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领导者在坚持己见和要求苛刻的同时还能培养出忠心耿耿的下属。他们敢作敢为的精神使他们充满了人格魅力。史蒂夫·乔布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以电视广告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个人宣言，它的开头是这样的：“致疯狂的人。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亚马逊网站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也拥有这种鼓舞人心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诀窍在于激励人们认同你的使命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你，甚至到达他们自认为不可能企及的地方。肖克利并没有这样的才能。虽然他身上的光环可以帮他招募到一批优秀的员工，但是当这些员工真正开始与他共事之后，他们很快就会在他的粗暴管理之下心生怨恨，就像布拉顿和巴丁一样。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什么时候应该听取质疑者的意见。肖克利难以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这个问题在他设计一款四层二极管的时候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他的设想之下，这种二极管会比三层晶体管速度更快，同时能够实现更多的功能。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集成电路的起源，因为这种新元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需要在同一块电路板上搭载四到五个晶体管。但是它的制造工艺非常复杂（需要对薄如纸片的硅材料的正反两面进行不同的掺杂处理），而且大部分生产出来的成品都是无法使用的。诺伊斯试过说服肖克利打消生产这种二极管的念头，但是肖克利没有听进去。
许多引起重大变革的创新者在推进新想法的时候都会表现出同样的固执，但是肖克利已经越过了富有远见和痴心妄想之间的界线，变成了领导无方这一反面教材。在研制四层二极管的过程当中，他一直表现得十分隐秘、顽固、专制和偏执。他为此成立了几个秘密的工作小组，同时拒绝向诺伊斯和摩尔等人透露相关的信息。“他无法面对自己决策失误的事实，于是他开始迁怒于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其中一位反抗他的工程师杰伊·拉斯特回忆道，“他还会出言辱骂我们。我从他的心腹亲信变成了他全部问题的罪魁祸首之一。”63
他的偏执已经深入到了他的本性当中，这点可以在一系列打击员工士气的事件当中体现出来。例如，有一位秘书在开门的时候割伤了手指，这时肖克利坚信有人想要陷害他。他要求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都必须参加一次测谎仪测试。大部分员工都拒绝了这个要求，肖克利也只好就此作罢。后来他们发现割伤那位秘书的只是一颗图钉的尖端，这颗图钉之前一直被钉在门上用于张贴通知。“我认为‘暴君’这个词已经不足以概括肖克利了，”摩尔说道，“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的好胜心非常强，他甚至会与自己的下属竞争。根据我外行的诊断，他还是一个偏执狂。”64
更糟糕的是，肖克利对四层二极管的执迷被证明是错误的。有时候天才和庸才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想法是否正确。如果肖克利的二极管在事实上可行，或者他能够把它发展为集成电路的话，他也许会再次成为被世人认可的远见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和昔日的工作搭档巴丁和布拉顿共同获得一项诺贝尔奖之后，肖克利的偏执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他在1956年11月1日早晨接到了获奖的通知电话，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这是一个万圣节的恶作剧。在确认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开始阴暗地怀疑有人会否定他获奖的资格，于是他向诺贝尔委员会写信询问关于他的反对者的信息，对方拒绝了这个请求。不过至少在当天，肖克利半导体公司内部的紧张气氛得到了缓解，他们在里克凯悦旅馆里面举行了一场庆功午宴。
虽然巴丁和布拉顿一直都与肖克利保持着疏远的关系，但是当他们与家人齐聚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气氛尚算热络。在颁奖典礼的演讲上，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强调了天才个人和团队协作的结合对于晶体管发明的重要性。他将其称为“远见、创造和坚持的最高成就，这是通过个人和团队的结合实现的”。当天晚上，巴丁和布拉顿在斯德哥尔摩大酒店的酒吧里面饮酒叙旧。肖克利在午夜后不久走了进来。虽然他们在过去6年里几乎没有和他说过话，但是他们在这时候还是放下了隔阂，邀请他与他们坐在一起。
肖克利志得意满地从斯德哥尔摩回到公司，但是他的不安全感却没有丝毫减退。在一次面向员工的讲话当中，他表示“是时候”让世人认可他的贡献了。拉斯特注意到公司内部的气氛开始“迅速恶化”，到后来已经变成了“一所大型的精神研究院”。诺伊斯向肖克利提到公司内部“全体人员的不满情绪”正在逐渐累积，但是他的警告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65
肖克利不愿意分享功劳的心态使得他很难营造出一种协作精神。1956年12月，也就是在肖克利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月之后，他的几位员工准备将他们撰写的论文提交给美国物理学会，这时肖克利要求他的名字必须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在这些论文上，他们公司提交的大部分专利申请也需要遵守这个要求。另外，他还坚称任何发明都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发明者，因为“创意的唯一灵感只会出现在某个人的脑海中”。他还补充说其他参与其中的人“仅仅充当协助者的角色”，这种说法也许有点自相矛盾。66 晶体管的发明也是通过团队协作实现的，但是这段经历却没有让他打消这个观念。
狂妄自大的肖克利不仅会与自己的下属产生冲突，连他名义上的上司和老板阿诺德·贝克曼也成了他发泄的对象。有一次，贝克曼乘飞机来到肖克利的公司开会，讨论控制公司运营成本的需要。肖克利在会议上的行为超出了在场所有人的预料——他在全体高层职员的面前大声吼道：“阿诺德，如果你不喜欢我们这里的做法，我随时都可以带着这批人离开，我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支持。”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走出了会议室，留下他的老板和员工们面面相觑。
在其他心怀怨恨的同事的请求之下，戈登·摩尔在1957年5月代表他们致电给贝克曼，他在电话中转达了员工们的怨言。刚刚被肖克利羞辱过的贝克曼也表达了自己对这批员工的关心。“你们那边的情况看来不太乐观，是吧？”贝克曼慰问道。
“情况确实不妙。”摩尔回应道。他向贝克曼保证，如果肖克利可以离开的话，那么其他骨干员工将会继续留下来。67 但是反过来的情况也同样成立，摩尔警告如果不换一位有能力的领导来顶替肖克利，那么员工们将很有可能离开。
摩尔和他的同事们刚刚看过电影《叛舰凯恩号》（The Caine Mutiny ），然后他们也开始密谋反抗他们的“奇格舰长”（Captain Queeg）。68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由摩尔带领的7位不满现状的骨干员工与贝克曼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和晚餐，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肖克利将被调任为高级顾问的职位，而且他所有的管理职责也会被移除。贝克曼在一顿晚餐上向肖克利通知了这项人事变动。
起初肖克利勉强同意了这个安排。他允许诺伊斯负责管理公司的运作，并将自己的职责限制为提供想法和战略建议。但是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放弃控制权从来都不是肖克利的本性，况且他对诺伊斯的管理能力也存有疑虑。他向贝克曼表示诺伊斯不会成为一个“积极进取的领导”，而且诺伊斯也不够坚决果断。肖克利的批评其实也有一些可取之处。肖克利本身也许是一个过于好胜和固执的领导，但是为人友善随和的诺伊斯却缺乏一些必要的强硬。对于管理者来说，一个非常关键的要求是能够在坚决和包容之间取得平衡，肖克利和诺伊斯都不能精确地把握好这个标准。
当需要在肖克利和员工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贝克曼临阵退缩了。“我有一种不当的忠诚感，我觉得自己对肖克利有所亏欠，而且我应该给他足够的机会来证明自己，”贝克曼后来解释道，“如果我当时知道后来会发生的事情，我肯定会跟肖克利说再见。”69 贝克曼的决定震惊了摩尔和他的支持者们。“贝克曼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肖克利才是你们的老大，如果不能接受就滚蛋吧。’”摩尔回忆道，“我们发现一群年轻的博士确实无法轻易撼动一位新晋诺贝尔奖得主的地位。”一场叛变已经变得不可避免。“我们完全被逼上了绝路，我们当时已经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了。”拉斯特如是说。70
在当时来说，离开一家成熟的企业去成立一家竞争对手企业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他们的决定需要一定的勇气。“那时候这个国家的商业文化是一直为一家公司工作，直到退休为止，”技术公司营销大师里吉斯·麦肯纳（Regis McKenna）评论道，“这是美国东海岸，甚至是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价值观。”当然，如今的情况已经不再如此，而促成这种文化转变的正是肖克利的反叛者们。“从现在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惯例——主要是在这批人才的不断流动中建立的，”硅谷历史学家迈克尔·马隆（Michael Malone）说道，“现在你就算在外面创业失败，也总比在一家公司待上30年要好。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可不是这样，他们当时肯定感到非常害怕。”71
这个反叛小组最初总共有7个人（诺伊斯当时还没有加入），摩尔是他们的带头人。他们决定成立一家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司，但是成立公司需要一笔资金。于是，他们当中的尤金·克莱纳给他父亲的股票经纪人写了一封信，这位经纪人来自海登斯通公司（Hayden, Stone & Co.）——一家在华尔街享负盛名的证券公司。在交代完他们的背景之后，克莱纳在信中断言道：“我们相信可以在三个月之内组建一家半导体公司。”这封信最后落到了一位年仅30岁的证券分析师亚瑟·洛克（Arthur Rock）的手上，他从就读哈佛商学院的时候就开始涉足风险投资，而且一直以来都少有失手。洛克说服了他的上司巴德·科伊尔（Bud Coyle）和他一起前往西海岸一探究竟。72
洛克和科伊尔在旧金山的克里夫特酒店（Clift Hotel）会见了这七位工程师，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团队还缺乏一位领导者，于是他们催促这些反叛者尽快邀请诺伊斯入伙，后者在之前一直都拒绝加入他们，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对肖克利尽责。摩尔最终成功说服诺伊斯参加他们的下一场会议。诺伊斯在会议上给洛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看到诺伊斯就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住了，我可以看出他非常适合担任他们的领导。他们会听从他的命令。”73 在这场会议上，包括诺伊斯在内的八人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会共同离职并创办一家新的公司。科伊尔拿出了几张崭新的美元钞票，让他们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份象征性的合同。
在当时，要融资成立一家完全独立的公司是很困难的，对于从知名公司离职的创业者来说更是如此。那时候业界还没有形成向创业公司投资种子基金的观念。这种新型的投资方式要等到诺伊斯和摩尔创办下一家公司的时候才开始流行，这点我们会在下文讨论到。所以他们选择的是寻找一家现有的公司资助他们成为一个半独立的部门，就像是贝克曼与肖克利的关系一样。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他们仔细地翻阅了《华尔街日报》，并从中找出35家有可能接纳他们的企业。洛克在回到纽约之后就开始给这些企业打电话，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接手一个独立的部门，”他回忆道，“他们认为现有的雇员会对此有意见。我们已经尝试了几个月的时间，正当我们准备放弃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去拜访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74
费尔柴尔德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位非常合适的投资人。他是仙童摄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的老板。除了身兼发明家、花花公子和企业家的身份以外，他还是IBM最大的个人股东，而他的父亲正是IBM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他在哈佛大学读大一的时候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闪光同步相机。他后来在航拍技术、雷达相机、特殊用途飞机、网球场照明、高速磁带录音机、用于印刷报纸的利索型照相排字机（lithotype）、彩色雕刻机和防风火柴等领域都有所建树。除了继承大笔遗产，这些发明成果也为他带来了不菲的财富。他喜欢赚钱的乐趣，更享受花钱的快感。他是21俱乐部（21 Club）和摩洛哥夜总会（El Morocco）的常客，按照《财富》杂志的原话：“陪在他身边的美女就像是扣在衣领的襟花一样，每隔几天就会换一个。”他亲自设计了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自家宅邸，里面采用了玻璃制成的幕墙和斜坡，下方的中庭是一座由陶瓷覆盖的岩石砌成的花园，未来感十足。75
费尔柴尔德爽快地拿出了150万美元作为这家新公司的启动资金（大概是8位创始人原定金额的两倍），他将会以期权交易的形式获取这笔投资的回报。如果这家公司在日后取得了成功，他可以以300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完全买下来。
诺伊斯和他的追随者们组成的“八叛逆”（the traitorous eight）也把他们的公司选址在帕洛阿尔托的市郊，它和肖克利半导体公司就在一条公路上，后者在经过这次的人才流失之后一直都未能恢复元气。6年后，肖克利终于放弃了从商的念头，转而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另外，他的偏执狂心理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他开始执迷于种族之间存在遗传水平差异的观念——他认为黑人的基因存在智商上的劣势，所以不应该鼓励他们进行生育。自此以后，这位曾经构思晶体管概念并带领人们来到硅谷这片乐土的天才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的每次演讲都会出现大批的起哄者。
相比之下，由“八叛逆”成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是体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典范。因为帕特·哈格蒂在德州仪器公司研制的袖珍式收音机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所以市场对于晶体管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而且这个增长速度还会继续攀升：1957年10月4日，也就是在仙童半导体公司成立的三天之后，苏联成功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人造卫星，同时触发了美苏之间的“太空大战”。民用航天项目和建造弹道导弹的军用项目都在推动计算机和晶体管的需求。这些需求也促进了这两项技术之间的共同进步。因为计算机需要被做成能够装进火箭头锥的大小，所以找出将成千上万个晶体管塞入小型设备当中的方法成了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
杰克·基尔比（1923—2005），1965年在德州仪器公司
基尔比设计的微芯片
阿瑟·罗克（1926— ），摄于1997年
1978年，安迪·格鲁夫（1936——2016）和诺伊斯及摩尔在英特尔
[1] 例如，工程师和理论家们发现了硅（它的原子外层轨道带有四个电子）在掺入磷或者砷（它们的原子外层轨道带有五个电子）之后会多出一个自由的电子，因此这种合成材料会带有负电荷，也就是N型半导体。在硅中掺入硼（它的原子外层轨道带有三个电子）则会导致电子缺乏，也就是说本来应该带有电子的位置变成了“空穴”，这种带有正电荷的合成材料被称为P型半导体。
[2] 他的儿子弗雷德·特曼（Fred Terman）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一位著名院长和教务长。
[3] 以下链接是一个关于香农和他的机器表演抛球的短视频：https://www2.bc.edu/~lewbel/shortsha.mov。