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的情形，你们在《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释里可以读到下面的一段话：
“在彼得堡苏维埃的多数转入布尔什维克手中以后，托洛茨基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他在这个地位上组织和领导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19]
这里有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虚假的，让党史局——假使不是现在这个党史局，那么就让将来某个党史局决定吧。前些时候斯大林同志绝对否认上面那段话，他这样说：
“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20]
下面接着说：
“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在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
在提出这些证言的时候，斯大林忘记了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所说的话；这就是说，正当革命一周年的时候，那时事实和事件在一切人的心中记忆犹新。甚至在那时，斯大林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他如此规模宏伟地进行的反对我的活动。但是那时他不得不比现在小心和隐蔽地进行。下面是他那时写在《真理报》[21]上的东西，题目是：《党最杰出的领袖们的作用》：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定地说，党应该把卫戍部队迅速转到苏维埃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的出色执行，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于托洛茨基同志。”
这些话今天听来绝对不会有人相信是从斯大林嘴里说出的，这些话绝不是为了赞扬而作的夸大——相反，斯大林当时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不想谈那方面。
很久以前就有人说过：诚实人有这个好处，他即使记性不好，但从来不会自相矛盾。一个不忠诚、无原则和不正直的人，必须经常记住他过去说了些什么，以免使自己丢脸。
斯大林同志在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帮助下，正在试图编造关于十月起义的组织工作的新历史，他们以这个事实为基础：党建立了一个“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的实际中心”，似乎，托洛茨基不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列宁呢，也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单单这个事实就表明，这个委员会只有从属机构的作用，它没有发挥任何独立的作用。现在编造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故事的唯一原因是，斯大林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它的全体成员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乌里茨基。”[22]不管挖掘垃圾是多么不愉快，但作为当时事件的直接参加者和目睹者，我必须提出下述的证言：
列宁的作用当然不需要再有任何证明。斯维尔德洛夫我是常见面的，并且我常常征询他的意见和向他要人来帮助我。加米涅夫同志，众所周知，他当时持有特殊的立场，这种立场的错误[23]，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承认了，不管怎样，他积极地参与了革命中的大事件。我和加米涅夫一起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总部里，度过从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这个决定性的夜晚，我们用电话回答问题和发出命令。我愿意尽力搜索记忆，但是我仍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斯大林的作用究竟是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征询他的意见，需要他的合作。他从来没有表现过最起码的主动。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独立的建议。这个事实不是任何新型“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所能改变的。
一点补充
如上所说，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最近几个月以来费了很大力气证明，领导整个起义过程的，是党所建立的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的组织工作中心。斯大林尽其一切可能地强调托洛茨基不是那个中心的成员这个事实。但是可惜，由于斯大林的历史学家的粗心，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这就是说，在我写了这封信以后）的《真理报》上，出现了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记录的准确摘录。
“中央委员会以下述成员组成一个军事革命中心：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这个中心是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就是彼得格勒市苏维埃所建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任何其他的领导起义的苏维埃机构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央委员会所指定的这五位同志是作为补充人员而参加到托洛茨基担任主席的这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者中间的，因此托洛茨基就没有必要参加到他已经担任主席的一个组织的工作者中间。总而言之，在历史已经完成之后，要修改它是多么困难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在布列斯特写了一本十月革命简史。这本书用各种文字出了很多版。没有人告诉我其中有重大的遗漏——即：书中没有指出起义的主要领导机构“军事革命中心”，这个机构的成员有斯大林和布勃诺夫。如果我对十月历史的记忆这么糟，为什么过去没有人纠正我呢？为什么在革命最初的几年里，在所有的党校里都一点没有事地读着我的书呢？
甚至在一九二二年，党的组织局似乎还认为我相当知道十月革命的历史。下面是关于这一点的微小然而雄辩的证据：
“第14302号 1922年5月24日莫斯科
“致托洛茨基同志：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会议第十二号记录的摘录。
“委托雅科夫列夫同志于十月一日前，在托洛茨基同志主编下，编成一部十月革命历史教科书。
第二宣传部书记签字。”
这是一九二二年五月的事。我的关于十月革命的书和关于一九O五年的书在那时以前已出过许多版了，组织局是很了解的——而组织局那个时期的首脑早已就是斯大林了。但是组织局却仍然认为必须由我来担任编写十月革命历史教科书的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只是在列宁永远闭上了眼睛以后，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才对“托洛茨基主义”睁开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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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482页。
[20]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285页。——中译者注。
[21] 第二百四十一号。
[22]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页。——中译者注。
[23] 这个温和的暗示所指的事实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夺取政权的行动，他们和孟什维克进行协商来反对这件事，并且在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发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号召起义的秘密决议。列宁在一封长信里骂他们是“叛徒”，“逃兵”，“工贼”等等。这封长信载在我的《列宁逝世以后》一书中。季诺维也夫以后曾声称，他平生两个最大的错误是一九一七年反对列宁和一九二四年反对托洛茨基。他说：“我现在要和托洛茨基长期合作。”这话是在两年以前说的，而他现在又一次地叛变了，正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写“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