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邀写本书以前，我只见过伍迪·艾伦一次。那是1986年的春天，《汉娜姐妹》受邀参加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片单元。对于从来不愿离开纽约的伍迪·艾伦来说，和自己的电影一起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因此他没有出席电影的放映式，但尽管如此，戛纳电影节还是找上了门。
电影节邀请让-吕克·戈达尔去纽约拍摄一个访谈，和伍迪·艾伦聊一聊他的电影。出于机缘巧合，我参与了那次访谈的拍摄，当时负责拍摄的制片人汤姆·拉蒂恰好是我的朋友，请我担任剧照摄影师。两位导演都接受了这一安排，但选用哪张照片作为剧照的最终决定权在伍迪。
拍摄是在伍迪·艾伦位于纽约曼哈顿电影中心的工作室的私人影院里进行的，那儿设施简陋，只有一张沙发、几把扶手椅和一张矮桌。较宽的那一面墙边的架子上摆放着伍迪的部分电影收藏，边上挨着一架老钢琴。放映屏则在较窄的那一面墙上，被黑色的幕帘遮盖着。
访谈持续了一个小时，非常顺利，两位名导几乎同样害羞。拍摄结束的时候，我为两人留了影，最后把胶卷给了伍迪。
那次拍摄结束之后我和伍迪鲜少联络，直到1991年夏天我向伍迪提出做一本访谈录的想法，旨在探讨他的多重身份：作家、综艺名人、演员，以及最重要的导演。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婉转的答复：时机不对。当时伍迪一如往常地忙于筹备他的下一部电影，但他表示愿意以后再谈合作。
1992年1月我受邀去纽约参加即将首映的《影与雾》的访谈拍摄，在哥伦比亚电影的放映室里观看了这部电影。第二天我作为欧洲影评人之一会见伍迪，一名女记者友好地、同时气喘吁吁地提醒我只有四十五分钟时间，因为“艾伦先生非常繁忙”。
我再一次踏进伍迪工作室的私人影院。还是那个宽敞的房间，还是那把柔软的宽扶手椅，除了架子上那摞伍迪从中获取灵感的收藏影碟的数量增加了不少以外，一切都不曾改变。架子下面是《丈夫、太太与情人》的录音磁带，伍迪正忙于进行这部影片的剪辑工作。
我到得很早，也可能是伍迪晚了，就在我准备录音笔的时候，突然听见几声咳嗽，紧接着是“对不起，我迟到了”。是伍迪，他的动静如此之小，就像《俄狄浦斯的烦恼》或《影与雾》中那种魔术师般的登场方式，从黑暗的角落突然出现，又像《开罗紫玫瑰》里那个从银幕上走下来的男演员。
我们的对谈开始了，主要围绕《影与雾》，也谈到伍迪最初与电影有关的经历和他早期的电影事业。时间过得飞快，伍迪的秘书进来提醒我们四十五分钟已经到了，但伍迪朝她摆了摆手，而后我们的谈话又持续了半个小时。
临别前我又向伍迪提起访谈录的计划，他暂时无法给出答复，说得等到春天再讨论这个项目。之后又经过几次沟通，我终于在6月初得到了确定的答复：7月至8月之间，趁着新片《曼哈顿谋杀疑案》的拍摄开始之前，伍迪可以抽出几周时间与我合作。
我们的访谈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了伍迪的职业生涯，有时也会跳开去聊些别的。其实在访谈开始之前，我就向伍迪保证，他可以限制谈论的话题，拒绝任何他不想回答的问题，但这从未发生过。伍迪唯一的要求是这本书要有一个好看的封面。
会面通常安排在上午，我和伍迪坐在曼哈顿电影中心的影院一角，录音笔记录着我们的谈话，每次大约两小时。伍迪同时还在筹备《曼哈顿谋杀疑案》。
8月13日，纽约报纸的头条爆出伍迪·艾伦已与米亚·法罗分居、双方就子女的抚养权提起诉讼的消息。两人原本从不抛头露面的私生活以一种冷酷至极的方式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
这一事件对伍迪的私生活和职业生涯来说无疑意味着双重的负面影响，我担心我们的合作会因此推延，但这只是暂时的，两天后伍迪就恢复了我们的会面，不过这一次的会面地点改为伍迪位于中央公园附近的顶层公寓中。
颇为讽刺的是，当时我们的访谈恰好进行到伍迪于同一时期执导的两部电影，《仲夏夜性喜剧》和《西力传》。米亚·法罗正是从这两部影片开始与伍迪交往。对于那些无法回避的问题，诸如两人是如何相遇并开始这段漫长的感情，伍迪像面对其他问题一样给出了毫不避讳的回答。
然而，由于围绕伍迪私生活的种种传闻纷纷扬扬，再加上《曼哈顿谋杀疑案》的准备工作也愈加耗时，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止。聊完《汉娜姐妹》后，访谈暂告一段落，我回到瑞典，开始着手整理大量的采访材料。
1993年1月，我们恢复了对谈。如过去一样，地点安排在曼哈顿电影中心或是伍迪的家中。其中一些更全面、细致的谈话内容，诸如与《情怀九月天》和《罪与错》有关的章节，都是在伍迪家中进行的，也许是因为安静、隔绝的氛围能让人变得更专注，也更坦诚的缘故吧。而关于《无线电时代》的那次对谈则是在相对混乱的环境下进行的，当时是《曼哈顿谋杀疑案》拍摄的最后阶段，我们的谈话是在片场的移动拖车上进行的。
1月的那几天，我得以有机会跟随伍迪的电影拍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片场轻松愉快的氛围。拍电影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事业，但在伍迪的片场却丝毫不见通常充斥着的那种紧张和压抑。伍迪的幕后工作人员多年来不曾变过，大家都很熟悉，早已习惯彼此的工作模式，交流甚至都不需要语言，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足以心领神会。
接下来的一年我又有机会接触工作时的伍迪，这一回是《子弹横穿百老汇》的拍摄。伍迪对演员的尊重和信任令我感到意外，即使是在指导演员的时候也不露痕迹。伍迪在拍摄时全然专注，而在拍摄间隙却让人感觉不到他在场。难怪有一些演员说，从未感觉到伍迪真正指导过自己什么，也许这就是他的秘密所在。伍迪完全依靠演员自身的潜能，提供极大的发挥空间，把自由与责任同时赋予演员，以此建立信任关系，也许这就足以解释为何众多著名演员都想加入伍迪的电影。
2001年秋天，我与伍迪再次见面，继续我们的谈话，谈电影和生活、艺术和音乐。伍迪繁忙依旧，私人生活的轩然大波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创作日程。自本书的第一版面世以来，伍迪又相继编写和执导了九部影片，即将于2002年5月公映的《好莱坞结局》也已经完成。
也许是为了平衡电影以外的生活的戏剧性，伍迪后期的作品变得更放松，也更自然。要采访伍迪也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频繁地搬家，离开了堡垒般的曼哈顿，甚至开始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和戛纳电影节。
当我们再一次坐在曼哈顿电影中心的时候，一切都是老样子。破旧的沙发和扶手椅还在原来的地方，我甚至怀疑我们所坐的位置也和从前一模一样，伍迪坐在沙发的角落里，我坐在椅子上，中间隔着一支录音笔。曾经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些已被新面孔替代，这些新人看起来同样真诚，他们将跟随伍迪一起迎接之后的电影旅程。我们的谈话于2002年5月正式结束，伍迪同时还在筹备一部目前被称为“伍迪·艾伦的春日计划”的电影，也许下一部电影的剧本也早已完成，正静静地躺在他的抽屉里。
伍迪·艾伦在电影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与制片人签订的合约是每年至少编写和执导一部电影，只要不超出计划的预算范围，从电影的主题、剧本到演员、工作人员和最终的剪辑等等，伍迪都享有全权的自由。
我通过这本书所了解的伍迪·艾伦，与银幕上为大众熟知的那个伍迪大相径庭——那个怪异独行、对任何遭遇都表现出无可救药的神经质的人，那个自怜自艾、以近乎受虐的快感表现他的忧郁、固执、优柔寡断以及其他种种症状的人，不是真的伍迪。我所认识的伍迪，是一名自律的创作者和决策者，一个不断要求自己、对艺术和想象力绝不妥协的严肃自觉的艺术家。
伍迪的私人生活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一部分，而他暴露在公众视线下的生活也已被缩减到最小程度。唯一雷打不动的是每周一晚上伍迪都会准时出现在迈克尔俱乐部，在一支传统爵士乐队中吹奏单簧管。现在演出已迁移至卡利勒咖啡馆，还是老时间：每周一晚上。只要没有电影拍摄，他就会去卡利勒吹单簧管。音乐也许是伍迪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吧，而这，以及伍迪其他灵感与创作的源头都将在本书中一一呈现。
2002年5月 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