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院长室责问那张纸的意思，为什么钟尾算近亲，却独独把我排除在外？总之，虽然我占理，可与院长的会面无非是在不快之上再加一重不快。钟尾是本地人，我却是外地人。并且在男女之事上，女人总是被可怜的对象。想把我变成一个坏人，恐怕连一分钟都不用吧。
后来我去责问钟尾夫人的弟弟，他从法律系毕业后做友爱会工作，姓坂山。我说：“你对我与吉野之间的事应该很清楚，你姐姐为什么要做那种事，你可知道？”
结果对方却说：“听姐姐说，吉野姑娘并不爱你，将你们两人分开是身边人应尽的义务。”
“那你也这样认为吗？”
“我并不清楚吉野姑娘爱到了何种程度，总之都是姐姐无德，希望你不要责怪我。”
这就是坂山的回答。从这样的人口中虚构出来的“事实”又作为新的事实不断发展。一想到我们的生活还有命运，我害怕起来。吉野的父亲“想把女儿从他那里夺回来”的心情，于我更是如同火上浇油。像坂山那样的年轻人以一句“姐姐无德”便可了事，对这种问题根本不管不问。至于其他，钟尾似乎和医院的看鞋人都打了招呼，我最终竟连医院的大门也进不去。本指望吉野康复后，幸福的日子就会降临，可这种希望一点都没有了。
“好，既然你们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我下了决心，取出村正短刀，反复比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