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假的想法被执行委员会否决了，谁也不会知道这些人在私下开会时会是怎么说的，他们只是让鲁道夫通知我，说这样会开一个坏的先例。因为公司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给一个非股东成员放一年的年假，可能会引发别的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保险可言了，我一旦迈出公司的大门，它就会把我关在门外。
“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他问道，他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面。他身边有两个大箱子。波利已为我收拾好，把我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装在了里面。
“我当然知道，”我微笑着回答，“别为我担心。”
“我已尽力了。”
“谢谢你，鲁道夫。”他摇着头，走开了。
在克莱尔昨天晚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之后，我就不再想年假的问题了，我脑子里考虑的是许多更为紧迫的问题。我离婚后也成了一个单身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突然，我感到更应关心的是一个新的公寓的问题，而不是新的工作，更不是新的办公室和新的事业问题，于是我关上门，开始翻报纸，找到租房、招聘之类的那一栏，浏览起来。
我要把车卖了而不再每月付四百八十美元的分期付款，然后我再买一辆旧车，花重金给它保险，然后等候它在我新的住宅区某天夜里被人偷走，如果我仍然住在这个区域，就等于把我今后每月的收入全部拿去付房租。
我很早就出去吃午饭，我用两个小时在华盛顿中心区开车转了转，发现这个地区的公寓最低租金价格也在每月一千一百元，这对于一个贫民律师来说是太高太高了。
当我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时，桌子上又放着一份档案袋，一个空白的马尼拉法律用纸的袋子，外面什么也没有写，在我桌子上放着，里面有两把系在一起的钥匙，上面有一个条子，上面写道：
上边的钥匙是钱斯办公室门的钥匙，下边的是窗子下面档案柜的。复印后把档案返还，千万当心，钱斯是个多疑的人，用后把钥匙丢掉。
波利突然进来了，她常这么干，也不敲门，也不出声，总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现在屋里。这时她满脸的不悦，也没有理我。我们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说我这一走把她搞得心里空落落的，其实我们之间关系没有那么近。过几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为人很不错，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个人。
我立刻把档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见。她在整理我那两个箱子，我等了一会儿，直到确信她没有注意到什么，但是由于她看见了在我办公室周围楼道里发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托或别的什么人如何能进来而又不被发现地离开。
巴利-纳佐，也是我们同做过人质中的一员，又是我的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会儿，他关上门，从箱子旁绕了过来。我不想讨论离开公司的事，所以我只和他谈了谈关于克莱尔的情况，他的妻子和克莱尔都是从普罗斯登来的，这在华盛顿这个大城市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和她们在过去几年中曾有过多次交往，后来这种社会交往就逐渐形成了婚姻。
他听了之后有些惊讶，接着又很难过，过了一会就好了。“你这一个月可真不怎么顺，”他说道，“我很替你难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说道。
我们谈起过去的日子，那些来来去去的伙计。我们一起喝啤酒时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现在那件事对我来说都已有些陌生。我们这两个朋友都曾面对死亡，又走出这个阴影，而事后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无暇互相帮助。
但是我终于还是谈起了那件事，两只大箱子摆在屋子中间，是很难躲开这个话题的。我意识到这一事件是我们谈话的原因。
“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说哪里话，巴利。”
“不，真的，我应该早点来看你。”
“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边说边笑着。
我很想欣赏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点发疯，我想，不过我很快会过去的。”
“不，说真的，我听说你有了麻烦，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为你担心的，但我在审理案子，你知道，这是常有的。”
“我知道。”
“我没能来的确感到不应该，迈克，很抱歉。”
“得啦，别提它了。”
“我们大家都吓坏了，而你差一点给子弹射中。”
“他本可以把我们都杀死的，巴利。炸药要是真的，如果一枪打不着，他轰的一声我们就全完了。好啦，别提它了。”
“当我们向外爬时，我最后看到的就是你，满脸是血，尖叫着。我以为你被子弹打中了。我们跑到外面，挤在一块儿，人们也抓住我们，一边喊叫着，我当时还以为一会儿就得有爆炸声，我想迈克还在里面，他一定受伤了，我们停在电梯旁，有人把我们手上的绳子割断了。我回过头去看，正看见警察把你给架出来。我还记得你身上的血，浑身都是血。”
我一言未发。他也不希望我说什么，这样能让他感到更好受些。因为他可以向鲁道夫或别人报告说他已劝过我了。
“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迈克受伤了没有？迈克伤着没有？’当时谁也说不清楚，直到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说你没事。我回家后想给你打电话，可是孩子们围着我不放，我本该打个电话的。”
“别提这件事啦。”
“很抱歉，迈克。”
“请别说了，事已经过去了，也没事了。我们就是谈上几天，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要离开公司的？”
这我倒是要想一想的。真实的答案是就在星期天的这个时候，当比尔把盖尸体的布单拉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小奥塔里欧平静地躺在那里，就在那一时间，那一地点，就在那个停尸间里，我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就在周末前后。”我说，我没做进一步的解释，他也不需要听什么解释。
他摇了摇头，好像我收拾东西要离开公司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必须让他明白这一点。“巴利，你阴止不了我，谁也阻止不了。”
这时他开始不住地点头，就好像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
一支枪指向你的脸，钟也停止了走动，这时立刻涌现出一些最需要考虑的东西：上帝，家庭，朋友。钱降到最低的位置，公司和事业随着每秒钟嘀嘀嗒嗒地过去，你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你生命的末日。
“你怎么样？”我问他道。
公司和事业，在这几个小时之内也已降至到最低层的位置。
“我们在星期二正开始一个审判，实际上，当那位先生来打扰时，我们正在做准备工作，我们无法要求法官延期审理，因为我们那位客户已为审判这一天等候整整四年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受伤，你知道，起码身体上没受到什么伤害。所以我们一鼓作气开始了审理，就一直没有停下来。那次审理救了我们。”
当然如此。工作是最好的药方，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甚至连灵魂都可以得到救助。我真想朝他歇斯底里似的叫起来，因为两周以前我也会这么说的。
“好，”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么说来你一定挺好吧？”
“那当然。”他是诉讼律师，很有男子汉气质，特氟隆色的皮肤，还有三个孩子，所以作为他这样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要过太奢华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这时时钟提醒了他，他该回去了，我们握手、拥抱，和通常一样说一定保持联系之类的话。
我关上门以便好好看看那份档案，然后决定下一步行动。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做出几种推测。一、钥匙好使。二、这不会是个圈套，我没有树过什么敌人，反正我要走了。三、档案的确在办公室，就在窗子下面的抽屉里。四、能取到它而又不被发现。五、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印完。六、安全返回材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七、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它的确有我所需要的证据。
我把这些内容写在一个记事本上。如果偷档案材料被人发现，那就会立即遭到除名的处理，但我已不在乎除不除名的问题了。如果用不合法的钥匙开钱斯办公室的门被人知道，也是立即除名。
复印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公司里的档案材料都有一英寸厚，就是说要复印一百多页才能全部印完。也就是说我得在复印机旁站上好几分钟才能印完，这时是无处躲，无处藏的，那太危险了。一般情况都是秘书和一些职员来搞复印，而律师是不干这类事的。复印机都是高科技的，很复杂，只要我一按电钮，就毫无疑问地会面临困境，而且它们也都编好了密码，要先按几个按钮，这样机器就会把它复印的每一张纸的费用记到某一客户的账上。而且这些机器都放在十分明显的地方，没有一台机器是放在角落里的。我想或许我可以在公司的其他部门找一台复印机，不过我要是各处走动又太惹眼了。
我可能只有把档案材料带出公司了，那可就和犯罪没什么差别了。不过我算是借的，不是偷的。
四点钟时，我拿着一大沓档案材料走过不动产部，好像我去干什么正经事儿。赫克托没在他办公桌那儿，钱斯在办公室里，他的门虽然关着，但他打电话的尖尖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我从门前走过时，一位秘书冲我笑了笑。我注意到这里没有保安摄像机，有些楼层有，有些楼层没有。有谁会在不动产部安装什么保安设施呢？
我五点钟时离开公司，在一个熟食店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就开车去了我的新办公室。
我那几个同伴还没走，仍在办公室里等着我。索菲亚同我握手时笑了，但那笑容如昙花一现。
“欢迎你与我们同舟共济。”亚伯拉罕说，他态度严肃，就好像我爬上了一条正在沉没的船一样。莫迪凯在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向我挥舞着手臂。
“这间屋怎么样？”他说，“E号房。”
“漂亮。”我说，迈进我的新办公室。这个屋刚好有我原来那个办公室的一半大小。我原来使用的办公桌在这个屋都放不下，一面墙边是四个档案柜，颜色不一，照明的只是从天棚垂下来的没灯罩的电灯泡，我也没看见电话在哪儿。
“我很喜欢。”我说，而且我说的是心里话。
“明天我们给你装一台电话，”他说，同时把AC单元窗子的遮阳屏放了下来，“在你之前这屋子是一个叫巴纳布里奇年轻律师用的。”
“他怎么了？”
“不会处理钱财问题。”
天渐渐黑了下来，索菲亚有些急于回家，亚伯拉罕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和莫迪凯在他的办公桌上用餐，就是吃我买的三明治，喝一些低质量的咖啡。
这里的复印机是八十年代的产品，体积挺大，看起来很笨重，没有密码板翼，以及铃、哨之类装备，这和我们公司那些是不一样的。它就在大屋的一个角落上放着。室内有四张桌子，它就在一张办公桌旁边，上面放着不少陈旧的材料。
“今晚你什么时候走？”我一边吃一边问莫迪凯。
“我也说不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吧，怎么？”
“只是随便问问，我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去几个小时。他们还有最后一些事要我完成。然后我办公室里还有一些东西今晚上就运到这儿来。不知道行不行。”
他还在嚼着东西，走到一个抽屉处，从里面拿出一串钥匙，递给了我，上面有三把钥匙。“你随便什么时候去或回来都行。”他说道。
“这儿安全吗？”
“不安全，你可得小心点。把车就停在外面那个地方，靠门尽量近一点。走路要快些，然后把自己锁在屋里。”
他一定是看出我有点害怕，因为他对我说：“你会习惯的。精明着点。”
我走得很快，也十分警觉地在六点半钟时走到我的汽车停车处。这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没有那些流氓团伙，没有枪声，我的车上也没有划痕。当我打开车门，开始启动时心里有些高兴。大概我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
开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仅用十一分钟。如果复印钱斯的那份档案用三十分钟，那么这份档案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一个小时左右。那当然是假定一切都十分顺利才行。这样钱斯就根本无法知道。我等到八点钟，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不动产部，我的衣袖上卷，好像我在干着什么活。
楼厅走廊中空空如也，我敲了敲钱斯的门，没有回答。门已锁上了，然后又看了看其他各个办公室，先轻轻敲一敲，然后再重一点敲，最后再扭动一下门钮。大半都是锁着的。在每一个拐角处我都检查一下是否有监视器。我同样也检查了一下会议室和打字间，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那房间的钥匙和我房间的很相像，大小颜色都一样。钥匙很好使，一转眼我就已进入他那黑洞洞的办公室，我琢磨着是否开灯的问题。我想从外面驱车而过的人是无法判断是哪个屋子突然亮了灯的，而且在楼里的人也很难从门底下发现屋子里有光透出来。再者是我没有带电筒，屋里实在太黑。于是，我锁好门，打开了灯，直奔窗子下面那个文件柜，用第二把钥匙打开柜。我跪在地上把抽屉拉了出来。
里面有几十份档案材料都与河橡公司有关，都按某种方法十分整齐地排列着。钱斯和他的秘书做事有板有服，我们公司十分推崇这种作风。其中有一个很厚的档案上面写着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字样。我轻轻地把它拿出来，开始迅速地翻阅、想确定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一份。
这时走廊中一个男人的声音“嗨”了一声，我当时吓得真魂出窍。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几个门以外的地方回答了一声，然后这两个人就在离钱斯办公室不远的地方谈了起来，他们谈的是篮球比赛的事，是子弹队对尼克队的比赛。
我轻轻地走到门边，关了灯，倾听他们谈话。后来我又坐在布雷登先生的皮沙发上，坐了十来分钟。如果有人看见我空手走出这间办公室，他们对我无可奈何，反正我明天就已离开公司了，但是我还是拿不到档案。
如果要是有人看到我拿走档案呢？那我可就没救了。
我拼命地考虑着这个问题，估量当时的形势，分析各种可能性。要沉住气，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他们会走开的。他们谈完篮球又谈姑娘，似乎这两个人都是未婚的。估计这两个人都是乔治顿法学院毕业的职员，在这里做夜班。他们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
我锁好了抽屉，取走了档案。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我轻轻地打开门，把头从门缝探出来，左右看了看，没有人。这时我走了出来，经过赫克托的办公室，直奔接待厅，尽量装作没事的样子轻快地走着。
“嗨。”身后有人在喊。我转过拐角，回过头看到一个家伙跟随而来。这时离我最近的门是个小图书馆。我躲到了里边，很幸运，里边很黑，我在两排书架中间穿过去，我找到另一侧的另一个门。我打开门，在不长的一段走廊的尽头我看到一个出口标志。我从那里跑了出去，我想我下楼总比上楼要快的，尽管我的办公室就在这层楼的上面两层，我还是直奔下面而去。如果万一他认出我来，他可能到那里去找我。
我来到一楼，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没有穿大衣，不想让任何人看见，特别是电梯处，那里有保安人员以防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进来。我到了侧门出口，就是那天打死那位先生后我和波利为了躲避记者时曾用过的那个门。当我回到我车里时，外面很冷，还下着小雨。
一想到第一次做贼那个笨手笨脚的情况，真是有点蠢，非常的蠢。如果我被捉到呢？没有人看到我离开钱斯的办公室，也没有人看到我手中拿的档案不是我自己的。
我本不应该跑。当他喊时，我应该停下来并和他聊两句，就好像没事儿的一样。如果他要看档案，我可以训斥他并让他走开。他很可能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一个下层职员。
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朝我吼呢？如果他不认识我，他为什么从楼道的另一端要拦住我呢？我驶进马萨诸塞街，很快就把复印搞好，再设法把档案送回原处。我以前也通宵干过活，如果我不得不等到凌晨三点钟再偷偷溜回钱斯办公室的话，我也可以那么做。
这时我感到轻松多了。车上的热风一个劲儿地吹着。
谁也不会料到一次打击毒品交易的活动失利，一名警察被打伤，一辆毒品贩子的豹牌汽车正全速由十八大街上驰来，我在新汉普郡大街时正是绿灯，可是那帮打死警察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概念，那辆豹牌车在我左边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汽车保护气袋一下子冲着我的脸炸开。
当我醒来时，驾驶座旁的门夹住了我的左肩，几张黑脸正透过汽车破碎的窗子盯着我看。我听见警笛在叫着，又昏了过去。
一个见习医生把我的安全带解开，把我从座位仓里拖了出来，“我没有看到出血。”其中一个人说。
“你能走吗？”一个见习医生问道。我的肩和肋骨痛疼，我试着站起来，但腿不听使唤。
“我没有事。”我坐在担架的边上说。我身后一阵喧闹声，但我转不过身去。他们用安全带把我固定在担架上，当我被推进救护车时，我看到身旁有一辆豹牌汽车，已翻倒在路边，周围有警察和医护人员。
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但他们还是要量血压。这时车开动了，笛声也住了。
他们把我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的急救室，X光透视显示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一些擦伤，但很痛。他们叫我吃一些止痛片，然后把我推进一个单人病房。
我夜里醒来时，克莱尔正睡在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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