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职工会问题是在我和列宁合作的年代里党和苏维埃国家生活中的唯一问题吗？在我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九二一年这同一年里，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一次有关共产主义政策根本问题的深刻的斗争。这个斗争转到了我俩的政治局。不久以前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简单地谈到过这个斗争：
“当时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可能采取德国三月事件路线的危险。这就是就，企图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像一位德国同志所说的那样，给无产阶级‘充电’。这种情绪在代表大会上很普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采取这条路线，共产国际一定会走向毁灭。在代表大会之前，我把我对三月事件的印象写信告诉了拉狄克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道这封信。当时考虑到情况很难应付，既不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而又得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致支持德国的左派，我自然不愿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于是给拉狄克同志写了一封信（以提纲的形式），请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拉狄克和我意见不一致。列宁听到了这件事，派人来把我找去，他把共产国际的情况描述为包含着极严重危险的那种情况。对这个情况及其问题的估计，我俩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们会谈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人去找加米涅夫同志，用意是要保证自己在政治局中占多数。当时政治局中有五个人。加上加米涅夫我们就有了三个人，因此是多数。但是在我们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里，一边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三位同志，另一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和加米涅夫。附带说一下，这两方面曾经举行过几次正式会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那么，我们是在组织一个新派别了’。在谈判将要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时侯，我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派。拉狄克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那一派。
“季诺维也夫：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
“是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可是顺便说一下，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相当尖锐地指责拉狄克同志，说他在敲判中‘背叛’了他那一派；这就是说，做了过大的让步。
“这次斗争是遍及共产国际各党的一次巨大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商议，如果代表大会投票反对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向代表大会屈服还是不屈服？而它的决议可能是具有灾难性的。我们商议的情形你们可以在我讲话的速记记录中找到。当时，在列宁的同意下，我说：‘如果你们，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反对我们的决议，那么我相信你们会给我们留下足够的余地，以便我们将来用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个警告的意思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我应该补充说，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当时我们代表团内部的关系，仍然一直是很好的同志式关系。”[39]
在列宁的同意之下，我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上，为我们的共同立场进行了辩护，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的。我向所谓“左派”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赶到执行委员会来，下面就是他那时在会上说的话：
“我来这里是为了对贝拉·康恩同志的讲话提出抗议，他在讲话中反对托洛茨基同志，而不是维护托洛茨基同志，他本来是应该这样做的，如果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
“拉波尔特同志是绝对错误的，托洛茨基同志发言反对是绝对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说那句括的时候，他是一千倍地正确。这里还有一位卢森堡的同志，他谴责法国共产党，因为它不抵制对卢森堡的占领。你们瞧，问题就在这里。他像贝拉·库恩同志一样，认为这是一个地理问题。不，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反对……是完全正确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从根本上支持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一切。……”诸如此类。
在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整个讲话里，一再强调他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充分团结。
这里是我俩团结的另外一个例子。一九二二年，在特—瓦加尼扬同志倡议之下，创办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杂志。在第一号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到党的两代，老的一代和新的一代在教育条件上的区别，还论到必须采用特殊方法对年青一代进行理论教育，以便保持党的理论和政治传统。在这个新杂志的下一号上，列宁写道：
“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已由托洛茨基同志在第一、二期合刊上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我只想谈几个问题，把杂志编辑部在第一、二两期合刊的发刊词中所宣布的工作内容和纲领规定得更确切些。”[40]
我们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是偶然的吗？只有我们的一致这次碰巧被清楚地记载在报刊上这个事实才是偶然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团结一致是表现在实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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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政治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会议速记记录，第12—13页。
[40]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198页。——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