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家的电梯上，娜斯佳对她所做的是否正确仍心存疑虑。当然，扎托齐尼所托之事她是要办的，何况她已经答应人家了。可是，就采取这种方式吗？
和将军谈话后，对这位心理分析学家的怀疑，实际上已经“烟消云散了”。既然他已作为可能进内务部情报分析部门工作的候选人经受了检查，那这检查，按严格规定，必定也包括了跟踪监视。看来，那几个跟踪者是够笨的，既然连戈托夫齐茨也能发现，或许戈托夫齐茨实际上是一个观察力极为敏锐的人，对人的相貌有惊人的记忆力。所以，可敬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杜撰什么，而住宅被盗前跟踪他的，是内务部的人：在住宅被盗，哦，不是，是破门撬锁之后，则是他夫人雇的私人侦探，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个巧合罢了。但这种观点还需进一步证实。不妨让戈托夫齐茨用语言描述一下，他在私人侦探所“格兰特”那儿没能认出的那两个人，然后娜斯佳再去问问扎托齐尼，跟在心理分析学家“尾巴”上的，是这两个家伙不是。
而且，一个如戈托夫齐茨那样气质的人，未必会参与对其夫人的谋杀。一种可能是，跟踪戈托夫齐茨的那几个私人侦探，确实碰到了某个曾经与他在某件罪恶交易中有过关系的人。他们之所以杀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为的是不让她对不该她管的事过分关切。但如果扎托齐尼肯定戈托夫齐茨干净，像个婴儿一般无辜的话，那么，这种可能便经不住任何批评，应当立即予以摒弃。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交往圈中，没有任何“危险”人物。
距娜斯佳与戈托夫齐茨最后一次见面只过了四天，可使她惊异的是，他在短短的四天中蔫了。两颊深陷，眼圈发暗，眼神晦暗。“天呐，恐惧居然能使人变成这样。”假使被人跟踪的是我，或许我的神经过敏会比他更厉害，而且，我连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跟踪我都不知道。可他，刚把妻子埋葬了。
“这次您要说什么呢？”陪着娜斯佳进屋的戈托夫齐茨倦怠地问，“您又有了新问题了？”
“是的。但和您妻子被杀案无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这次是作为私人来找您的。这没关系吧？您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滥用职权吧？”
戈托夫齐茨明显有了生气，连眼睛也闪闪发光起来。
“您要做咨询？做罪犯的心理肖像？”
娜斯佳明白，他很愿意摆脱自己的痛苦。说一点与妻子被害无关的什么。
“我是需要咨询，但和罪犯无关。我想和您谈谈我自己。”
“谈您自己？”他还没学会如何掩饰自己，“您给人的印象可不像一个有此类问题的人呀，或许是酒精、毒品？您有依赖性吗？”
“您说什么呀。”她大笑起来，觉得这种推测实在是太可笑了。
“那是什么问题？”
“我尽力给您解释一下，但我对我是否能够说得清楚没有把握。我自己也很难理解。我现在感到与人交往很吃力。我甚至都不愿跟丈夫说话，这使他很生气。”
“您感到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吗？感到词不够用吗？”
“用词方面倒是一切正常。我可以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任何观点，如果您指的是这个的话。可我就是不想这么做。不知为何我有一种僵直感，您听明白了吗？就好像有人给我设置了障碍，而我却无力跨过它。”
“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总有这种感觉？”
“不是总有。是去年冬天，二月份开始的。”
“在发生了什么事件以后？”
“是的。”
“您得跟我谈一谈这件事。”
“当然，我能理解。您瞧，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知道我得把这事告诉丈夫，好挽回他对我的信任，可我不能强迫自己。他已经看出我有什么心事，看出我委靡不振，暴躁易怒，不愿聊天，不喜欢任何交往，可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我又鼓不起勇气告诉他。”
“为什么？您感到害羞？这使您有负罪感吗？您对丈夫不忠？”
“不是，这和工作有关。在调查一件罪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证据，它们证明我的一个亲人参与了犯罪。他就是我的继父，他抚养过我，在我心目中他能完全取代父亲的位置。我当即确信他有罪，而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成了一场噩梦。可后来才搞清楚，罪证是偶然的，继父与这件刑事案丝毫无关。全部过程就这些。”
“从那时起您就有了交际障碍？”
“是的，正是从那时起。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您感到难以与所有人还是只与某些人交往？”
娜斯佳沉吟了片刻。她喜欢这个问题。可要知道，实际上，她与那些和公事有关的人，比方说和面前这位戈托夫齐茨，和季马-扎哈洛夫，是没有交际障碍的；而和乌兰诺夫也能完全正常交谈。是的，她可以跟很多人正常交往。但和工作中的同事就糟得多了。至于列沙和父母，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么说，她不害怕与无关的人交往。使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她自己就没觉察这一点呢，直到心理分析医师问起她才想起呢。
“您说得对，”她抬头直视着戈托夫齐茨的眼睛，“和我关系越近，交往越难。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解析一下。”鲍里斯-戈托夫齐茨熟练地说。
娜斯佳看出，谈话能使他感到愉快，这种快感，和她在解析一道逻辑难题时所体验到的一样。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事业，那么，即使他心情晦暗，也会满怀愉悦地做自己的事的。不错，这样的人，无疑值得给予任何尊敬，完全可以推荐他承担扎托齐尼所说的那件工作。
戈托夫齐茨又提了好多问题，迫使娜斯佳讲述了她与继父和母亲关系中的许多详细情节，还问到了她的丈夫。
“那么，好吧，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他最后说道，“让我们做个小结。你落进了一个如果不是数百万、那也是成千上万人常常掉进去的典型陷阱。您知道这么一句谚语吗？——别人吃亏你受益。当别人身上发生某种不快的事时，我们可以说是旁观者清，因此能够不受伤害地、轻易地找到出路，可当不幸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却无计可施。如今，事过这么久了，您才看得很清楚，您怀疑您继父的根据并非那么充足，是吗？我刚和您探讨过这个问题。可您当时却不知为何，竟然当即确信他是告密者。您当下就信了，而且无条件地相信了这一点。现在您为此感到十分害羞。使您害羞的是，您当时竟然惊张皇失措，未能冷静从容周密地思考一下这件事，便匆匆忙忙得出结论，并对结论深信不疑。任何人都会发生这种事，你很难找出一个一生中没有犯过哪怕一次此类错误的人。所以，您大可不必为此而害羞。后来又怎么样了？有两点：第一，当您明白自己错了后，您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再信任了。第二，您开始本能地害怕与您的亲人交往，下意识地担心又出这类的事。您担心他们当中有谁会自觉不自觉地迫使您把他们往坏处想，更担心会重犯此类错误，轻信自己的疑心。您竭力想要摆脱您的亲人，以便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时您不至于那么痛苦。换句话说，您偏偏把亲人当做威胁之源，竭力想要最大限度地限制与他们的交往，因为，正是您最亲近的人，即您的继父，使您吃了苦头。可他这样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也不是出于某种恶意，而是由于您自己的过失。您恨您自己，同时又害怕您的亲人。您不要试图寻找此类恐惧感的逻辑，它们是非理性的，正如任何恐惧一样。您的感情被平等地劈为两半：一方面您为自己的过失而害羞；另一方面，您担心重犯此类过错。于是，这就好像形成了某种障碍，妨碍您与亲人正常交往。”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娜斯佳心里很赞同他说的每一句话，就问道。
“不要紧，您只要总是牢记我对您说的话就够了。您要对自己说：如今我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了，我也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意义，但我不会让它来控制我的。连想都无需想，您只要一念起这句有魔力的咒语，一切都会各就各位的。再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但您必须不断念这句咒语，它最终是能给您带来好结果的。总有一天，您往日的热情之火会重新点燃，它将迫使您百倍努力跨越障碍的。”
“我得等多久这种热情才会苏醒呢？”娜斯佳忧心忡忡地开玩笑道。
“我不敢保证很快就见效。如果您将独自与此种情境斗争的话，最初的效果至少得过几个月以后才会有。如果您让我来帮您的话，效果会稍微快一点儿，请您记住，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神经官能症是十分难治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彻底根治的。您患的就是神经官能症。您可以摆脱您所处的，确切地说，是您自己把自己逼进去的那一处境，您可以克服障碍并开始与亲人正常交往，可以后神经官能症还是会在您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您意料不到的方式出现的。这病已经形成了，如今您只能一生带病生存了。您对犯不可弥补之错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对此您无能为力。我不想使自己显得像个江湖骗子，因此，对您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今天，您的恐惧感妨碍您与朋友和亲人保持关系，明天则又会表现在别的方面。”
“您说得对，”她又点头道，“今天它还妨碍我工作来着。我很难做决断。”
“您是否担心会犯错或做得不对？”
“是的。正是这样。要不我换个工作？”
“这没有意义。恐惧感会依然如故，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依然会担心犯错的。您必须克服恐惧。您应当学会与之斗争，明白吗？您得制订出一套方法，好不让它控制您的生活。这个过程很艰难，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您呢？”娜斯佳突然问道。
“什么——我？”
“是啊，您的恐惧感。您对我说过您担心自己会发疯，因为您有被迫害狂，总觉得有人在盯您的梢。最后，我和您搞清楚了，如果您还没忘了的话，确实有人在跟踪您，所以，您没有任何被迫害狂。可您仍然还是害怕。”
戈托夫齐茨神色大变，而且，眼神顿时变得暗淡无光。喏，刚才还在作为一个心理分析医生和娜斯佳谈话的他，刚才还十分正常的戈托夫齐茨，眼神躲躲闪闪，也不再打响指了，瞬息之间又变回来了，成了先前那个不但引起列斯尼科夫、而且也引起娜斯佳本人极度怀疑的人。他的目光牢牢钉在墙壁上部的某个点上。他一言不发。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娜斯佳固执地问。
“您……我和您是搞清楚了……实际上是您搞清楚了，有人在跟踪我，跟踪者是尤丽娅雇来的。但在那些人之前，还有过两个家伙。对那两个家伙，您还没说什么呢。您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呢？”
“我知道，”娜斯佳想，“可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对此您就不必打听了。假如扎托齐尼想让我告诉您的话，他会告诉我的。”
“我认为是您弄错了，”她说，“您只不过是产生错觉罢了。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与自己的恐惧感斗争的呢？既然您能把一切都分析得头头是道的话，您怎么还容忍它操纵您呢？”
“为什么？”他把一双发了炎的眼睛转向她说，“为什么？和您为什么会犯错是一个道理。我可以和您的恐惧感斗争。可对自己的，我无能为力。恐惧是非理性的……不过，我记得，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您一边看着我，一边想必能想出成千上万条逻辑理由，可仍然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您觉得您要是处在我的位置上是不会害怕的。在这点上您和我完全一样，当我听您讲述时，我就想，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上，肯定永远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更不会为这样的区区小事而这么难受的。可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从这个位置看，我们的不幸和难题，看起来与从旁看上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许您得去找找专家？”娜斯佳提议道。
她突然对这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他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错，此外，他的记忆力和观察力也是极其敏锐的。他被作为精通本行的专家推荐了上去，内务部对他进行了日常常规检查，比在其他情况下进行的检查更严格细致，因为问题涉及到的，是一个责任十分重大的职位，往往要经过数千次的检验。在检查过程中还进行外部跟踪，而戈托夫齐茨就是在这上面卡了壳。他的全部过失即在于此。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恐惧折磨得快要发疯了。可又不能告诉他实情。我必须守口如瓶，看着他受罪。真是活见鬼，什么时候警察局里会有足够多的好警员，好不至于徒然伤害别人的心理呢？
“去找专家？”戈托夫齐茨抱怨地问，“去找什么专家？”
“喏，跟您一样的心理分析医生呗。”
“不！”
他脱口大叫，这想法本身就让他感到是一种亵渎。
“不。”稍稍平静一点儿后他又说道，似乎被自己的发作吓了一跳，并为此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可究竟为什么呢？”
“不。假若这种专家有一位是我可以完全信赖的好朋友的话，我会这么做的。可我没有这么一位专家朋友。和别的行业一样，我们这一行里也有竞争。我无法容忍人们说我身上有连我自己也对付不了的病。你难道会找一位浑身长满疥疮的皮肤病医生看病吗？”
“我当然不会去的，”娜斯佳同意道。
她在戈托夫齐茨家坐了将近三小时。在此期间他曾两次以茶来款待她，与此同时他窘迫地请求客人原谅，说茶里没什么东西好加的，他家甚至连拧檬也没有。娜斯佳这才明白，原来他已经好久没出门了，恐怕连商店也不曾去过。“可不么，瞧他怕成那样，”娜斯佳在去往彼得罗夫卡的路上这样想道，“弄不好他会饿死的，可他饿死也不出门。我该给扎托齐尼说什么好呢？这老爷子一方面倒像个体面人，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专家。他对我的理解全都十分正确。在听他说时，我心里完全赞同他所说的一切。当然啦，他是没说出任何新玩意儿，可谢天谢地，目前我的脑子还够用，意志力也不缺乏，对自己的问题尚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至于那一令人不快的真相，我自己也满可以说得出来，可是，戈托夫齐茨居然能在我刚一出口时就洞悉一切，这一事实对他有利。可从另一方面说，假如他经常有这种恐惧感，他又怎么能到部里上班呢？那里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爆炸性新闻，人们为了能得到这些新闻，随时都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或许连戈托夫齐茨本人也不知道，人们正在考察他是否适合做这项工作。喏，这样也好。你想聘请一个人，委他以重任，可后来，在经过考核以后，又不要人家了，这样做有啥好处？最好先对他进行考核，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再来聘请他。可我真的好可怜他呀！真想告诉他有关那些盯梢者的真相……可我不能。到如今我才理解，去年冬天，那个扎托齐尼曾是多么难呀。他当时看出我很难过，可又不能帮我，生怕打乱计划。或许我冲他发火毫无道理。他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罢、罢，有关戈托夫齐茨先生的事，暂时还得等待最后结论。我已跟他说好，他将竭力帮助我，从今以后我每周一次去他家里应诊。当然，其实我并不指望他帮我什么，我的问题由我来对付。今天谈话后，我的心情好受多了。可我得好好观察观察他，免得判断有误，不然的话，我可无颜见伊万。他可是还指着我给拿主意呢……活见鬼，我又怕犯错误！可是不，不会出错的。我知道这恐惧来自何方，我还知道为什么会有恐惧感，可是，近来我并没变傻，还跟从前一个样儿，那么，既然从前我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那么，为什么此刻反倒怀疑自己了呢？我不该这样。我不该怀疑自己……我不该害怕……”
当我告诉维卡，说我打算和她分手，把所有财产和金钱都留给她时，使人吃惊的是，她居然十分平静。维卡到底是好样儿的，她具有极强的自制力，脸上甚至不曾流露一丝一毫欢喜的表情。她轻轻地耸了耸肩，双手揉着太阳穴，进了另一个屋。片刻之后，她换了一身笔挺的工作服，走了出来。我又嗅出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强烈的香水味儿。这气味好难闻啊！我从前怎么会喜欢这么可恶的气味呢？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她严肃地看着我说。
“决不反悔。”我痛痛快快地说道。与此同时，我感到一阵轻松，觉到自己已经摆脱了危机，寻找到了使自己摆脱困境的出路。
“你不想做些解释吗？”
“不。”
“那就穿衣服吧。”
“干吗？”
“去婚姻登记所，递交申请呀。你既然主意已定，那还拖什么呀。”
她倒急了，这条毒蛇！装模作样，好像是与我的决定妥协了，其实，她心里保不定怎么乐呢，说不定连五脏六腑也欢蹦乱跳起来了吧。也罢，既然我连她的命都能救，给她点儿财产和金钱又算得了什么。
我俩出了门，向坐落在离我家三个街区的婚姻登记所走去。阳光灿烂，树丛笼罩着一层淡绿色的轻烟，一些身穿超短裙的漂亮姑娘从我们身边走过，生活在我眼里简直是太美妙了。早该这样做了。一段时期以来，我简直形同行尸走肉，什么也无法令我欢喜，而我也对生活一无所求，无论是对今夕还是明晨，我都没有任何计划，可今天我又活过来了，又能力生存而欣悦了。我的生命中能遇到卢托夫，这真是太好了！如果没有他，我还会像这样一动不动地呆在这儿，感到自己像一只供作牺牲的羔羊。对维卡，无论这有多么奇特，我都情愿做出任何牺牲，因为我明白，她自己曾经奉献了那么多，在和我母亲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里，她受了多大罪呀。老实说，如果没有她，我恐怕永远也成不了现在的我，因为我单单是为了她，为了维卡，才强迫自己在“素面朝天”这个节目里硬撑着，为的是能使她达到应有生活水准的一半。我很爱她，情愿为了她奉献一切。要是单为了我自己，我兴许什么也不愿做，情愿守着疯疯癫癫的母亲，靠微薄薪水惨淡度日。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卡有权得到我的全部财产，确切地说，这些财产是我们共有的，因为，假若我身边没有她，那么，我也就无从得到这些财产。我只想知道，她对此的理解是否和我一样？或许不一样。她总是那么彬彬有礼，从不计较谁该谁什么。可话说回来，谁知道她如今怎样了呢，在她有了情人之后……
在婚姻登记所里，我让维卡呆在走廊里，自己径直闯进了所长办公室。
“我姓乌兰诺夫。”我自我介绍道。
所长疑惑地瞧了我一眼，皱着眉头叹了口气。
“噢，是的，您的事有人打过电话。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跟夫人一起？”
“跟夫人一起。她在走廊里呢。”
“好吧。请稍候片刻。”
她摘下话筒，拨了个号码。
“玛莎？到我这儿一趟。是的，马上。”
玛莎是个美得耀眼的年轻姑娘，她翩翩走进办公室，灿烂的笑容使我乍然一惊。
“嗨，您好，”刚一进门，她就直冲冲地对我说道，“我在电视上见过您。”
“这太好了，”所长冷漠地打断她的话说，“乌兰诺夫先生想要废除婚约。收下他的申请，明天把离婚证办妥。”
“可这……”姑娘话一出口又连忙打住了。显然，她习惯于严格遵照条例办事，而根据条例，递交离婚申请书之后，要过好长时间才能最终办妥离婚证。
“就明天，”所长肯定地说道，接着转身对我说道，“您跟玛莎去吧，她会把一切都办妥的。”
我和维卡填了申请表。
“明天5点以后来，”玛莎像望着一尊圣像似的盯着我嗫嚅道，“别忘了带身份证，我得在上面打个戳。”
我默默地点点头，暗暗叮嘱自己明天来时，别忘了给这位姑娘买一束鲜花和一盒糖果。
“规定变化可真大呀。”出门后，维卡对我说道。
“你指什么？”
“办手续快呗。从前得等三个月呢。”
“如今也得等。我对所长行了贿。”
“这么说，你就是为了行贿，才进她的办公室的？”
“当然啦。”我撒了个谎。
有关卢托夫的事，我可不能向维卡透露。他特意问过我住在哪个区，婚姻登记所在哪儿，并答应打“协调电话”。没说的，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这人可靠，这太令我高兴了。话说回来，今儿个事事顺心。我又开始生活了。
维卡有一会儿没开口，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
“你急着到哪儿去呀，萨沙？”她终于开口问道，“你莫不是另有个女人，急着尽快跟她结婚吧？”
瞧瞧，够狡猾的，不是吗？有结婚意图的，是她，而不是我；决定另结新欢的，也是她，而不是我，不知为何，此时此刻，我才注意到原来维卡走路的样子竟那么难看。左肩高右肩低，步态沉甸甸的。以前我怎么就没察觉这一点呢？或许她从前并不这样，而现在不过上了年岁而已。
“是的，我是另有新欢了，”我直截了当地说，“她就要生孩子了。所以，我得尽快办妥离婚和结婚手续。”
“你近来变化可真大呀，”维卡忧郁地说，“如今我全明白了，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你变得暴躁易怒，连老朋友都不理了。可你要知道，萨沙，我不是傻瓜，也不会犯歇斯底里，我们本可以以人的方式好好解决一切问题的。如今把婚姻维持到耄耋之年的少得可怜，许多人都离婚了，我也能理解。当然，说起来，还是新欢，况且也要怀孕……我都能理解，萨沙，可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呢？你把我的生活变成了地狱。我担心你是疯了。如今我真无脸见被你欺骗、蒙哄、失信的那些朋友们。”
我从她这一番话里，听出的完全是另一番意思。“既然你爱另一个女人，既然你想不分财产就撇下我，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对我说呢。那样一来，我也就不会找杀手了，也就不会有这一场噩梦了，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得轻松简单。我的生活之所以变成了地狱，不就是因为我每分钟都在期待人们最终能把你给杀死，同时又时时担心会毫无结果吗。你会活下去的，而我却得蹲监狱。近来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我宁愿让你爱到哪儿去到哪儿去，无一句责备，不流一滴泪水，也不大吵大闹。要知道如今想和我离婚那真是太容易了！可你却一拖再拖，一瞒再瞒，可话说回来，哪个男人不这样。这个世上有多得数不胜数的女人，都是突然得知她们心爱的丈夫已经有了业已成年的、非婚生子女的呀。如果不是有人掐着您的脖子，您未必喜欢离婚，未必会对旧式婚姻那么深恶痛绝的。显然，您那位新人手段很高明。”
“我们不说这事儿吧，”我冷淡地说道，“事情过去就算了，我很高兴你能平静地对待这件事，这对你的名誉有好处。”
我们冷冷地一声不吭地走到家。维卡上楼去了，而我把车开出“纸盒子”，驱车去了母亲家。我还得跟她把话说清楚。这任务也不轻松。
母亲家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漂白粉味儿。
多年以来我对这种气味已经习惯了。母亲疯病的表现之一，就是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人的洁癖，该病症无其他任何症状，惟一症状在于坚信世上惟一适用的消毒手段，就是漂白粉。母亲总有办法在商店里寻找到其中会有这种杰出成分、散发出相应芳香的清洁剂或洗涤灵。她往往会一天天一刻不停地打扫房间。在我们一块生活期间，每天我都悸怕，担心我们中间总有一天会有人中毒，因为母亲难保不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在餐具上吧，让一些漂白粉制剂残留下来的。您倒是评评理，难道我们能在这样的房子里生小孩吗？
算我走运。我到母亲那儿时，她还几乎算正常。可以说是病情有所缓解吧。这使我得以有机会与她达成某种沟通。我吻了吻母亲，伸手从袋子里取出食品，从散发着虽然可疑、但仍是我十分熟稔的漂白粉儿的杯里啜口茶后，我开始进入正题。
“妈妈，你不能再这么一个人生活了。”我说。
“可你们撇了我，我有啥办法。”母亲任性地反驳道，可是，她说的倒是一句实话。
“可即便我们不离开，那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我和维卡天天上班，而你就一个人。像你这个年龄没有旁人照顾是不行的。”
“你是想把我给锁起来吧，”母亲即刻接口说道，“我是大家的累赘，你们想尽快摆脱掉我，好得到这所房子。可你没门！我全懂，萨沙，你休想骗我。”
“妈妈，我不需要你的房子。我不过是想你身边应该有个人，好照看你，帮你做些家务。”
“我谁都不需要，”母亲决绝地说道，“我自己能料理。”
跟她吵架是很困难的，她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疯病，而她的体格又十分健壮。她心脏很好，血脉畅通，关节灵活，无丝毫盐类沉积迹象。喏，她脸上光滑，皱纹还没有维卡多。她经常擦地板，擦玻璃，洗、烫衣服，到直顶天花板上的书架上掸尘土，身后拖着折叠梯转悠，一连十小时不住气儿。尽管我俩早就买了洗衣机，可母亲还是对手洗情有独钟，而且，她洗衣时从来不用化学制剂。说到这儿你们就不难想象，母亲家里浴室里的各种帘子，以及沙发罩、桌布什么的，为什么会常常被泡在水里了。当然，对一个这样的人，你不可能向她证实，她需要旁人的帮助。
我妈对肮脏的恐惧几近于病态，尤其是在她病重期间，这会成为她成天絮絮叨叨的主题。每逢这时，她便会面对空寂无人的屋子，一连几小时喋喋不休地数落个没完。她诅咒城里传播疾病的鼠患，诅咒那些在秘密实验室里专门研制能把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路上常见的尘土变为有毒物质，能散布死神，想以此连根铲除所有俄罗斯人的仪器的人民公敌；数落被人收买了的政府。他们故意不和肮脏斗争，其目的是迫使诚实公民购买国外进口的洗涤灵，以此来赚钱，因为这些洗涤灵质量当然十分低劣、污染生态环境，而外国公司为了能签供货合同，付给我国政府大笔贿赂。由以上所述所能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周围的一切全都是混账东西和有害物质，只有本国生产的可爱的漂白粉可以信赖。
因此，除诉诸哄骗外，我看不出有别的办法。
“妈妈，我和维卡在莫斯科城外找到个好工作，我们得去两三年。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很不放心。让我们想一想，看谁能留在你身边。比方说，可否找一位正派女人跟你做个伴儿。”
“顺便再糟蹋我的家？”母亲气恼地打断我说，“亏你想得出！我可不想替别人打扫屋子。”
“她自己会打扫的，”我耐心解释道，“她自己到商店购物，而且，如果你病了，她还能照顾你。”
“她自己打扫！”母亲毫不掩饰鄙薄地嘟囔道，“甩两下抹布就全齐了。不，我谁都不信，一切都由我来做。”
“你别忘了，你是个残疾人，你不能总是一切都自己做，只有知道你身边有帮手，我才能放心。妈妈，你要知道，如果就你一个人在家，我是不能出莫斯科的。你总不会想要我毁掉自己前程吧？归根结底，你总不能不让我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吧！就算你谁都不需要，可为了我你也不同意吗？这是为了我呀。”
“你说得好听，”母亲讥讽地说道，“你怎么，没钱花了？”
“信不信由你，我是没钱花了，”我连忙撒谎道，“我挣的钱都花在房子上了，至今都没还清债务。所以我得挣更多的钱。在我离开期间，我要把房子暂时租个好价钱，而这也是一笔收入。”
“你要那么多钱有啥用？你有吃、有穿，又有用的，连小车都坐上了。你还要什么？你怎么这么贪财，萨沙？你们这一代我就是不理解，喏，我年轻时无论春夏秋冬就只有一件大衣，可还是过得挺滋润，为什么？因为别人连这样一件大衣都没有。”
她激动起来，整整训了我半小时，诉说斯大林时代的优点，数落俄国目前所笼罩的停滞，数落我的贪婪和不道德，奚落我为自己找了个多么好的媳妇。
“我知道你要钱想干什么！”她尖叫道，“准是她出的主意。她这是想吸你的血呢！她需要花花绿绿、丁零当啷的玩意儿，想要过得开心，难怪她连孩子也不想要，就想如何过得开心自在，不想工作！而你就像一头小公牛被她牵着鼻子走，什么都看不见！我敢肯定一定是她背叛了你，要钱是给她年轻的情夫花，而你却为了满足她的愿望，不惜抛弃自己孤苦伶仃的老母亲！”
我浑身冰凉。也是，无怪乎人们都说，疯子具有异乎常人的洞察力，看人观物透彻得很，因为他们完全是以另外一双眼睛观世的，所以能在旁人一无所见的地方发现端倪。她对维卡的感觉怎么会这么准呢？维卡性格中的这一方面，甚至对于跟她耳鬓厮磨那么多年的我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而母亲却原来早就看出来了。
“您说你需要钱是不是？”她继续数落道，“你欠了债？既然如此，那请允许我问你一句，你打算用什么钱来为我雇帮手呢？”
“她不要报酬，给个住的地儿就行。但她得住在这儿，和你一起，就住在这个家。她给你干活儿的惟一报酬是你得把房留给她。”
“我就知道！她将为我干活儿，以便能尽快把我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倒好像我不知道似的！谢天谢地，幸好我现在还不糊涂。”
“那好，既然你担心这个女伴不可靠，你可以把房子卖了，用卖房的钱，找一个好的养老院住着，到了那儿，你将有一流的服务，还不会感到孤独苦闷。说不定你还能在那儿找到个可以再嫁的主儿呢。这种事也是常有的。此外，你在养老院里，也不会担心什么人会希望你死了。”
“我才不去呢，”母亲决绝地说，“养老院肮脏透顶。我才不愿天天亲手打扫臭气熏天的住处呢。”
事情很清楚，我是无法说服她了。实话说，我也并不是非得说服她不可，我只需办妥她无自理能力、需要我监护的证明文件就够了，所以，即使她不同意，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决定所有事项。我把房子卖了，好在那房已买成私房了，再到养老院一付款就全齐了。可我极不情愿这样做。这太没人味儿了……我只是想让母亲能认识形势，想让她能同意我，想要她从今往后不至于走哪儿都说什么自己的亲儿子把她给卖了，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送进了养老院。
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可是真没想到，我居然能活着看到这么可怕的一天？我的亲儿子居然想把我赶出家门，扔到大街上去！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他制服不了自己那位牵着他脑袋的蠢婆娘，”她用食指指着我道，“假如你父亲知道他的儿子居然会是这么个白痴，保不定会怎么生气呢。你小时候，他为了你的教育，花了多少心思，他多么为你而骄傲来着。他没看见你这副蠢样那真是他的幸运！你的所有心思全花在那个大手大脚的女人身上了，你一门心思全在想要赢得那女人的欢心，好一个月能让你上一次身。我为我有这么个儿子感到害羞。滚吧！”
我默默走到前厅，穿好了外衣。母亲留在屋里没动，连送我一送也不想。我打开房门，走到楼梯口时，听见她用刺耳的尖叫声在我身后喊道：
“你死了！对我来说你已经死了！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你是个死人！”
我没等电梯，一口气冲下了楼。当然，对她的叫喊是认不得真的。她是个疯子，是个有病的老女人，而且，她当然不会真的想要我死，要知道我可是她惟一的儿子呀。她这么做不过是因为没用脑子，因此我没权力生她的气。可我凭第十种感觉感觉到，她最后那句话不是由于生气和愤怒才说的。而这，也就是我们在疯子身上常能见到的那种洞察力。她说得对，我确实是已经死了。当然最近几天我又活过来了，可要知道我当死人已经有些日子了，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或许总的说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儿？或许我那个疯妈嗅出有个杀手在紧盯着我？莫非维卡并未取消约定？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明天我们就能领到离婚证了，而她，也将自由富有了。
呸，你呀你，天呐，真是胡说八道！乌兰诺夫，这是你干的吗？你清醒清醒吧，你冷静一点吧。你是怎么的，想要根据你疯妈的几句话来分析你妻子的行为吗？你也真是的，居然找到宇宙智慧的来源了。你倒是去警察局，去找政府防污染委员会说说看，那帮人，为了签订有害生态的清洁剂供货合同是大把大把地受贿呀。那该怎么办呢？母亲不是天天都在给你唠叨这一套么，那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就不信她呢？
我心里松快点了。真的，我说什么来着？哪来的洞察力？母亲今天话里触及到维卡不忠这个题目，只不过是碰巧罢了，事实上，要知道只要你能回想一下的话，她不总是在这么说吗。我和维卡结婚这么些年以来，哪年不是听着她絮絮叨叨过来的呢，只不过随着她心理健康状况的不同，她的暗示或粗鲁、或巧妙地有些不同罢了。假使母亲精神沮丧，她的话就和往常一样，不过就是带有侮辱性罢了；而如果病情加剧——这种情形一般持续几天到两三个星期，那么，她针对维卡的话，便会毫无遮拦，并且充满非正常字眼儿。而维卡却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甚至还安慰我、劝阻我，要我不要生母亲的气，因为她是个病人，并不知道她这是在做什么。可怜的女人啊……就让她得其所愿好了。归根结底，这是她该得的。
我坐车到了最近的地铁车站，走进车站大厅，在找自动电话，好按照电话号码簿打电话。我最忍受不了筹码自动话机，这类话机总是坏的，只会吞硬币，却接不通，除此之外，过不了一会儿，它就又会极其吓人地、恐吓地尖叫起来，要人再往里搁硬币。我总算找到了电话，于是拨通了卢托夫的号码。
“您去了婚姻登记所？”他问。
“是的，一切顺利，谢谢。你们投保了什么？明天证件就准备好了。”
“那就太好了。您妈妈怎么样了？”
“老妈那头不太妙。我的所有提议她都反对，一口回绝。看来，我们得通过法庭和社会保障部门采取行动了，可这就免不了要费一番周折了！”
“亚历山大-尤利耶维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卢托夫笑着回答我道，“在这件事上，您的事是绝对公正的。假使您的老妈真的有心理疾患，且有残疾，您有权向法庭提出认定其无自理能力的问题。您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到拒诉，因为一切都是严格按照法律办的。至于说这件案子真的拖了好长时间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如果您真的忙，那我可以帮您的忙。而如果您不忙的话，那也就用不着我来帮忙了，因为，我再重复一遍，您起诉的理由是完全合法的。”
“我是很急。”我说。
我的确急得很。我在其中挣扎了四十多年，我在其中活像个活死人似的生活，对我来说，早就无法忍受了。当我得知维卡已经背叛了我，得知她想要杀死我后，我已经无法和她呆在一起了，她的样子和她身上香水的气息，都令我气恼。在去过婚姻登记所以后，我和她已经不再是夫妻了，我弄不明白，如今我们还怎么能够在同一座屋檐下生存呢？可我不在这儿又到哪儿生活呢？莫不是去母亲那儿吗？今天这一幕我已经受得够够的了。我无法再在电视台做节目了，因为像维佳那样捞钱我不会，而靠污辱和辱没一般说都是些好人的人来给自己拉广告我又不愿意。我想尽快到卢托夫那儿去。我觉得他会是我的一个可靠的保护伞，在其保护之下，我不会碰到任何不快。
“好吧，让我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卢托夫说道，“要让我帮您办好一切手续，我想我未必能像办理离婚那么快。”
“这我能理解。”
“明天一早给我来电话，我会告诉您该到哪儿和去找谁。”
“谢谢，”我热情地感谢他道，“要不是您，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或许我早就死了也说不定。”
“得得，您就别夸大了吧。祝您一切顺利，明天见。”
可要知道我根本就没夸大什么。卢托夫甚至连想都没想到，我的话在准确性和真实性上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