,贵宾临门,孩子一律赶上大街。那县长也没问:“你的孩子呢,叫过来我看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模糊。
有时我会这么想:他失去了一个机会,这机会可以使一个相当敏感的孩子记得他的声色笑貌,进而注意他的嘉言懿行,在五十几年以后为他“树碑立传”。
那天父亲请厨子来做菜,宴开三桌,一桌摆在客厅里,招待县长,两桌摆在天井里,招待县长的随从。
满天井太太小孩“偷看”县长,我也混在里面。只听见有人低声惊叹:“县长吃馒头是揭了皮儿的!”
县长拿起馒头揭皮的时候,同席的人也连忙效法追随,每人面前隆起一个白色的小丘。
县长是戴着黑手套进来的,饭后,又马上把手套戴好。回想起来准是意大利上等皮货,又软又薄,紧紧贴在皮肤上,与手合而为一。院子里,迟到的观众低声问早来一步的:“他又不做粗活,为什么手这样黑?”
以后个把月,我出门玩耍,走到大街口,准有人买包子给我吃。大街口就有卖包子的固定摊位。
那时候,父老有个习惯,到大街口去,找个阴凉蹲着,看人来人往,互相交换新闻。
那时候,孩子们受到严格的教导,在外面接受了人家的吃食或玩具,马上回家报告父母。
父亲不许我到大街口玩耍。
个把月后,没人再请我吃包子了,因为,有许多人来央求父亲到县长那里说情,父亲一概拒绝。
现在由黑色的手套说到黑色的燕子。
我家的客厅,地上铺着方砖,方砖上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八仙桌和后墙之间,是又窄又长的“条几”。八仙桌上摆茶壶茶杯,条几上摆文房四宝,花瓶,以及把成轴的字画插在里面存放的瓷筒子。
瓷器至少是道光年间的制品,桌椅准是紫檀木做的。柴檀很黑,微微泛着紫色,威严深沉,能配合大家庭的环境气氛。柴檀的颜色天然生成,从木材内部渗出来,这正是玉石之所谓“润”,中国士大夫最喜欢这种自内而外的色泽,认为它象征有内在修养的君子。
那时,家家都是这个样子。
由条几垂直向上,紧贴着屋顶的内部,有一个燕巢。燕子利用屋顶的斜度,把春泥塑在纵横的椽间,春来秋去,在里面传宗接代。
总有需要关门加锁的时候。所以,客厅的门框上面,门楣下面,预留一条五寸宽的空缝,供燕子出入,称为“燕路”。每年春天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理燕路,把防风避寒的材料取出来,不敢慢待来寻旧垒的远客。人人相信燕子有某种灵性,专找交好运有福气的人家托身,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说燕子舍弃了衰败,寻求新的机运。因此,倘若谁家的燕子一去不回,可要引人费尽议论猜测了。
那时,家家都是这个样子。
我家的燕子一直和我们同甘共苦。可是有一天,突然啪嗒一声,燕巢掉下来一半,碎屑四溅,刚刚孵出来的雏,还未能完全离开蛋壳,光着身子张着嫩红的大嘴,在八仙桌上哭起来。它们的父母满屋乱飞,像没头的蝙蝠。
母亲立刻给雏燕布置了一个临时的窝,放在条几上。老燕多次冒险低飞,在雏燕面前盘旋,不论它们的孩子怎样挣扎号叫,它们始终没敢在条几上停下来。
父亲找人把燕巢补好,把雏燕送回巢内,可是它们的父母再没有回来。巢,一旦有了人的指纹,燕子立刻弃之不顾。
第二年,我们也有了覆巢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