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有一个中国农业专家代表团拜访英国，主人带他们参观英国农村。农业专家看完机械、麦田、肥料、谷仓和马厩后，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们对农家现代化的舒适便利设备更是感兴趣。这时其中一人问：“这一切都好得很。可你们的农民住哪里？”
这个天真的问题一提出，没多久中国人很无知的消息就四处传开。
但并没有太多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天真可以媲美中国人。我们看到书籍出版，专家在广播和电视上辩论，仿佛中国的领导人和农民之间已存在法律及商业的联系，让蒋介石和毛泽东可以有条有理处理国事，而中国之所以数十年混乱动荡，原因在于领导人无法无天。他们如此认定时，不仅忽略中国历史的真正本质，也昧于西方历史的一些细节。事后回想，那位中国农业专家提出的问题并不笨。西方人有理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可以提供了解东西差异的关键之处。
在英国历史上，佃农的前身是农奴，也就是附属于田庄庄主的奴隶。在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由于劳力短缺，他们设法解放自己。但是，大多数没有取得耕种土地的所有权，无法成为“自由农”（原注：事实上，“自由农”和“租地农”远比此处所讨论的复杂，但对一般读者而言，粗略的概念比精确的定义有用多了），也无法和地主重新签约界定彼此的关系，当不成“租地农”。大多数人成为“官册农”，有些像违建户，依原始的官方清册享有土地的权利。依不成文法的原则，土地不可以让与，但使用者的权利仍然受到承认。因此官册农的地位就成为数百年来的棘手问题。有些官册农仍对地主提供封建时代的义务，但义务上至兹事体大者，下至“盛夏的一朵玫瑰”等琐事。有些义务已转换成现金，在通货膨胀的时代，租金可能缩水成象征性的金额。地主和官册农的斗争持续进行。地主曾试图赶走官册农，或是强迫他们根据对当前物价的调适而签订有期限的租约。如果顺利调高租金，都是以“侵入罚金”的形式，是法律上的新名词。迟至17世纪初，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还宣称，如果官册农已善尽义务和服务，“就让地主皱眉头吧，官册农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他知道自己安全了”。这声明本身证明当时弥漫的不确定气氛，否则身为法院院长的他没有必要发布这种声明。
不难想像，在英国内战前数十年，宗教议题、经济危机、国外事务的争论、国王和议会间的宪政僵局全都同时出现，土地租约问题更使情势益发复杂。问题不止于谁拥有课税权，或是谁拥有土地的何种权利。关键在于，没有人能确定实际状况。地主发现自己田庄的“所有权复杂到令人混淆”，有的企图在十二年内调高四次租金，有的一点都不调整。皇家土地的转让更证明局势有多混乱。在都铎王朝末期，这些土地就已开始出售，到斯图亚特王朝初期更加速进行。出售价格非常低，以致过去的历史学家常指责，这是某种形式的贪污，是送给王室亲信的礼物。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田庄对土地的权利十分复杂，价格也受制于此。不动产的分类毫无秩序可言，有些土地并没有列在清册中。无论在何处，租约都不确定，更常常找不到主要的承租户。詹姆斯一世时，土地出价曾高达相当于一百年租金的金额。但有时即使将售价减成相当于七年租金，仍然无法吸引承购人。
在这些情况下，运载费和称重付费点燃查理一世时的内战。整个国家经历一场大动荡与混乱，五十多年后局势才完全稳定。但就全国而言，农地的利用愈来愈趋于合理化，和社会正义无关的这项运动持续步向正轨。在17世纪的相当时日里，不动产易手快速。较有企业精神的地主自然会重整田产，将部分土地以高价转售，巩固及保留其余的土地。内在的矛盾消失，持有大块土地的情况愈来愈普及，无法在经济上管理的土地就被清算出售。在自然经济的压力下，官册农这种制度愈来愈站不住脚。一些官册农成为自由农（为规避法律，有时土地以极低的租金出租六千年，但却收取高额的侵入罚金）。其他人被迫签有特定期限的租约，形式接近现代的租约，这些人就成为小佃农。
如果以上的演进力量还不够，圈地法案使土地的改革更为完整。即使都铎时期不喜欢圈地，怕造成人口减少，还立法禁止圈地，但潮流无可抵挡。这项运动不断进展，直到19世纪初为止，最早是为了方便养羊，后来的目的却转成提高作物的生产力。小地主不能使用公用地，再也无法维持他们的自耕农场。一小群的佃农受雇成为大田庄的帮佣，但其他人只好前往城市，成为新产业所需的廉价劳力。农耕技术的现代化更使佃农人数减少，大幅降低帮佣的人数，直到今日，佃农这个字眼已无法适用于英国乡间。
但比较少提到的是，随着经济的稳固，法律也历经改革。土地租约简化，农地单位扩大，农地使用更有效率时，现代法律才有可能适用于社会的土地部门。17世纪末，普通法提倡的平等开始发酵。在光荣革命和约翰·霍特担任法院院长后，法院逐渐将牵涉到商人的诉讼视同商业惯例来处理。这些诉讼案很快就诞生一些前例。普通法不再受制于早期僵硬的封建习俗，商业化的农作因此受惠良多。农产品的行销摆脱地区性的限制，不动产的买卖和继承也能妥当处理，合约不再局限于狭窄的乡村模式，破产申请程序也能适用，土地财富因此和国家经济的较先进层面相互融和，乡村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成立只是时间问题。国王特权不再是问题根源，整个国家开始可以在货币上管理。衡量这场改革初期成功的标杆是1692年颁布的新土地税法。以战时四先令对一镑的换算法，当时一年征收两百万英镑的税，打破以往有纪录可循的总岁入。后来财政扩张后，所收的税更多。
这次的成功值得大书特书，代价却是很多人受苦，不法之事横行，其结果也并非完全可以预见或算计。种种因素相结合产生罕见的压力，才造就这一切。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一切归功于自然经济。不说别的，中国就没有经历这些过程。
美国人很容易忽略其中的差异。美国的历史始于移民新大陆，当时有特许公司、股份公司和宗教活动的公社。至于放弃租金、限定继承及长子继承法等残存的封建土地惯例，都还没有完全消除。南部的奴隶问题不算，在中部殖民地区的问题比其他区都明显。但边疆的存在使问题大为减轻，独立战争更解决了所有问题。美国独立后，公有土地公开出售，起先是以六百四十英亩为单位，后来单位再降到三百二十英亩及一百六十英亩。1862年实施公地放领法，放任的土地政策更达于巅峰。法案规定移民居住和使用土地都必须满五年，比支出些许费用购买一百六十英亩的办法实际多了。因此，很少美国人会了解，土地的分割为何会影响国家的公共事务。也少有美国人能够回忆起非特许佃农和签约劳工。对美国公民而言，经营农场接近其他商业形态。佃农一词对美国人并没有太大意义，更不要说是中国式的佃农了。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所追求的经济生活，并不在现代商业法的适用范围内，因此全国的事务不可能在货币上进行管理。
比较留心的读者此时应会发现，在讨论这些议题时，李约瑟博士和我遭遇表达上的难题。如果我们视历史为定论，只要对历史进行比较，任务就轻松得多。我们可以采取中国的观点，或是西方任何一个特定国家为范例，仔细检讨中国的情况。以上述段落为例，我们可以说，总之，英国在1700年已完成资本转换的工作，而中国仍远远落后。但这样的结论无法说明世界历史其后两百八十年的动态特性，此外我们还必须假定，所有的国家不但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且还必须经历英国曾经历的阶段。这种说法暗示一边的历史会吞噬另一边，我们如果加以背书，无异落入鲜明命运的陷阱，而历史事件早已淘汰这种不健全的世界史观。
李约瑟和我不希望比较历史，然而我们的研究仍将是一种比较，只不过终极目标是两边历史的融和。此外，院长曾经问：为何我们今日所知的现代科学不是发轫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欧洲？这使问题增添额外的层次，因为现代科学从不曾画地自限，因此无法用已知的词汇加以定义。如果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据今日所知，人类智慧已达顶点，那么科学将就此踏上末路。现代科学家基本上必须有开放的心灵：对已知的事物保持有系统的不轻信，但深信现在的不可知将来必定可以掌握。
接受这些信念和前提的我们很快发现，不只是院长形容的字母文化和表意文化之间有很大的鸿沟，而且我们很容易变成从研究“务实”面——也就是中国的社会及经济背景对科学的影响——转而研究抽象和哲学的课题，因而违背我们的初衷。
在Κ-1研究室的钢制橱柜中，有两个抽屉装着参考书目和零碎杂记，都是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社经背景资料，全都是李约瑟博士三十年来累积的成果。我到剑桥后，院长让我整理这些资料，看看是否能放入《中国科学与文明》。这些资料非常有趣，包括各种色调、颜色及尺寸的纸张。其中有登在学术刊物文章的抽印本，有写在油印通知函背后的手写字迹。有些是很久以前的书信，但有时也看到书名写在零碎纸张上，甚至餐厅的纸巾上。其中所提到的作家，有的享誉全球，有的名不见经传。有些资料非常重要，很有原创性，有些则很有争议性，甚至很轻浮琐碎。整个档案事实上反映收藏者的个性。李约瑟博士的座右铭是“无一遗漏”，他秉持同样的精神发现无数精巧的装置和机械应用，以展示中国内陆的科学知识，并且从常见及罕见的古书中发掘其他观察家忽视的事实。
不过，我必须承认，整体来说，这些资料的可用程度相当有限，我一开始的反应甚且更为负面。这些资料显得太不相关，太片断。例如有一封信是赖德懋（Owen Lattimore）的建议。他主张，中国的地理分布利于千篇一律，因为由地形可以得知，类似的农业社群可以适用于所有地区。这种立论有许多可议之处，事实上甚至可以说，由于中国的气候、天然障碍、土壤生产力、农作物的适应力及劳力要求有相当大的歧异，因此分开还比统一好。考古学家郑德坤则赞成完全客观。他建议李约瑟，去除所有的成见，先以十至二十个发明为例，分析当时的社经环境。这个建议完全不可行，因为我们虽然对纸和火药的发明有模糊的概念，但我们甚至不知道哪一群人首先发明纵舵，或是替骡套上马具是在哪一世纪，更不用说这些发明的背景环境。而且，如果我们太过注重特定发明，最后就会出版一本类似阿基米德洗澡或牛顿被苹果打到之类的故事。在李约瑟博士的相识友人中，以霍莫·达布斯（Homer Dubs）最为悲观。没有人了解，为何现代科学无法在中国发展。他直截了当说：你们要有常识一点，负面的问题无法得到正面的回答。他的态度让我想到中学时教科学的教师。有人可能可以证明鬼的存在，但没有人可以证明鬼不存在。只要有一个证据就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但为了证明否定的结果，必须反驳古往今来的所有可能性。
但于今回顾，这些学者虽然没有成为我们的开路先锋，但他们多多少少影响我们的思路，程度大过我们的认知。我认为，档案中唯一自成系统的就是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博士。
在研究中国的领域中，魏复古是个显赫人物。我在密西根当研究生时，主修中国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也许频繁到一个月至少提一次。他是《东方之专制》（Oriental Despotism）的作者。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本书会告诉你，这些文明全属于“水力社会”，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大批的劳力必须施予严格的命令，以求顺利执行任务，因此专制势力的产生无法避免。如此衍生的组织技巧虽然不无利于经济之处，但只限于初期。这些社会的努力迟早会形成“管理效益递减法则”，也就是说，一开始投入的劳力愈多，效益会成比例增加。但其效益有其限度，等达到饱和点后，收获和劳力将不成比例。以科学术语来表达，这公式是个想像的弧线，但作者并没有解释这种现象何地、何时或如何发生，也没有说明效益如何测量。没有关系。在魏复古的字典中，水力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同义词，不仅在政治上可鄙，在经济上也没有吸引力。这种社会道德败坏，不值一提。
魏复古将东方专制主义发展成一体系时，目的是为了避免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引起的混淆。但魏复古的“东方”包括在今日秘鲁的印加帝国，却将日本排除在外，因为日本的灌慨工程是片断零碎而非协调一致的，因此日本社会是“水利农业”而非“水力”，因此即使连封建时代的日本都“无法发展战争的艺术”。水力社会的特色也会影响艺术。他们的建筑只能产生笨拙的结构，称为“水力建筑物”，使用最多的材料，却只有最少的概念。东方的专制主义是过去式了吗？不见得，在今日仍相当活跃。今日世界有何危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威胁西方世界吗？魏复古认为不是。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东方专制主义，因为苏联是俄国“在亚细亚的复活”，以工业基础充实其新专制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是“货真价实”的亚细亚复活。
魏复古和李约瑟的接触一开始很顺利。东方社会概念刚发展成历史研究，以德文发表成论文时，李约瑟在封面用中文写“宝贝的”，要夫人阅读。后来他和魏复古碰面。显然他们一度还算友善，虽然还不至于热络。但“东方专制”理论茁壮到绘声绘影，比迪士尼卡通还生动活泼时，李约瑟发表一篇批评，指责该书“否定事实”，后来作者要求当面解释，但被他所婉拒。
这事件对我也有深远的教育意义。无论信不信，我更能体会中国历史上道家的政治思想家。他们坚持，道德只能和自然合而为一。任何提倡善良和正义的分化行为，如同儒家常标榜的目标，都为他们所轻视和不屑，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自利的行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和偏见。在机器时代，我们无法达成道家儿童般的纯真，但这教训仍然警告我们，不能单看表面就认可或抨击任何“主义”。在这个例子中，李约瑟和我都受不了中国的农业官僚，然而我们却不能完全忽略中国官员的双重性格，他们“阴”的一面总是和“阳”的一面背道而驰。这个主题出现在李约瑟驳斥一度是朋友的魏复古的书评中，后来也放入我融故事与传记为一炉的《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因此将我们特有的史观称为“技术辩证”。所谓技术，就是不带意识形态的色彩。
但1972年年底将至，我们却只知道自己反对的方向，但还找不到《中国科学与文明》相关部分的确切方向。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边散步边进行讨论时，决定忽然自然而然冒出来。我们间的对话照例没有前言、分界、顺序或转折。
“院长，”我说：“为什么你说英国这里的天气很糟？现在已经11月底了，天气还是如此温暖明亮，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你自己也知道。”
“这是异常的，”李约瑟回答：“但不会持续太久。”然后他的话题又转回《中国科学与文明》。“就我所知，”他说（大概是我遇见他后第四次这么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一起出现的，整批地来。”
接近他让我获益良多。他这些年来常写信给我，此时让我有机会回馈。因此我说：“你的意思是，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西欧历史是独特的发展，是众多因素交织而成的产物。同样的，中国的历史也很独特。我们不可能靠四五个注释来证明中国历史是某种‘主义’，把它丢入普遍体系之类的大桶子，然后再拿出来，并宣布中国文明毕竟含有原本相反的特质。”
“我们不可以这样，”李约瑟博士说。当他变得很严肃时，说话照例很简洁。他头脑中的数百根思绪终于构成结论。我记得他在给我的信中强调，不能理所当然以为中国科学是西方模式的失败原型。
“院长，”我说：“我已经看过这两本谈官僚的书，恐怕对我们没有太大用处。他们提到西方世界的经验，说明不能只看到个别案例的优点。处理这些案例时，必须从类别、群组和类型着手，因为数量相当庞大。这种分析法的缺点在于范围太过狭小，作者欠缺历史的观点。至于另外那本中文书，前言说是受到你的启发，但事实上看不出来。作者的错误在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在他澄清中国官僚管理的本质前，就提出一个理论，说中国官僚主义的历史时点大概介于英国的都铎和汉诺威王朝中间。”
李约瑟博士接着告诉我这位作者的些许逸事，他们如何相遇，他的长相如何等等。最后他问我，我觉得如何呈现《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最理想。我告诉他，在他的卷二，他说中国科学思想本质上并不精确。中国思想家的缺点在于太早下结论，缺乏数理证明就立即跳到绝对真理。在政治—社会—经济历史中，情况也十分类似。中国的成就和问题一样，都在于“过早统一化”。帝国统一来得太早，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也领先时代。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心态读二十四史，也许可以整理出一组新资料，可以回答我们的疑问。为达成此目的，必须将自己的历史感发展到极致，不能受到其他学者的影响。事实上，这是李约瑟博士一辈子的写照，我当时看不出有其他可能，现在仍旧看不出来。
但要把念头转成实际的工作时，以上的建议很可能改变全书最后一卷的一部分，改成对全书本身的专门研究。一开始必须先谈土壤和气候，再来是中国两千年帝制的朝代顺序。为了符合他自己的想法，还必须重新定义西欧的资本主义，接着才能提到这些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当书付印时，这部分的草稿还没完成。不过，我仍然很高兴，最重要的资料都已在掌握中，受过院长指导下的某位学者一定能据此加以完成，不会遇到太大的难题。对李约瑟来说，这项庞大工程中的计划之所以能吸引他，完全在于其规模，因为李约瑟虽然喜欢剪下没利用到的纸片，但一生中的写作没有不是从大处着眼的。
李约瑟博士和我决定《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模式后的一年半，考古学出现重大的发现，《国家地理杂志》称之为“中国不可思议的发现”。在1974年春天，靠近现代西安的公社工人为提高生产力，把骊山的土壤挖得更深。他们偶然发掘出中国第一个皇帝下葬的地方，陵寝在这之前从未出土过。他们挖掘出“兵马俑”。陆续的考古工作发现，真人尺寸的陶俑士兵不下七千五百个，全都配备真正的兵器，战车是真的，但战马也是陶制的。这些兵马捍卫他们主人的遗体，也就是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全中国的秦始皇。
当细节陆续公布时，即使是秦代历史的学者也大感震惊。这座地下陵寝的特色在于各方面的完善设计，连细节也很在意。士兵的造型似乎取材自活生生的人物，没有两个人一模一样。他们的脸部表情显示出无尽的个性。他们的发型都一样，但梳理的方式或多或少有所不同，胡须修剪得很整齐，带也都打好结。他们的帽子有点状图案，腰带上有金属环扣，从雕刻铠甲的样子，看得出是用皮带来当束带。鞋底还有止滑金属片。从步兵到骑兵，武器都不相同。骑兵肩上没有铠甲，以便在马背上行动自如。军官的装备更为考究。这些士兵或立正，或跪地拉弓，或驾马车，或随整体战术所需就个人战斗位置准备肉搏战。总之，整个场景创造出一整师的秦国步兵，侧翼是排成队形的战车和骑兵队，随时准备作战。如果现有的展示已经够壮观，专家猜测，在这一师的南侧可能有更多的战马、士兵和战车。或者，更壮观的是，所有兵马俑的各师队可能部署在始皇长眠之地的其他三个方位，也就是已发掘数量的四倍。
这种壮阔雄伟的景观自然会吸引大家对陵寝主人的兴趣。1974年以来，已有数十万西方游客到西安去参观兵马俑。康涅狄格州历史书俱乐部已推出三本和秦始皇有关的书。专制的指控绝对无法避免。《国家地理杂志》中对秦始皇的报道图文并茂，有一则图说如下：
无论是在鞭子的挥舞或长矛的戳刺之下，新政权运用无情的武力巩固皇帝手中的绝对权力。他强征七十万人去建万里长城，以抵抗中亚来的游牧民族。这些劳力将旧有的山间要道连成长达一千五百英里的墙，成为地球上最长的要塞。为了防御内部的异议分子，皇帝下令焚烧引发争议的历史和哲学书籍，并且杀了四百六十名儒生，有些被活埋，有些据说竖立在土中，土深及颈，然后再砍头。
然而，虽然有考古证据和相关的中国文献记载，我们却不能导出道德谴责的结论。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非表示我们对人类的受苦必须无动于衷，或是对道德应置之不理，或甚至是极端的手段有其必要。我认为对历史采取道德诠释并不恰当，无视于时空背景就贸然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关心的是更直接的问题：“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如此才能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以秦始皇的例子来说，在地下坟墓发现整个师的兵马俑，正足以显示其理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我们也许会哀叹，竟然在暴君遗体附近浪费这么多创造力和心血，其中牵涉到各式各样的迷信传闻，但我们无法不惊讶其组织能力，无论是艺术或实际生活方面。如果我们稍微放纵一下想像力，我们几乎可以想像出参与其中的哲学家、艺术家和工匠，外加巫人和随扈军官，因为要设计和执行如此浩大的工程，一定需要许多意见的交流和技术的整合。今日投入心血不够多的工程可能采取捷径，结果就会像俯视亚斯文水坝的巨大努比亚雕像，用尺寸来取代庞大数量；或是用复制的方式，像大流士听政所地毯上长列的步兵浮雕；或是像康士坦丁拱门，虽然很有风格，却略嫌粗糙。总之，即使在帝制的初期，中国就已脱离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的模式。更明显的是，秦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法家”，类似现代西方法学中的实证学派，将法令视为统治者的宣告，独立于传统道德和习俗之外。好奇的读者可能问：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野蛮残暴为什么和开明教化并存？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出于个人野心，中国人为什么会在国家形成初期就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秦俑的生动多变让我确信这绝对不是出自奴隶之手，有时反而让我想起在田伯伯指导下的武汉大型壁画。
如果西安的游客、历史书俱乐部和《国家地理杂志》的订户也都很好奇，提出类似的疑问，李约瑟博士一定很欣慰，因为在1972年那个异常温暖的11月天，也就是我们在剑河漫步后不久，我们试着对上述问题提出解答，结果是联署写成论文，其中有些已发表，有些尚未发表。我和院长达成协议，我可以自由使用和我研究相关的部分，但要注明原出处是来自准备放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的部分章节。以下大号字段落即代表这个出处。但既然我已浓缩、重述及重新编排这些段落，又加入一些新概念，以下摘要的全部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还带着早期统一的永久痕迹，而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则是大自然的力量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在高山上竖立若干石碑，碑文见于史书的记载，内容为不断宣扬自己回应地理挑战的成就。
在这些地理挑战中，最重要的首推联合整治黄河。这里绝对不是重复魏复古的论调。治水在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学者不断强调的主题。在20世纪，有数名专家穷尽一生之力，研究中国的水利工程历史。他们对黄河的兴趣集中在治水，而不是灌溉，更不用提勉强符合世界历史模式的大型灌溉工程。然而，这两项主题之间也有关联。人民需要一个能全盘处理水患问题的当局，因而造就中国这个国家的诞生。早在公元前651年，黄河畔的各诸侯国就召开会议，除其他事宜外，还保证不进行妨碍邻国的水利工程。孟子讨论治国之道时，治水就提过十次，显示当时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当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不到一百年。
黄土地带
现代科学家指出，黄河必须通过大片黄土地区，风沙所沉淀的黄土厚度介于一百英尺到三百英尺之间，水流因此夹带大量的淤泥。在全世界主要的河流中，淤泥含量如果超过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含量就算高了，而亚马逊河在夏季高达百分之十二，但黄河有纪录可循的淤泥含量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六，其中有一支流在夏季时含沙量居然达百分之六十三，简直不可思议。也因此，黄河常常会塞满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难以计算的生命财产损失。只有一个统合所有资源、同等对待各方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解除人们面临的常态威胁。大自然所加诸的要求，让中国注定早而持久的统一。
十五英寸等雨线
这项要求也因为其他因素而更形强化，因素之一就是亚洲的大陆型气候。翻开中国的气象地图，可以看到所谓的十五英寸等雨线，从东北东部内陆开始，穿过长城中部，弯向西南方，将中国内陆和青海、西藏划分成两边。在这条线东南方，每年雨量大致超过十五英寸，符合赖德懋的描述：“中国农业兴盛，人口繁衍。”相反地，在这条线以西及以北，则被他形容成“在长达数千英里的地带，人们完全置农业于不顾，不直接依赖地表的作物，而是在作物与他们之间插入一个机制”。这是游牧民族的另一种说法。游牧民族随水草而居，畜牧经济无法转成农耕经济，反之亦然。
在中国，农业人口和塞外畜牧人口间的争斗持续两千年，留下许多家破人亡的记录，却没有太多温馨的回忆。这种争斗起源也相当早。早在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的浮雕上就出现骑在马上的弓箭手。但后来才发展出“完全游牧”和骑兵战术，并逼近中国和亚洲内陆的接壤地带。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入侵已成为严重问题，因此才会把北方各国分别建造的防御工事连成绵延不断的长城，秦始皇也因此留名青史。国防成为早期就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另一项强制性因素。边疆约略吻合十五英寸的等雨线，在整个帝制时期事故不断，成为世界地图上最长的边界线，对中国历史无疑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国农业官僚管理制度的兴起，部分原因可以说是回应这种挑战。
风向图
救援饥荒灾民是任何朝代政府的重要功能，也是中国很早就统一的另一个原因，但到最近才澄清大部分的端倪。中国的降雨量如前所述受制于地形，但同样受季节限制。百分之八十的雨量都集中在夏季的三个月，期间主要的风向还会改变。农业因此相当不稳定，因为雨季时的雨像暴风雨一样，也就是说，从菲律宾海吹来的高湿度气流，必须由吹向东部和东北部的低气压中心先行冷却，才能降雨。无数人的生计因此必须依赖环境的两大变数同时发生。气流常常交会，在特定地区发挥威力时，就会产生洪水和泛滥。相反地，如果气流没有会合，就会产生极度的干燥和旱灾。可以理解的是，这两种天灾常常同时侵袭不同的地区。早期的历史学家并不了解气象机制，在二十四史里预先警告，每六年农作物会严重歉收，每十二年会出现大饥馑。在民国成立前，为期两千一百一十七年的历代记载中，就包括一千六百二十一起洪水和一千三百九十二起旱灾，严重到足以引起皇帝的关切。在帝制时期，平均每年发生一点四二起天灾。
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研究先人的史料。在秦完成统一前五百年，中国处于长时期的自相残杀阶段。原先的一百多个国家逐渐减少成数十个，最后剩下十三个。在最后两百年间，还剩七个大国，后来其中的秦合并其他六国，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规模类似的中央集权运动。当时在各地称王的霸主一心只想提高个人权势，再加上阴谋和家族间的宿怨，似乎是民无宁日的主要原因。但我们无需怀疑，自然力量才是背后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包括连年旱灾水涝引发的饥饿和缺乏安全感。从古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好战者掠夺彼此的作物；破坏互助协议是引起武装侵略的原因；饥荒时停止发放食物会导致战争。这些事件会产生循环累积的效果。比较大的国家援助饥民时比较有效，自然有更多民众愿意追随，国家势力也可能愈来愈强大。因此，早期的统一有气候和地理因素的支持，而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也以象征的方式承认这一点。在铁犁发明后，农业虽然不是唯一的谋生方式，却已取代渔猎，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谋生方式。中国必须靠中央集权才能生存。
回顾过去，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事实上确立了无可逆转的趋势。中国曾受到异族征服，必须忍受分裂状态，有一次甚至长达三百五十年以上，但统一帝国的观念、秦代的统一文字、许多文献支持帝国统治以及人民的调适全都经过更长时间的酝酿。“本质派”认为文化凝聚力是中国帝制统一的最重要因素，但至少应以这些外在因素平衡他们的论调。如果汉学家一厢情愿认定，上述几项因素既然只影响历史，就不必再行探讨，这样的想法绝对有害无益。不到十年前，中国报章杂志仍然刊出多篇文章，讨论将黄河河水引入长江这项野心勃勃的工程，目的是重整全国的灌溉体系。白修德形容河南的饥馑是项决定性因素，让他怀疑蒋介石的天意依归，这在之前已经提过。《纽约时报》的罗森塔（A.M.Rosenthal）在最近的一次中国之旅时哀叹，将大草原的放牧区改为作物区的行为有多愚蠢，因为会对上层土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这种动力虽然也反映出毛泽东一心执着于粮食的自给自足，但主要是呼应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徒劳无功，也就是想靠密集农耕解决边疆的问题。有KGB背景的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所写的书也触及这个问题，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还写了一篇“有异议的导论”。至于边境的游牧民族，无论是在历史上被描绘成丝毫不尊敬文明世界的野蛮人，或是家乡被强权侵略的无助少数民族，等到不再构成对定居族群的威胁后，在中苏冲突下反而变成双方共同猜忌的对象。在此同时，中国的气候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气象地理资料，不列入机密文件，可供学界参考。资料显示，数年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省份中，降雨量有时低于年平均量的百分之五十，有时又超过年平均量的百分之两百，这种现象不断重复，已成为固定模式。这些资料可以妥善利用，例如投机美国的谷物期货市场，或是借此证明，中国势力还不足坐大到成为强权。但本书要读者注意这些现象，却是为了不同的目的。无论任何时间，只要我们提到中国，就可能被亚洲大陆板块的动力所影响，因此不得不处理规模更大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或是否准备就绪。
对中国的官僚管理而言，意识形态向来很重要，不论是古代或现在
一旦历史学家采取“现象论者”的立场，就会很轻易发现，从孔子以降到毛泽东的形形色色“主义”，与其说是绝对真理，不如说是管理逻辑的形式，或是官僚机器所需的意识形态工具，用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我们可以想像，在纪元前的中国，由于受到外力的影响，必须采取中央集权制度来管理约六千万人口，因此要雇用多达十三万名官吏。当时甚至还没发明纸，官员必须透过写在竹简上的字来沟通。中国整套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受到环境压力而诞生。
也因此，中国思想家开始强调下列数点：
首先是对所有人进行伦理诉求，要求大家降低自我，减少个人及地区利益，支持全国的普遍利益。国家最关心的是所有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而不是较高的生活水准。对同胞的责任比自己的权利重要。因此管理的基础虽然广大，但同质性相当高。
其次是将社会习俗当成自然法来遵行。几乎在所有阶段的帝制时期中，男性优越、尊敬长者、平民敬重读书人等都写入法规中，其优点就是地位有别得到普遍的认同，社会的赞同更强化王朝的统治。今日仍可感受到残存的效果。
第三点是强调以概要的手法处理大问题。如果将同样的管理模式应用到美国，密西根可以被视为另一个长方形的州，地图上的海岸线可能被画成直线，就和怀俄明州的边界一样直。从加州和蒙大拿州到华府的距离同样被规定为两千英里，威斯康辛和密苏里到华府则是一千英里。土地和人口资料都不是以确切数字登记，而是可以分类编组的一般概念。由简单算术公式导出的预设计划可以放入法规中，强迫人口和当地社群去调适，就像穿上统一设计、尺寸选择有限的成衣一样。李约瑟博士比较东西方数学时得到如下结论：欧洲的数学强调几何，中国的数学以算术和代数为主。此处也许需要稍做说明。我们今日掌握的几何知识是源于古埃及人。每年尼罗河泛滥以后，古埃及人都必须重新计算不动产的位置，因此必须非常注重精确的细节，但中国官僚却不必讲究精确。相反地，这些官僚面对问题时，是以抽象来思考庞大的数字，根据他们处理事务的特殊方式，只要沉思默想即可，不一定要具体描述。
中国政治哲学的第四个特点，和伪装能力有关。这个要素不但对西方观察家是绊脚石，对成长于这个文化传统下的我们也是一大困扰，因此有必要稍微解释。
在帝制时期，中国官僚的问题沉重到似乎无法负担，但他们却有一个独享的优势，是其他地方管理人员所没有的：中国的地位不具竞争力，不论内在或外在而言。当政治体成为天下独大的整体，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就会成为美学和神学问题，不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因此，只要经过共识同意成为真的内容，就等于真实，没有必要引进客观标准。这个信念引入政治时，因人心的狡猾层面而大为兴盛。就本质上来说，通常处理大范围的人类事务时，在真实与激励观众相信的内容之间，很难划出清楚的界线。因此，牵涉仪式、神话、诉诸意志力、依据古人典范而立誓、铭记在心的国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机制等一连串教训和惯例，全保留在帝制中国的传统中，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中国丧失非竞争性的地位之前，不能轻忽这种治国之道的半宗教性质。这样的环境无疑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吓阻追求绝对真理的努力。正如利玛窦在16世纪的观察：中国有学问的人必须容忍大众信仰的虚假。在一张写实的画作中，明代的宫廷画家将皇帝画成近臣的两倍大。即使是今日的中国，也无法完全摆脱各式各样的虚伪。
此处的解释最无法说服西方的读者大众。“务实派”的学者有兴趣研究法规、人口资料和食物价格等，却常完全漠视思想史。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认为不相干的事，对本身的研究领域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事先就拒绝相信，更可能产生很大的风险。相反地，这些学者的批评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可能批评中国在某些方面失败，但实情却是中国无意踏入此一领域，或甚至蓄意规避。采行另一极端也有危险。在目前学院的分科情况下，中国思想家被归入哲学的范畴。为达到深度的要求，讨论通常都超越思想家着墨的实际议题。如果脱离社会甚至语言学的背景，很容易在荀子中读出柏拉图，从王阳明中看出尼采。但这种学术研究的价值非常令人怀疑。读者如果想借此掌握中国历史的本质，将会被严重误导。
现代中国成长与发展迟缓，官僚管理要负最多责任
严格来说，我们无法简单直接比较中国文官管理和西方政府，因为前者已实施两千年，后者的现代化才只是晚近的事。李约瑟博士开始着手分析时，必须始于中国官僚的双重性格，因为对科学的发展同时产生激励与禁止的作用。举例来说，7世纪初期的盛唐是中国历史最光辉璀璨的朝代，而欧洲仍然处在最近仍被称为“黑暗时期”的阶段。雕版印刷不但是官僚沟通和传播思想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有利于凝聚一大群文官的共识，在东方的使用还比西方早一千年，说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从孟子以来的政治经济范围狭小，但不见得显得落伍，尤其和欧洲文艺复兴前的封闭思潮相比。
但我们如果想用今日的观点来严格审视中国文化，就无法避免以下的问题：在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上，中国竟然落后西欧。说来讽刺，失败的源头来自明显的成功。中国政府和社会无法适应环境这一特点，必须往上追溯自很早就完成统一大业。帝制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不同于希腊各城邦、罗马帝国、封建时代的欧洲或甚至德川时代的日本。中国过度强调中央集体与单一的管理，地方机构和民间管理少有发展及成熟的机会。最后中国就像是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巨大的官僚体制，底下则是庞大的农民人口，组织结构毫不复杂，无法与本身的规模相称。
虽然有相反的批评，但官吏对民生的关怀不能说不是真心诚意。在帝制历史中，我们看到积极而持续地提倡农业，几乎已成为永久的政策。在每一个朝代开国之初，帝制政府总是忙着从事农业重建工作。土地、种子及牲口都分配给流离失所的人民。新的灌溉工程动工，鼓励人民开垦。有时政府还倡导特殊的农耕技术和改进的农具。但毫无例外的是，目标都是扶持小自耕农，因为他们才构成帝制时代的同质经济基础。保护他们家园的努力有时成功，有时不然。同样的，廉价货币以铜币的形式出现，从纪元前就已开始，一直使用到20世纪。在宋代，每年通常铸印二十到三十亿枚硬币，有一次还创下五十亿枚的记录。但最后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太多持久的商业技巧，也没有太多重要的商业法。无法累积资本持续成为趋势，再加上机制的缺乏，是中国人生活水准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赖文化凝聚力来维持政治稳定，本身无法成为在本质上扩展国家经济的工具。我们不需要魏复古博士提出“管理效益递减法则”，二十四史中已有许多记载。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在英国研究中国历史有何意义。我认为搬到剑桥完全是就事论事的安排。有时我发现周遭的稀奇古怪很是可爱有趣。但我不曾察觉，这个有趣的地方不但修正我的史观，而且因此修正我的人生之路。
我记得，1972年初遇李约瑟博士时，他带我去吃晚餐。餐后抽抽雪茄的他带我参观院长室，我们谈了一回后，转到K-1研究室，他给我一串钥匙，简介他的归档方式和书籍在书架上的排列方式。等到谈话告一段落，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他陪我去市场坡等公车。我们互道晚安，我自然而然伸出手来想握手感谢他，但他却显得不太自在。
“我们这里一年只握一次手，”他嘟囔着道歉的话：“剑桥显得很正式，但其实一点也不正式，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后来我们和隔壁家的美国夫妇比尔·奇恩（Bill Keen）和莎莉·奇恩（Sally Keen）讨论这件事。他们比我们早来一年，他们也同意，英国人对握手的态度显然比我们认真。李约瑟的说法清楚显示，握手带有仪式的作用，不能漫不经心去做，身为院长的他也无意破例。
和许多外国游客一样，我们觉得这类习俗很有意思，有时感到困惑，有时甚至哑口无言。坐在K-1的我有时不禁想到，这个地方实在很奇怪。学院的内门又厚又宽，石阶因为多年使用而出现了细槽纹。整座学院半像修道院，半像现代化的商业办公室。K-1还有一个小房间，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一张宽不及三英尺的床当额外的书桌使用，置放一些新书和期刊的抽印本，空间还没填满。卧榻和周遭环境显示，早期修道士在此起居时，过着简陋的生活。在另一边，面临国王大道的楼面设有承溜口，承接屋顶的雨水，避免直接流到墙壁上。在屋顶上飘扬着凯思学院的院旗，旗上有黄、绿、黑三色的盾徽。但越过K-1后，走到院自治会秘书办公室中，可以看到电动打字机、对讲机和复印机。从建筑的一侧走到另一侧时，有时会觉得石阶仿佛带我穿越数百年。
有人会说，将对比加以混合就是剑桥的特色所在。就我的观察，此地炫耀招摇的明显迹象首推学院的晚宴。集合在食物之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重要社交功能，剑桥恣意强调此一功能。在凯思的每一学年，每位研究员至少要有一次受邀参加院长的自助餐宴，他们的妻子也在受邀之列。每位大学生则在求学期间要被邀请一次。有时李约瑟博士和夫人花很长时间做最后的润色，将外来的访客列入来宾名单中，人数想必超过两百名。他对我解释，学院款待宾客的预算相当充分。自助餐宴每学期都办一次。此外，院长还举行正式的夜间派对，欢迎来访嘉宾。无论是自助餐宴或正式晚宴，食物都属一流。餐具全都纯银打造，餐盘印着学院徽章，金边闪闪发光。桌布刚浆洗过。葡萄酒的供应源源不绝，让我想起早年在东京的外交使节团。院长的管家同样穿着正式，像木头般笔直站着，宣布“晚餐已就绪”时，让人觉得一切都是为了完美的演出。
剑桥的气氛在黄昏时最容易感受到。教堂钟声响起，穿戴方帽长袍的研究员和大学生穿梭在巷弄中，急着赶路赴约，中世纪的氛围在薄暮时刻完全显露无遗。要欣赏剑桥的风格和水准，你还可以观察任何学院的门房。他们总是穿戴深蓝色的厚重哔叽西装，胡子刮得一干二净，全身修饰得一丝不苟，皮鞋闪闪发亮，简直就是自成一格。他们显得如此尊严气派，让你不禁迟疑，不敢开口请他们替你提行李或叫出租车。
但剑桥也有另一面。凯思学院有一名特别研究员，而且还相当资深，平日以小摩托车当交通工具。他到达学院时，头戴安全帽，脸上架着护目镜，工作手套直抵手肘，裤脚反折，让人很容易颠倒他的职位，把他当成仆役。我们把K-1和K-2纯粹当研究室使用时，也有人把类似设计的房间当套房用，吃住、工作和召见学生都在同一个地方。在观光客看不到的走道上，有时可以看到脏的床单和枕头套，等待女佣拿去送洗，有时则是空的咖啡壶、装着碎面包屑和蛋黄痕迹的盘子，等着被送回厨房。
即使摆阔，剑桥事实上还是受到不景气的冲击。教职人员的薪水和津贴无法随着通膨的速度调高。我们眼见教授穿着磨损的衣服，衬衫的领口都磨坏了。我们和任教职的邻居聊天，他们设法了解美国和加拿大的就业情况。有些学者已经搬走，他们并不是急着舍弃工作，以追求更高的薪水，而是在英国很难让他们达到收支平衡，尤其子女还就读私立学校。
如果这一切都显得矛盾混淆，我们还没探究到背后的组织架构呢。我们像许多外国游客一样，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何谓学院，何谓大学，两者有何关系等等。我刚到剑桥不久，就问过李约瑟博士：“学院是什么？”
“基本上来说，”院长只是简单回答：“学院是宿舍。”
但这个答案只对了部分。学院不只是宿舍，还是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学院是自治体中的小自治体，拥有不动产及股票，研究员（有些还是终身任命）有权领取收入的“分红”。研究员是导师、是研究人员、也是行政人员，他们是大学的“主要劳力”。顶尖的人员则被称为“特别研究员”。学生并不是由大学给予入学许可，而是由学院筛选、面试和认可。许多相关资料都见于《剑桥大学手册》，我们到时已印行第六十二版。但印在纸上的一行铅字照例不会留下深刻印象。在凯思学院，我必须亲眼见到学生在办公室外等待面试的紧张模样，才了解实际的运作情况。
另一方面，就整合的机构而言，大学简直不存在。大学本身甚至没有大礼堂，大聚会就使用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大学任命教授、设立学系、充实实验设备、举办综合演讲，以及管理图书馆和博物馆，但所有人员和单位都散置在大学城的各个角落。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持一致的标准。学生可以经由和导师的讨论，选择大学开设的任何研究主题，但只有大学能决定学生是否能毕业。学生获得学位前，必须先通过大学主办的“优等考试”，内容和所选课程息息相关。所有课程和学分规定的问题就此定案。
如果游客多花一些时间研究剑桥的历史，就会发现，学院初设时，事实上无异于托钵修道会。有时学生穷到必须上街乞讨食物。但后来学生也一度非常富有，连当他们家教的特别研究员都因此很有钱。方帽长袍是今日学界的制服，但事实上代表的是现代改革，希望恢复古代修道会时的风格，因为其间学生曾蓄须、带长剑、穿军服，不一而足。剑桥也不是始终如此保守。它的现址是怀抱远见和雄心的人所创设的，其中包括亨利六世。工程的执行本身就是动人的故事。亨利六世在15世纪下令整修国王学院的用地时，无数房屋被拆除，干道要重新定位，通到剑河的路要重新规划，让商人可以在新指定的地点装货卸货。年轻有为的创办人主持破土大典后才八年，国王学院礼拜堂就已完工，目前仍然是栋崇高的建筑，发挥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还无法加以取代。后代的学者必须接受早期建筑设计的左右，因为先人宏观的视野难以轻易抹杀。
我于1972年到1973年卜居剑桥期间，三个学院——克莱尔（Clare）、国王（King's）及丘吉尔（Churchill）——已经决定让男女同班。这是比乍听之下更具革命性的举动，因为正如李约瑟博士所定义的，学院“基本上来说是宿舍”。在此之前，另外三个学院——葛顿（Girton）、纽翰（Newham）和新堂（New Hall）——已经决定只招收女生（现在仍是）。凯思学院投票决定仍只收男生。但在李约瑟博士担任院长的期间，院自治会开始有学生代表，是数百年来的空前创举。“我很担心，”院长对我透露改革后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他们也许有不当的举止。但后来一切顺利，他们穿戴方帽长袍，相当自制。”这个一度被视为极端分子和左翼分子的人，居然说出这番话。
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何种结论？这许多矛盾背后有何逻辑可言？为了概述局势起见，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和美国的大学院校相比，剑桥的自主程度高很多。剑桥历史悠久，因此有权追求大半由自己决定的方向，当然也不能过度强调这种理想状况，因为剑桥本身毕竟仍面临严重的问题，起因于规模的膨胀和财务吃紧。但其不成文法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规则在没有修改前一律有效。这种双重性质让剑桥可以务实到极点。过夜的游客将发现，我们在历史书中读过的许多文化因素全保留在此处，包括维多利亚时期的纪律，爱德华时期对阶级的自觉，有时又穿插着费边学社的社会主义路线。时期更早但无伤大雅的是许多中世纪的流风遗绪，马克思主义分子无疑会称之为封建残余，事实上也没错。
但英国的保守主义并没有一套严格的外框，反而存在于社群生活的关节纽带之间。保守主义之影响触及社群生活的外表，使其色调更为鲜明活泼。保守主义成为价值观的宝库，推动过渡时期圆满顺利。在这样的气氛下，学者所享有的行动自由相当充分，有时还大于美国的同行。这些规则即使显得随心所欲，但数量却少得出奇，而且通常对个人的影响并不大。剑桥的各学院还有一大优势：公共任务大都由大学来执行，各学院就可以发展各自的特色。由于有二十三个学院和更多的科系，无论有意无意，都不太可能达成任何形式的稳固控制，因此地方分权得以确保。不过，深思熟虑的观察家却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各学院必须维持一定的古老形式，才不会发生认同危机。
抱怨无可避免会常出现。如果特别研究员身兼政府或产业的顾问，可能被批评为出售学术地位。如果他们不关心钱的问题，又会被指为生活在象牙塔中。但整体来说，英国学界设法让他们的研究单位像知识分子的共同辖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美国大学通常比较像工厂，太注重大量生产、规格化和创造可以交换的零件。英国的汉学家人数不及美国，但却没有公然表示关切：学习亚洲语言只是为了亚洲的战略价值、中国历史一定要依有利政府政策的方向去诠释。崔瑞德在剑桥担任中文教授时，他就成为整个领域的权威。他可以对大学生开讲语言课程，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博士班学生。即使他自己被公认为中国中古时期的专家，但他可以指导清代社会史的论文，甚至民初时期的军阀现象。教授是终身职，即使他的领域只有几名学生，也不必担心地位会岌岌可危。只要大学生能设法通过优等考试，就不必被迫听教授上课。就美国的观点而言，李约瑟博士的例子一定显得非比寻常。他接受的是生化学家的训练，大半辈子却忙着写中国历史的书。事实上，就我所知，还是20世纪单一个人所进行的最庞大工程。而他却从来不曾担任过剑桥的教授，也不曾待过剑桥的东方学系。
于今回顾，客居剑桥的这一年间，李约瑟的大胆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事实上其中毫无秘密可言。他的性格部分解释剑桥本身的矛盾：一个具有如此保守背景的大学城，居然可以产生如此多具备原创力的思想家。原因相当简单：学者照理应当加强自己的纪律，而且毫无疑问是属于传统类型的纪律，这样他们才能熟悉最基础的工夫，直到熟透为止，就可以逐渐发展不合常规的作为，借此打破传统，设定自己的标准，展望未来能有所突破。相对于美国汉学家的惯例而言，英国学者有遥遥领先的优势。美国学者虽开口闭口谈学术自由，但在大西洋这一岸的我们却深深觉得，绝对不能尝试前人没试过的事。在英国的制度中，你几乎可以尝试任何事，但不能与传统对立。不过，如果你言之有物，传统是可以修改的。
在剑桥研究历史的另一项微妙优势是，这个大学城本身就住在历史中。正如柏克（Burke）所说的，“一个由短暂零件组成的永恒实体”，这个大学社群比较愿意考虑时间的纵深。我后来向此地的几位朋友提到，中国两千年帝制时期可以当成一个单位来处理，没有人大吃一惊。李约瑟博士就已做过类似的事。他研究中国科技的各种层面，时间从公元前绵延到最近数百年，并已来回往复推究数次。他自己的二十四史中夹了各种颜色的纸片，是数十年来的钻研成果。
1972年冬，靠近年底的某一天，我们在剑河散步时，我终于向他建议，为了总结最后一卷的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他或许应该研究主要参考资料。我犹豫了一阵子才提出建议，因为多少有些冒进。到当时为止，我们一直处理次要参考资料，包括相关主题的一些已出版资料，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事提供的“线索”及建议。想法相当多，但没有一些包含足够的资料，足以证明中国数千年来为何和世界其他地区有如此大的差异。但我提到我们应重读二十四史时，他非常高兴。“那是唯一可以找到资料的地方，”他表示同意。
多年后，我才了解，这个决定影响我有多深。
中国的帝制时期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可以说是由八或九个主要朝代、数十个小朝代所组成。二十四史并不是一本论二十四个朝代的书，而是二十四本不同的著作，有些将数个朝代合并讨论，有些彼此间的年代重叠。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并没有包括在内。这些作者大体上受限于在现代之前的观点，但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本书是已经编辑过的主要资料的合集，因此向来被中国历史学家视为基础中的基础。书的总厚度大到令人生畏。李约瑟的殿本可以塞满一辆轿车。我回美国后，买了一套现代重印版，共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页，分成两百三十三册。
我还没有从头到尾读毕二十四史，也不建议现代学者如此做。在早期史书中收纳天文学和数学的基本知识，但只强调现在很难站得住脚的主张：历史应该广纳所有知识（就技术上来说，现在绝对不可能做到）。史书中对无数贞洁妇女的描述，只会对研究特殊层面的社会历史学家有意义。史书中的词汇、参考书目和时间表呈现古代中国学者特别形态的有条不紊。对我们来说，这些材料只适合参考，不能研读。也就是说，相当部分的页数应该撕掉。
运用这一大堆资料时，还有另一条捷径。我常用的方式是将现代中西方学者的论文和摘要当成参考指南，其中通常会涵盖一两个朝代。他们的引文常常是很好的索引，带我进入二十四史的原文。我对明代的知识也让我保留一些自己的判断。我希望借此方式在绵延不断的海岸线上建立一些滩头堡，逐渐将据点相连结，持续往内陆推进。
此外，二十四史中还有十二篇所谓的《食货志》，指点出影响民众生计的政府财政。这些食货志的水准不一，其中还包括很多错误的描述。但据我所知，唯一研究这十二篇食货志的中国学者李剑农教授，曾出版一本选集，共分三册。他的方法是老派作风，没有系统，不过对后来的学者来说，仍可以省下不少功夫。在这十二篇食货志中，经过注释翻译的部分包括英文的四篇、法文的一篇及日文的一篇，崔瑞德教授的唐代管理专书算是其中之一，我自己的税制专书也可以算是属于这一类别，涵盖的明代刚好有和田清（Wada Sei）教授的日本翻译注译。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仿佛在茂密的森林中开出一条小径，只要把现有的地点和路径相连即可。
在剑桥的其后八个月，我就进行这两件事：将滩头堡连成一线，并且在丛林中开出一条小径。研究报告放在李约瑟的档案中。但我回美国后，也重新检视对二十四史的研究发现，试着简化观察所得，以便将讯息传递给一般读者。我的心得包括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中国由于很早就统一，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佃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两千多年。研究中国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看出背后的强制性因素。然而，缺乏实质的中间阶层向来是根本上的弱点。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义、沉湎于伪装等现象，都肇因于在数字上无法管理的局势。如果没有掌握这一点，我们也很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在接下来的八到十页，我将依帝制各朝代顺序解释此一立论。由于我的个人经验（见下两章）及在《纽约时报》读到艾德温·麦克道威尔（Edwin McDowell）的《新闻检查可能采取间接的形式》（Censorship Can Take Indirect Forms），我必须和读者共同破除一些错误的念头，才能推广以上的概念，原因不只是在于意识形态，也在于技术层次。我的方式是直接引述古籍以建立主题，这已经引发许多汉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坚守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途径。
不消说，他们虽然建议我应该延后我的综合方式，但我深感不耐，我们的等待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握有相当重大的信息，需要直接呈现给读者大众，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英国或其他地区。如果我们扣留这些资料，会有何种后果？一般大众对中国的了解将因此源于其他简化的概念。我们可能受到引导而相信，发生在中国的是一大阴谋，或是中国人民并不理性。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书报杂志和公开演讲的内容都来自于这些假设，事实上反映的是挫败主义。一旦接受中国是“神秘”或“谜题”，这些作者和演说者就不会再进一步深究这个国家和人民，只会依自己的个性和冲动来写作或演说。他们应该知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半个世纪的不理性，即使某个社会因为已和全世界脱节太久，在特定时点可能显得非常笨拙。悲剧在于，伤害会加诸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对外国贴上诋毁的标签，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伤害，但我们可能从似是而非的假设中订定错误的政策，受的伤害反而更大。即使现在不必付出代价，迟早有一天要面对。
我的诠释方法可以说是“事件式”。如果我只提出一面倒的证据，预计会造成扭曲，这样的方式就不可行。但就目前的例子来看，并非如此。这些事件其实是主流历史中的突出事件，却被过去的历史学家所忽略，原因是他们并没有具备我们的后见之明，因此无法停在适当的段落，找寻更多的相关线索。就历史的诠释而言，没有比这些实际的史料更有效的工具。
毫无疑问的是，卜居剑桥这段期间，更强化我拓广中国历史架构的决心。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历史学家有何科学工具。在凯思学院的K-1工作时，我明白座位后方的墙壁已经历数世纪的兴建和修补。如果有必要解决争辩，不难想像可以移走一、两块砖，或至少刮除其成分，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像我这样预计在此地停留一年，以便进行研究和提供咨询的个人，对这种建筑细节真的感兴趣吗？对我而言，只要了解剑桥的建筑是新旧砖石相叠就够了。或者，我应该完全不去管大学城的历史，等到介绍二十三所学院个别历史的完整书籍出版再说？当然不可能。我必须让自己随时能接纳重大讯息，因为这些知识可能会影响身为访问学者的我。在过程中，我必须提醒自己扩大自己的视野，准备吸收新经验，先前的信念也可能因此改变。如果我来此地前就已认定：剑桥保守（或进步），李约瑟随俗（或叛逆），我很可能只累积选择过的印象。如此一来，无论从砖墙中敲打出多少样本，无论我的红外线视力多么具穿透力，仍然可能得到扭曲的结论。
我观察帝制中国也是同样的方式。首先，我觉得对一般读者而言，从头到尾详述朝代史或只呈现罐装的抽象概念，都没有太大的帮助。读者需要知道中国历史中的特定事件，并了解与时事的关系。以下即简要概述我认为重要的特定事件。我必须承认，在我到剑桥之前，并没有太注意到其中的许多故事，当时我已经对数十万人次的大学生讲授过中国历史。因此，如果专家拒绝暂时搁置他们狭窄的兴趣，读者不可能期望从他们身上获得这些知识。当然选择重点反映作者本身的兴趣。因此我交待自己的背景，其中包括我的性情及冲动，仅供读者参考。
第一帝国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
在我对中国帝制史的概述中，为求方便起见，三个大段落可以被称为三个“帝国”，彼此之间有极大的差异，但又具备上述的共同特征。
从统一中国到汉代灭亡（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这段时期可被称为第一帝国。此时的官僚统治还没有脱离贵族的色彩。由地理位置要求所启动的中央集权动力，到西汉中期获得满足，全国隶属帝国的治理之下。政府所积极倡导的社会秩序，是以质朴简单和家庭凝聚力为基石。帝国毫不留情地执行权力，但创造出国家崇拜，认定儒家伦理合于自然科学的天理，两者都很可行。汉代就这样替中国创造出一个永久的机制，也就是说，人数庞大的农民由数目众多的开化官僚来管理。汉代实施“察举”制度，要求每两万人中选出一名“孝廉”。被提名的人和高官的子弟组成实习团，先当宫廷守卫，学习应对之道后，再分配到政府单位任职。
这个制度最大的弱点，在于国家机器无法规范、控制、抑止或甚至合法扶持乡下富人势力的成长。大地主最后集结成党派，更透过察举和宫廷保持内线联系。他们在乡间的影响力大增，侵蚀地方政府，逐渐撼动中央。在东汉前的权力真空期，这个现象更是严重。东汉末期，学问成为获取权力的公然手段。私人讲学吸引很多门徒，常常达数千人之众。朝廷设的太学更有三万学生入学。对国家来说，这并非福气，反而有些尴尬。
公元200年，发生了一场大战，开启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武装冲突。大战的其中一方是袁绍，企图以新兴的州郡力量称霸。他的七世祖袁良以易经专家起家，因此赚了一笔钱。他曾在朝廷担任太子舍人，后来将专业知识传授给孙子袁安。袁安由于具备学术地位和正直的名声，从县的地方官升到郡太守，后来担任朝廷大臣。从此以后，袁家没有一代不在朝中任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兴兵时，门客和属下据说组成近十万的大军，但数目恐有夸张之嫌。军粮必须动用一万辆车，从中国北方运送南下。大战的另一方是曹操，以王朝的保护者自居。曹操出身孝廉，养祖父显然是宦官，曾担任皇帝的中常侍。在这场战役中，袁绍的杂牌军溃败，但朝廷的秩序并没有恢复，反而瓦解。对政府的侵蚀早已进行很长的时间，一旦不再假装服从中央政府，一切全都解体。当时的组织和辅助单位也无法使地方自治正当化。无论如何，当时的问题包括大规模的天灾，以及边疆的防御线长达数千英里，由地方崛起、从学阀转成军阀的人士并没有能力处理。晋代曾打算复兴帝制，但为期甚短，中国自此陷入长期的分崩离析，期间长达三百五十年。
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
第二帝国包括隋、唐及宋朝（公元581年到1279年），并不是第一帝国的延续。在数百年的扰攘纷争后，入侵中国内部的游牧民族已经被汉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并没有断绝，仍然保存在农业社群里。但帝制的复苏仍然面临无法超越的困境，帝国必须将庞大的农业人口置于中央集权的管辖之下，但又无法容纳中间阶层。许多不可能的任务是由鲜卑种的拓跋氏带头，最后拓跋一族成为隋唐的先驱。拓跋氏在长城以南建立农业基地，地点在今日的山西省。他们在游牧地带俘虏许多游牧民族，并有计划地消灭这些部落的首领，强迫其余的族人当农工。拓跋氏逐渐建立适合农业官僚管理的国家。他们军事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时，就把制度应用到较广大的地区。他们雇用个别汉人当顾问，异族通婚自然而然产生。但新兴的国家必须防止游牧贵族和汉族精英势力窜升，后来隋代能在这方面成功，开国君主的精明干练是主要原因。他是混血儿，性格神秘，成功降低两种势力的影响。
唐代中期以前的第二帝国可以说是结构严谨，也就是说，所有重要的法规据说都符合整齐的数学公式。例如，在拓跋氏统治时，所有户数都以五为单位，以利行政管理。农业土地号称是由国家拥有，由身强体壮的人轮番耕种，但这些人同时也要服军役和缴税。只要上层的官僚可以顺利解释制度，就不会强制底层严格遵守法令。现存文献显示，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官员极力调适内容来符合形式。在中国北部人口稀少、土地经济缺乏变化的情况下，这些法规还勉强可以执行。至公元780年，唐代才将早已不可行的土地分配计划宣告无效。其后私人拥有土地成为既定的事实。
然而，第二帝国时期却是中国文明辉煌灿烂的巅峰，创造力达于鼎盛。汉代实行察举制度，隋以科举考试取代，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因此有助于社会流动。再加上复制佛经的需求及中国古籍的普及，终于导致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中国南方的发展造成农作物多样化、城市化的范围扩大及水路运输的空前利用。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人口中心已从北方移到南方。种植稻米有利小户人家，上述因素永久改变中国社会的性格。社会更为繁荣，也更为庶民化。
到了宋代，中国的农业官僚面临组织现代经济的能力考验，因为大量的现金和商品源源不绝流入政府的财库和仓库。宋的开国帝王是将军出身，决定驱除长城以南非汉族所建立的半汉化国家。宋代意识到本身掌握的经济实力，所征召的军队人数逼近一百万。政府积极提倡贸易，注重军事技术。官吏薪资之高，可说空前绝后。在许多方面，朝廷在公共事务扮演主动而非被动的角色。宋代似乎有能力创造中国历史的新局，甚至今日部分背景不同的历史学家都将11世纪之初形容成“中国早期的现代阶段”。
但开国君王的美梦没有实现，失去的疆土不曾收复。相反地，宋代和“蛮族”竞争时，反而被迫南迁。宋代三百多年历史的特色是，战场上一再惨败，又以最屈辱的条件议和。令人困惑的是，这种事居然发生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裕的朝代。除经营矿区和铸造金属货币以外，宋帝国还发行纸钞，规定盐、茶、香料及明矾由国营专利，将酿酒业视为特许业，控制内陆、边疆及水上交通，并掌握部分货运。和尚道士必须缴特许费用，徒刑可以易科罚金，这些都是行政收入。当代的资料宣称，其土地税收为唐代的七倍，其中包括谷物、贵重金属及纺织品，数目惊人。在11世纪，国库仓廪满溢，必须再加盖新建筑来容纳税收。今日美国大学生所使用的标准教科书指出，在1021年，宋代政府的岁入超过一亿五千万贯，一贯相当于一千枚铜钱。根据当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盎司的黄金，换算成今日的币值，相当于六十多亿美元。其他地方看不到这样富足的政府财政。
现代教科书很大方地称呼当时为“进步经济”及“商业革命”，但这些标签全都贴错了。如果实情真是如此，世界历史绝对会大异于今日我们所读的内容。国库的数字来自无数地方单位及仓库的流水账加总，总数不可能达数十亿元之谱。没有一个民间单位有能力汇出上述资产的几分之一，因此国库的物品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大批运送。在宋代，经济中的服务部门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严重不足。当时没有银行、保险公司、现代的商业法规、或是监督大规模商业及财务运作的司法程序。在20世纪，中国的统计和资料处理能力仍嫌不足，更不要说是11世纪。即使是现代学者啧啧称奇的运输和通讯状况，也只限于临水的大都市。如果那些读者深入内地，或是到大战开打的地区，可能会大感意外，就像我1941年到云南的十四师报到一样。
就本质上来说，这些设施不只是器具和传输设备而已，他们是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产物。在银行和法院的背后，是国家的法律体系，再其后则是社会习俗和宗教。因此，一群村落的聚合体无法充当货币管理的适当运作基础。
王安石变法的例子反映的不只是宋代的情况，还包括中国现代的问题。1069年，王安石成为御前顾问。当时军队和官僚人员不断扩充，形成庞大的财政负担，面临这个不可能任务的王安石，建议将政府财政商业化。国库物资闲置无用，不如加以流通获利，如此国家岁入增加，但不必加税。
王安石“新政”中最引人争议的就是“青苗钱”。无论是宋代或后来的朝代，众多小自耕农都面临每年农耕时的贷款问题。他们通常向族人预支现金，但利息贵得离谱。王安石计划让政府在春季稻苗青绿时提供贷款给农民，秋收时农民再还贷款。借期六个月，利率百分之二十，依当时的乡村标准而言并不算高。
这个实验在各区的成果各不相同，但整体而言却是失败之举。当时缺乏服务单位，计划无法有效执行。个别农民无从申请贷款，政府无从调查申请人，担保品无从设立，欠债时也无法没收担保品。批评家指控，大多数的地方官就把钱全部发放给地方人民，不管他们需不需要。邻居基于连带责任，必须被迫彼此担保贷款，就像彼此担保税捐一样。青苗钱的来源是地方政府稳定食物价格的储备金，并非每区都有足够的现金。但所有地区都规定配额，必须缴纳一定的青苗钱利息。至少有一名官员向皇帝报告，大肆宣传的贷款其实并无其事。这位官员指责，钱并没有真正贷款出去，但人民还是要缴税，等于是在正常的税款外又额外加税。另外一个衡量这个计划成败的方式是政府财政的反应。如果成功提供贷款给农民，利率应该逐渐调降，不可能长期维持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情况不禁让人起疑，整个社会的农地盈余是否足以支撑此一计划。
新政的其他内容也同样行不通。在市易法中，将人民缴纳的物资重新出售，却无法吸引民间的商人。由于缺乏法院的保护，这些商人担心，政府代理人可能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没收之实，以弥补预算的漏洞。官员必须亲自在城里买卖商品时，趸售商和零售商全都无法生存，最后再也没有公平价格这回事。因此新政白忙一场，在乡村里鼓吹货币经济，却抑制城市里货币的流通。
由于王安石和政府的关系，让儒家学者转而成银行家。为达到此一目的，他必须给予市镇特许状和使司法制度化，才能产生民间的对等单位，便于商业来往。但显然这些措施势必连根拔起帝制中国的根，也就是说，数千名识字的官员以他们的正义感和善意加诸千百万农民身上，以维持秩序。事实上，王安石并没有革命的眼光，无法跳过一千年的历史，但他仍然造成宋代官僚的分裂。新政先实施后再撤回，后来又再实施，结果导致在朝的官员分裂成派系，技术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
宋人在12世纪初被赶往长江以南后，王朝所掌握的资源仍远多于北方的异族。在经济上较进步的国家无法动员本身，以打败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就此成为一种模式。由于印刷术发达而产生的流通票据，反而造成通货膨胀率节节上扬，财政运作愈来愈困窘，短缺和脱节成为常态。南宋种种情况不如人意，让我回想起在国民党军队的悲惨经验，两者原因相同。在乡间实施大规模的货币运作制度，却缺乏司法督察等城市才有的服务，后果可能惨不忍睹。相反地，北方入侵的国家满足于只及于基础的简约管理，因此可以依需要当场运送人力和食物供给，即使必须在显得落后的地区运作也无妨。女真族是例外。他们成立金这个异族王朝，占领北宋的首都后，反而崇拜起被消灭的对象。金也建立自己的农业官僚体系，模仿宋朝的财政制度。在金被蒙古人吞并前夕，其纸币的通货膨胀率创下六千万倍的历史纪录，连创立这套制度的汉人王朝也望尘莫及。
第三帝国的退缩符合历史模式
在大历史中，元代这个蒙古王朝只能算是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的过渡期间。元的行政体系缺乏一致，反映征服者的困境：既不愿完全遵照中国式的官僚管理系统，又找不出更好的方法来管理农民数量如此庞大的国家。史料显示，元朝一方面听从维吾尔族顾问的建议，努力掌握财政的实际面，另一方面又急于寻求汉人的合作，大幅降低税率，推行“农业第一”的政策。中国北方的管理方式显然和南方大不相同。税法的规定一再修改，无法符合实情。
第三帝国的主体包括明朝和清朝（1368年到1911年），和前一时期相比，有非常显著的退缩。政府依赖意识形态的程度更胜以往。毫无疑问的是，官僚制度针对的是一般而非特定的管理。许多经济活动在宋朝达到高峰，此刻一一退却。明代发行纸币失败，其后五百年的政府因此缺乏货币管理工具。明代有意创造特定条件，让中国更加成为村落体的大聚合，清代虽加以修正，却不曾大幅修改这些条件。整个国家因此内向而不具竞争力。只要想到中国即将与西方产生冲突，就会觉得，中国此时退缩回简单一致，在时点上非常不智。局势需要进行调适时，官僚却最无法调适。希望他们能有大胆的创意时，他们却永远处在自满的状态中。
我大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因为当时将退缩的精神加以制度化。在税法和政府财政方面，明代帝国将自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中。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局势有所变化，需要一连串的预算调整，但明代却无法回应需求，导致改朝换代。但我如果将明清两代和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相比较，结论将大为不同。由于各朝代无法未卜先知，只能尽力避免前人的错误。接受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之后，我更加相信，地理具有长期的力量，可以影响人类事务。
1973年以后，我们又造访剑桥三次，分别在1974年秋、1975年夏及1978年夏。1974年是我留职留薪的休假年。我们几乎用光积蓄，将旅程扩展到欧陆，包括科隆、波昂、法兰克福、维也纳、萨尔斯堡、茵斯布鲁克、威尼斯、罗马、拿坡里、庞贝、日内瓦、里昂和巴黎，最后才回到英国。我们不曾后悔这次欧陆之行。旅行时，一定要抓住立即的机会，因为机会可能稍纵即逝。我们不知道这趟旅程对杰夫有何长期影响。但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从这次经验中得到充分的教育机会。不久前富路德博士发表一篇文章表达他的不安。他说，许多年轻人研究中国，却不曾到泰山的阶梯去试脚力。我们看到莱因河畔的城堡时，才更加体会他的意思。“看，每两三英里就有一座城堡，”格尔说。也许没有那么多，但山上的城堡和城垛最能说明欧洲的封建制度。在这套制度中，地方分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牵涉到深厚的战士传统和私人形式的政府。虽然读过许多资料，但还是要亲眼目睹，才能确切想像出其运作方式。正如卡尔·史帝文生（Carl Stephenson）所说，谁控制山顶，谁就控制底下的山谷。欧洲因此和帝制中国大相径庭。在中国，中央集权是主调，公共部门是政府的重心，官吏建造庞大的城墙，打算以全部人口抵挡敌军的围城。他们攀登泰山以习惯“小天下”的感受。
在成堆的砖石前，很难主张某一方的道德比另一方优越。如果一定要谴责，对象应该是人类共有的好侵略天性和好战倾向。观光和大历史一样，可以穿透许多扭曲的诠释，带我们更接近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因此我们相当羡慕能亲眼见到西安兵马俑的人。这些人俑清楚透露，中国的中央集权完全不同于西欧的地方分权。由于两方都受限于地理和相关因素，其实没有一方有真正的选择自由。封建领主以城堡巩固地位时，同时也授予市民自治权。他们无法预知，我们今日所知的公民自由就此埋下种子。中立的观察家可能指出，到唐代或甚至宋代，中国统合的司法制度胜过封建欧洲各地零散的法庭。在当时的欧洲，国王和贵族间的僵局必须由法理学专家来仲裁，地牢及用严苛考验来判罪也是当时的产物。但现代的司法独立和陪审制度却脱胎于中古欧洲，而中国今日的法律制度在很多方面仍然近似唐代和宋代。如果历史是科学，和其他分支不同之处在于，历史直接牵涉到时间，只有天文学有类似的状况。
英国没有很多山让游客锻练脚力。便利的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古迹都可以在半天内开车抵达。如果你参观雀兹渥斯屋（Chatsworth House）或隆利特屋（Longleat House），你可以亲眼观察昔日私人所控制的农业财产。在伦敦北方有一个小村圣阿尔班斯（St.Albans）。从历史上来说，这个小村可以说是埋葬英国庄园时代的地方。我们得知，在黑死病之后，整个地区人口大为减少，剩下的农奴就摧毁庄园纪录，因此得以解脱农奴的身份，重获自由，而且逃过惩罚。但今日整个区域都已都市化，小村庄几乎为大都会的一部分。剑桥西方约二十英里处，有一个村落圣尼欧兹（St.Neots）。这个地方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算是英国现代内陆贸易的摇篮。在伊莉莎白时代，一位地方乡绅了解此地的重要战略位置。他清出一片地，设立谷物市场，开始向商人收取摊位税。事实上他无权征税。但市场就坐落在乌斯河（Ouse River）上，到邻近地区的交通十分便利，从贝德福郡（Bedfordshire）各地、封廷登及剑桥来的大麦农人照样付税金。最后这个冒牌货还把他的“权利”出租给下一个企业家，自己就退休了。这个案例证明，资本主义不需要经过阶级斗争也可以取代封建主义。在这个例子中，一位有远见的冒险家可以善用旧制度涵盖不到的空间，在其他人还没发现前捷足先登。这起事件还说明，私人管理如何侵入公共领域。李约瑟博士和我得知此一掌故后，他就载我到圣尼欧兹，两人仔细研究这个地方。院长站在乌斯河边，听任夏日的微风吹乱他略长的华发，动也不动。他站了很久，凝视着河水，陷入深思，仿佛等待另一艘谷物船开过来。
我们为何对西方的发展如此有兴趣？原因还是和我们对中国的兴趣有关。我们两次约略爬梳帝制中国历史，一次是为了土地租约，另一次则是货币管理，因而发现，中国非常强调大规模公共利益的基本项目，甚至仰赖简约设计和做假，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体系。就历史背景而言，无需多做解释也可以了解，中国完全错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但正如霍莫·达布斯的讽喻所显示，我们无法证明鬼并不存在。为了证明中国所欠缺的内容和过程，我们必须到资本主义兴起的地方研究其成长和发展。我们朝这个方向寻找资料以满足好奇心时，发现许多让我们迷惑之处。
如同墨利斯·陶蒲（Maurice Dobb）指出，在这个题材上的现有文献可分成三大派学说。一是马克思。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正是差异所在。以前是农奴在农地里辛勤工作，但后来变成产业工人出卖劳力给工厂老板。第二派学说是以马克斯·韦伯和通尼为代表。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宗教有关。新教激励资本主义者的精神，心理的提升又创造出新类型的文明。第三派学说没有特定的代表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货币经济。陶蒲认为，最后一派最没有说服力，因为如果采纳上述定义，事实上可以包括最原始经济以外的其他所有经济体系。
李约瑟博士和我认真检视这些资料，翻阅所有可以看得到的相关书籍，但没有一个单一文献符合我们的需求。举例来说，马克思处理历史的方式太过格式化，甚至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很难自圆其说，例如：现代中产阶级社会是“滋生于封建社会的废墟”。单是这个句子就让我们分心，无法专心研究介于圣阿尔班斯和圣尼欧兹事件的两百年史事。如果我们承认中产阶级社会取代“摇摇欲坠的封建社会”的确是“很快的发展”，同样无法解释雀兹渥斯屋和隆利特屋的前因后果。我在学生时代曾读过韦伯和通尼，发现他们很具启发性，这看法迄今不变。但历史的概念主题并非将突出事件加以摘要即可。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无疑有所贡献，但新教并非资本主义的起因或独一无二的因素。资本主义早期的提倡者来自意大利的城邦，他们是天主教徒。另一方面，荷兰早期的喀尔文教徒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这两派学说都因为过度执着信念，而违背我们发现事实的目的。他们无法让我们的眼光踏实。他们在解说资本主义的历史源起前，就开始进行道德分析。因此，虽然陶蒲警告在先，我们还是要从第三派学说着手。由于我们已相当了解中国经济史，具备的优势大过先从西方经验起家的学者。我们知道，使用货币不一定导致货币经济。就像中国的宋朝，许多货币以双边流通而非多边流通，但并不具备货币经济的特色，更不用说将中国提升到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
这番寻找带来挫折又有趣的经验。例如，我发现许多马克思学者不曾读过《资本论》的第二部。如果他们读过，写出来的内容会大为不同。即使在剑桥，也很难找到《资本论》全三部的完整英文译本。后来我从当地书店买到一套，是从苏联进口的。我也觉得韦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很有意思。有时他像是画家霍加斯撰写内容一再重复的散文，有时又像萨克雷厌倦写小说，改行写起非小说。
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主题最有贡献的学者无疑是弗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我特别欣赏他提出许多一针见血的总论，其中之一是“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资本主义就等于国家。”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刀刃，一举切开大部头的历史。（不过，布罗代尔教授对中国的相关情况理解错误，史景迁教授已于《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但这和本文主题无关。）我对他的“总体历史”只有两点反对意见：首先，他详尽列出历史事件，却忽略时间的先后顺序。其次，他的重点放在欧陆，不同于我的观察。我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海洋文化。举例来说，即使根据布罗代尔的上述标准，资本主义在法国生根的时间也远落后于英国。
我们在这个主题断断续续努力数年后，决定发表研究成果。李约瑟博士和我再度联名发表专文，是篇简洁的两万字概论，注释有两百六十八则。为了准备这篇专文，我们参考八十二篇著作，其中大多数是专家写的专论，其中有许多分成多册。无可避免的是，这篇文章可能招致批评，说我们找来这么多次要参考资料，只不过是说明门外汉的观点。但如果此文可以达到填补知识鸿沟的目标，我很乐意被指责越界。以李约瑟对西方的认识，在发表文章前，他还是请多位这方面的专家来阅读草稿，其中有一位是计量经济学家。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开门见山地提出观察所得：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项运动，具体且无可逆转，有时间表可言，从世界地图上也可观察出前进路线。我们同意，为了让资本主义运作，社会必须体认到，财产权是绝对而至高无上的，凌驾皇室特权和传统的道德观。就技术上来说，资本主义牵涉到将商业法应用到农地的运作，以致全国经济的所有层面都能相互配合，结果导致整个国家都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在种种条件之下，这个运动势必起源于近海的小国家，之后才拓展到大国、内陆国家和传统色彩较重的国家。
这个见解让我们观察到，意大利的城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摇篮。威尼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帝国和教廷的冲突造成权力真空，让威尼斯实际上已是独立王国。陆地上的农业收入向来不曾成为经济的主体。由于城市里的水是咸水，大规模的生产并不切实际，但相当有利于打造船只。城里的贵族纷纷领年金而退休，而奴隶和移民劳工可以解决劳力问题。威尼斯还能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呢？一位现代作家称威尼斯是“没有领土的城市……政府是股份公司，总督是董事长，议会是董事会，人民则是股东。”这个城邦不需要努力面对教会法庭、领主权利、商业同业公会、君权神授、不成文法或甚至议会代表制等问题。它只要遵循自然本能，就可以成为横行海上的商人。货币管理是特色，也是业务，而两者都需要资本主义化。但正由于缺乏生产基础，这样的资本主义无法持续。威尼斯注定只能称霸一时。
北方的文艺复兴取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荷兰也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最先进的贸易国家。宗教在此地成为争议所在，西班牙的宗教大审判盛行，资本和技术劳工被迫流向尼德兰。尼德兰接受挑战，善加利用这一事实。除保险、银行和运输业以外，他们还长于冶金和布料产业。香料贸易的管理更接近于垄断的地位。农业部门和经济较为进步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必须靠邦联和地方自主权来加以化解。荷兰一地的人口就占全国三分之二，独立后更贡献全国岁入的四分之三。事实上，荷兰原本是独立的城市，和其他市镇结成永久的联盟。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国家愈大，农业的比重愈高，问题就愈复杂。紧接荷兰之后，英国也符合上述标准。英国的财富和土地息息相关。英国的出口产品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羊毛。食物有时还要依赖进口。现代化肇始之初，国家必须进行重整，以便跟上时代的脚步。在地中海国家称霸的巅峰期，伦敦伦巴德街上的意大利银行家简直自成租界，意大利人享有治外法权。这些银行家提供羊毛生产所需的融资，预先借钱给生产羊毛的牧人，资金来源则是准备汇回罗马的什一税。到13世纪，英国才开始进行外贸。然而，数百年后，英国仍然落后荷兰人和德国人。直到18世纪，伦敦的保险公司才取代荷兰人，开始承保自己国家的船运。这些发展不免排挤古老的英国土地租约和传统的不成文法。传统不利现代商业交易，而且也是资本形成的障碍，成为国家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
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国家合而为一。条件所以成熟，是因为已经历数十年的动荡不安。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更是有力的证据，以布罗代尔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等于国家。国会通过法案后，英格兰银行拥有一千多名股东，其中国王和王后都以私人的身份投资。这些股东成为国家的债权人，银行未来的收入得自进口税和烈酒税，作为发行长期债的担保。银行有权创造和管理钞票信用。对于这样的机构，没有评价可以高于加尔布雷斯教授幽默的类比：“在各方面来说，它之于钱就像圣彼得之于信仰。”
要说明私人资本在公共事务扮演何种角色，莫过于英格兰银行成立不久后执行的第一项重大任务：政府要求银行汇两千万英镑到法兰德斯给马伯罗（Marlborough）的军队。任务当然一点都不简单，不是开张支票，再到比利时兑现即可。当时没有对等的机构，银行也没有设置分行，可动用的现金甚至无法达成要求。所谓的“汇款”，就是由银行董事们亲自渡过英吉利海峡来执行。他们事实上抵达马伯罗的军队所在地，向全世界宣示，伦敦的商人押宝这场战争，以他们的性命身家来支持英国军队。其后五年，凭借说服和保证，他们和欧陆的无数公司达成协议，将这些公司的信用和资产转成战略物资。代理人被派到卡迪兹、马德里、来亨、里斯本、奥波多、日内瓦、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事实上，新的银行法人组织欧洲的商人联盟，击败法国。
另外一项和这一连串事件有关的事实是，这时经济中的农业部门已整顿完毕，货币管理可以普及于全国。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拥有相当多的土地产权，由此即可见其一斑。英格兰银行被视为辉格党的组织，借银匠的进款和政府的计数账（相当于今日的短期公债）取得资金，托利党提出相抗衡的主张，提议成立“土地银行”，希望靠不动产取得资金，股东可以享受立即信用的便利，但仍然可以保有和使用不动产。这个提议没有成功，因为辉格党在下议院占多数，不乐意见到新的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竞争。这次事件仍然显示，抽象货币的概念正方兴未艾，同时农业持有和农场运作已经和其他商业行为地位相当。最后，不过才数十年后，制造信用的机制已经就定位，小地方、乡郡和苏格兰的银行数目不断繁衍，伦敦也出现私人银行。
总之，我们指出，促成资本主义的繁荣要件有三：
私人所有权的信用扩张，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的整合。[1]
说的当然比做的容易。事实上，要实施这些条件时，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能够执行特定法规，以确保其实行。在达到这一目标前，全国上下人心必须有所改变，上到当局，下到公民，都必须要接纳新思想。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商业化必须进行重大调适，才能配合社会的资本主义运动。如果没有外来的压力或甚至暴力，很难达成上述的状态。阶级斗争和新教伦理并非毫不相关，只不过不是问题的主因。
就我所理解，资本主义的优越不在其道德价值，而在其技术优势。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随着经济成长和扩张，分工就像连锁反应和螺旋动作一样紧接而来。我可以举一个周遭环境的例子：
纽普兹位于开兹奇尔山脚。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食物价格飙涨，我们和邻居都试着在自家庭院中种青菜，但行动并没有很成功。土壤中有太多页岩碎片，投入许多心力和昂贵的肥料后，成果简直无利可图。这时我们才了解，为何村落外有成亩成亩的苹果树。这就是自然经济的力量。这些苹果园的主人向银行借钱，只要一通电话，挖地工具就送到门口。土壤分析和害虫防治都由专家在实验室中研究。只有果实需要用手采，在收成时就由一车一车运来的移民劳工来摘取。邻近公路和有效的卡车运载系统是整个作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成堆成山的苹果必须尽速送走。在这方面，华盛顿和奥本尼的政府可以说是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负责执行相关法规，以顺利推动和保护经济活动的所有层面。经济活动的基础是财产权的原则，不过有时必须衡量私人和公共利益孰轻孰重。在多元化的农业之下，纽普兹靠特殊产品而享受到好处。
如果在中国，又会如何呢？我深信，大部分的农地会用来种谷物。从开垦田地到从河流引水灌溉，在在需要许多人力，我可以想像出农耕的利润有多微薄，而小规模农作又抑制机械的使用。这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为何人口过多又普遍贫穷。但许多书籍和文章不提出技术改善的建议，却反而指出，一方比较富裕是因为决定较为明智，在道德上比较优越。这些都使讨论回归本章的第一段。西方国家把农民藏到哪里去了？
摊开来说：纽普兹没有农民可以隐藏，但也不可用苹果园来引发道德议题。这个村落最早的开拓者是法国的休京拉教派，抵达的时间相当于英格兰银行在伦敦开张。他们发现整个地区都没有人居住，因为当时从赫逊河到德拉瓦河的这一块区域被称为“新凯撒省或纽泽西”，企图吸引宗教异议分子来开荒。中国当时已经进入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正值康熙帝在位。他是全世界有数的明君之一。西方旅行家在游记中已经提到，中国人口密度已经相当高，但康熙帝仍希望自己的领土充满更多子民，下令冻结人头税配额，以鼓励人口成长。政策规定每个地区都能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完全符合同质性和一致性的要求，这也是自然和习俗相互作用的结果。时至今日，已无从辩解这些行动。但难以想像的是，今日高谈“自由选择”、拥抱东西方的人士，竟然可以无视于这些相关的背景条件。他们认定中国所拥有的许多选择，其实只存在于他们的假设中。
在剑桥，我克服车辆靠左行驶的胆怯后，便常在周末租车去乡村旅行。林肯附近绿油油的田野都排成棋盘式的图形，为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所盛赞。我看到这番景象后，对田园般景致背后的组织逻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为了创造这种整齐的风景，难怪当代人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我卜居剑桥的同一年间，我再度收到家妹粹存从中国寄来的信件，在此之前的十年，双方音讯完全断绝。一年后，她搬到桂林，在寄来的部分明信片上可以看到，广西的稻田呈长条式排列，和我在英国乡村看到的景象有类似的感觉，虽然两边的地形不完全相同。之所以相似，是因为都必须合理化使用农业用地，作为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步，不论所有权属于私有或公有。田地必须能丈量、能形成整合的单位，才能在法律及财政上予以计算。如果在17、18世纪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到20世纪仍必须完成。
1978年，李约瑟博士将办公室搬到目前的剑桥布鲁克兰兹街。有一次我们又提到这个主题，当时还有两名研究生提姆·布鲁克（Tim Brook）和格雷哥利·布鲁（Gregory Blue）在场。我忽然说：“公社是圈地。”我常乱说英文，这次也是，说的话传递讯息的本质，但常省略一些连接词。我的原意是，为了多元化和提升农业经济，中国人已发现，必须在农业公社下整合零碎的可耕地，效果和英国加强圈地法案一样。意外的是，院长此时的情绪也一样兴奋，立刻同意我的话。“公社是圈地，”他也如此说。
我们似乎都把这个主题当成数学公式，因为已经研究了很久的时间，因此一旦找到结论，发现头尾可以相连，就会感到莫大的高兴，其间牵涉到加加减减的机制再也不重要。在这方面，院长其实和我讲同样的语言。
[1]译注：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作者则是诠释成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包括以下三点：一、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二、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任用；三、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