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尼瓦尔·布什的“三角论”
创新常常带有创新机构的印记。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创新历程特别有趣，因为它是由军队、大学和私营企业三方共同缔造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不是一个三方各自为政的松散联盟，而是一个稳固的共同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这三大集团结成了牢固的铁三角，即军队——企业——学术复合体。
对该复合体的缔结贡献最大的人当属万尼瓦尔·布什，他是麻省理工学院一名教授，1931年，他发明了作为模拟计算机雏形的微分分析机，我们在第二章中有相关叙述。1 布什是从事这项任务的理想人选，因为他是跨越军、企、学三大阵营的明星。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工程学院院长，是电子公司雷神（Raytheon）的创始人，还在“二战”期间担任过美国军事科学机构首脑。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杰尔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后来表示：“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对科技发展的影响能超越万尼瓦尔·布什。”他还称：“布什最重要的创新是，他不是去建大型政府实验室，而是推动政府与大学和企业实验室订立合同。”2
布什1890年出生在波士顿附近，他父亲最初是一名厨师，后来成为一位牧师。布什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捕鲸船船长，家庭环境在他的个性中注入了一种粗犷直率的风格，把他造就成为一名果断的管理者和富有魅力的经营者。和许多成功的科技业领袖一样，他既是产品制造方面的专家，又善于果断决策。他曾说：“我的祖辈都在海轮上当船长，他们有一种当机立断的行事风格。这种风格也对我产生了影响，让我在出任管理者时表现出一些类似倾向。”3
另外，和许多出色的科技界领袖一样，他也是从小对人文和科学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能大段大段地引用吉卜林（Kipling）和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的作品，会吹长笛，热爱交响乐，还爱读哲学书。他家也有一个位于地下室的工作间，他会在里面制作小船和机械玩偶。《时代》杂志后来用那种别家媒体模仿不来的老派风格报道称：“纤瘦、机智、风趣的布什是个北方人，和很多美国男孩一样，他对科学的热爱也是源自小时候酷爱摆弄的小玩意儿。”4
布什长大后进入塔夫茨大学就读，大学期间，他曾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了一台测绘仪。这台测绘仪利用两个自行车车轮和一个钟摆来记录一片区域的周长并计算其面积，所以这相当于一个做积分运算的模拟设备。他的测绘仪获得了专利，成为他一生所获49项专利中的头一项。还在塔夫茨读书的时候，布什和自己的室友就开始与一批小公司洽谈生意了，毕业后，他们就创立了雷神，这家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一家庞大的国防承包商和电子公司。
布什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授予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工程学院教授和院长，在这里，他发明了微分分析机。在科学和工程领域都无甚建树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布什为提高科学和工程在社会中的地位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当时电视机还不是消费品，而最引人注目的新发明就是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的一只米老鼠手表和一个吉列安全剃刀。“二战”的来临改变了这种波澜不惊的局面，“二战”引爆了一轮新技术冲击波，而引领这轮浪潮的便是万尼瓦尔·布什。
由于担心美国军队在技术上落后于人，布什动员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和其他科学界领袖一同说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先后设立了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和美军科技研究和发展局，这两家机构都由他担任领导。总是嘴叼烟斗、手拿铅笔的布什曾负责监督以制造原子弹为目标的曼哈顿计划以及一批雷达和防空系统开发项目。1944年的一期《时代》杂志在封面上称他为“物理学将军”。该杂志在报道中写道，布什用拳头猛击了一下办公桌，吼道：“要是我们10年前稍微重视一下军事技术，这该死的仗十有八九就打不起来了。”5
布什热情诚恳的个性使他那种干练务实的风格不显得过于犀利，作为领导者，他虽然强硬，但也不失可爱。有一次，一群对官僚问题感到厌倦的军事科学家走进他的办公室提出辞职。布什弄不清楚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他回忆说：“于是我就对他们说：‘战争期间不能辞职。你们这些家伙都给我滚出去，回去工作，我会调查这个问题的。’”6 他们只好服从。麻省理工学院的威斯纳后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会有力地表达和施行自己的主张，但他对自然的神秘抱有敬畏，对人的弱点抱有温暖的宽容之心，对待变化也十分开明。” 7
“二战”结束后，布什于1945年7月应罗斯福要求撰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最终递交给了哈里·杜鲁门总统），呼吁政府与大学和企业展开合作，出资支持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布什为这份报告选择了一个富有感召力的典型美式标题：“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那些威胁要取消未来创新所需研究资金的政客们都应该重读一下布什的引言。布什写道：“基础研究能带来新知识，为我们提供科学资本，创造出知识的实际运用所必需的资金。”8
布什有关基础研究如何为实用发明提供“种子基金”的描述被称为“创新的线性模型”。尽管后来有许多科学史家批评该线性模型忽视了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复杂的互动，但这种说法通俗易懂，而且其中也蕴含着真理。布什写道，战争“清楚无疑地”揭示出，基础科学（其任务是探索核物理、激光、计算机科学和雷达的基本原理）“对国家安全绝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还表示，基础科学对美国的经济安全也至关重要。“新产品和新流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成熟的。它们建立在新原理和新概念之上，而这些原理和概念又是纯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艰苦研究的产物。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上依赖别国的国家工业发展会比较缓慢，在世界贸易竞争中也会处于劣势”。到了报告结尾，布什上升到诗意的高度，热情赞颂着基础科学研究带来的实际回报：“当我们把科学进步付诸实践，就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高的薪酬，更短的工作时间，更好的收成和更多的闲暇，我们可以用这些闲暇时间来娱乐、研究，来学习如何生活，而无须承受旧时代压在普通人肩头，让人麻木的乏味重担。”9
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国会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杜鲁门总统一开始否决了这项议案，因为它规定基金会主管应由独立委员会而不是总统来任命。但在布什的劝说下，杜鲁门改变了想法。布什解释说，这种方式可以让总统免受那些寻求政治特权的人干扰。杜鲁门告诉他：“万，你应该做政治家。你有一些直觉很准。”布什回答说：“总统先生，你以为我这五六年在华盛顿都干了什么？”10
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三角关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它催生了20世纪末的科技革命。美国国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很快就成为美国大量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它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与私营企业相当。[1] 这些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回报，不仅促进了互联网的产生，而且缔造了在美国战后创新和经济繁荣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许多核心技术。11
战前美国也有一些企业研发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贝尔实验室。但在政府响应布什号召，出台鼓励政策并与大学和企业签署合同之后，混合型研究中心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兰德公司，该公司成立的初衷是向美国空军提供研发服务（公司名称RAND的意思就是研发）；还有斯坦福研究所及其分支机构增智研究中心（The 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此外还有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所有这些机构都会在互联网的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两家是“二战”刚刚结束时在马萨诸塞州剑桥附近成立的。一家是林肯实验室，这是一个隶属麻省理工学院，由军方出资的研究中心。还有一家名为Bolt，Beranek and Newman（简称BBN）的研发公司，由一些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也有几个是哈佛毕业）的工程师创立，员工也多为两所大学的校友。有一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与这两家机构的联系都很密切，他说起话来带着密苏里口音的拖腔，为人随和，在团队建设方面很有天分。他将成为互联网创建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