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刚订婚就开始躲在一边说闲话了吗？”说话的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肥胖男人，“凯末尔先生，我也可以坐一会儿吗？”没等我们回答，他就从旁边拽过一把椅子一下坐到了我们边上。这人四十多岁，领子上别着一朵白色的康乃馨，身上散发出一种甜腻得令人窒息的浓烈女士香水味。“如果新郎新娘躲在这样的一个角落窃窃私语，那么整个婚礼就会扫兴了。”
我说：“我们还不是新郎新娘，我们只订了婚。”
“但是，凯末尔先生，所有人都在说，这个订婚仪式比最炫耀的婚礼还要豪华。婚礼除了希尔顿你们还想过别的地方吗？”
“请您原谅，可以告诉我您是谁吗？”
“凯末尔先生，其实要请您原谅我。我们作家会认为所有人都认识我们。我的名字叫苏雷亚?萨比尔。您可能看过我在《晚报》上用‘白色?康乃馨’笔名写的文章。”
茜贝尔说：“整个伊斯坦布尔都在看您写的上流社会的娱乐消息。我还以为您是个女人，因为您对时尚和服装很精通。”
“是谁邀请您的？”我同时无动于衷地问道。
“非常感谢，茜贝尔女士。但是在欧洲，人人都知道杰出的男人对时尚也是敏感的。凯末尔先生，根据土耳其新闻法，只要向有关负责人出示了您看见的这个记者证，我们记者就有权利参加对公众开放的任何聚会。依据法规条例，印发了请柬的所有聚会也就是‘对公众开放的’。但是尽管如此，多少年来，我一次也没去参加过未受邀请的聚会。邀请我来这个美妙夜晚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您的母亲。作为一个现代人，您的母亲非常重视你们所说的上流社会传闻，也就是社会新闻，她会经常邀请我去出席各种聚会。我们彼此极为信任，一些我没能去参加的聚会，她会打电话告诉我，她怎么说我就怎么写。因为夫人就像您一样，会去注意所有的事情，所以从不会给我错误的信息。凯末尔先生，我写的那些社会新闻里没有一处错误，也不可能有。”
“您误解凯末尔了……”茜贝尔嘟囔道。
“就在刚才，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说‘伊斯坦布尔所有的走私威士忌和香槟都在这里’……我们的国家缺乏外汇，我们甚至没有外汇来让我们的工厂开工、购买柴油!凯末尔先生，一些人带着嫉妒和对财富的仇恨，可能会在报上写‘走私酒是从哪儿来的’，来给这个美好的夜晚抹上阴影。如果您对他们也像对我这样不友好的话，请相信，他们会写得更糟糕……不，我是决不会让您伤心的。我将立刻永远忘记您说的那句话。因为土耳其的新闻是自由的。但也请您诚实地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当然，苏雷亚先生，请问。”
“刚才你俩，两个刚订婚的人在那样投入地谈论一个十分有趣、十分严肃的话题……我非常好奇。你们在说什么？”
我说：“我们在担心客人们是否对饭菜满意。”
白色?康乃馨高兴地说：“茜贝尔女士，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您未来的丈夫一点也不擅长撒谎!”
茜贝尔说：“凯末尔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我们在说，在这么多人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爱情、婚姻，甚至是性问题忍受痛苦。”
传闻作家说：“啊，是的。”面对新近流传并被神圣化了的“性”这个词，因为不知道是该摆出一副面对一个能够被认为是丑闻的大供认的样子，还是该作出深刻理解人类痛苦的表示，白色?康乃馨一时无语了。随后他说：“你们当然是超越了这些痛苦的现代、幸福的人们。”他不是带着嘲讽，而是带着轻松说了这句话，因为他深知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拍马屁。随后他用一种杞人忧天的口吻开始说，谁家的女儿绝望地爱上了谁家的儿子，哪个女孩因为“太自由”，被好人家排斥的同时却让所有男人垂涎三尺，哪个母亲希望把女儿嫁给哪个富人的风流儿子，哪家的邋遢儿子尽管订了亲，却还爱上了别人。像茜贝尔那样，我也津津有味地听着，看见我们这样，白色?康乃馨也就更加兴奋不已了。舞曲开始时，正当他说这些“丑闻”都会一一暴露时，母亲走了过来。她说我们很失礼，当所有客人看着我们时，我们坐在一边自顾自地说闲话是非常错误的，她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桌上去。
一坐回到贝玲的身边，就像插上电的电器一样，芙颂的幻影又开始在我内心里闪动起来。但这次幻影的光亮闪射出的不是不安，而是幸福，它不仅照亮了那个夜晚，也照亮了我的整个未来。在很短的一个瞬间，我感到，像那些真正的幸福源泉是秘密情人，却仿佛由于他们的妻子和家庭而幸福的男人那样，我也做出了仿佛因为有了茜贝尔而幸福的样子。
母亲和娱乐作家聊了一会后来到了我们身边。她说：“你们可要当心那些记者，他们会写各种谣言来伤害人。然后会要挟你爸爸做更多的广告。现在你们可以去跳舞了，大家都等着你们呢。”她对茜贝尔说：“乐队开始奏舞曲了。啊，你是那么可爱，那么美丽。”
在银色叶子演奏的探戈舞曲声中，我和茜贝尔跳了舞。所有宾客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幸福赋予了一种人为的深刻。茜贝尔像搂抱那样把她的胳膊放在了我的肩上，她把头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前，好像在一个迪斯科舞厅偏僻的角落里只有我俩一样。她不时笑着跟我说些什么，转了几圈后我开始看那些她让我看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招待员端着满满的托盘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我们的眼神；她母亲喜极而泣的样子；一个把头发做成鸟巢形状的女人；因为我们不在，几乎背对背坐着的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一个九十来岁、靠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财的老先生在仆人帮助下吃饭的样子。但是我没朝芙颂坐的地方看一眼。当茜贝尔不停地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看到的那些东西时，芙颂没看见我们会更好。
突然响起了一阵短暂的掌声，但我们就像什么也没发生那样继续跳着。后来，当其他人也开始跳舞时，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贝玲说：“你们跳得真好，你俩太般配了。”我想那个时候芙颂还没去跳舞。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之间没有任何进展让茜贝尔很烦恼，她要我去跟麦赫麦特谈谈。她说：“你让他去缠着努尔吉汗。”但我什么也没做。贝玲也轻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说，强拧的瓜不甜，她坐在那里仔细观察过了，不仅是麦赫麦特，他俩看上去都很骄傲、懦弱，如果他们互相不喜欢就不该强求了。茜贝尔说：“不，婚礼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是在婚礼上找到另一半的。不仅是女孩，男孩们在婚礼上也会装模作样。但是需要帮忙……”“你们在说什么?也跟我说说。”哥哥说着也加入了谈话。他说教似的说，媒人介绍的方式已经过时，但是因为土耳其没有很多像在欧洲那样年轻人彼此认识的环境，因此现在好心的媒人就更有事干了。似乎忘记了因为他们才说的这个话题，他转向努尔吉汗，问道：“比如说，您就不会用媒人介绍的方式结婚，是吧？”
努尔吉汗咯咯笑着说：“奥斯曼先生，如果男人可爱的话，如何找到的一点也不重要。”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好像听到了一句肆无忌惮的话，也好像这只可能是句玩笑话。但是麦赫麦特却满脸通红，他避开了我们的目光。
茜贝尔后来在我耳边说：“你看见了吧，她把他吓着了。他以为她在取笑他。”
我根本不去看那些跳舞的人。但多年后，在筹建博物馆那会儿，我见到的奥尔罕?帕慕克先生告诉我，大概就在那时芙颂和两个人跳了舞。他不认识，也不记得第一个和芙颂跳舞的人了，但我知道他是萨特沙特的职员凯南。而第二个请芙颂跳舞的人，从他那骄傲的语气来看，正是我在帕慕克一家的桌子上刚才与之对视过的奥尔罕先生本人。本书的作者，二十五年后两眼放光地和我说起了那次跳舞的经历。读者若想知道奥尔罕先生和芙颂跳舞时的感受，请去看题为“幸福”的最后那一节，作者会亲口告诉你们的。
当奥尔罕先生和芙颂跳舞时，麦赫麦特再也无法忍受我们那些关于爱情、婚姻、媒人和“现代生活”的具有双重含义的谈话了，他起身离开了我们。一时间大家都觉得很扫兴。
茜贝尔说：“我们都很差劲，让他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