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里-斯鲁特颤抖着双手，匆忙地结领带，两次都结偏了。他把这条领带撩在一边，从衣柜里又拣了一条，才勉强结好。他穿好上衣，坐在笨重的棕色皮扶手椅上，两条长腿往软垫脚凳上一搁，点上支烟来定一定神。六月十五日一个德国记者放弃了这一套公寓房子，匆匆忙忙地就讲好让给他了。在莫斯科，这算是了不起的住房：三间住房，一间厨房，一间洗澡间，还有结实的德国家具。帕米拉-塔茨伯利喜欢这个地方，已经为斯鲁特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做过好几次饭了。
讲英语的使馆人员和新闻记者——一小帮很少与外界接触而闲话特多的人——以为这个英国姑娘和美国外交官在搞关系。斯鲁特矮胖结实的保姆瓦尔娅也以为是这样，每一次帕米拉来的时候，她总对他们微笑，踮起脚悄悄地走路。斯鲁特渴望能搞成这个关系。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结婚使他至今还感到痛苦，除非有新的爱情，否则无法医治他内心的创伤。但帕姆-塔茨伯利对他的献殷勤无动于衷。在巴黎时，他就知道她是菲利普-鲁尔热情的女朋友，她有她自己的一种放肆，不掩饰她的放荡，每当舞会快到天亮时，她总是精神也来了，兴致也高了。现在她情绪很忧郁，她说她对她的未婚夫，一个失踪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是真心诚意的。帕姆的皮肤还象在巴黎时那样白皙，她的一张尖嘴巴的脸，加上弯曲的薄嘴唇，仍然是一朵英国式的漂亮鲜花。她穿了一套男式的毛料衣服，平底鞋，戴着眼镜。这个穿着文职人员制服的容光焕发的姑娘，曾经在一个仲夏的晚上，与菲-鲁尔在一起，脱去了她的长袜，光着脚在喷泉池戏水，把红绸的衣裙撩起了半腿高。这件红绸衣裙现在还在，她有时还穿。
斯鲁特按照帕米拉的条件很耐心地与她交往，希望有可能改善这种关系。但维克多-亨利海军上校的到来，从他那里抢走了帕米拉，无论他答应什么条件也不行了。他向和亨利在一起的帕姆看一眼，就知道他看见的是一个正在恋爱的女人。对失踪的空军多么忠贞啊！至于亨利海军上校，这个身材粗矮、面色发黄、带着疲倦样子、五十岁左右的家伙，在他这位外交官看来，象漫画里的一个无名军人：闲谈很简短，干起本行的事来很敏捷，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结实而苍白。甚至很难说亨利是不是喜欢帕米拉-塔茨伯利，看不出他对她流露出来的深情的注视有什么反应。他摸不透这个中年的笨家伙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能吸引住这个年轻的英国妇女，他也一直不明白，娜塔丽-杰斯特罗为什么迷恋这个人的儿子。
莱斯里-斯鲁特想，命运给了他一碟奇怪而难以消化的苦菜，开始败于儿子，现在又败于他的父亲，在他自己看来，这两个人都不配做他的对手。拜伦-亨利至少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小鬼，这改变了斯鲁特关于聪明女人对迷人的外表是不是敏感的一些想法。但拜伦父亲的外表没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这个人的唯一可取之处是还留了一头厚厚的黑发，同时腰板挺直，说明他为了使外表端正做了番努力。但是他的疲劳而带皱折的眼睛，粗糙的双手，有了皱纹的嘴角和迟缓的动作都说明他已有了年纪。
斯鲁特约好到民族饭店去与斯坦德莱海军将军及亨利海军上校会齐，然后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他将给他们当翻译。这个即将来到的特殊荣誉并没使他感到高兴，他好象有某种因不祥的预感而恐惧的情绪。
德军进犯的开始几个星期，斯鲁特的胆小本性，象有些人刚得干草热或高血压病一样，并没显示出来。斯鲁特是一个崇拜苏联的人。他相信喇叭广播的消息，并且硬说德国人宣布的胜利是一种宣传。在他与德国人之间，相距六百英里，中间还有一亿俄国人，而更主要的是有伟大的红军。就连德国空军想飞到这儿来也太远。从他这胆小如鼠的晴雨表能看出莫斯科天气晴朗，有阳光，情况很好。莫斯科人——平静、善良、衣衫褴褛、戴便帽的男工，围披肩的女工，戴少先队红领巾的男孩们和女孩们，都有一张呆板而平静的脸，看起来都很相象，好象是几百万个堂兄弟——沉着地堆着沙包，给玻璃窗封上纸条，举行防火演习，为还没出现的空袭作准备。其余的人，在晴朗和暖的阳光下，各干各的事。银色的阻塞气球在广场的绞动机上面上下浮动，旅馆和博物馆屋顶上的高射炮伸出炮筒，脸色红润、束着皮带的青年穿着新制服和质量很好的皮靴，川流不息地走向车站。坦克、重型卡车、用汽车牵引的大炮，昼夜不停地隆隆响着西去。剧场和电影院还照常开演。街上小贩出售的冰激凌还是一样丰富。夏天的杂技演出现众很拥挤，因为今年除了熊舞以外，又增加了象舞的节目。如果你相信你在莫斯科听到或见到的事情的话，苏联已在很远的边境上顶住了来犯的敌人，并使纳粹经受了第一次大失败，正象莫斯科电台广播宣布的一样。
明斯克沦陷了，接着是斯摩棱斯克，然后是基辅——德国人得意洋洋地宣布胜利，一两星期以后，俄国也逐一承认这是事实。空袭开始了，德国空军已经进入了射程范围之内。大使馆除了斯鲁特谁也没有感到惊慌，因为谁也没有对俄国人寄有多大希望，尤其是，别人也没经历过华沙的考验。五月份以来，大使就命令在离城三十里外的一间大房子里开始储备食品、汽油及其他供应品，坐等德军围攻。个别美国人对俄国人的办事别扭感到恼火，甚至盼望看到德军列队走过红场。至少，有人喝了几杯酒后曾经这样说过。
斯鲁特对红军的看法已经证明是很错误的，所以他也不再跟人争论了。但是他认为别的美国人无动于衷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精神病。德军越来越近，空袭也越来越厉害。莫斯科密集的高射炮火在黑夜的探照灯光的上方形成一个起安慰作用的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烟火幕。但是炸弹还是落下来了。围城炮火的恐怖现在还没有来到。即使围城那一段他能活过来，斯鲁特想，他又能有多安全呢？那时候，罗斯福对纳粹主义的敌人明显的援助也许会挑动胜利的希特勒对美宣战。如果莫斯科沦陷，美国人也会象明斯克的犹太人一样，被带到峡谷中枪毙。然后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表示道歉，说是搞错了，或者不承认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说这是俄国人干的。
班瑞尔-杰斯特罗的故事使斯鲁特感到很恐怖。他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德国的书，除了他给拜伦-亨利那份书单上的书以外，他还看了很多别的。德国人那种天真、狂热的服从性。他们粗鲁残暴的气质，他们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固执地以自己为核心，他们无尽止的抱怨世界都反时他们、对他们不公平，他们狂热地追求一个新的极端的经验——最后这个特性在那些富于想象的哲学家身上象泉水一样涌现，已到了使人恶心的程度，歌德还一劳永逸地把这个特性固定在浮士德的形象里。在莱斯里-斯鲁特看来，这些在欧洲的八千万怪人一旦放弃了他们严格而温顺的传统习俗，就有可能奉命屠杀无数无辜的人民而仍然兴高采烈，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一点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了暴行。德国人的精神令人摸不着底，这就是他们奇怪而可怕的地方。好象疏远而冷淡的孩子一样，他们又顺从又残忍。希特勒的可怕之处就是因为他了解他们。可以指望其他交战国家执行互相交换被围或被俘的外交官这样的规定。吓破了胆的斯鲁特认为：外交官们只能指望希特勒的德国人不吃掉他们，那已经很不错了。
窗外落日的余晖渐渐暗下去了。已经到了陪维克多-亨利一起去莫斯科空袭目标的中心消磨一个夜晚的时刻了。
不出所料，他在塔茨伯利套房里找到了亨利上校。虽然屋里很冷，但这个海军军官只穿一件衬衣歪在长沙发上抽雪茄。帕米拉在雪花石的维纳斯像上方盖着红灯罩的灯下，正往一件有皱痕的蓝色上衣上缝金色的条条。
“嗨，好啦！”亨利说。
帕米拉说：“铜扣也松了。不要让它掉得克里姆林宫地板上到处都是。喝点威士忌，掺自来水吧，莱斯里。俾弗勃洛克给了老头子一瓶。”
斯鲁特看了看表，在椅子边上坐下来。“不，谢谢。但愿你没有喝得太多，上校。你要吃俄国饭的话，最不需要的是酒。”亨利嘟噜了一句：“这还用你说！我一点也没喝。”
帕米拉在缝衣服，维克多-亨利抽着烟，这位外交官感到自己在屋子里是多余的。他一再地看表，咳一声说：“我说好六点钟在走廊上等海军将军，现在还差十分。我现在就去等他，一会儿你也来吗，上校？”
“一定。”亨利说。
“你看来很镇静，莱斯里，”帕姆说，“要真是我去克里姆林宫的话，我早就坐不住了。”
“亨利上校看来很镇静。”斯鲁特说。
“啊，他呀，”帕米拉说。“他是机器人，机械的人。突一突！冲-冲！叮当！”
“我需要新电瓶，”亨利说，，也许阀门也得修一修。”
这种亲切的玩笑使斯鲁特更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好吧，十分钟内就来，”他说。
帕米拉说：“还有两个扣子。真混！扎了两次手指了。我就是不会做针线活。”
旅馆前面停着一排粗笨的黑色轿车，这是不常有的事。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宽阔的林荫道和广场上本来为数不多的汽车已经减到了零。傍晚莫斯科人照常成群地出来散步，好奇地望了望车子，但没有停下来傻看。戴黑帽穿黑皮夹克的汽车司机和保卫人员站在车子边上。美国人称他们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男孩们”，他们是秘密警察，看来人们讨厌在他们身边逗留。但是穿得很漂亮的外国人从民族饭店的窄门挤出来上汽车时，行人排成了一个长队，这群安静的旁观者友好地睁圆眼睛盯着外宾的脸、衣服和皮鞋。
“你对那些航海图研究得怎样了？”斯坦德莱海军将军坐进后排的车座，调整一下助听器，问亨利道。他曾经一度是海军作战部长，已经退休了，总统请他出来参加这个代表团。斯鲁特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干瘦、坚忍、戴着眼镜、制服上有四排勋章缎带的人在俄国内务部特务人员面前说话，他们虽然不说，肯定是懂英文的。
“我弄不出什么名堂，”亨利说，“至于作战密码和讯号，别指望了。他们的人当面跟我说，他们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用灯光或摩斯电码以明码相联系。”
“真胡说！你把我们的给他们没有？”
“我给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通用讯号本》以及一些密电码。我差一点跟那个胖小个子海军少将打起来了，他已经开始把那些东西装进他的皮包里去，我又夺回来，对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不会吧！你真这样干了吗？”海军将军说。“唉，你要为这个掉脑袋的，帕格。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给，给，给。你呀，就该把我们的全部海军联络密码都交给他们，然后握手，为了我们永恒的兄弟之谊用伏特加酒干杯。我都替你感到不好意思，亨利上校，可是你能跟我们来，我又觉得非常高兴。”
“我们给苏联的东西都将得到补偿，”斯鲁特说。“他们在为我们杀德国人。”
“他们杀德国人是为了免得被德国人杀掉，”海军将军说。
“不是为了我们才这样做的。”
帕格跟斯鲁特说：“你瞧，莱斯里，假如我们准备向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护航输送物资，或者可能是联合作战，我们必须交换有关水域情况的情报和作战联系的密码。见他妈鬼，我们又不是要他们的秘密航线。我们要这些东西是因为航行和飞行的需要。”
“俄国人对保密的事总有点神经过敏，”斯鲁特说，“要坚持，还要有耐心。”
汽车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大街绕了一大圈，在顶上有颗红星的红石塔的大门前停下来。
“那也没有用，”海军将军说，“龙王爷不点头，鱼虾吹气也不冒泡。”
听了这一串土话，内务部的保镖转过身来，眯起鞑靼人的眼睛瞟了将军一眼，然后带着礼貌的微笑用俄语对斯鲁特说，他们进门不用下车。汽车一辆一辆地接受了穿着整齐制服、身材高大、样子可怕的带枪警卫的检查，开到一个城堡前面，在里门，又停下来经过一次检查，走过好几处奇怪的教堂，到达了一个宏伟的石砌的长方形建筑物。
客人们和混在他们中间的俄国官员们一起下了车，走上台阶，在关着的大门前面站着说话，在清冷的空气里，呼吸已呵成了水汽。淡蓝色的天，城堡的围墙口四周，衬着一片粉色的晚霞。突然宫殿的门打开了。外国人都进入一个屋顶很高的长厅，在圆形吊灯的眩目强光下眯起眼。大厅尽头延伸得很远，铺着朱红色地毯的白大理石台阶象爆布一样。进入大厅后，暖空气包围着他们，这在莫斯科是很稀有的，在十月中旬以前，市内一切建筑均不许生火。大厅里，一种老石墙老家具的霉味，与仿佛是花香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穿军服戴白手套的服务员帮助客人们脱下大衣和帽子。靠着挂有镜子的墙边，在一些黑桌子上，整齐地摆着十几套梳子和刷子。
“这倒想得挺周到，”维克多-亨利对斯鲁特说，他们站在一起梳理头发。“对了，大使对明斯克的材料有些什么看法？你们它给他了吗？”
斯鲁特对着镜子里面的帕格点了点头。“我要把它送给国务卿赫尔，作为一个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大使拦住了。这个材料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到我们的东欧司。”
帕格皱了一下鼻子。“那就完了。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你们国务院总是拖拖拉拉。倒不如交给这里的美国新闻记者。”
“上司当面指示我不要这样做，怕万一查出来这是一个捏造的暴行宣传。”
身材高大、眼睛明亮、穿棕色制服、戴红领章的漂亮青年军官们从边门出来，开始带着客人上楼。帕格走在斯鲁特身边，说：“假如你请了弗莱德-费林去你那里喝一杯，然后象偶然碰上一样，让他看一看这些材料，怎么样？你知道一个记者，连他瞎眼老祖母的好材料也敢偷。”
“你建议我不执行命令吗？”
“我不想让材料就这样埋没了。”
海军将军过来挽住他们的胳膊，大声笑着说：“瞧，这象社会主义的朴素生活吗？你们难道想象不出沙皇贵族和他们
美丽的夫人们的幽灵就在这个红地毯上走？这正是电影镜头。”
客人们走过一间空无一人的现代化房间，摆满了装有扩音器的桌子，军官解释说最高苏维埃就在这里开会。他们散漫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房间，看起来还是沙皇时代原来的样子，摆满了各种各样家具（法国式的，意大利式的，英国式的），堆满了油画和雕像，除去使人感到敬畏以外，不知还为什么。给人的印象是一堆由笨拙的人临时匆忙陈列起来的华而不实的奢侈品。有一间屋子比别的更大，装饰得更华丽：大理石的柱子，拱形的金顶，红缎遮着的墙，这一群大约八十个人就停在这里。屋子里呆八十个人一点也不显挤。
一扇带镜子的门开了，进来一群穿便服的人，穿着没有熨过的松软裤子，和不合身的双排扣上衣。斯鲁特马上就认出几个在五一节游行时站在列宁墓旁的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米高扬。
“你看看这些进来的人，好不好？”维克多-亨利说。“他们使你感到革命似乎上个星期才发生。”
斯鲁特扫了他一眼。这批不雅致的共产党头头们突然出现在这个华丽的皇宫里，也使他感到震动，这个海军军官一语道穿了这种感觉。亨利半眯着眼衡量着前面的共产党人，好象他在凝视地平线一样。
“这是政治局，上校，”斯鲁特说。“都是很显要的大人物。”
亨利点了点头。“他们看起来可不象什么显要人物，对吗？”
“唉，就是因为这些难看的衣服。”斯鲁特说。
介绍开始了。穿制服的服务员送上一盘盘用郁金花形的小酒杯装的伏特加酒和小点心。斯鲁特拿了一块点心尝尝味道，觉得太甜了。一个矮小的人走了进来，抽着香烟。没有什么特殊典礼，也没有人停止讲话，但整个政府大厅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因为他是斯大林。你可以看到有人侧眼看他，有人转过身来或转过脸来，人群中稍有移动，眼光都集中在一点上。就这样，莱斯里-斯鲁特第一次见到这个真人，他的胸像、塑像、照片、画像在苏联比比皆是，象天主教国家的圣像一样。
这个共产党独裁者，看来特别矮小，稍带一点大肚子，经过大厅一路跟人握手谈话。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象舞台的聚光灯一样跟着他转动。他走到两个美国海军军官面前，伸手向海军将军说：“斯大林。”他看来就象他的照片一样，但是他苍白的皮肤很粗糙，脸上还有麻点，象是得过严重的酒刺病一样。他的向上斜的眼睛、往后梳的灰色厚发、向上翘的胡子和眉毛，给人一种和蔼可亲而又庄严的印象。跟别的共产党人不一样，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灰布做的制服，裁剪得很好，裤线很明显，裤脚塞在发亮的软皮靴里面。
莱斯里-斯鲁特作了介绍。亨利上校用带着很重美国口音的俄语缓慢地说：“阁下，我将把今天所见的一切都告诉我的孙子们。”斯大林扬起他的粗眉毛，用一种愉快的低音说：“是吗？您有孙子？”
“有两个。”
“您的孩子呢？您有儿子吗？”这个独裁者看来受了维克多-亨利缓慢而小心的发音与机械的讲话的影响。
“有两个儿子，主席先生。大儿子在海军当飞行员，小儿子在潜艇上服务。”
斯大林透过纸烟的烟雾，似乎有点儿感兴趣地望着维克多-亨利。
帕格说：“请原谅我蹩脚的俄语。我曾经和俄国孩子一同玩过，但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您在哪里同俄国孩子玩过？”
“我出生的地方靠近加利福尼亚的俄罗斯河。早期移民的后代现在还住在那儿。”
斯大林发自内心地微笑着，露出烟熏变黄的牙齿。“啊，对了，对了。罗斯堡。没什么人知道我们俄国人早于你们在那里定居。也许现在是要求收回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了。”
“据说你们的政策是一个时期只对一面作战。”斯大林微笑着哼了一声说：“哈！Ochenhorosho！”（“很好”）在亨利肩上轻轻拍了一下，继续向前走。
“嗨，那个见鬼的加利福尼亚是怎么回事，帕格？”将军刚才一直带着困惑的表情听他们谈话。“他妈的，你真的学会这个语言了。”
维克多把刚才的谈话叙述了一遍，将军笑出声来。“我的上帝，把每个字都记下来，帕格，听见吗？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告里。一个时期一条战线！说得好。”
“我真佩服你，”斯鲁特说。“你说得态度从容，他挺欣赏这一点。”
“他使你感到不紧张，”帕格说。“我知道我的俄文文法都说颠倒了，似他一点不露声色。你注意到他的双手了吗？修剪得漂亮极了。”
“啊，这我倒没注意，”将军说。“怎么样，斯鲁特？很多堕落的资产阶级分子顾不得修指甲，而这个红色头子倒有时间。不值得想一想吗，嗨？”
斯鲁特没有注意修剪得很好的指甲，对忽视了这个细节感到很恼火。
过了一会，人群又开始移动，这一次是进入一间白大理石的巨大宴会厅，红色的帷幕，发亮的嵌花地板，绿色圆柱中间放着很多桌子，白桌布上面金、银、玻璃器皿闪闪发光。高台上有一张长桌，从大厅这一头直到那一头，约有一百英尺长，其余的桌子一排排和高台成直角，两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吊灯从高高的红色金色的天花板垂下，吊灯上的无数个毛玻璃的圆灯大放光明。在墙上还有装饰华丽的壁灯闪光耀目。
“啊哟！”帕格说。
莱斯里-斯件特环视了一下屋顶和墙壁。“这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宫室，我在图画中见过。在那些大徽章中还有她的皇冠。我想，她请了一些法国和意大利的建筑师把宫殿的这部分重新修建过，作为她的御座正殿。”
“哟，我的天，如果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海军将军说，“也许他们能使我也成为共产党人呢。”
“我想，”斯鲁特回答说，“说不定这是革命以来第一次利用这座宫殿。”
菜单用俄文和英文印在上面有镰刀斧头徽饰的淡黄色厚纸上，有鱼、汤、野味、鸡以及烤肉等满满一长串。服务员开始上菜，另外更多的服务员拿着葡萄酒和伏特加跳来跳去地向杯子里倒。
富丽堂皇大宴会厅，布置得光辉灿烂的一行行餐桌，三国海陆军将领五彩缤纷的制服，高台上坐着的一排权势煊赫的人物（这中间斯大林左顾右盼地跟俾弗勃洛克和哈里曼谈话，他仍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周到的招待，喝不尽的酒，吃
不完的鱼子酱，沙皇的金色盘子里装满了丰富油腻的菜肴——这一切使维克多-亨利对俄国人的资源、俄国人的力量、俄国人的慷慨、俄国人的好客和俄国人的自信重新感到安心。
斯鲁特的反应同他不一样。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们确实是放杯尽欢，热情款待，但在这种铺张炫耀、穷奢极欲的里面，含有一种拙劣的斯拉夫人的讽刺。虽然是没说出口的无声讽刺，但几乎可以听到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在说：“很好，你们这些西方人，这些是能使你们高兴的事吧，用别人的血汗换来富裕和欢乐。看看我们只要有意做，能做得多好！看看在被我们打倒之前，旧俄罗渐政权是怎么做的！你们能比得过他们吗？明天我们还要回到我们选择的简单生活中去，但你们是从堕落的西方来的，就让我们一起狼吞虎咽，大吃大喝，一醉方休吧。我们俄国人也象你们一样知道怎样享受，怎样寻欢作乐，今天晚上我们还能超过你们，看谁先醉倒在桌子下面-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敬酒的一个接着一个。看来每个人都可以站起来，以餐刀敲打玻璃杯，引起别人注意，然后大声祝酒。人们如果在祝酒辞后受到赞扬或感到高兴时可以满屋子转着跟人碰杯。斯大林老是手里拿着杯子来回转。这些引起斯鲁特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进行得太快，为了给美国将军和那位不肯泄露海军密码的矮胖的俄国将军当翻译，好些场面他都没有看到。这个俄国老人容光焕发的红脸闪着汗水，干下一杯葡萄酒或伏特加后，就呻吟诉苦，说他身体很坏，活不了多久啦，不如享受一天算一天。有一次美国海军将军说：“他见什么鬼，斯鲁特，告诉他，看起来他身体很好，比我好得多。”
“啊，但是你听着，告诉他我象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小个子将军哼着说，“外强中干。”
斯鲁特对翻译这句话感到很高兴，但两位将军的谈话主要是叨唠他们的家庭琐事。他羡慕维克多-亨利能够静静地观察这个场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尽量少喝酒。宴会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两位将军的互相高声叫喊压过了宴会的喧闹声，斯鲁特感到耳朵都痛了。斯鲁特想尝一尝多汁的加酸奶油的烤鹌鹑，喝一点味醇的克里米亚白酒，越来越尖锐的互相对话使他腾不出一点时间。俄国人老问，强大的美国海军为什么连护航一些《租借法案》物资到英国占的起码事都不干？难道他们怕几艘洋铁皮的德国潜艇吗？只有白痴——他重重地用拳击桌，震得玻璃杯都跳起来了——制造了军事物资，再用船装运给希特勒作练习鱼雷打靶的目标。
“告诉他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护航，”美国人打断他的话说，“但是除非他给一些关于港口的资料和作战联系讯号，不然我们还没把物资送别摩尔曼斯克，就会上冻了。”
当斯鲁特翻译时，俄国老头瞪眼盯着美国老头。两个军官吞下几杯伏特加后都不吭声了。谈话中断的这会儿，斯鲁特得空环视了宴会的情况，现在已经到达欢乐的顶峰，有几个人把头伏在桌子上。一个秃头的俄副将军由两个服务员扶着，东倒西歪地出去了。斯鲁特耳边的高喊停止以后，他可以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不规则的低沉而刺耳的重击声。嘭！嘭！嘭！他的心头突然凉了，目光与维克多-亨利遇到一起。
“炮火，”他开口说，但声音憋在喉咙口出不来。他咳嗽一声。“炮火。空袭。”
亨利点了点头。“我打赌他们在这个地面四周布置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高射炮火。你听，穿过这么多层厚墙！外边真是闹翻天了。”
“如果德国人今天晚上在这里扔一个炸弹，”斯鲁特淡淡一笑说。“收获一定会不小。”
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密，越来越响，出席宴会的客人中有的不安地看了看四壁。俄国的老将军深陷在座位里，耷拉着满脸通红的脑袋，恶意地向美国人扫了一眼，现在他挣扎着站起来，拚命地敲打着玻璃杯，等到有几个人注意他的时候，他端起满满一杯黄色的伏持加。“请听我说！我现在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海军的代表们坐在一起。当整个人类正遭到致命危险的时候，他们的舰只还抛着锚，招引藤壶①，这些勇敢的人一定很不痛快——”他转向美国将军讥讽地一笑。
“我建议为这个强大的美国海军战斗起来，帮助消灭人类的公敌，希特勒匪徒的那一天而干杯。”
①藤壶：一种水生小甲壳动物，经常附在静止的船底或码头木桩上。
他敬完酒，谁也没有吭声。斯鲁特压低了声音很快地翻译了他的祝酒辞。附近桌子上坐着的俄国军人和文职人员摇着头，互相担心地看了一眼。老头一屁股坐了下来，满意地环视四周。
美国海军将军以激动的声音对斯鲁特说：“如果我回敬他的话，你就要经历一次国际性事件。”
维克多-亨利立刻说：“将军，可以用我蹩脚的俄语试试看吗？”
“完全可以，帕格。”
莱斯里-斯鲁特伸手碰了一下亨利的胳膊，说：“你看，别的俄国人也不喜欢他的讲话——就是伏特加喝多了——”
“好吧。”维克多-亨利手里拿着酒杯站起来。大厅里低声的谈话安静下来了。高射炮火低沉的声音显得更响了，玻璃杯因震动而互相碰撞作响。主桌上的人包括斯大林在内，眼光都盯着这个美国人。亨利慢慢地用结结巴巴、有不少文法错误的句子致答辞说：
“我的首长让我代表美国海军致答辞。我们确实还没有参战。我建议首先为斯大林元帅明智的和平政策干杯，他没有领导你们的国家在受到进攻之前就发动战争，因而赢得了时间。”这句反驳话的讽刺技巧使斯鲁特很吃惊。“斯大林同志的明智的和平政策”是共产党的一句滥调，指的是斯大林与希特勒搞的妥协。亨利继续往下说，为了找个俄文字眼还不时地停下来，引起整个大厅一阵紧张的沉默。“这也是我们总统的政策，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参战。我希望能象你们的人民一样去战斗。至于说到——”他停下来问斯鲁特一个俄国字，“藤壶的事，今天任何能寄居在我们船身上的藤壶都是能游得很快的藤壶。我们的舰只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不把所做的一切都对外宣布。保密是我们两国共同的明智政策。但是让我们不要保密过分而妨碍在一起工作。”
“现在，我们的海军需要一些——”亨利又问斯鲁特一个俄国字——“一些关于你们港口的资料、气象密码，等等。我们需要在走之前能得到这些。既然今天是一次欢送宴会，我也建议为一些迅速行动而干杯。我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我从希特勒的官邸跑到克里姆林宫内部来了。这一点是希特勒永远做不到的，因此最后我建议为此而干杯。”
会场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举起杯来，高声欢呼着：“祝你健康！迅速行动！”斯鲁特站起来不让帕格干杯，指给他看，约瑟夫-斯大林手拿着酒杯，已经离开座位了。
“天哪，这是什么礼节？”亨利说。
“我不知道，”斯鲁特说。“暂时别喝。天哪，亨利上校，这将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帕格大步走向斯大林，后面紧跟着斯鲁特。当他们在高台面前相遇，在微笑与鼓掌声中碰杯时，独裁者带着亲切的笑容说：“我感谢您美好的祝酒辞，为了表示报答，你们可以留下加利福尼亚。”
“谢谢您，主席先生，”帕格说。他们都喝了酒。“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还能给我们做一些别的吗？”
“当然，迅速行动，”斯大林说，挽着帕格的胳膊。他们站得很近，所以帕格能闻到斯大林嘴里的鱼腥味。“这是美国式的，我们俄国人有时也这样做。”他向两个将军那里走去，红脸的俄国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笔直地站在那里。斯大林很快地低声和他说了几句话。斯鲁特在维克多-亨利后面只听到几个字，但从将军紧张的表情和斯大林的语调看，已经不用翻译了。独裁者转向维克多-亨利，又愉快地微笑着。
“好，气象密码等都给您安排好了。告诉您的首长，我们俄国人不想使客人为难。告诉他我想美国海军在这次斗争中将建立历史性功勋，而且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它还将统治海洋。”
当斯鲁特很快翻译时，斯坦德莱站起来，干瘪的薄嘴唇颤抖着，他抓住了独裁者的手。斯大林又回到主宾席去，这一次次突然的事情似乎给他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晚上当他站起来最后一次为罗斯福总统祝酒时，他又提到这个题目。替他翻译的是驻美大使奥曼斯基。他的英文特别流利。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蓝色衣服，显得与其他俄国人不同。“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总统领导这个还没有参战的国家，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但是他还要尽一切可能帮助欧洲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斯大林同志说——”奥曼斯基停了一下，对宽敞的大厅环顾了一周，这时炮火已停，全场很安静——“愿上帝保佑他完成最困难的任务。”
这句宗教性的话使人们吃惊地楞了一下，接着全场起立，手里拿着酒杯，欢呼，干杯，鼓掌。哈里曼和斯大林热情地握手；充血的矮个子俄国将军抓住斯鲁特、亨和和斯坦德莱的手；整个宴会厅已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握手、拍肩和拥抱之中。
但是晚上的节目还没有完，俄国人又带着客人经过好几个空荡而豪华的房间，到了一个有五十张左右矮的软靠背椅的电影放映室，每张靠背椅前面都有一张小桌子，服务员放上糕点、水果、糖果和香槟酒。在这里他们放映了一部战争片和一部很长的音乐片，斯鲁特做了一件他再也不会相信他能做的事，在克里姆林宫的心脏，他睡着了！灯亮前几秒钟他才被电影结束曲的高音闹醒了。他看到别人在刺眼的灯光下醒来，偷偷地用手擦眼睛。斯大林迈着矫健的步伐同俾弗勃洛克和哈里曼走出放映厅。大厅里一张巨大的冰天雪地中作战的油画下面，斯大林逐一和所有的客人握手。
在沙皇宫殿的外面没有一颗星，天特别黑，刮着刺骨的寒风。内务部的特工人员，皮领翻在耳朵上，手里拿着蓝光的手电，看样子寒冷、疲劳而困倦。他们把客人都送上了汽车。
“咳，在黑暗中怎他妈的开得这样快？”当汽车穿过大门高速进入漆黑的空间时，海军将军不高兴地说。“俄国人长了猫眼？”车子在黑暗中停下来，保镖带着三个美国人走到一个门口，进去后，他们发现是在民族饭店寒冷的小休息室里，接待处的桌上点着一盏暗淡的灯。开门的看门人裹在皮大衣里，电梯开着门，没有灯，已经停开了。将军跟他们道了晚安以后缓步上了楼梯。
“上来一会儿，”亨利跟莱斯里-斯鲁特说。
“不，谢谢。我摸回我的住处去，离这儿不远。”
帕格坚持要他上去，斯鲁特跟着亨利走上阴暗的楼梯，到了阁楼上的一间小房间。“我不象塔茨伯利那样值钱，”他说。
“塔茨伯利是苏联能得到的最好的宣传家。”斯鲁特说，“我想他们知道这个。”
帕格打开箱子的锁，拿出一个狭长的公文包，又打开锁，从里面找文件。
“我希望你能懂得，”斯鲁特说，“这些锁毫无作用。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拍了照。”
“是的，”维克多-亨利心不在焉地说，他拿出一封信放在口袋里。“你要稍稍睡一会儿吗？请你再呆一会儿。有事情要做。”
“啊？”由于他对亨利新增长的尊敬，斯鲁特二话未说，就往硬的窄床上一躺，床下的弹簧发出吱吱格格的声音。他的脑袋还是晕晕乎乎的，看电影时那些影子似的服务员不断给他添香槟酒，他喝多了。接着一阵打门声使他清醒过来。维克多-亨利站在门口正和一个穿黑色皮上衣的人说话。
“好，我们就来，”他用带着难听口音的俄语说，“一分钟。”他关上门。“你要不要洗一洗，莱斯里？我愿意你跟我一起去。”
“去哪里？”
“回克里姆林宫。我这儿有一封哈利-霍普金斯给权势人物的信。我原来想不一定能面交给本人，现在也许有可能。”
“上帝，大使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斯坦德莱海军将军带给他总统关于这件事的一张便条。我想他很生气。不过他知道这件事。”
斯鲁特坐起来。“生气！我想当然会这样。霍普金斯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事方法，这是很古怪的，亨利上校。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直接通过大使去见一个国家元首，你是怎样安排的？”
“我？与我无关，我受人调遣而已。霍普金斯要把这个作为非正式的私人信件交给斯大林，要不然就算了。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也不会去和哈利-霍普金斯争论。我知道他已和奥曼斯基说过。要是这使你的处境尴尬的话，我想我就一个人去。那里能找到翻译。”
斯鲁特从各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不寻常的事——主要从他自己在职业上自保的角度来考虑——开始在发黄的贴墙镜前面梳理头发。“我要给大使写一个书面报告。”
“当然。”
在一间屋顶很高、灯光阴暗的长屋子里，墙上挂着一排地图，斯大林坐在油漆的会议桌的一头，在他面前的一条绿布上放着一堆文件。独裁者手边一个石头的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头，说明从宴会送走客人回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现在穿着一套粗咔叽制服，显得很松垂宽大，他看来很疲倦。他经常的英文翻译巴甫洛夫坐在他身边，这是一个瘦削、苍白、黑头发的年轻人，有着一种聪明而小心翼翼地顺从的表情。这间大屋子里没有别人。当穿制服的礼宾官把两个美国人请进去后，斯大林站起来，和他们握手，默默地做了个优雅的手势请他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亨利上校。
亨利交给他一封信以及一个用发光的蓝纸包着的圆盒子，用英语说：“主席先生，我还是不要再用我糟糕的俄语来使您难受的好。”斯大林小心地用裁纸刀拆开白宫的信封。斯鲁特翻译后，斯大林稍稍侧着头，用俄语说：“请便吧。”他把单页的手写的淡蓝信纸递给巴甫洛夫，信纸上角印有白宫字样。
当斯大林拆开盒子时，帕格说：“这是霍普金斯先生跟您谈起过的他儿子很喜欢的特等的弗吉尼亚烟斗丝。”巴甫洛夫把这一句以及后来美国上校说的每一句话都翻了过来，不仅又快又精确地传达亨利说的每一个字，有时候连语调也传达出来了。斯鲁特沉默地坐在那里，不时点点头。
斯大林在手上转着蓝色的铁罐，说：“难得霍普金斯先生还记得我们偶然闲谈中提到的烟斗丝。当然，我们苏联也有很多好烟斗丝。”他的手用劲迅速扭开了铁罐，好奇地细细观察了厚封的铅皮，然后用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划开了封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斗。“现在你可以告诉霍普金斯先生，我已经尝了他儿子的烟丝。”帕格懂得斯大林这句简单的俄语，其余的他就跟不上了。
当巴甫洛夫大声翻译霍普金斯的信时，斯大林装满了烟斗，用粗火柴点燃起来，喷出一口芬芳的蓝烟。象沉思似的静默了一会以后，独裁者转过含蓄无情的眼光，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讲话。每讲三四句就停一下，让巴甫洛夫译成英文。“霍普金斯先生这封信是很奇怪的。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年生产几百万各种式样和类型的汽车，包括奢华的、机器复杂的大型汽车，类似卡迪勒克轿车等品种。那么，生产登陆艇还有什么问题呢？登陆艇是一种装甲的平底船，有小型的简单发动机。显然你们要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肯定英国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船。我不大明白霍普金斯先生所说的，这就是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障碍。”
帕格-亨利从皮包里拿出登陆艇的草图和生产目录。“各种类型必须从头设计而加以制造，主席先生，以便适应在坚固防御的沿海登陆。我们计划最迟在一九四二年年中投入大量生产。这些材料或许可供参考。”
出乎意料，还没翻完，斯大林就发出一阵短促刺耳的笑声，然后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很快地用俄语讲话。斯鲁特和巴甫洛夫赶快记下要点，独裁者的话一停，巴甫洛夫接着就用斯大林生硬的讽刺语调翻译。“这很好！一九四二年年中。不幸的是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十月。要是希特勒能等到一九四二年年中多好！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个，那么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把哈利-霍普金斯先生”——斯大林说的是加利-科普金斯先生——“作为一个朋友和一个聪明人，他不知道只要英国人现在能发动不管什么样的攻势——如果他们没有更多的力量，只要动用几个师的兵力就行——可能对战局起决定性的作用？德国人的后备力量很薄弱，只有几个象征性的师在法国沿海。他们把全部兵力都投入跟我们作战。西方的任何行动都能使他们停下来，把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那部分力量撤走。”
当译员翻译时，斯大林心不在焉地用红墨水在一个灰色的白纸便条本上画一只狼。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受命回答任何关于登陆艇的问题。”
斯大林用手背推开了帕格-亨利放在他面前的材料。“登陆艇？但这是一个决心问题，而不是登陆艇问题。不管怎样，我们会研究登陆艇的事。当然我们也有在设防的沿岸登陆用的工具，也许我们可以租借一些给英国。在一九一五年，当时军事武器比现在原始，丘吉尔先生仍然有办法使一个大部队在离开英国几千英里的加利波利登陆。也许他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有点胆怯了。但近几年来，有一百多万日本人在中国登陆。这些人当然不是在寒冷的海水里游过去的。所以很显然，问题不是在登陆艇，而是肯不肯下决心。我希望哈利-霍普金斯先生能利用他的巨大影响，促使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因为反希特勒战争的战局可能靠他来扭转。我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在翻译他的话时，独裁者用几笔很快地画完了那只狼，接着又画一只伸着舌头露出利牙的狼。他带着不常见的象照片上那样的亲切的笑容，转换话题，问道：“在这里过得好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曾经在德国和英国担任过战时军事观察员。霍普金斯先生要我有机会到前线去看看，给他一个目击情况的报告。”
听到“前线”两个字，斯大林摇了摇头。“不，不。我们有责任保证我们客人们的安全。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不能这样做。万一出个意外，霍普金斯先生不会原谅我们。”
“霍普金斯先生曾经不惜牺牲他自己的健康，先生。现在是战时。”
斯大林的眼里露出一种阴暗激动的神情，很象猩猩的眼色。“唉，你应该了解，前线情况不好。德国人又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很快我们就会遇到俄国自一八一二年以来最坏的时刻。明天你可以听到全部消息。所以英国人现在开辟第二战场可以赢得我国人民永远的友谊。”他又开始画起狼来。
帕格认真地说：“听到这些消息，主席先生，我钦佩您在今晚宴会上表现的乐观精神。”
斯大林耸了一耸穿着松松的衣服的宽肩。“战争不能用忧郁来取胜，也不能由怠慢客人而取胜。好吧，如果霍普金斯先生要您去前线，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安排安排看。请转达我对他的信和烟丝的感谢。烟丝不坏，不过我习惯抽俄国烟。请转告他我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关切心情。也许您上我们前线去看看。可以把紧急形势带回去。霍普金斯先生是你们伟大总统的好顾问，而您是他的密使。祝您一切顺利。”
两个美国人一句话也未说，就离开克里姆林宫，进入灯火管制的黑暗中。车子停下来后，帕格-亨利说：“好吧，明天再谈吧，我想这些人会送你回家。”
“不，我下来。”在人行道上，车子开走后，斯鲁特碰碰帕格的胳膊说：“就在这里谈吧。关于到前线的事，真使我吃
惊。要是霍普金斯先生知道斯大林刚才承认的灾难性局势——”这位外交官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清了一下嗓子——
“他一定会收回他的指示。”
天快亮了，不过寒冷的街道仍然很黑，帕格只能看到斯鲁特皮帽下苍白的脸。
“我不同意你说的这一点。他是一个很坚韧的汉子，我是说霍普金斯。”
斯鲁特坚持说：“要知道，你不可能真到前线。他们刚刚允许一些记者去跑了一趟。他们不让他们接近前线，每天用鱼子酱、鹌鹑和香槟酒招待他们。尽管如此，德国空军空袭了一个村庄，差一点把他们都埋在那里了。”
“对，我们在莫斯科这里也可能被炸死，我还是要去试试看。”
“为什么，老天爷？”斯鲁特突然大声尖叫。他压低了嗓子说：“最多你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区看几小时。这是一种有勇无谋的观光，会给大使馆和俄国人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维克多-亨利接着又点起一支烟。“听我说，你如果观察十个战士在炮火下的表现，只要几小时，你就可以知道很多士气的情况。霍普金斯先生喜欢称他自己为光荣的信使。这是夸大，但是我是一个不光荣的信使。我这样做也许使我感到我没白拿钱。上楼来喝一杯吧，我有很好的威士忌酒。”
“不，谢谢你。我要去写报告。然后看能不能睡一小时。”
“好吧，振作一点。我个人的印象是这位煊赫人物态度还是友好的，不过前线我还是去不成。”
“这是我所希望的。没有一个外国武官到过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地方。早安。”
他们谈话时，天已经开始转为紫色，斯鲁特能够在寂静的街道上看清往回走的路。这下他放了心，因为在莫斯科灯光管制时，他不止一次碰到路灯杆上，或从街缘上跌下来。他还碰到过巡逻队用手枪指着他。这时，在灰色的黎明，一个巡逻队员迎面而来，带着怀疑的目光盯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就过去了。
回到公寓，斯鲁特在煤气炉上煮了咖啡，用打字机打了一篇关于宴会和会见斯大林的长报告。完了以后，他拉开黑窗帘，太阳已经很高了。他摇摇晃晃、迷迷糊糊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活页日记，简单地写了一些情况，最后加了几句这样的话：
不过，刚才在我匆忙打出来的正式报告中，已十分详尽地叙述了和斯大林会面的情况，我自己还要留一个副本。
关于亨利父子的事，困惑已很容易地解决了。在过去几小时中，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父子二人都有一种善于采取实际行动的本能，行动时还能保持头脑冷静。拜伦在遭遇危险时显出了他的特点，他父亲也可能和他一样。但刚才看到他能应付更复杂微妙的局势，这需要敏捷、大胆和策略。应付象斯大林一样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斯大林有一股灵气，象一块镭锭一样，有巨大的力量，看不见，但是有毒。维克多应付过来了。
想了想，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女人喜欢亨利这样的人，在保护女人方面，在养活女人方面，据说还有在使女人怀孕方面（这个需要实验证明），善于行动的人都比善于思索的人来得强有力并且可靠。
也许，人不能改变他的天性。尽管如此，人也许可以学习和培养。亨利上校建议我不要理睬上级命令，将明斯克的文件泄露给弗莱德-费林或别的记者。这样做完全不合我的意愿；但是完全为了这个原故，我准备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