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电脑的发明离不开技术领域的许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微处理器，也就是一种蚀刻在微小芯片上，集成了电脑中央处理单元所有功能的电路。但社会力量也为推动和塑造创新贡献了一臂之力，为个人电脑打上了孕育它们的文化环境的印记。这其中几乎没有什么比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在旧金山湾区的文化混合体影响力更大，正是这种文化环境让制作“家酿”计算机的时机成熟起来。
那么，这种文化混合体是由哪些部落构成的呢？3 一开始是随着西屋电气和洛克希德等国防承包商的扩张而迁往该地区的一群佩戴口袋保护套的工程师而开启的。接下来，这里出现了一种以英特尔和雅达利为代表的创业文化，这种文化鼓励创新，而鄙视刻板的官僚主义。从麻省理工学院迁往西部的黑客们带来了他们对可亲手操作、能触摸、能玩游戏的电脑的渴望。另外还有一种由磕电族（wirehead）、电话飞客（phreaker）和资深玩家组成的亚文化，这些人通过入侵贝尔系统的电话线路或大企业的分时计算机来寻求刺激。还有来自旧金山和伯克利的一群理想主义者和社群组织者，用这群人中一员——莉莎·卢普（Lisa Loop）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要设法“通过借鉴科技发展成果来实现革新目的，从而战胜官僚主义思维模式”。4
此外，这个文化混合体中还有三股反主流文化的群体。其一是脱胎于湾区“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群体，迷幻剂和摇滚乐为他们那种无忧无虑的叛逆提供了动力。其二是新左派活动家，他们在伯克利发起言论自由运动，并在世界各地的校园里掀起了反战示威活动。此外还有一个与上述两批人联系十分紧密的群体，这些人喜欢看《全球概览》，拥护公社生活，他们的信仰是掌握自己的工具，共享资源，反对循规蹈矩以及权力精英所强加的中央集权体制。
虽然有一部分群体相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的世界却是相互交织的，而且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他们渴望自己动手搞发明创造，这种渴望源自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小时候喜欢用Heathkit配套元件组装无线电，上大学时阅读《全球概览》，并憧憬着有朝一日加入某个公社。扎根在他们心中的是真正的美国式信仰（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理解存在偏差），他们深信，彻底的个人主义和结社的愿望没有任何抵触，甚至是相互补充的，尤其是当人们携手进行创造的时候。美国的创客文化（从社区共建粮仓和做拼布缝纫的时代开始便是这样）通常包含着“我们一起动手”，而不是“你自己动手”的意味。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的这些湾区群体中有许多都反对权力精英，并且有一种自己掌控信息渠道的欲望。技术应该是开放、友好、轻松愉快的，而不是给人以望而生畏、神秘和极权之感。正如其中许多文化潮流的代表人物李·费尔森施泰因（Lee Felsenstein）所言：“我们想要个人电脑，这样我们就能把自己从机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论这些机构是政府还是企业。”5
在这幅五光十色的文化拼图中，肯·凯西（Ken Kesey）堪称是嬉皮文化潮的缪斯。1958年，凯西从俄勒冈大学毕业后来到湾区，在斯坦福大学读创意写作项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他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精神病医院上夜班，还为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系列试验Project MKUltra做人体试验对象，该试验的目的是检验迷幻剂LSD的效果。结果凯西迷上了这种药剂。创意写作、为挣钱而嗑药以及在精神病院做勤杂工等经历的矛盾结合促使他写出了第一本小说《飞跃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
当其他人在斯坦福周边创办电子公司时，凯西则用写书挣来的钱和他从CIA试验中弄出来的迷幻剂创立了一个名叫“快乐捣蛋鬼”（Merry Pranksters）的早期嬉皮士公社。1964年，他和一帮人乘坐一辆国际收割机公司生产的旧校车（他们把这辆车命名为“向前”，车身涂上Day-Glo牌荧光涂料），开始了一场周游全国的迷幻剂之旅。
旅行归来之后，凯西开始在自己家中组织一系列迷幻剂试验，1965年底他做出一个决定，既然他既是创业者又是嬉皮士，不妨把迷幻剂推向公众。其中最早的一次活动是当年12月在圣何塞的音乐俱乐部Big Ng’s举办的。凯西请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乐队，该乐队刚刚从“魔法师”（Warlocks）更名为“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主唱是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6 “权力归花儿”这句著名的口号诞生了。
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与嬉皮士文化相伴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和平反战运动，该运动也洋溢着这种叛逆精神。嬉皮和反战思想的交汇缔造了一些令人难忘、充满时代特征的作品，比如倡导“要做爱，不要作战”的迷幻海报，还有印着和平符号的扎染T恤衫，这些东西在后人眼中显得很搞笑，但当时却被认为是富有深度的作品。
嬉皮和反战运动都对计算机持警惕态度，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卡带呼呼作响、灯光不停闪烁的大型计算机被视为非人化和极权的象征，被视为美国政府、五角大楼和权力体系的工具。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 ）一书中警告称，计算机的崛起可能意味着“人类将变成被动、无目的、受机器支配的动物”。7 从伯克利的斯普劳尔广场到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在和平反战游行队伍和嬉皮士公社中，印在打孔卡上的警告语“请勿折叠、卷曲或损坏”成为一句讽刺标语。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当个人电脑的出现成为可能时，人们的态度便开始发生变化。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在他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睡鼠说了什么》（What the Dormouse Said ）中写道：“人们起初对计算机冷眼相待，视其为官僚统治的工具，后来，计算机作为一种个人表达和解放的象征逐渐被人们所接受。”8 耶鲁大学教授查尔斯·赖克（Charles Reich）在堪称新时代宣言的《美国绿了》（The Greening of America ）一书中批判了传统企业和社会的等级制度，他呼吁建立能够鼓励合作和赋予个人权力的新体制。他反对把计算机作为旧权力体制的工具，而是主张让计算机变得更加个人化，从而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他写道：“我们制造的机器现在也许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使人再次成为一种创造性力量，改变和创造自己的生活。”9
一种科技部落文化开始兴起。诺伯特·威纳、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科技权威的著作成为嬉皮士公社和学生宿舍的必读书。到了20世纪80年代，LSD的福音传教士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就把他那句著名的祷文“打开、调谐、抽离”（Turn on，tune in，drop out）升级为“开机、启动、接入”（Turn on，boot up，jack in）了。10 1967年，加州理工的“驻校诗人”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在一首名为“万物皆在慈爱机器的眷顾之下”的诗中刻画了这种新思潮。11 这首诗开头写道：
我喜欢想象
（愿尽快实现！）
一片赛博世界的草坪
那里的动物和计算机
共同生活在
程序编写的和谐之中
就像澄澈的水
触碰明净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